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刘瑾事件前后的陕西官场

陕西的“天、成之治”维持时间并不长，弘治以后，陕西与全国一样，社会危机日益发展，官场争斗也随之风起云涌。正德年间（1506—1521年）昏庸荒唐的明武宗在位，朝政日非，宦官刘瑾趁机专权，在历史上留下了昭彰的劣迹。

刘瑾是陕西兴平人，本姓谈，景泰年间入宫后，为刘姓太监属下，因而改姓刘。他为人狡诈，颇通古今权术，早在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他便因掌领教坊（宫中戏班）、导帝游玩而得到宠幸。明孝宗“弘治中兴”，他被赶回兴平原籍，看管茂陵香火。但不久他又得以服侍太子，以扮演丑角而取悦于主子。太子即位就是明武宗。刘瑾与另外几名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等八人以狗马鹰犬、歌舞摔跤之类继续讨皇帝的欢心，很快得到信任，号为“八虎”，权势日增。而刘瑾在八人中尤为狡猾，他常常精心安排某种游戏，待皇帝玩兴正浓时却拿来大批奏章请示裁决。此时皇帝玩得上瘾，自然不耐烦地推给刘瑾处理，于是刘瑾乘机自作主张，不再奏报。“事无大小，任意剖断，悉传旨行之”[14]，完全把持了朝政。大学士刘健、谢迁与大臣马文升、刘大夏等较正派的人士均被他排挤而去职。刘瑾权倾朝野，党同伐异，提拔亲信，结成死党。贪婪无耻的焦芳、刘宇、张彩等人都被委以要职，并“命天下镇守太监悉如巡抚、都御史之制，干预刑名政事”，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股专擅跋扈的宦官势力。

刘瑾小人得志，实行恐怖政治，在原来归宦官主管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之外，又设立了内厂，由他掌管，“凡所逮捕，一家有犯，邻里皆坐”，甚至河这边住的人得罪了他，河对岸的居民也要连坐。一时“屡起大狱，冤号相属”。正德三年（1508年）因为一封揭发他的匿名信，刘瑾竟令百官跪在奉天门下接受他的训斥，又把五品以下官员共300多人投入监狱。尤其对谏官，刘瑾更是残酷迫害，“一时惧祸者往往自尽，以求免下狱、廷杖之辱”。

在这种恐怖政治之下，刘瑾作威作福，公侯勋戚以下都要尊他为长上，见面要跪拜，奏章先呈给他，然后才能上呈通政司。这些章奏都必须称“刘太监”而避讳其名，一次都察院奏疏中误用了“瑾”字，刘瑾便破口大骂，吓得都御史屠滽率其部属向刘瑾跪下认错才了事。刘瑾的党羽们也个个骄横跋扈，不可一世。被刘瑾提拔为大学士的焦芳，因为与某个江西人不和，竟勾结刘瑾下令把江西举人名额裁减50名，并且不许江西人做京官，甚至还想连江西的前代历史人物也予以惩罚，把宋代王安石、元代吴澄等江西人都列榜定为奸逆，以便“戒他日勿滥用江西人”[15]。

在刘瑾专制下，官员们蝇营狗苟，向他一伙纳贿求宠，贪风大炽，吏治败坏。而他却怂恿明武宗恣意玩乐，尽情挥霍。扩建南海子，修“豹房”，扩充教坊乐工，大建佛寺。为此他百计搜括，扩大庄田，卖官鬻爵，克扣边军年例银，无所不为。人民无以为生，纷纷造反，著名的刘六、刘七大起义席卷北方，波及长江岸边，明朝统治陷入空前危机。

刘瑾恶贯满盈，危及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然而他生于陕西，也败于陕西。正德五年（1510年），陕西三边总督杨一清设计除掉了刘瑾，从而在国内，也在关中引起一场大变动。

杨一清（1454—1530年），字应宁，云南安宁人。他自幼早慧，有神童之称，14岁中举人，18岁中进士，历任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故又有“四朝元老”之称。弘治初年，他以按察副使督学陕西，弘治十五年（1502年）以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在此期间他“好谈经济大略”，“以其暇究边事甚悉”[16]，成为当时对治陕、对西北边政与国中政事都颇有见解的政治家。

弘治十七年（1504年），杨一清升任陕西巡抚，正德元年（1506年）套寇数万骑进犯固原，杨一清率军抵御，击败套寇。而邻近的延绥、宁夏、甘肃三巡抚有警不相援，杨一清遂建议任命一个大臣统一指挥诸镇。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遂有陕西三边总督之设，并命杨一清就此重任。于是杨一清第一次督陕。他到任后考察边情，建议收复河套，“使河套方千里之地，归我耕牧，屯田数百万亩，省内地转输”是为上策。如果不能，就须增筑边墙，积极防御。朝廷同意他的后一个办法。于是拨给经费数十万两，让他加筑长城。

这时杨一清已与朝中专权的刘瑾发生了冲突，并得罪了刘瑾派来陕西的镇守太监。刘瑾恨杨一清不附己，诬陷他浪费边防经费，竟将他逮捕入狱。后虽因李东阳等人力救，杨一清幸免于难，但却因此被罢了官，还被罚米600石。杨一清与刘瑾斗争的第一回合就这样以杨的失败告终。

正德五年（1510年），封在宁夏的明朝宗室安化王朱寘起兵叛乱，西北大震。朝廷以杨一清熟悉西北军事，再次起用他为陕西三边总督，命他讨伐叛乱。杨一清赶到宁夏，他过去的部将仇钺已经逮捕了朱。杨一清并未为平叛花什么力气，然而却意外地获得了除掉刘瑾的机会。

当时，朝廷派宦官张永到平叛前线当监军。张永虽为刘瑾初得志时结纳的“八虎”之一，但随着刘瑾势力的膨胀，他与刘瑾的矛盾也日渐上升，然而却未与刘撕破脸，所以刘瑾对他并不很提防。杨一清看准了这一点，便采用以阉制阉的办法，借平叛之机与他相结纳，鼓动他设法搞掉刘瑾。凭杨一清的能言巧辩，犹豫不决的张永终于被他说动。杨一清又为他设计了行动方案，坚定他的信心。结果，事态发展一如杨一清的设想：

张永回京后，明武宗赐宴东华门。张永于席间要求单独向武宗汇报陕西事态。于是到夜半时分刘瑾等退去后，张永即呈上了杨一清等人事先代他拟好的劾疏，告刘瑾谋反乱政，并把朱叛乱时的檄文举出为证。这个檄文列了刘瑾诸多罪恶，并声称起兵是为了诛刘瑾，清君侧。武宗被触动了痛处，对刘瑾厌恶起来。张永趁机又告刘瑾“激变宁夏，心不自安，阴谋不轨”[17]。终于使皇帝大怒，下令逮捕刘瑾及其党羽。

这时，明武宗还无心处死刘瑾，只宣布把他流放凤阳。但查抄刘瑾府第时却发现府中藏有许多违禁军器，武宗看到后认定刘瑾有逆谋，遂下令杀刘瑾。气焰熏天、不可一世的权阉刘瑾，就这样被千里之外坐镇陕西的杨一清假另一宦官之手铲除了。

刘瑾是陕西人，其得势时很注意控制陕西，并借同乡关系笼络朝中陕籍人士。他先派其党羽曹元为陕西巡抚，后以更改边政成规，废除明初以来的开中制，造成了陕西“商贾困弊，边储日乏”[18]的后果。因此刘瑾倒台后对陕西也造成了很大影响，一方面曹元等人都以党附刘瑾而被查办，而除瑾功臣杨一清则于1524年以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衔总督陕西三边。这是杨一清第三次督陕，也是明代第一次以内阁为总督，“故相行边，自一清始”[19]，它对总督一职发展为明清时代常设的封疆大吏影响至大，对陕西的内政边防亦有所建树。但另一方面，由于刘瑾得势时多与朝臣拉同乡关系，因此他倒台后，一大批陕籍官员便在清洗刘瑾党羽时被牵连，其中许多人固然难辞其咎，但也有些人（如康海等）是冤枉的。当时关中籍朝臣如康海、王九思等均被列入“瑾党”而罢斥回乡，他们在失意中，“挟声伎酣饮，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怫郁”[20]，居然使关中的杂剧、散曲在正德、嘉靖间繁荣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