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刘瑾事件前后的陕西官场
陕西的“天、成之治”维持时间并不长,弘治以后,陕西与全国一样,社会危机日益发展,官场争斗也随之风起云涌。正德年间(1506—1521年)昏庸荒唐的明武宗在位,朝政日非,宦官刘瑾趁机专权,在历史上留下了昭彰的劣迹。
刘瑾是陕西兴平人,本姓谈,景泰年间入宫后,为刘姓太监属下,因而改姓刘。他为人狡诈,颇通古今权术,早在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他便因掌领教坊(宫中戏班)、导帝游玩而得到宠幸。明孝宗“弘治中兴”,他被赶回兴平原籍,看管茂陵香火。但不久他又得以服侍太子,以扮演丑角而取悦于主子。太子即位就是明武宗。刘瑾与另外几名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等八人以狗马鹰犬、歌舞摔跤之类继续讨皇帝的欢心,很快得到信任,号为“八虎”,权势日增。而刘瑾在八人中尤为狡猾,他常常精心安排某种游戏,待皇帝玩兴正浓时却拿来大批奏章请示裁决。此时皇帝玩得上瘾,自然不耐烦地推给刘瑾处理,于是刘瑾乘机自作主张,不再奏报。“事无大小,任意剖断,悉传旨行之”[14],完全把持了朝政。大学士刘健、谢迁与大臣马文升、刘大夏等较正派的人士均被他排挤而去职。刘瑾权倾朝野,党同伐异,提拔亲信,结成死党。贪婪无耻的焦芳、刘宇、张彩等人都被委以要职,并“命天下镇守太监悉如巡抚、都御史之制,干预刑名政事”,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股专擅跋扈的宦官势力。
刘瑾小人得志,实行恐怖政治,在原来归宦官主管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之外,又设立了内厂,由他掌管,“凡所逮捕,一家有犯,邻里皆坐”,甚至河这边住的人得罪了他,河对岸的居民也要连坐。一时“屡起大狱,冤号相属”。正德三年(1508年)因为一封揭发他的匿名信,刘瑾竟令百官跪在奉天门下接受他的训斥,又把五品以下官员共300多人投入监狱。尤其对谏官,刘瑾更是残酷迫害,“一时惧祸者往往自尽,以求免下狱、廷杖之辱”。
在这种恐怖政治之下,刘瑾作威作福,公侯勋戚以下都要尊他为长上,见面要跪拜,奏章先呈给他,然后才能上呈通政司。这些章奏都必须称“刘太监”而避讳其名,一次都察院奏疏中误用了“瑾”字,刘瑾便破口大骂,吓得都御史屠滽率其部属向刘瑾跪下认错才了事。刘瑾的党羽们也个个骄横跋扈,不可一世。被刘瑾提拔为大学士的焦芳,因为与某个江西人不和,竟勾结刘瑾下令把江西举人名额裁减50名,并且不许江西人做京官,甚至还想连江西的前代历史人物也予以惩罚,把宋代王安石、元代吴澄等江西人都列榜定为奸逆,以便“戒他日勿滥用江西人”[15]。
在刘瑾专制下,官员们蝇营狗苟,向他一伙纳贿求宠,贪风大炽,吏治败坏。而他却怂恿明武宗恣意玩乐,尽情挥霍。扩建南海子,修“豹房”,扩充教坊乐工,大建佛寺。为此他百计搜括,扩大庄田,卖官鬻爵,克扣边军年例银,无所不为。人民无以为生,纷纷造反,著名的刘六、刘七大起义席卷北方,波及长江岸边,明朝统治陷入空前危机。
刘瑾恶贯满盈,危及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然而他生于陕西,也败于陕西。正德五年(1510年),陕西三边总督杨一清设计除掉了刘瑾,从而在国内,也在关中引起一场大变动。
杨一清(1454—1530年),字应宁,云南安宁人。他自幼早慧,有神童之称,14岁中举人,18岁中进士,历任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故又有“四朝元老”之称。弘治初年,他以按察副使督学陕西,弘治十五年(1502年)以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在此期间他“好谈经济大略”,“以其暇究边事甚悉”[16],成为当时对治陕、对西北边政与国中政事都颇有见解的政治家。
弘治十七年(1504年),杨一清升任陕西巡抚,正德元年(1506年)套寇数万骑进犯固原,杨一清率军抵御,击败套寇。而邻近的延绥、宁夏、甘肃三巡抚有警不相援,杨一清遂建议任命一个大臣统一指挥诸镇。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遂有陕西三边总督之设,并命杨一清就此重任。于是杨一清第一次督陕。他到任后考察边情,建议收复河套,“使河套方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屯田数百万亩,省内地转输”是为上策。如果不能,就须增筑边墙,积极防御。朝廷同意他的后一个办法。于是拨给经费数十万两,让他加筑长城。
这时杨一清已与朝中专权的刘瑾发生了冲突,并得罪了刘瑾派来陕西的镇守太监。刘瑾恨杨一清不附己,诬陷他浪费边防经费,竟将他逮捕入狱。后虽因李东阳等人力救,杨一清幸免于难,但却因此被罢了官,还被罚米600石。杨一清与刘瑾斗争的第一回合就这样以杨的失败告终。
正德五年(1510年),封在宁夏的明朝宗室安化王朱寘起兵叛乱,西北大震。朝廷以杨一清熟悉西北军事,再次起用他为陕西三边总督,命他讨伐叛乱。杨一清赶到宁夏,他过去的部将仇钺已经逮捕了朱。杨一清并未为平叛花什么力气,然而却意外地获得了除掉刘瑾的机会。
当时,朝廷派宦官张永到平叛前线当监军。张永虽为刘瑾初得志时结纳的“八虎”之一,但随着刘瑾势力的膨胀,他与刘瑾的矛盾也日渐上升,然而却未与刘撕破脸,所以刘瑾对他并不很提防。杨一清看准了这一点,便采用以阉制阉的办法,借平叛之机与他相结纳,鼓动他设法搞掉刘瑾。凭杨一清的能言巧辩,犹豫不决的张永终于被他说动。杨一清又为他设计了行动方案,坚定他的信心。结果,事态发展一如杨一清的设想:
张永回京后,明武宗赐宴东华门。张永于席间要求单独向武宗汇报陕西事态。于是到夜半时分刘瑾等退去后,张永即呈上了杨一清等人事先代他拟好的劾疏,告刘瑾谋反乱政,并把朱叛乱时的檄文举出为证。这个檄文列了刘瑾诸多罪恶,并声称起兵是为了诛刘瑾,清君侧。武宗被触动了痛处,对刘瑾厌恶起来。张永趁机又告刘瑾“激变宁夏,心不自安,阴谋不轨”[17]。终于使皇帝大怒,下令逮捕刘瑾及其党羽。
这时,明武宗还无心处死刘瑾,只宣布把他流放凤阳。但查抄刘瑾府第时却发现府中藏有许多违禁军器,武宗看到后认定刘瑾有逆谋,遂下令杀刘瑾。气焰熏天、不可一世的权阉刘瑾,就这样被千里之外坐镇陕西的杨一清假另一宦官之手铲除了。
刘瑾是陕西人,其得势时很注意控制陕西,并借同乡关系笼络朝中陕籍人士。他先派其党羽曹元为陕西巡抚,后以更改边政成规,废除明初以来的开中制,造成了陕西“商贾困弊,边储日乏”[18]的后果。因此刘瑾倒台后对陕西也造成了很大影响,一方面曹元等人都以党附刘瑾而被查办,而除瑾功臣杨一清则于1524年以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衔总督陕西三边。这是杨一清第三次督陕,也是明代第一次以内阁为总督,“故相行边,自一清始”[19],它对总督一职发展为明清时代常设的封疆大吏影响至大,对陕西的内政边防亦有所建树。但另一方面,由于刘瑾得势时多与朝臣拉同乡关系,因此他倒台后,一大批陕籍官员便在清洗刘瑾党羽时被牵连,其中许多人固然难辞其咎,但也有些人(如康海等)是冤枉的。当时关中籍朝臣如康海、王九思等均被列入“瑾党”而罢斥回乡,他们在失意中,“挟声伎酣饮,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怫郁”[20],居然使关中的杂剧、散曲在正德、嘉靖间繁荣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