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释放曼德拉!”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新的行动，非国大在大众心中的声誉提高了：1980年早期，“民族之矛”游击队第一次袭击了白人警察局；约翰内斯堡附近重兵守卫的石油设施被破坏；在比勒陀利亚郊外，三个1976年6月后离开本国的“民族之矛”青年在银行劫持人质、要求释放曼德拉。当警察猛攻银行时，三人连同两名作为人质的妇女都被杀。大约2万名群众聚集到索韦托的街道上以及举行葬礼的墓地，调查显示大多数黑人把他们看成“英雄，为变革作拼死斗争的勇士”。

和平改革的压力不仅来自英文报纸，而且来自两个有影响的阿非利卡人的报纸。《祖国报》的编辑警告说政府必须学会和激进分子以及传统的黑人领袖谈判。他承认：“他们越是激进，得到的支持也越多。”《形象》报说这些领袖“不仅仅是煽动者和教唆犯。他们在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正如阿非利卡人一样”。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在10年前的请愿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大约20年前他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的号召被广泛地复兴。1980年3月9日黑人报纸《星期六邮报》的头号标题“释放曼德拉！”宣告了一场由其发动的运动的开始。

黑人社团领袖坚持在他们参加国民大会之前，必须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允许流放者回国，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其他黑人组织的禁令、废弃种族隔离。“我们相信在这个国家里现在正在寻求的艾丽斯漫游奇境的解决方法将缓慢又痛苦地将我们引向一场危机。”《邮报》编辑珀西、科布扎说。

随着运动积聚了力量，《邮报》下一个星期的标题变成了《让我爸爸回家》，刊登了有关曼德拉生平的一篇文章以及津姬和她的侄女扎基韦和温妮·曼德拉作“权力”手势的照片。

在沙佩维尔惨案20周年纪念日的前夜，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白人学生在大礼堂举行一次集会。“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历史上交出自己权力的第一人？”黑绶带组织的领袖希拉·邓肯说。科布扎则向白人南非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们相信政府诚意最显而易见的行动就是释放曼德拉。”

津姬·曼德拉告诉集会的群众：“我不是作为一个呼吁释放自己父亲的女儿而加入你们中间的，我是作为我们这代人的一分子加入的。这一代人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生活。”她说出了对所有没有父亲，甚至有时没有母亲的孩子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一代人看到的是压迫人民的恶行，童年的话题是上一次的袭击、谁的父亲或母亲被拘留、关在哪所监狱、上次探望是什么时候以及最近警察对家里的袭击是何时发生的。

“一年年过去，我们开始明白自己周围严酷的现实，我们不仅看到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次又一次的审判，而且看到更多人在那些有权随时将他们从自己所爱的人身边夺走的人手中失去生命。我了解所有这些折磨和恐惧。虽然我个人并不比其他黑人孩子承受更多。我了解这些恐惧，看到我的父亲牺牲所有物质的东西为公正、荣誉和人的尊严而战。我看到他们为此付出所有，我看到成千上万的父母也是这样。但我也看到这些牺牲却得到了他们为之奋斗的越来越少的自由……我看到人民的苦难已到达了顶点，我看到了索韦托火山猛烈地喷发，我们将不再忍受。”

她又说，使她恐惧地是在父亲的政治生涯中，他提出了许多解决办法，并说除非人们听从，否则暴力将会发展到不可控制。最后津姬说：“呼吁释放曼德拉就是说改变不可避免的大屠杀。”

三天之后，即1980年3月23日，在索韦托的基督教堂，5000群众纪念沙佩维尔惨案以响应莫特拉纳博士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的呼吁，图图主教代表教会理事会执行理事在《邮报》“释放曼德拉”的请愿书上签了名，他的护照刚刚因为他坦诚的言论而被收回。“无谓的牺牲和流血，像津巴布韦人民承受的那样”，理事会宣称，“只有一种可能避免，就是曼德拉和其他在狱中或流放的领袖能够参与统一的南非社会的重建”。

随着成千上万的人在请愿书上签字，包括温妮·曼德拉，运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1980年6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意义的讨论”。

阿非利卡国家主义者的出版社，号召在穆加贝在津巴布韦取得胜利之后全国集会，加速了运动的发展，出版社不得不宣布这只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把戏”。但是在保守的商业社团里有一个重要的声音响起：试图改善南非国际形象的SA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认为曼德拉的被释放将是“政府决心影响种族和解的标志”。

1980年4月15日，司法部长在国会严厉批评了所有释放曼德拉的运动。他引用了3月12日《好望角时报》的一篇评论，评论说随着罗得西亚战争的结束和选举一个黑人政府，“从罗得西亚的错误中得来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释放曼德拉将成为一个极好的起点……”

“如果这不是南非公众难以容忍的影响”，部长说，“那么我不知道是什么。南非其他的英文报纸都接受了这一呼吁。这并不新鲜。要求释放曼德拉的运动并不是新鲜事儿……”，他按着给出他称为“真实的”曼德拉的档案，声称他在非洲旅行时带着由“苏联克格勒”提供的文件，而且他访问了铁幕后的国家以图协作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这是唯一的一次英国被当做“铁幕后的国家”）。由此他得出结论：曼德拉“始终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就像他在一生中是一个坚定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一样”。

简言之，政府拒绝释放曼德拉。当斯泰伦博什的阿非利卡人大学持异议的学生嘲笑总理宣布他不会释放那个“首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时，总理勃然大怒。法庭判处曼德拉无期徒刑。

国家安全局前首脑范登·伯格将军提出抗议，不赞成政府的做法。他说曼德拉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只是代表黑人民族主义，就像阿非利卡人代表阿非利卡国家主义一样。

到5月底，很显然政府已放弃了和平谈判的机会。阿非利卡人毫不让步，要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而且因为拥有军事和经济力量，面对黑人革命，他们选择了战争。革命受到了威胁，可能会延长，并带来可怕的后果。

释放曼德拉的运动演变成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政治犯们现在可以自己从报纸上看到运动的进展情况。16年来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1980年5月13日，警察局长路易斯·勒·格兰治宣布他们每天都可得到一份英文报纸和一份阿非利卡语报纸。他们还可以用整理花园挣来的钱从一个监狱售货店里买到水果和梳洗用品。至少对曼德拉和其他在特殊牢房的人来说，服苦役的日子结束了。

温妮·曼德拉相信总有一天她丈夫会离开小岛，现在她的愿望实现了，但并不是她所指的恢复自由。1982年4月的一个晚上，曼德拉、西苏鲁和其他三个利沃尼亚案的被告——卡特拉塔、马拉巴、姆兰盖尼突然接到命令要他们收拾东西，并被送往大陆。第二天早上，当岛上的同志们醒来时，发现5个房间都空了：对他们而言，西苏鲁曾是他们的密友，而曼德拉则是他们的父亲。

温妮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后来又听到电视转播，最后她收到警察局的一封信，通知她的丈夫已被转往波尔斯摩尔最高安全监狱。当局未做任何解释，她猜测可能是阻止他正在做的工作：他收到了经费以组织年轻的囚犯学习，或者政府希望消除为绝大多数人所知的“曼德拉在罗本岛上”的说法？曼德拉的监狱号码变为D220／82。

在开普敦港口，5个人被带上一辆一直守候于此的封闭的军用卡车，经过一小时的行程到达位于托凯郊外白人社区的波尔斯摩尔。在桌山和监狱外的小山之间有一条狭谷，这是南非最美的景致之一，有大片的葡萄园和松树林，但他们一点儿都看不见。残酷的剥夺才刚刚开始，他们完全与世隔绝，被禁闭在高墙斗室中，曼德拉后来告诉一位来访者，他开始明白了奥斯卡·王尔德称之为“那一片蓝色却被囚犯们当做天空”。

波尔斯摩尔是一所现代化的监狱，有狭长的黄砖砌的建筑，成千上万不同种族的犯人被隔离在不同的地方。曼德拉和他的5个同伴被关在一所“孤立”房子三层上的一间大宿舍里，可以通往一个L形的四周高墙环绕的院子。和他们一起的是一个判了20年刑的年轻人帕特里克·马魁比拉。

曼德拉仍坚持他的日程，早上3∶30起床，运动两小时，“直到大汗淋漓”，白天则看书学习。

他们发现有些条件比岛上改善了：吃得好些，偶尔还有开普敦的朋友送来的饭食；可以看到大量的报纸包括《卫报周刊》和《时代》，还可以收听广播。“可惜只有极高频波段”，曼德拉说，“所以我们只能收到南非台，收不到BBC”。[20]

温妮第一次探望他时发现，等候室很舒适，探视问有一块很大的玻璃挡板，她可以从腰部以上看到她的丈夫，声音不用电话而用麦克风传送。20年来她第一次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他看起来很好，看守也不再大喊：“探视结束!”格雷戈里中士只是提醒她：“曼德拉夫人，你还有5分钟。”温妮说格雷戈里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他是在岛上慢慢了解了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后改变的，并陪他们到了波尔斯摩尔。这些小小的改善对这么多年受到如此粗暴对待的夫妻是多么珍贵，他们可以拥有一点儿小小的隐私。

温妮对她丈夫抗议监狱条件的报导在国外广为曝光，大肆喧染。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他们被转移后监狱条件不再有新的消息。1983年7月，海伦·苏兹曼被允许探视他们，她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她发现曼德拉的身体很好，精神振奋。牢房很宽敞，她被告知是院子有时进水而不是牢房。至于曼德拉的伤脚，她问起时他显得很惊讶。“他总是这样”，温妮说，“跟海伦谈话时，总是尽量轻描淡写。实际上，我探望他时，他脱下鞋，透过玻璃让我看”。每想起这一点她都会大笑，“21年来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脚”。

沃尔特·西苏鲁在牢房里庆祝了他70岁的生日，人们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礼堂里举行了一次集会，向他表示敬意。

1983年8月“联合民主阵线”第一次全国大会上，他的祝辞得到了热烈欢迎。来自各种族和全国各地包括迄今未受政治冲击的村庄的600个组织聚集到一起，有社团组织、工会、教堂、学生团体、文化和政治协会等等，选出的领袖是印度人大会的成员阿伯蒂娜·西苏鲁、海伦·约瑟夫和阿尔奇·古梅迪。后者的父亲在20年代晚期担任非国大主席，他本人曾是因被指控叛国罪而遭审判的一名被告。世界新教教堂联盟主席和发言人阿兰·博萨克博士，是一名守护者。成员中有许多“宪章分子”（拥护自由宪章的人），一人一票是联合南非的目标，“释放曼德拉”的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1984年5月，当温妮·曼德拉和泽妮及她最小的儿子到达波尔斯摩尔时，温妮被格雷戈里中士叫到办公室，她立即猜测是她丈夫病了，但格雷戈里捎来了监狱当局的口信：从今后曼德拉被允许“接触”探望，泽妮描述了当时的情形：22年后，她的父母互相亲吻着，紧紧地拥抱了很长时间。

曼德拉和西苏鲁及其他四位同伴，仍然被禁闭在他们三楼的牢房里，与其他犯人和人民隔绝。一天天，他们研读报纸，收听政府控制的电台，冲破波尔斯摩尔的禁锢讨论着世界上每一个新的发展。

1984年冬天是P·W·博塔胜利的日子，至少看起来如此：在西方，恩科马蒂条约[21]作为他改革政策的又一标志受到了欢迎。为新宪法他从白人选民那里赢得压倒多数的赞同，击败了阿非利卡人右翼反对派。在他任总统期间，建立了一个三方议会，460万白人以外，350万有色人种和印度人也有了自己的代表。然而，他们的权力要服从白人否决权，2100万非洲人的“权利”被限制在班图斯坦和市政委员会。

一场抗议运动爆发了：黑人、有色人种和印度人，看到他们中的妥协分子与阿非利卡人合作巩固其统治，而又促使世界相信种族隔离已废除，西方缺少经验的批评家开始缴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不顾强烈的批评和抗议游行，接见了博塔总统。自史末资将军以来，他是第一个对英国首相进行官方访问的南非领导人，而且还被教皇接见。在法国政府拒绝会见博塔后，曼德拉说当他女儿泽妮代表他接受波尔多律师协会授予的奖金时，他找到了向法国人民表示“敬意”的机会。

博塔回国时受到南非白人英雄般的欢迎。但是三方议会的选举表达的却是更愤怒的抗议，超过80％的合法投票人联合抵制选举，当新议会在9月召开时，整个国家充满种族骚乱。

极度贫困、经济衰退和长时间的干旱使班图社区和黑人经济区的人们陷入绝望，在瓦尔三角区（从约翰内斯堡到韦雷尼京地区），房租上涨，被拒付，人们只是付不起，黑人居住区西博肯被7000人包围，警察挨家挨户搜索，逮捕违法的居民。“就要打仗了。”黑人们常这么说。温妮·曼德拉在谈到西博肯事件时说：“当调遣军队包围一个居住区只是因为人们抗议房租上涨，只是因为人们像在每一个民主的国度所做的那样，这样的政治环境已恶化到了极点。”

压力变得如此巨大，两个主要的工会（南非工会和南非工会委员会），以前对政治抗议很谨慎，现在则和联合民主阵线和南非学生委员会一起组织了瓦尔三角区的罢工：这是记忆中最大的一次罢工，使工业陷入瘫痪。

那时，图图主教正在美国，从奥斯陆传来消息——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23年前，卢图利酋长曾获得诺贝尔奖，他曾呼吁国际社会对南非政府和种族隔离政策进行制裁，多年来议会支持卢图利倡议的游说只取得很小的进展。“敌人的脚步声震耳欲聋，然而一个意见更响亮：现在是谁的时代？”维克多·雨果写道。这是这样一个时代，不仅仅在美国，而且更在整个世界。

图图的地位和特权，以及他的力量、热情和智慧，和其他意义重大的因素一起改变了美国对南非的政策。里根总统的“建设性协定”被证明是一次惨败，只是给南非政府壮了壮胆，杰西·杰克逊在总统选举期间的活动使南非引起公众的注意。同时在国会，黑人小组和自由成员正做着踏实的工作，并从兰德尔·鲁宾逊的组织得到重要的帮助，每天，电视报道表明阿非利卡人的不让步，南非政策的残忍和黑人的反抗、勇往直前的勇气和决心。

感恩节前夜，“自由南非”抗议者在南非驻华盛顿大使馆前静坐，促进了不断发展的全国范围的运动。这场运动参加者有民主党人也有一些共和党人，有黑人也有白人，有知名人士也有所谓的“无名小卒”，从南非撤回投资的运动也突然加剧了。

在这些运动和对国会采取制裁施加压力的人们当中有一个重要人物：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他在1985年2月的一次南非之旅期间，访问了布兰德福特的温妮·曼德拉，并要求探望曼德拉本人，但遭到断然拒绝。然而几天后，英国保守党员、欧洲议会成员贝塞尔勋爵被允许进入波尔斯摩尔。22年来曼德拉一直被禁止与家人谈论监狱的条件和政治，现在他被允许和一群陌生人讨论。

司法部长H·G·科特西坦率地告诉贝塞尔勋爵，这次访问是经当局允许的，所以他可以确信曼德拉得到很好的对待，身体健康，很明显，当局并没有忘记国际上给予温妮·曼德拉1983年报道的关注。

尼古拉斯·贝塞尔描绘了会见的场面：

“我在防卫森严的主管办公室里等待着纳尔逊·曼德拉……高级军官们穿着黄色卡其布制服，肩章上闪烁着金星，一些人把尖顶帽拉下来遮住了眼睛，看起来像守卫们的军士长。他们进进出出，用阿非利卡语兴奋地交谈着。最后，三个人走进屋子，其中一个径直走向我，‘您好!’他说，我也向他致意。‘您一定和温斯顿·丘吉尔有点联系，’他接着说，暗示我需要减几磅体重，‘无论如何，很荣幸接待您。’

“他急于让我放松，就请我坐在桌旁，这样好做笔记，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我要见的人。

“他很高很瘦，满头银发，穿一件无可挑剔的橄榄绿衬衣和一条裤线笔直的海军蓝长裤，看起来就像是南非监狱里的一位将军。事实上，他的举止是他们当中最自信的一个，站在房间里他明显卓尔不群。然而，他是黑人，而且是个囚犯，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囚犯了。在欧洲人们为他写歌，在伦敦以他的名字来命令街道。他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他献身于摧毁种族隔离制度，如果必要甚至不惜诉诸暴力。”

曼德拉向贝塞尔讲述了罗本岛上的“艰苦岁月”，所有的侮辱和精神迫害，以及1974年前后戏剧性的改善，“现在只有废除整个南非的制度才能使情况有所改善。”他补充说。

他承认他健康状况良好；谣言说他患有癌症，是假的。他也没有截掉脚趾。但是，他说他对牢房的条件仍有怨言：“墙上有一块潮湿的地方，可能是施工造成的。把我们6个人和其他囚犯隔离开也是不对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伴。”他也要求学习时有更多的私人空间。“实际上，我们1969年提出的基本要求是政治地位比如写日记的权利和被家人探视的权利，我指的是非洲人大家庭，而不仅仅是妻子、兄弟、孩子、像欧洲人语义上的家庭。”

贝塞尔后来评论说，问题并不是野蛮的监狱条件，“而是曼德拉和他的朋友们在监狱里。曼德拉、西苏鲁和卡特拉塔在罗本岛上待了18年，在波尔斯摩尔待了3年，所有这些只为了一项不比共谋破坏他人财产更重的罪名。即使忽略他们有采取暴力反对种族隔离的权利，惩罚也远远超过了过失。他们被剥夺了选举和被选举权以及在自己国家任何地方居住的权利”。曼德拉说过：“武装斗争是政府迫使的，而且如果要我们现在放弃，决定权也在他们手里。他们必须使我们合法化，把我们当做一个政党对待，并和我们谈判，否则，我们将会坚持武装斗争。只说不做毫无用处，政府把螺栓拧得太紧了。”

“当然”，他补充说，“如果有这方面的对话，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宣布休战……但同时我们不得不继续斗争，虽然有所限制”。目标是袭击军事设施和种族隔离的象征，而不是暗杀人民，“我不希望我们的人搞暗杀，比如说，暗杀这儿的军士长!”看守曼德拉和其他5人的军士长弗里茨范·西德特此时正在一旁监视，确信没有文件或其他东西在贝塞尔和曼德拉之间传递。他继续说：“除非是一个告密者，威胁着我们的生命，我才会觉得他该当死罪。”

贝塞尔被要求让曼德拉在一份文件上签名，以确认他参加爱丁堡大学校长的选举。监狱当局不允许。曼德拉只能表达因为一些学生和老师希望他当校长的喜悦之情。“我是一个政治家”，他说，“当然希望赢得选举。但是这一次如此友好，我已不介意输赢”。

贝塞尔说，对监狱长芒罗准将他说了些好话：“准将竭尽所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可怜的人，他几乎没有什么权力。所有与我们6人有关的事他都必须提交比勒陀利亚。”曼德拉还提到犯人的通信受到了干涉，他祝贺图图主教获得诺贝尔奖的信被拦下，一位同伴曾收到一封被划成碎片的信。这不是准将的过错，而是那些政客。无论是种族原因还是其他方面，狱方都没问题。

芒罗准将邀请贝塞尔参观了曼德拉的牢房，那是在一栋很长的低矮房子孤立的一侧。他们沿着走廊，走上台阶。一行人有看守，参观者，军士们则用沉重的钥匙打开门。“但是，一路上”，贝塞尔说，“是曼德拉在领路，他在每道门前请我先过，而且不停地问我有关英国和世界的事：我是否认为戈尔巴乔夫（对英国）的访问会缓和东西方的紧张关系？对舒尔茨——葛罗米柯的会谈，我有什么期望？自由党能否最终在英国政坛取得突破？撒切尔夫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工党的新领导人是谁？”

最后打开的一扇门即是三层楼上的“曼德拉牢房”，那是一间大房子，有六张床，很多书和洗漱与卫生设施。大门在他们身后关上后，曼德拉领着贝塞尔穿过一扇打开的门到了一个长长的四周环绕着白色高墙的L形院子，那儿，曼德拉开垦了他的“花园”，种着土豆、甘蓝、豆子、黄瓜和草莓。他向客人展示这些蔬菜时充满了骄傲，让贝塞尔觉得像一个农物主在展示他的农场。他说，作为一个乡下人，他渴望绿色。在向同志们介绍了客人之后，他指出了墙上那块潮湿的地方。然后，当一个中士打开沉重的钢制的监狱大门时，他和贝塞尔握了握手说：“这是边界，我必须离开你了。”[22]

这次访问之后，一位美国教授萨缪尔·达什和他的妻子与曼德拉有过一次类似的2小时谈话。达什写道，曼德拉看起来比66岁年轻许多，平静、自信而高贵。他不像是一个游击队员或激进的思想家，而像是一位政府首脑。令达什教授更吃惊的是，曼德拉知道他是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的律师，对教授谈到的南非关于对罪犯判刑的大会情况很了解。

达什询问了曼德拉对政府废除《不道德法案》和《禁止种族通婚》的法律的计划有什么看法，曼德拉说这些改革只是“细枝末节”。他并没有娶一位白种妇女的志向，中心问题是政治上的平等。至于说许多白人害怕这一平等意味着屈服于愤怒的黑人，他说：“南非白人属于这里，这儿是他们的家，我们需要他们和我们一起生活，和我们共享权力。”这是非国大《自由宪章》政策的重申。他又一次领着参观者去了牢房，当一个又一个钢门打开时，他开玩笑说他逃跑的前景可不妙。[23]

下一批被南非当局准许的美国访问者在报告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一个“极右”翼分子、《华盛顿时报》的专栏作家，另一个是所谓道义多数的领导人杰里·法尔韦尔牧师的一位朋友。在“曼德拉极力主张‘暴力’革命”的大标题下，他们把他描绘成一个“恐怖主义者和革命者”，认为除暴力革命“别无他途”，而且在南非“没有和平斗争的空间”。随后的一篇报道说出了在他们短暂的会面中曼德拉实际上说的话：既然这个国家的状况没有改变，如果没有比他入狱时更糟的话，除非使用武力，别无选择。

对贝塞尔勋爵而言，曼德拉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信仰无阶级社会，他说：“现在，我看不到归属任何政党的理由。工人和农民，白人或黑人，都可以加入我们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狭隘是愚蠢的。”他感激苏联，因为苏联很久以来反对种族主义，支持解放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苏联人的国内政策，他也很感激1962年接见他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他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但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

他告诉《华盛顿时报》的专栏作家，他“绝对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确实是受无阶级社会思想影响的一个非洲民族主义者。他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卫理会教会的成员，当被问到使用暴力时，他指出基督教国家也曾为各种不公正而战。当谈到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策略时，他指出南非的情况截然不同：在美国，民主根深蒂固，白人社会更开明，而且政府受到法律的限制，在南非，他说，则有两个世界，对白人而言，是民主社会，对黑人，是“殖民地和黑暗的中世纪”。

撤回投资，经济制裁：“这一策略得到了热情的支持，它已经使当局感到焦虑。”至于黑人受害最深的说法，他宣称：“我们必须勒紧裤带，为自由必须作出牺牲。”

曼德拉给这些访问者留下的印象，和他得到的对世界发表讲演的机会，违背了司法部长的初衷。在欧洲议会，贝塞尔勋爵作为人权委员会的副主席，发起一场运动要求外长们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以释放曼德拉，并在保守的《星期日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他对波尔斯摩尔的访问，同时还配有一篇有力的社论，开头是这样：“《星期日邮报》今天很荣幸地出版南非无可争辩的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的讲话……”，他承认曼德拉相信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推翻“恶毒的种族隔离政策”，并补充说：“然而，对这个人的暴力行为就是将他投入监狱……当他的人民被暴力压迫时，他们就被剥夺了不容置疑的政治权利。”

最后，社论说：“本报将毫不迟疑地加入全世界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中，振臂高呼：释放曼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