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陕西诸藩府与藩权的兴衰

朱元璋夺取了天下后，一面废丞相，杀功臣，重典治国，把专制皇权强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面却把他的龙子龙孙分封到全国各地，建藩为王，以重兵宿卫，位高权重。他企图以此屏藩皇室，保卫朱家江山永固。明成祖朱棣以藩王起兵夺得皇位后，怕别人如法而行，便实行削藩政策，剥夺了藩王们典军、干政的权力。同时又在经济上尽量满足他们的贪欲，以花天酒地换取他们安分知足。这样，藩王们便从威震一方的野心家，变成了脑满肠肥的寄生虫，而藩府的数量则越来越多。这成了明代统治的一个突出特点。

陕西是明代封王建藩的主要地区之一。有明一代先后共封了50个藩府，其中陕西布政使司境内就有7个，仅次于湖广、河南两省。这7个王府中，有3个封在今天的陕西省境内，他们是：

洪武十一年（1378年）封于西安的秦王。共传10代，与明王朝同始终，末王为十世秦王朱存枢，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明亡前夕被李自成俘虏，王统告终。秦王府派下又有15个郡王（二字王）府，即：永兴王、保安王、兴平王、永寿王、临潼王、郃阳王、崇信王、安定王、淳化王、弘农王、华阴王、咸阳王、商丘王、汧阳王与宜川王。[9]

宣德四年（1429年）封于凤翔的郑王。该王府后于正统九年（1444年）迁藩于河南怀庆，但在陕西仍有“所遗庄田，校尉岁遣征租赋焉”[10]。该藩派下有14个郡王府，即：新平王、泾阳王、朝邑王、盟津王、东垣王、河阳王、信阳王、宜章王、繁昌王、庐江王、丹阳王、真丘王、德庆王、崇德王。郑府末王为六世郑王朱翊钟，崇祯十三年（1640年）赐死，爵除。

天启七年（1627年）封于汉中的瑞王，只存一世，即瑞王朱常浩，他于崇祯末逃至四川重庆，被张献忠义军俘杀。该藩派下无郡王之封。

除这些王府外，封在今属甘肃平凉的韩王府在陕西境内的凤翔等地也有大量庄田。

在这些王府中，秦王府无疑具有特殊的地位。第一代秦王朱樉，是朱元璋嫡二子（长子是皇太子朱标），在有明一代的藩王中排行最高，建藩也最早。朱樉建藩西安，与皇太子朱标巡抚陕西、朱元璋的徙都关中之念，都反映了明初对陕西的特殊重视。由于明初藩王权势很大，作为藩王之首的秦王更是可想而知，因此秦王就藩后，陕西便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三司与秦府两个权力中心，类似元朝安西王时代那种省藩二元政体。

朱樉生于1356年，就藩时已23岁，在藩17年，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病死。当其就藩时，明西北边境尚有北元余孽的严重威胁，因此北边诸王府都配置了强大的护卫军。尤其是秦、晋、燕三府的护卫，在三王就藩前的洪武十年（1377年）作了强化与扩充，明朝最精锐的近卫军羽林等卫被调拨补充三王护卫，使其军事实力大为加强。因此秦王当时在握有兵权的“塞王”中也属最有权势者。

然而，这个朱元璋寄以厚望、委以重任的朱家皇次子就藩后的表现却令作父亲的大失所望。当时为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而苦心孤诣的朱元璋，在大力发展特务政治的同时，也在儿子们身边安置了打小报告的人，以考察他们是否堪负守成之任。结果朱樉一就藩，关于他的种种劣行的小报告便纷纷出现在天子御案上。

朱元璋屡加规劝，朱樉洗耳恭听但却毫不自敛。朱元璋忍无可忍，遂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二月亲撰《御制纪非录》，将秦、周、齐、潭、鲁五王“奢侈无度淫佚无厌”的恶行予以通报。其中秦王的恶行达37项之多，尤冠于其他诸王。其“累恶不悛”之状骇人听闻：

他对朱元璋派来辅佐他的秦府长史百般“凌辱”，乃至迫其“告老去职”，将其撵走了事，“不听人谏，亲信小人，以致政事销靡”。

他贪得无厌，多次用已贬值的“库内烂钞”在西安城内与泾阳等地“强买百姓金子”，造成极大灾难，“以致民间将儿女房舍货卖”，还有的民户因无处备办金子而被逼“俱各缢死”。“陕西老人因见累次买金，百姓生受，具本来启”，朱樉竟把老人“枷了，排门号令不与饭吃，饿死了”。还有的民户被逼不过，只得把银子掺入金子内以充数，朱令银匠销熔检验发现后，竟然说：“问他买金子，他却搀入银子，而今只问他买银子，看他再搀甚么？”于是“又差人买银子。如此搅扰百姓”。[11]

其实何止金、银，朱樉欲壑难填，几乎什么都要。秦府草场内已有羊达15万只之多，他却仍派人用“烂钞”于民间“强买羊只”，然后又公然在西安街上高价出卖牟利。他“强买民间夏布”遭到劝阻后，竟然将布行的行头铺首们抓来“枷令在街”。他不仅强买强卖敲诈百姓，还敲诈到当官的，差人“于各官家探问宝石并玉器，收取入宫，又不还钞”。

朱樉的荒淫也不堪言。他“嫌本处女子脚大”，多次差人到江南搜罗美女。一次，“差陈婆同火者吴泰去苏杭等府要似纸上画的一般模样女子买来。本人无处寻买，二次差人催取，将火者吴泰剜了膝盖，将陈婆就于杭州打死”。就这样到处选美购美还不能满足他的荒淫之欲，又找娼妓入宫作乐，“于军民家招取寡妇入宫”。

朱樉凌辱地方官、霸占田产、强占民女、欺行霸市等行径，也都令人愤恨。由于朱樉穷奢极欲，骄横不法，以致于“不修国政”。朱元璋为此大发雷霆，斥责他说“为此数子将后必至身亡国除，孝无施于我，使吾垂老之年皇皇于宵昼，惊惧不已”，“恐异日有累于家邦”！并警告他“以革前非，早回天意”！[12]

然而朱樉劣习已深，置朱元璋的警告于不闻。于是到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朱元璋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惩戒措施，宣布“秦王樉有罪，召还京师”[13]。朱樉何罪？史家有的说是秦王见宫瓦色碧，不中意，欲杀耿炳文（明朝驻陕军政首脑，也是秦王宫的监修官），有说是因秦王再度派人到浙江采买美女，还有的说是因秦王听说父亲欲迁都关中，以为夺己之国，故口出怨言。[14]不管怎么说，总之朱元璋苦口婆心地作《纪非录》劝诫朱樉之后又四年过去，他并未表现出悔改并“以革前非”的意思，使老皇帝又一次大动肝火。朱被召回南京后被禁锢于冷宫，朱元璋随即派太子朱标巡抚陕西，让他收拾弟弟留下的烂摊子。这时，朱元璋可能已有废去秦藩之念。

然而到底是舐犊情深之故吧，以重典治国、严刑御下著称的朱元璋可以在驸马欧阳伦走私案中大义灭亲，处死女婿，但对这个作恶远甚于欧阳伦的二儿子却终不忍置之以法，反而在将其禁锢一年之后又放他归藩了。不过这时朱元璋或许已感到他难寄重任了，因此下令免去了秦府护卫，“但令以兵五百暂为护从”[15]。从此秦王在军事上的权势大不如前，也不如此时被授予山西、北平军事节制之责的晋、燕二王。

然而陕西军政当局却未理解朱元璋的苦心，为巴结皇子，陕西都司把拨给朱樉的卫兵增加了一倍。朱元璋听说后大怒，把陕西都司严厉训斥一番：“近闻陕西都司遣兵常随秦王出入。盖王府置护卫，又设都司，正为彼此防闲。都司乃朝廷方面，凡奉敕调兵，不启王知，不得辄行。有王令旨，而无朝命，亦不许擅发。如有密旨不令王知，亦须详审复奏而行，此国家体统如此。今秦府未给护卫，但令以兵五百暂为护从，而都司乃敢擅增兵至千人，其罪不可赦。”[16]于是，在藩的余下几年里，朱樉在政治上便灰溜溜的，然而他的奢侈挥霍却并未稍戢。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樉病死，世子朱尚炳继位为秦王。此时太子朱标已于三年前巡抚陕西返京，不久即病亡。垂暮之年的朱元璋连失二子，心情可想而知，因而在册立秦王尚炳时便恢复了秦府护卫。并敕谕尚炳，令其“宜练士卒，缮甲兵，时巡逻，以备不虞”，以便“藩屏帝室”，永保朱家江山。于是，根据朱元璋定下的“国家体统”，秦府又获得了拥兵自重，与陕西都司“彼此防闲”的地位，省藩二元政治的格局也在陕西恢复。

然而经过此一反复，秦府的威望毕竟损失不小，昔日诸藩之首的权势已不复见，年幼而未经战阵的朱尚炳与他那几个“塞王”叔叔，尤其是与御蒙有功、身经百战的燕王朱棣相比，已不可相提并论。因此在建文“削藩”与燕王“靖难”的这几年中，秦王府都没有什么作为。

燕王朱棣“靖难”成功，夺取皇位而成为明成祖后，陆续进行削藩。秦王府再度被废除了护卫，省藩二元政治也不再存在。然而在永乐以后明廷对藩王不怕贪心只怕野心的政策放纵下，秦王府不再可能威胁皇权，但却有更大的可能鱼肉百姓；秦王虽不复有兵权，但庄田财产之多，比前更为惊人。直到万历年间，秦府在全国诸王府中富有的程度仅次于蜀王府。而秦府所在的陕西远比蜀府所在的四川贫瘠得多，秦府在陕西人民身上搜括了多少脂膏就可想而知了。秦府庄田不仅遍布于陕、甘地区，尤其是遍布于关中平原，而且还存在于西北以外，甚至远在江南的苏州吴江县，这片明王朝为保证朝廷赋税供应而规定永不设藩的鱼米之乡太湖平原上，也一度有秦府庄田达万亩之多。朱元璋授权于藩王是一大失招，但他对诸王在“廉政”上还算管教得最严的，自他之后再也没有《纪非录》这样的批评出现，历代秦王的作为就更没有约束了。

藩王们政治上无从进取，饱食终日，惟以多生子女以便多领禄米庄田为能事，致使朱家龙子龙孙的繁衍速度惊人。秦府宗室到明末人数已经上万，所需庄田、禄米已达天文数字。明末瑞王建藩于陕南汉中时，规定要赐庄田3万顷，然而已经根本没有这么多土地。于是只好把庄田租米折算为额分摊到民田赋税中一并征取。陕西许多地方的田赋仅因此就加重了1倍以上。大批龙子龙孙坐吃山空，终于使国家财政枯竭，民脂民膏皆尽，社会矛盾激化，最后导致了农民大起义的发生，藩王们的丧钟也就敲响了。

崇祯十六年（1643年）冬，李自成攻入西安，末代秦王投降，次年李自成在山海关战役失利后，于退兵时把秦王朱存枢等宗室贵族处死。凤翔的郑王府在明中叶迁到河南后，其末代王也于秦府覆灭前被明廷赐死。天启年间新封不久的瑞王为避李自成之诛，在陕西失守前从封地汉中逃往重庆，却正撞在大举入川的张献忠手里，于次年死于非命。至此，压在陕西人民头上的这批寄生虫终被消灭了。

明代陕西藩王（主要是秦王）留给后世的是庞大的王城与宫殿。当朱樉就藩时，朱元璋令长兴侯耿炳文、都指挥使濮英营建了秦王府。王城范围几达西安全城1/4，占据整个西安城东北部，周长达4500多千米。王城城墙包砌砖石，开有四门：南为端礼门，北为广智门，东为体仁门，西为尊义门。王城周围建有萧墙，墙内即秦王府下属衙署所在地。这个王城为体现秦府为诸藩之首的地位，已是“宫殿轩敞，川园亭池极一时之丽观”[17]。所以朱元璋便在朱樉离京时告诫道：“今尔之国，若宫室已完，其余不急之役，宜悉缓之，勿重劳民也。”[18]然而这位贪得无厌的秦王殿下就藩后，在敛财、渔色的同时仍不断大兴土木，“于王城内开挑池沼，引浐水灌之，于中盖造亭子，又筑土山。令各窑烧造琉璃故事，排列山末，以为玩戏。如此劳人！”[19]这是朱元璋在《纪非录》里列举的朱樉第一项“恶行”，可见他对其子不听规劝的恼怒。而秦府的王城宫苑之穷奢极丽也就不难想见了。

然而这座宏伟壮丽的宫城，却在明清之际的战火中毁于一旦。更可惜的是此后秦王府最重要的遗留——四门中唯一劫后幸存的广智门，甚至躲过了文革中的“破四旧”，却在1983年6月因扩建省政府而在文化界的一片非议中被拆毁。[20]如今人们只能从西安新城地区一些地名（如端履门、东华门、西华门等）和新城北面的残存城墙中，领略这座藩王宫殿当年的气势与风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