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勇气与艰危并长”

尽管罗本岛监狱的条件异常恶劣，但并不能削弱曼德拉的斗志，反而使他更激发出他战斗的勇气，他谴责政府压迫时直率的言语，他从事社会斗争时明确的目的，以及他为更美好社会奋斗时有力的誓言，在狱中这一切他都未尝改变。相反，他每天都经受的来源于国家机器核心的极度的压榨，一直都激励着他那从不倦怠的可贵的战斗与反抗精神。

60年代初，犯人的待遇极其恶劣，纳尔逊在争取改善待遇的斗争中树立起核心的角色。他是一个狱方当局无法忽视的犯人，这并非因为他的地位，而是因为他从不“让当局忽视他的存在”。曼德拉同志的态度和行为表明，从肉体上看他是在狱中，但在思想上他却是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能郑重地向监狱行政官奥坎普上校提出他要求保持与奥利弗·坦博的通信，就解放斗争问题交换意见的原因。

下面是1969年4月22日曼德拉从罗本岛监狱写给在开普敦的司法部长的信。

“释放我们，或者按照政治犯标准对待我们。”

亲爱的先生：

我的同事们要求我给你写信，要你释放我们出狱，并在做出决定之前按照政治犯的标准对待我们。首先我们希望指出一点：我们做出此项要求并非为了乞求怜悯，而是为了实现一切为其政治信仰而努力的人们的固有权利。

此信中所附的表A中列出的人居住在罗本岛监狱的单人牢房[15]里，完全和岛上的其他囚犯隔绝。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向你提供一份包括本要求所代表的所有本岛及其他监狱中的囚犯的名单。

在被定罪和投入监狱以前，我们都是著名政治组织的成员。我们的组织与政治迫害及种族迫害进行斗争，要求给予这个国家的黑人、混血人种和土著人充分的政治权利。我们完全唾弃各种形式的白人统治，尤其是分离发展政策，我们要求建立一个没有邪恶的种族压迫的民主的南非，在那里所有的南非人，无论其种族和信仰，都将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平并且和睦地生活在一起。直到今天我们未变初衷。

我们这些人无一例外地由于所从事的政治活动而被判刑。我们的政治活动主要是为了使我们的人民能获得自决的权利而斗争，这种权利在整个文明世界都被认为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人民抵制种族隔离政策和被不公正法律的情绪所鼓舞，而正是种族隔离政策和不公正法律破坏了民主政府赖以存在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原则。

过去，南非政府曾经在某些情况下，将远未服完刑期的政治犯释放。因此我们希望你参考克里斯蒂安·德·威特和J．C．C肯普将军和其他一些因挑起1914年叛乱而被控叛国罪的人员的案例。他们的案情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比我们更严重：12000多叛乱者拿起武器，至少导致322人伤亡；城市被叛乱者占领，大量政府装备被毁坏，私人财产损失累计达500000兰特（南非货币单位——译者注）。这些暴力行动都是由白人干的，这些白人享受充分的政治权利，属于合法的政党，拥有自己的报纸可以公开发表观点、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全国漫游去促进自己事业的发展，寻求对自已理念的支持。他们什么事都无理地诉诸暴力。奥兰治自由邦的叛乱首领，德·威特仅被判处6年监禁外加4000兰特的罚金，肯普被判7年并被罚2000兰特。其余的人得到的裁决就更轻了。

尽管案情严重，德·威特仅在宣判后的6个月内就被释放了，余人也未监满1年。这个事件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但就对待这类犯人的态度而言，现在这个54年之后的政府将对那些比当年更有理由采取暴力的黑人政治家们的处罚，显得比当时的政府更加顽固不化。现政府一直拒绝我们的要求，压制我们的政治组织，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产业工人进行严格的限制。

滥捕数以百计的其余无辜者的行为给许多家庭的生活带来了困难。并拆散了一些家庭。最终，它导致了这个国家史无前例的恐怖统治并切断了一切进行建设性抗争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暴力就成为了那些不畏审判的自由战士们不可避免的选择。没有一个讲求道义而且正直的人有其他的路可走。袖手旁观其实是对少数人统治的政权投降和对我们事业的背叛。普遍性的世界史和特殊性的南非史都告诉我们，有时使用暴力是完全合理的。

博塔政府通过在判决后不久就释放了造反者这一行动对上述事实进行了承认。我们坚信我们的案情也并无不同，因此我们要求使我们得到这种应得的权利。正如上文所述，有322人在那次叛乱中伤亡，我们提醒你注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我们采取的破坏行动中特别采取了措施防止出现伤亡情况，而这一点无论是审判我们的法官还是关于利沃尼亚案件的起诉书都是明确承认的。

详察此信所附的表格你会发现，如果引用德·威特案例作为标准，我们早已应当获释。在表中所列的32人中，有8人被判终身监禁，10人被判10—20年徒刑，5人被判2—10年徒刑。

在被判终身监禁的人，有7人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4年零10个月，另一个也已度过了4年零4个月。在被判10—20年监禁的人当中，刑期最长的是比利·奈尔，他已经服完了刑期的1／4。乔·加比·萨姆森·法达那和安德鲁·马森德是这些人中最早被判有罪的，他们分别被判了12年、8年和13年，而至今都被囚了6年。这些人中最后被宣判的是杰克逊·弗扎尔和约翰内斯·道格拉，2人分别被判了12年和7年。弗扎尔已经服完了刑期的1／4，而道格拉到1969年3月19日正好度完了一半刑期。那些被判2—10年监禁的人每人至少已服满了刑期的1／4。

当审视罗比·里布兰特、赫尔姆、皮尔纳、斯道斯和其他一些人的案例时，我们要求获释的呼吁就更强烈了。里布兰特是一个南非联邦的公民，在德国和南非联邦作战期间从德国来到南非，随即致力于成立一个半军事化的地下组织来推翻政府，把南非建成纳粹德国的翻版。他被以严重叛国罪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赫尔姆、皮尔纳、斯道斯也由于严重叛国罪被捕入狱，据称他们在南非联邦及其盟军作战期间和敌人合作。然而，现政府刚刚上台就释放了上述诸人和其他一些被控叛国和从事破坏活动的囚犯，尽管这些人是由于被许多南非人视为背叛国家的案情而被捕的。相比之下我们提醒注意，我们的活动自始至终由最高尚的理想所激励，这个理想就是人们可以在人民进行正义斗争时贡献力量，这种斗争的目的是将自身从一个以非正义和不平等为基础的政府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我们还希望提醒你，在1966年，你的前任释放了斯巴克·德凯勒、斯坦芬尼·肯普、阿兰·布鲁克斯和托尼·图。这些人起初被控和爱德华·约瑟夫·丹尼保斯（他的名字也列在附表上）合伙进破坏活动。（肯普、布鲁克斯和图在另一项指控中服罪，审判单独进行）。而丹尼尔斯和德·凯勒被重点指控，并干1964年11月17日被判有罪。分别判处15年和10年监禁。肯普、布鲁克斯和图在另一项指控中被定罪，分别判处5年、4年和4年监禁。我们了解到德·凯勒在仅仅服完他10年刑期中的大约两年或更少后即获释放，而肯普、布鲁克斯和图也在刑满之前获释。

我们没有一点抱怨那些有幸获释、脱离了艰苦的铁窗生活的人之意，并很高兴地知道他们已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我们提到他们的案子仅仅是为了表明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并强调政府应该使政策保持连续性，给予其公民以同等的对待。

我们的案子和德·威特、里布兰特的案子有一点重要的差别。他们在叛乱平息和德国投降后立即获释，而这时他们已无法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因此，可能有人会争辨说，我们的革命计划是针对未来的，出于安全考虑需要给予我们不同于前述情况的对待。此外，对我们的判决没有改变，我们的梦想也依然和被捕前一样。这些似乎都表明我们的案子和以前的情况并不相同。但是，我们相信你不会试图如此考虑问题，因为这种说法中暗含一些险恶的东西。这些东西意味着如果现在出于安全考虑要求我们待在监狱里，那么如果将来情况没有变化或变得更糟的话，我们即使服完刑期也不能出狱。而最明显的事实则为：今天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种族斗争及冲突正是由于目光短浅的政策和政府所犯的罪行而引发的。

唯一能够避免灾祸的方法不是将无辜者关入牢狱，而是放弃你们那些引人愤怒的行为，寻求理智和开明的政策。是否会有不幸的抗争和流血事件出现完全取决于政府。对我们愿望的持续压制和对强制性法律的依赖将我们的人民越来越多地推向暴力的一边。无论你我都无法预测国家在这场斗争中将付出的代价，而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释放我们，并召开一个圆桌会议来探讨一个易于接受的出路。

我们主要的要求是：释放我们，在做出此决定之前按照对待政治犯的标准对待我们。这是指我们应得到良好的食物和适宜的衣着、床和床垫、报纸、收音机、电影放映机和与我们国内国外的家庭成员更多的接触。

按政治犯的标准对待我们意味着获得各种未被禁止的读物的自由和写作出版物的自由。我们期望得到工作的选择权，以便参与我们喜爱的工作，学习我们想学的手艺。在此我们希望提醒你，这些权利曾经被给予1914年的叛乱者和里布兰特及其同案犯，这些人都是被作为政治犯对待的。

监狱当局试图这样答复我们要求按照政治犯标准对待的要求：他们说我们被法庭判决违犯了国家法律，就像其他刑事犯一样，因此不能将我们按政治犯对待。

这是错误的论证，和事实完全相反。按这种观点，德·威特、肯普、马里兹、里布兰特和其他人一样是普通犯人，叛国、破坏活动和参加非法组织在那时和现在一样是刑事犯罪。那么为什么对他们区别对待？在我们看来我们和他们的情况之间唯一的差别是肤色不同。

白人之间在某一具体问题上也出现过严重的意见分歧，那些在这种分歧所引起的竞争中失败的人最终身陷囹圄。但在其他问题，尤其是关于种族的首要问题方面，胜利者和失败者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冲突一经解决，政府就有可能采取和解的态度，给予囚犯各种便利。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这一次的挑战主要不是由白人，而是由那些几乎不同意政府的任何行为的黑人政治家引起。我们事业的胜利将意味着白人统治的终结。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监狱看做一种惩罚报复而非教育改造的机构，不准备让我们将来获释后能过上体面和勤奋的生活，在社会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而是惩罚和折磨我们，使我们没有力量和勇气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对我们疾呼反对种族专制的处置。这才是我们在狱中受到虐待的真正答案。我们在过去的五年中不停地挥锹抡镐，吃很差的食物，得不到必要的文化材料，被与监牢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这说明了为什么那些通常其他囚犯包括杀人、强奸和有欺骗行为的囚犯都能享有的权利却没有被给予政治犯。

我们不因被判刑而悔恨。普通犯人在进入监狱时被编入C组，而政治犯则被编入D组，这是享受权益最少的一组。那些终于进入A组的政治犯也无法享有同组其他犯人所通常享有的权益。我们被迫用锄、镐干活，不许看报纸、听收音机、放电影、接触访问，甚至日用杂物都很少得到。

正如在本信第二段所指出的那样，我这个要求是代表被关押在本岛和其他监狱中的所有盟友提出的。我相信他们能无一例外地在政府可能做出的让步中分享好处。

1959年的《监狱法案》给予了你改善我们处境的权力。此法案条文规定你有权在我们宣誓后释放我们或给予我们缓刑。德·威特和其他一些人正是按照第一种方法获释的。作为结论，我证实我们在本岛的岁月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几乎我们中的所有人都以各种方式体会到了有色人种囚犯所面对的艰难困苦。这些艰难困苦有时是政府对我们的问题漠不关心的结果，有时则是赤裸裸地迫害造成的。但是事情已有所改善，我们希望今后还将继续好转。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们相信当你考虑我们的要求时，你能记住激励我们的理想，记住构成和指导我们行动的信念。这种理想和信念是解决我国问题的唯一方法，他们和人类大家庭开明的概念是一致的。

你诚挚的

（签名）纳·曼德拉

监狱特派员斯坦恩将军也感受到了来自纳尔逊的压力。起初监狱特派员为给予狱方在罗本岛建立恐怖高压统治的自由，采取了尽可能远离监狱的方法。作为犯人代言人的曼德拉，同其他人一致谴责特派员的这种长期远离罗本岛的策略。

作为回答，特派员总是谎称他忙于事务，时间紧迫，并以此作为他从不到罗本岛的借口。为了在斗争中反守为攻，与残暴统治保持一致，斯坦恩将军屡次警告纳尔逊停止代表其他犯人的活动。应由每个犯人提出自己的不满之处，不应窃居发言人的地位，“纳尔逊，你是个囚犯!”但他的命令并未得到理睬。

在和特派员的联系过程中，曼德拉公然对抗，继续描述大众的状况。监狱中的其他囚犯决心每人都履行这样一个职责，即抓住每个机会发泄私人怨恨，以表明在周末只有一个看守记录囚犯的不满是不合适的。很快，用有限的几个看守人员来记录一千多名犯人中每一位的抱怨明显地不可能了。

官僚们总是很含糊地采取从先前严格的规定中退出来的策略。因而，每个囚犯，甚至在关于公众不满方面，要做自己的发言人的规则在实际中被取消了。囚犯们委托某个人或来自各个牢区的个人小组表达他们的不满。而被委托者并未因履行发言人的角色而受到阻止或惩戒。这种方式成为传统，取代了先前错误的正式法律。

因而，反对监狱当局“囚犯应当各顾各”政策的胜利属于狱中全体囚犯的合作努力。而这个策略的原订目标是使囚犯更易和当局接近，孤立那些捣蛋者，辨认出易说服的人并雇用他们来分化囚犯以破坏他们的士气。

这种企图失败了，归功于监狱全体的努力。而且，曼德拉因为此次运动的胜利取得了特殊的地位。

在当局明显地接受了选派代表作为代言人的方案后，纳尔逊第一个支持推举其他狱友而不是自己参与代表小组。当遇到很重要的和很有分量的问题时，特别是当有高级官员或外来人来访时，纳尔逊总是单独或者和其他同狱犯人一起被推举为代表。通常，外界参观者都要求会见纳尔逊。

曼德拉语言表达能力很强，他自信，讲究实际，有决断力和说服力。他做为囚犯代表的工作并不总是立刻产生效果，但他们最后总是能产生影响。“他是激励我们实现改善条件这一目标的精神动力。”

曼德拉同时也是个处理监狱管理工作的精明决策者。他决心弄清每一个被新任命到罗本岛监狱的主要官员。只要有一个新的官员来到，他便会和此人见面，在这种会见中他会对此人有所了解。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概括出囚犯心中的不满是他的职责，并且会使新任长官了解前任长官未完成的对囚犯有利的项目。

一个“罗本岛人”回忆说：据我所知，巴登赫斯特上校，又名“吵闹小子”是唯一一个拒绝和曼德拉会见的人。后来有人透露说，“吵闹小子”是来执行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使我们这个“纪律涣散”的牢区“守纪律”。

被委以这个神圣的使命后，“吵闹小子”中止了监狱条例，制定了恐怖的规章，在我们牢区尤甚。每次他视察经过我们面前时他都低着头。他没有时间对囚犯打招呼或让囚犯向自己问候，更不要提停下来听我们抱怨了。

“吵闹小子”唯一一次对囚犯们讲话是为了宣布处罚条例：隔离、很少量的食物、管束、从高向低降级、剥夺学习的权利等等。他粗暴地对待反抗者。有一次为了显示他们对正在进行的绝食的不满，他派他的恶棍看守们夜里在我们的牢区采取了行动。

他们三四个人一队拿着警棍搜查我们的单人牢房。大喊着：“对着墙!”“打!”

这个单人牢房区的许多囚犯遭到殴打，他们被拳打脚踢。安迪姆巴·托伊沃·加·托伊沃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也是遭打最严重的一位。在此次殴打之后，他还被迫清洗沾着血的房间，就像1971年3月28日的其他受害者一样。这是罪犯典型的习惯，破坏任何在未来的调查中对其不利的证据。折磨人的南非警察和看守将消除证据发展成为一门艺术。此后，在法庭或上级询问时，他们便予以否认，说谎时还显得很无辜。好在他们的良心不至于出卖他们。

“吵闹小子”上校的统治持续了两年。在这两年中，我们中平均有一半人被关在惩戒室里，这使得组织任何有效的内部反抗都很困难。因为有访问者（包括神职人员）的干扰，对合法访问权利的削减和更为严格的信件审查制度，动员外部力量很不容易，但是我们生存的严酷条件渐渐泄露到外界。囚犯们的一些亲属通过法律途径对系统性的骚扰和剥夺学习权利的行为提出诉讼。

一天，在我们劳动时，一个阵容强大的法官代表团会见了我们。一些高级监狱的长官，包括“吵闹小子”也在其中。在他们和曼德拉接触时，“吵闹小子”进行了干涉，他威胁纳尔逊说：“纳尔逊，自从我来到这里，你受到过惩罚吗？”这位长官的声音很激动。“没有”，纳尔逊说，“但不能只看我一个人，你对我的一些同事的所作所为影响了我们所有的人。你是在迫害我们”。“纳尔逊!”“吵闹小子”打断了他，在所有的法官眼前激动地用颤抖的手指指着纳尔逊说，“你为此会付出代价的!”

纳尔逊带着富有表情的缄默神情转向法官。这是请他们对被打断的口头证据进行证实。

一个叫斯坦恩的法官，是城市基金会（处理黑人城市状况，特别是住房事务的组织）的董事长。他看起来对高级长官的粗暴强烈不满。有一阵很小的骚动，因为有一些听到巴登赫斯特威胁的法官曾经和其他囚犯交谈过。这些法官的表情似乎是想让“吵闹小子”在法庭中重复这样的言论。不幸的是，罗本岛不是法庭，而是一个声名狼藉的监狱，是“吵闹小子”和他的同伙蔑视正义和法律的地方。实际上，如果巴登赫斯特更卑鄙的话，他会告诉审判官是他负责管理行为。毕竟，是法官们在种族隔离法下对囚犯判刑，而他仅仅是执行这种种族隔离法律，是用典型的种族主义方式将这种法律运用于法庭的牺牲品上，而这种权威是通过法律和法庭授予的。

但是，关于南非审判制度的国际观点似乎对他们部分人产生某种有利的影响。在玛迪巴与“吵闹小子”冲突之后，我们相信高级长官不会在罗本岛上再耀武扬威很长时间了。无论巧合还是必然，巴登赫斯特制定的规则实际上已不能再次生效。尽管他一再折磨、压迫和残害我们。但他的把戏一再遭到失败。他的目标就是要残害我们，羞辱我们，并暗中破坏我们的信念，强迫我们放弃自己的原则。

像他的前任一样，他失败了，离开了——正是我们这些长期的囚犯过去通常说的：“看守警官来和去，我们留下继续。”

在和狱警的关系中，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纳尔逊同志对高级警官和低级警官的态度明显不同。

在知道他的低级狱警眼中，纳尔逊显得慈祥而富有魅力。许多年青看守对他很友好，偶尔向他请教他们自己的工作或社交问题。有些人从父母那里带来问候，他们的父母很想见他，并羡慕他们的儿子能有机会见到这样一位伟人。就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非洲白人在性格上并不一致。

高级长官成了玛迪巴的目标。他们不仅要回答对腐败的管理规则的攻击，而且还要就尖锐的对抗政府的问题与宣言为政府进行辩护。“你为什么压迫我们？你的肤色并不使你更加高贵。我们都是人，我们需要政治地位。我们要求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连罗比·雷布兰特这个卖国贼和纳粹的同情者都受到了赦免。我们不是叛徒，我们是爱国者，让我们自己写回忆录。”他们也许会拒绝某些主张或拒绝接受纳尔逊的要求，但他坚持攻击他们的痛处，直到他们非常尴尬，辗转不安。

通常，这些高级警官因为无知而憎恨他，吉米·克鲁格，那时的监狱部长，便是一个无知者。

在1978年他参观罗本岛时他与玛迪巴有一次长时间的会谈，会谈中玛迪巴提出囚犯的要求以及讨论主旨问题。会见后，玛迪巴感到极其失望和震惊。对玛迪巴来说，这个部长对非国大的历史和政策一无所知。他无法讨论非国大的自由宪章，因为他从未读过。而这当然不能阻止他指责这个文件是共产主义的文件!人们怎能期望从这样的法官和监狱部长中得到正义？

显然，只有监狱和坐牢!

尽管十分厌恶吉米·克鲁格的无知，曼德拉同志也只能劝他了解一下非国大的历史和自由宪章。他也许曾试着这么做，因为从那以后他便失去了大臣职务。天知道他的那位野心勃勃的安全长官发现他居然在读“禁读文件”，于是便在他的名下准备了个不敢恭维的材料详尽的档案!

曼德拉同志与中级警官的关系并不大好。他们在妄图爬上统治阶级台阶的欲望支配下，表现得比高级军官更加极端。只要他们稍有这样的神情，玛迪巴总是冷冷地讽刺道：“听着，你只不过是个低级警官，无法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要见你的上级……”

监狱头目普林斯中尉就是一个典型的中级狱警，他曾经阻碍安迪姆巴·托伊沃·加·托伊沃往外寄信，只因为他们不喜欢纳米比亚[16]这个字眼。这家伙毫无头脑，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从不考虑这样的失礼意味着什么。

纳尔逊曾拿着妻子申请探监的来信去见普林斯中尉。结果这份申请以极其荒谬的理由被拒绝，那理由是纳尔逊不想见她。纳尔逊不想见他自己的妻子？瞎说!

普林斯中尉还未察觉纳尔逊的不满，竟称温妮只不过是在寻求公众注意。公众注意!胡扯!种族隔离制对他妻子的这种不断的迫害，一个自命不凡的小狱警的荒谬言论，简直使玛迪巴发疯了。他冲普林斯中尉晃着铁拳，暴怒地吼着让他滚开，然后怒气冲冲地甩上门离开了办公室。

他回到牢房时仍气喘不止，有人甚至低声说他需要镇静剂来平抑血压。

不久，狱方就指控纳尔逊威胁监狱长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纳尔逊一直都盼望着这样。因为他要对普林斯中尉进行反控诉，控诉他的上级，控诉整个监狱体系，控诉所有黑人痛苦的根源——种族隔离制度。

他的辩护律师不高兴见到这样的辩护词，因为这似乎是在对抗法庭和政府。同法庭和政府对抗并不是纳尔逊担心的事。不管怎样，白人政府及白人法庭都仇视所有黑人的利益。这种敌对情绪在任何白人政府的处事态度、政策，以及它的结构和程序中都明显地表现出来。曼德拉精心写就的辩护状无可争辩地表明黑人已度过了只能爬行的阶段，已经到“站起来”的时候了。无论监狱内外，无论任何地方，都已经到了站起来反抗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时候了。站起来吧，让他们瞧瞧我们的力量!监狱这个社会机构曾经被仅仅用来恫吓和强迫南非黑人，使他们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只能用腹部爬行并只能称白人为“老板”。现在这里正是站起来展示黑人身份的地方。

这就是曼德拉的辩护词。没有道歉，只有反控诉，只有勇敢的挑战。

然而，案件未被受理，当局察觉到纳尔逊辩护词的用意后就撤消了这个案子。

他们本不会知道，但他们通过在纳尔逊请教律师的房间内安装的窃听器偷听到了辩护状的内容。纳尔逊和他的律师也的确发现房间内安装了监听他们谈话的窃听装置。

于是另一场辩论开始了。纳尔逊开始抗议监狱当局干涉他合法言论的非法行为。

监狱总部不得不修改法令以使以往的非法行为合法化。

当局在获悉曼德拉的辩护状之后不久，就打算没收他为辩护起草的全部文件。然而，纳尔逊凭着他的机智和长期与敌人的卑鄙策略做斗争的经验又一次击败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他在应付监狱、法律以及各种窘迫环境的惊人的胆略，使得他又一次赢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胜利。

监狱当局倚仗压倒性优势和有利条件，试图策划一个秘密行动。窃听器事件发生之后，纳尔逊向律师咨询的行为受到了妨碍。他每一次申请律师来罗本岛都被当局一再拖延。然而这种试图在没有律师为纳尔逊辩护的情况下开庭的作法受到了纳尔逊强烈的抗议。

一天，局面似乎突然开始好转。一封来自律师的信说他将在某日来罗本岛。监狱当局也证实法庭将于信中提到的日期开庭，并且同意律师为纳尔逊辩护。然而在未通知纳尔逊·曼德拉的情况下，开庭几天前，他的律师得知由于对纳尔逊的上诉已被撤消而不必再前往罗本岛。

纳尔逊在开庭前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法庭继续着宣称指控已被撤消的虚伪把戏。

当官员们围上来要求纳尔逊提交辩护状时，他几乎还无法从震惊中恢复过来。这是政府的狡滑的圈套。自此以后，当局就有权随意剥夺囚犯的任何财产。纳尔逊交出了辩护状并表示了抗议。

如果监狱当局以为这圈套是对纳尔逊的“致命的打击”，那他们还会再打其他主意的。尽管这些文件已被夺走，纳尔逊仍抗议说文件是他的，并为重新得到它而采取了行动。在经过漫长的合法抗议之后，文件终于又被归还给他。

纳尔逊唯一的目标是通过他的律师把这些文件送到狱外。狱方当然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迫撤消了这个案件。

文件归还之后，纳尔逊继续坚持认为律师有权阅读并代他保存这些文件，或者，如果当局拒绝该建议，他妻子应在他出狱前保存这些文件。

当局自然不会让如此危险的文件落入“不负责任的人”手中。让它和纳尔逊一起待在牢房里才最安全。在狭小的牢房中，它才不会给他们带来危险。

纳尔逊同志从未放弃将这颗定时炸弹拿到外面去爆炸的努力。这可能会破坏对丑小鸭变白天鹅般改头换面的种族隔离的美化宣传。纳尔逊从不放弃，每一天、每一小时他都想着斗争。他的梦想和行动反映着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