二、铁窗之谊——访马哈拉吉

S·R·“MAC”·马哈拉吉于1964年12月被判处12年监禁，罪名是从事破坏活动。除了三个月外，他的刑期都在罗本岛与曼德拉及其他非国大领导人在一个牢区度过。

1978年，“MAC”·马哈拉吉在伦敦接受了一名IDAF研究、信息和出版部成员的采访。从这些问答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罗本岛的监狱条件。

问：曼德拉的牢房如何？

答：他住在一间混凝土牢房内，牢房7英尺见方，大约9英尺高。靠一个40瓦的灯泡照明。开始室中只配备了一套被褥，没有凳子、没有桌子，什么也没有。后来在我们的要求下，有些牢房配备了2英尺宽2.6英尺长的桌子，后来我们这一牢区的囚犯都有了。他们靠墙修了像邮局那样的柜台，但没有凳子。我们只好站着工作。后来他们提供了凳子和一个木书架，那只是一块能放书的板子。但我们自己弄到了硬纸板和塑料，做了一些碗橱，大约在1973—1974年，当纳尔逊生病时他被首次给予了一张床，所以他的牢房中有张床。让我想想，啊，对了，因为他背部有病，他得到了一把椅子，换下了那个凳子。

问：他在狱中有热水用吗？

答：从我们被监禁直到1973年，我们只能得到凉水。有时候他们把我们洗澡用的盐水换成海水，后来又换回到盐水，从大陆上用油箱运来新鲜水供我们饮用。1973年他们把热水引入了单人牢房区，比引入监狱的主体部分稍早一点儿。有了共用的淋浴设备。这时，你会发现一种典型的管理方式，你刚开始享用的设备被用作一种惩罚工具。谈到淋浴，让人立刻想起一件事：在严冬，当我们进行反对当局的斗争时，我们发现热水突然没了，其后几个星期也没有。这种事在他们给我们放音乐磁带时也发生了。一旦你习惯了什么，这件东西就会被用作惩罚形式——它会被夺走。当然他们不叫它惩罚，但你会发现一年中有6个月不能正常使用它们。

问：你们有什么卫生设备？

答：在单人牢房区我们有公共厕所，但只能在牢房开门时去，在牢房中，当你被关着时——每天你有15小时被关着，周末则达17个小时以上——他们给你一个马桶，还有一个大约能装2/3品脱水的塑料瓶，当你被关着时用来喝水或干别的什么。

问：曼德拉吃得如何？和其他囚犯相比怎么样？

答：在他被关押的开始阶段，当纳尔逊作为利沃尼亚集团中的一员来到罗本岛，监狱看守的头目向他提供了特殊膳食。纳尔逊拒绝了，因为他意识到这仅仅是拐弯抹角地使他的饮食与其同事不同，健康状况只是一个遁词。所以他吃的是普通犯人的伙食。当然根据你是非洲人、有色人种或土著人伙食而有所区别。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早饭大家都有粥（玉米面的），但非洲人同志们被允许放半匙糖，土著人和有色人种能放一匙，午饭时非洲人可能得到的是简单的煮玉米，第二天说不定是煮“塞普”，二者都是玉米制品，而同一区内的土著人和混血人种人同志可能也会得到“塞普”，但不会和黑人在同一天，然后第二天可能就是玉米饭，是用更碎的玉米做的。因此尽管你不得不吃按种族分发的食物，但其实他们大多数是一种东西——玉米的不同制品。现在纳尔逊也被这样对待，略有不同的是近年来他的饭是不放盐的。

当1973—1974年他生病的时候——这是高血压引起的——他得到了治疗，还得到了一张床，并被给予外加的病号饭。他还不得不吃不放盐的饭，因此他的食物是单独做的，那是和别人同样的饭只是没有盐，此外他还有些牛奶喝。

问：囚犯们是怎样被彼此分开的？一共分多少组？

答：当我到岛上时那里的囚犯被分为三组——其一是那些住在“单人牢房”中的人，包括参与利沃尼亚审判和其他一些人，加上斯沃普的托伊沃；其二是一些人住在监狱主牢区中，那里是公共牢房，被一面墙分为两部分，那是一座主要关押南非政治犯的建筑物，但也关了一些刑期短的纳米比亚囚犯；其三是住在另外的公共牢房中的人，那是一个较小的牢区，主要关押纳米比亚的同志，但也包括一些因《反恐怖主义法》而遭判决的南非人，有好几个非国大成员。

从1977年3月起，又一处公共牢房建成，那里关着近两年宣判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目的是使他们和囚犯的主体分开。

问：你们中有30人左右住在监狱的特别牢区——这些人全都关在单人牢房里吗？

答：全是。那一牢区有个特点，即那里全是单人牢房，每间牢房只住一人，全部人都是如此。

问：曼德拉现在是A组囚犯，这和书信及访问的条件有什么关系？

答：噢，他被允许每月收发各三封信，每月可以会见两次，每次两人，每次半小时。

根据条例，A组囚犯应当可以进行“接触”探访，但政治犯不行。另外，A组囚犯应当可以看到报纸，听到收音机，但他们也不行。

问：曼德拉在岛上都干些什么活儿？他现在在做什么？

答：当纳尔逊1962年被宣判时他正被单独关押在比勒陀利亚中心监狱里，1963年他被转送到罗本岛——在岛上的两周他被关在牢房里，什么也没有做，突然他又被送回到比勒陀利亚的单人囚室，然后在利沃尼亚案件中受审。他于1964年6月被宣判，和他的同志们一起被带回到罗本岛，并被关在一个“锌牢房”（即临时牢房），在那里他被完全隔离，单独囚禁。接着他被带到现在住着的这个特别为利沃尼亚审判中的人员盖成的单人牢房，在那里这些人首次被全部隔离。

然后他们被安排用四磅的铁锤砸石头，把它们砸成小碎块，在这里我第一次加入了他们，我们干到1965年2月，被带到石灰采石场，用镐和锹挖石灰石，再把它们打碎装上卡车，直到1973—1974年，这就是我们的主要活动形式。这种劳动还穿插着一些为期很短的其他工作——一次是修一条通向罗本岛机场的路，还有几次是修整坚硬的路面。在1973—1974年我们被第一次带到海边。在那里赤手空拳收集水草，这是轮换性的工作，我们有时收集水草，有时在石灰场干活。当局早已答应红十字会停止石灰场的工作，但尽管答应了，他们直到1975年左右才停止这么做。

我能报告的最新情况是，当我在1976年11月初离开该岛时，关在单人牢房里的同志们已经完全不出去工作了，这样他们已经有一年半时间什么活也没有。这个时候他们的学习机会已经被削减，这意味着单个牢房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在搞学习。因此他们又一次被单独囚禁。就像我们敲石头时那样，他们只能在只比网球场稍大一点的四方院里活动，连看一眼草叶的机会也没有，除非是出去接受探访。

问：请谈谈那个四方院。

答：那里原来想当做运动用的院子，1975年他们同意我们在那里建一个排球场，我们自己建成了它并将其改为一种网球场——但有30名囚犯，你知道他们不能都玩网球，而且有些人的身体状况也不合适。我有一位同志，他说现在他们不工作了，生活十分单调，他说周末也失去了意义，每天都是一个样子。当然，我们不停地要求允许我们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写诗、做木匠活儿、编篮子，你可以按自己的节奏干这些工作，你做的事情富有创造性，而且还可以看到你正在做的产品，但当局顽固地拒绝这类工作要求。

问：曼德拉在岛上日常生活如何？你能说说一个关在单人牢房中的囚犯一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吗？

答：我将谈谈在我最后两年监禁生活中典型的一天，这两年在1974到1976年之间。

我们一年中在不同的时间起床，夏天早些，冬天晚些。夏天是5点，冬天是6点。当我们醒来后出去顺着走廊来到一个有公共浴室和厕所的地方，我们有半个小时供每个人洗漱并清洗马桶。那里有4个水池供全部30人洗漱和修面，修面和刷马桶都是必须的，如果你想洗澡你就必须在半小时内完成。

然后就分发食物，食物被用罐子送到监狱的这一牢区，放在门口，由我们拿回来用盘子分给每个人，这项工作是由我们自己组织的自愿小组来做的。我们吃饭，在开门后一小时就得集合，除非看守们来晚了。然后我们出去干活儿。早些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走到工作地点去，这是一种乐趣，使我们能看到岛上的事物，但后来他们开始用卡车运送我们，以防我们从其他囚犯中走过。我们开始工作并一直干诸如清除杂草之类的活儿，直到午饭时间才可以停止1小时。食物被用罐子运来，我们用盘子分装，然后坐在地上——露天，没有桌子——用我们配备的一把勺子和一个钢盘吃饭，我们在3点半到4点间的某一时间停止工作，这一时间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我们必须在此时回到狱中，所有囚犯都要花半个小时洗澡，分盛食物并清洗用具，然后我们在4点半或4点3刻被锁在囚室中，以便看守们可以在5点下班，由另一批看守接班。如果你没被允许学习，你就只能从5点到8点在室内活动，8点上床。那些被许可学习入学考试（大致相当于毕业考试的一般水平）水平的知识的人可以学到晚上10点，学习大学知识的人可以学到11点。当你按规定睡觉时，灯依然亮着，但你应当在床上，连看书也不行。如果一个看守发现你在规定时间后看书，他就会责骂并惩罚你。在70年代早期，他们开展了播放音乐的项目，音乐从锁门时或大约6点播起，到晚8点结束。除了圣诞节、新年或其他被允许的时候，我们不能唱歌和吹口哨，个人和集体都不行。这就是典型的一天。

问：在晚上或其他什么时候，当你们在单房中时，彼此间可以交谈吗？

答：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被告知将被单独囚禁，这意味着我们完全不允许彼此交谈，甚至在牢房里时也不行。牢房中有朝向走廊的窗子，牢房就在走廊的两侧，小声和邻居交谈是有可能的，但这是不合法的，而且要受到惩罚。当然他们是根据我们是被单独囚禁这一点才这么做的。我们反抗的目标之一是他们没有权力将我们单独囚禁。当局作出让步的第一个标志是说我们已不再被单独囚禁了，只是被“隔离”。接着我们质疑这一点，说按隔离的规定他们不能不让我们谈话，其次这里的条件也和隔离不符，第三我们不应该被隔离。最后，作为我们向这些命令挑战的结果，我们得到了默许，囚犯可以在晚上8点前在他的牢房里和难友们交谈。当然当有了音乐后就不可能谈话了。那些学习的人也总是不想听到别人隔着他相互间喊叫或谈话。

就这样我们现在在干活儿时也可以谈话了。当局也不再把我们这一片牢房叫做“隔离区”，现在他们叫他“单人牢房”。

问：什么时候单人牢房中的囚犯可以进入四方院？

答：既然他们已经不再干活儿了，他们的生活就像（当我在监狱时）某些日子，因为看守不够或其他什么原因，尽管不是公共假日也不必去干活时那样：你比平时晚些被放出牢房，比如说早上8点，被留在四方院中直到11点或11点半，然后吃午饭，然后被锁进自己的单人牢房，在2点到2点半之间又被放出去，可以进入那个四方院，3点半时食物送到，4点前吃完饭，最后到4点半又被关起来。

问：有些日子——比如星期天——有什么不同吗？

答：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被关起来的时间更长。给我们开门晚锁门早，周末和公共假日的午饭时间我们不能接近难友们，我们被锁在自己的单人牢房里，其他就和平时一样了。但是我没有把它描绘成单调的日子，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日子的确单调，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对于囚犯们来说每天都是不同的，因为你可以和其他人谈话，发展友谊，你可以发展同志关系并总能发现你们有新东西可谈，你也可以一遍遍地回忆过去的事情。

问：曼德拉能得到什么图书设备、什么杂志和什么书写工具？

答：书写用具有：你只被允许得到按照准许你写的字数而确定的一些纸张，如果你是学生还可以得到一些其他书写用具。实际上最近一位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已被永久性地剥夺了学习的权利，因为当局说他滥用自己的学习权利来记录自己的生活。

图书设备有：监狱中有一些所谓的图书设备，他们是弗亚斯公司1964年关闭其设在开普敦的分支机构时捐赠的，也有一些其他人的赠品，但这些书曼德拉和单人牢房中的同志们都看不到，在我们的要求下他们最终给了我们大约250册书。许多年来我们为争取定期更换这些书而斗争，致使他们现在把单人牢房中的一间腾出来专作图书的贮藏室。这些图书每年从监狱中的主要的图书馆运来，书的数量很有限，监狱管理部在它的印刷品中声称监狱图书馆中有5000册图书，但我们从未见过这么多。我在我们那个牢区见过的图书最多有大约250册，我想我读过那里所有的书。

这些书的质量是一个主要问题。它们都得受检查，结果尽管他们声称检查的是有关性和犯罪的图书，虽然很多方面的图书都能得到，但严肃的书籍——那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书，例如历史、经济、世界地理、社会问题、社会发展——却非常稀少。好小说也非常少。我记得在我即将离开的那一年，红十字会捐赠了一笔钱买书。当局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他们声称书是他们给我们买的。他们给了我们这个牢区30本新书，其中25本是达芙妮·杜穆里埃[14]写的。

问：杂志怎么样？

答：大约在1974—1975年他们允许我们自费订阅某些杂志。现在他们允许我们订阅阿非利卡语的周刊《家庭周刊》，但需经过检查，结果杂志被检查官裁剪了很多。我们也可以订《农民周刊》，也被裁剪过，还有《读者文摘》，依然要经过检查。我们也被允许订了一份南非的足球杂志，但因为所谓的“混合”运动的发展，该杂志被删剪得面目全非。我们还订了一份英国足球杂志，我想是叫作《足球》，也经过检查。甚至南非政府的出版物，比如说《全景》和《班图》也得经过检查。

问：你们能进行什么娱乐活动？

答：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有一个排球场改成的网球场。我们最终也得到了进行室内运动的机会，主要是乒乓球，还有些较安静的游戏，像扑克、24子的国际象棋和32子的国际象棋。我们要求玩足球，但他们不让我们和别的囚犯玩，因为这就意味着把我们带出院子。然而他们开始给我们放电影，电影也先经检查，在我们这部分囚室是一个月放一次。

问：一份最近由监狱管理部的出版的小册子说南非现在有幸地处于“温和的气候”条件中，当然南非的冬天非常冷，岛上的囚犯们有足够的用具在冬天保暖吗？

答：岛上的气候很可怕，不是太冷就是太热。夏天那里酷热难耐，在石灰石采石场就更糟了。阳光照到石灰石上又反射回来，特别刺眼和灼热。冬天那里又非常冷，总是下雨，还刮阵风。特别糟糕的是我们的牢房，即单人牢房，尤其冷。那儿什么取暖设备也没有。在公共牢房，如果60个人被塞在原定只有25人的房子内，体温，大家的体温，至少能使那个地方的温度有所变化。但在单人牢房里，你独处一室，体温对改变屋内的温度起不到一点作用。相反，室内的温度影响你的体温，你会觉得非常冷。下面谈谈毯子：我们开始只有两条毯子，后来我们要求增加，他们就多给一些，渐渐地毯子够用了，现在我们每人至少有5条，床上用品诸如床单、枕头、床罩、睡衣都不给黑人政治犯用。再说说衣服：衣服过去是用卡其布和帆布做的，每年4月25日发给我们每人一件毛衣，9月25日收回，不管其间日子是冷是暖。我们被配备了短裤，土著人和混血人种冬天有长裤，但后来有了变化，他们给我们发了一种更保暖的布料制成的夹克，还发了一年中任何时候都可以穿的长裤。黑人、亚洲人和混血人种都有。毛衣仍是一件，4月25日发下来，9月25日收走，而在单人牢房区仅一件毛衣是不够用的。说说雨衣：他们直到最近才给了我们雨衣供工作时穿，那只是一种橡胶制成的无袖披风，以使黑种工人能够在雨中继续用锹、镐劳动，雨衣一点也不保暖。

使我们很吃惊的是，大约在1972—1973年间的一天，当局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条短裤和两件马甲。接着，红十字会在几周后来看我们了。那些马甲留给了我们，大约一年后换了一次。但从1974年我们就再没有得到替换的马甲了。

还有一点：在我们的牢房里不允许在坐着读书学习时把毯子裹在身上取暖，我们只能斗争，后来终于获得了允许。但即使现在允许了，也要看行政长官的念头，而行政长宫至少两年换一次。当一个新长官上任时，我们就得重新斗争一次，因为他说条例规定所有毯子白天都得叠起来。

问：冷天怎么收集水草？

答：当潮落时我们才在海滩上收集水草，但也得往水里走一点儿，当然我们不肯这样做，说他们必须给我们提供合适的服装。最后他们给了我们长统橡胶靴供劳动时使用，另外我们还得赤手空拳地干活。在我离开监狱前，那里出现了一次危机，我们以为这次危机只和劳动条件有关，但其实那正好和索韦托起义的开始时间一致。那天当我们干活儿回来时，看守骂我们活儿干得不好。那天非常冷，我们被水草弄得身子、衣服都很脏，所以我们冲进淋浴室打开水龙头，但水是凉的，没有热水。后来在天气冷得无法干活儿的时候他们还带我们去劳动，天下着小雨，我们不肯出去，我们试图就此找当局谈判，他们不肯来，我们的情况严峻。我们不想自发地行动，我们想在囚犯们中间先进行些试探和商讨——但囚犯们太愤怒了，一部分人主张我们应当自动拒绝工作。但是在这种环境下拒绝工作当然会使我们面对指控，使我们被定罪并受到处罚。

你要知道，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做囚犯的公式：我们只拒绝去做那些有损于尊严的事，并以此来判断是否应当采取公开的反抗行动。否则我们就说：我们可以去劳动，但他们必须提供管理条例要求他们提供的条件，我们这可不是在表示拒绝。所以这次我们还得借助于这个公式。这次我们只好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去见监狱当局，在长时间的争论之后我们又被迫出去干活儿，最后我们拒绝在气候恶劣的日子里劳动，于是这些日子里我们的冷水被切断，音乐也不播了，我们被锁在自己的囚室里。但在一个月内我们就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因为我们最终迫使行政长官会见了我们。我们指责他说他是故意采取这一切措施的。就此当局回答说：不，这只是一起事故，冷水不是故意切断的。看守不该在那时要你们去干活儿，但你们也应该听从他的命令出去干活，以后再来向我反映。

问：你能说说这些年来曼德拉和单人牢房中其他人的待遇有什么变化吗？这些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

答：我应强调一下，曼德拉的待遇和单人牢房中其他囚犯完全一样，因此我描述的普遍条件对曼德拉也适用。事情的确在变，早些年，我们不仅在心理上感到压力，还受到公开的粗暴对待，而现在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这些在单人牢房中的人比那些住在监狱主体地区的囚犯的处境要好。我们中的有些人遭到过袭击和殴打，但这并不是普遍现象，而在监狱主体地区，这种袭击是家常便饭。当监狱工作人员不仅使用警棍而且使用镐柄打人时，他们叫它“行动”。在我们的牢房区，我们相信早些年中公开的暴力也是得到抑制的，因为这里住着来自各国的囚犯，全世界都在看着他们会得到怎样的对待。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像曼德拉和利沃尼亚的受审者这样的同志身上。我想就是这一点使当局有所收敛。然而对个人的袭击也有发生，我们被单独殴打，没有其他人可以作证，比如说被带到一间囚室或办公室里遭受殴打。纳尔逊本人没被打过，但他见过暴力场面。我们这个牢房区发生的最后一次集体被打的事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发生在1971年3月21日，在晚上10点左右有大约30名看守在单人囚室内打了我们中的28个人，纳米比亚的同志们也被打了，从那时起袭击事件渐渐没有了，但我们心理上受到的压力增加了。

我们遭受的对待经常变化——我相信大规模的袭击殴打随时可能重新出现，而在我1976年出狱后它们果然重新出现了——这是因为我们是政治犯。了解外界发生了些什么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我们受到的对待如何。当“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开始武装斗争并首次在纳米比亚发动攻击，我们发现我们的待遇变了，意识到这个国家有什么事件发生，几周后我们偷偷运进来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开始武装行动的新闻。类似地当非国大——津巴布韦解放组织联军在津巴布韦发动攻击时，我们通过更坏的待遇猜到发生了什么事，尽管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确切知道这件事是什么。有趣的是，在1976年，我们并没有像索韦托及其后的起义时那样，随着这些后来平息了的起义受到公开的暴力虐待，当局进行了绝望的努力想切断我们偷偷得到新闻的渠道，想试探并查清我们是怎么得到这些消息的，并阻止我们这样做。在某一时期，有一两个月新闻来源完全被当局切断，我想当局并未确切知道我们是如何得到新闻的，只不过是普遍加紧了防范，影响了我们非法取得消息的途径。

正如我所说，我们是政治犯，我们得到的对待是经常变化的，但是，我们相信自己的处境依然体现了监狱当局的基本目标：贬低我们作为一个人和一个自由战士的人格。这样我们能指望有什么改变呢？在某种程度上条件确有改善，而实际上当局采取的策略是：无论他们被迫进行或允许何种改善，后来都将通过某种方式的紧缩来取消它。

这些改善之所以实现首先是因为政治犯们的斗争。我们单独或集体行动，在行动中像曼德拉这样的人扮演领导角色，把我们带到一起，领导我们进行战斗，充当我们的代言人。我们采取过绝食斗争，采取过拖延战术，我们请过愿，写信和口头表达不满，我们甚至曾组织代表团去见像司法部长吉米·克鲁格这样的人。

还有就是外面的运动的影响——这场运动发生在国外或在国内，但在监狱之外。这场运动主要围绕着释放政治犯的问题进行，但还包括一点：政治犯的待遇问题。我只是在出狱后才完全了解这场运动的深度和广度，但在狱中时我们也知道它并且可以看到证据。红十字会和一些名人来岛上看望过纳尔逊，这也是重要的力量，但我依然觉得我们受到的对待和南非斗争发展的普遍形势有关。

问：国际上为了改善囚犯待遇而向当局施加的压力，怎样帮助改变了岛上的条件？

答：我认为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扩大“条件”的概念，告诉你我是怎样理解它的，我说过连我们的食物和衣服也在变化，劳动时间、工作条件也在变化。这是我们能看到的物质方面的变化，但是我想国际舆论和压力还起到了另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不容易衡量，它就是对我们保持士气和良好的精神状态方面所起到的帮助作用，因为一个人如果感到自己并不孤单，如果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满意，并且他是为了一个正义的事业坐牢，这个事业必将胜利，他就会适应最坏的条件。我觉得国际压力已经在帮助我们保持士气方面起了作用。国际压力并不是使我们保持士气的唯一因素，但它改变了我们对身边物质条件的态度，使我们精神振奋。现在甚至连物质条件也改善了。我们不再因这些条件而困窘，所以我相信国际压力在两重意义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没有引起重要和根本性的变化，但他总能使得我们在监禁中生存下来，在监禁中，甚至那些被判终身监禁并被告知他们不会活着出去的人都确信他们不会在狱中待太长时间，他们将活着出狱。

问：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新闻记者到岛上的访问被广泛传播。曼德拉和其他囚犯对这些访问的态度如何？

答：只有一次公开的访问，那是在1977年4月由22—25名新闻记者进行的，还有些其他记者的访问，我记得有一个纽曼先生在1964年访问了该岛。还有一个叫麦克尼柯尔的澳大利亚记者，我们见到了他，我后来读到了他的报道（我要求要一份，但没得到），很感兴趣，但他对监狱的看法的确和我们不同，现在谈谈1977年4月那次公开访问。那时我已出狱——你知道我向新闻局写信抱怨，对其新闻报导一行一行地提出质疑，因为他们不准确而且歪曲了事实。

我们的态度也随着时间变化，纽曼见过纳尔逊和沃尔特（西苏鲁），麦克尼柯尔见过从我们中挑选的几个人，其中包括纳尔逊。从传回的新闻中我们看到他们是如何歪曲报导的，他们的报导方式也与和我们事先谈好的不一样。这些经历使我们确信，像曼德拉这样起领导作用的同志不能让自己处于这样的情况下：未经通告就被监狱管理部叫去，告诉他们这是怎么怎么回事然后就去接受采访和进行讨论，因为这样一篇声明就形成了，这篇声明会被看做狱中领导状况和运动的反映。我们的态度是：我们不怕采访，但我们必须事前得到通知，采访的记者也必须自己与监狱当局谈判，以便他们作为访问和交谈结果的稿子必须让我们审查，看他们都写了些什么，尽管当局禁止我们看新闻。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我们没有对报导作出反应的权利。一个普通公民能够写信或打电话给新闻机构对关于它的报道发出质疑，但我们不能，而且我们的声明会被拿去当做反映我们在这个国家政治发展中立场的权威说明。所以我们现在（我在1976年11月出狱时）的态度是：我们依然欢迎新闻界，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得到监狱当局诚实的通知，包括谁要来、来自哪一家报社，还有适当的介绍，我们必须有权决定我们中的哪些人去和他们谈，这样我们才能任命以我们的名义讲话的人。监狱管理部不能先把纳尔逊叫去，一两个小时之后又叫另一个囚犯去见记者，而这个人正是监狱当局试图说服他讲一些对他们有利的话的那个人。

问：你们能和非单人囚室区的囚犯们进行接触吗？

答：噢，我应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在南非现在进行的审判中，据称我们彼此保持接触，但实际上各牢区之间被彼此隔离，你可以据此自己得出结论。

当我在那里的时候，那里有三个牢区，我们和其他两个牢区被一面30英尺高的墙隔开。监狱当局竭尽所能不使我们有彼此看一眼的机会。但是，绝食斗争在所有牢区不断进行，一次斗争早在在一个牢区开始，到午饭时或最迟到晚饭时全部三个牢区就都绝食了。我想当局知道，我们也没有掩饰我们没有甘心被隔离这一事实，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与各个牢区的同志进行联系。他们所不知道的只是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实际上，早在1967年我们就在单人牢房里提出过要求，要求结束隔离状态，将我们关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