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澄城首义与陕西农民战争的第一次高潮
明末农民战争是我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一场农民战争，它从明末到清初延续近40年，席卷了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但在它的各个时期与各个地区，起主要作用的始终是一批陕西籍的逃军、失业驿卒与饥民，而这三者实际上都是破产农民所汇成的群体。
早在万历末年，陕西各地就已出现了主要由逃军构成的“流贼”。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四路会攻后金努尔哈赤，在辽东萨尔浒大败，“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1]，因而走上了造反之路。由于明中叶的边患主要是“套寇”问题，因而明朝边军很大一部分屯守于西北，而当“套寇”问题因俺答封贡而缓解，辽东却出现了新兴的女真——满洲势力的威胁时，明朝的边防重心随即东移。在这一过程之初，即萨尔浒会战前，明朝东调的边防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原先的边防重点陕西地区，因而这些由辽东溃回关内的逃军中陕西人也占了很大比例。他们从东北到西北流移数千里，辗转归根，途中又被河南巡抚张我续等明朝官方阻截镇压，回到故里后仍面临当局的刑罚而无法安居，于是“走山西以至于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2]。这些边军受过军事训练，生存能力强，明朝地方镇压机器很难奈何他们，而他们四海为家的逃军性格也使其行为方式不同于占山为王的地头蛇式的“土寇”，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这都给后来正式爆发的农民战争打下了烙印。
在这一时期，起义者人数不多，尚不为明廷所注意。而当时后金兴起，朝廷“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隅不足深虑”[3]。然而正由于辽东军兴，陕西境内“调援不止，逃溃转多”，到天启年间从陕北的延绥到陕南的洋县、西乡，都出现了“流贼”的活动，并进而蔓延到与陕西相邻的山西、四川两省。到天启末年，大起义终于在澄城县爆发了。
天启末、崇祯初，陕西发生持续数年的严重旱灾，赤地千里，饿殍盈野，到处发生吃人惨剧。渭北旱塬上的澄城县“土瘠赋重”，连续多年的干旱使贫瘠的土地收获更减，而变本加厉的“辽饷”和其他加派、横征使沉重的赋敛更加不堪承受。严重的天灾人祸使这个穷县陷入饥荒，草根树皮都被吃尽。然而朝廷的横征暴敛却有增无已。正赋与“辽饷”之外，又有诸种杂派，有分摊的明宗室禄米与庄租籽粒，更有贪官污吏们的法外苛取。农民能逃的都逃了，留下来的不仅得不到救济，反而被官府逼着赔纳逃户的钱粮。天启七年（1627年）任知县的张斗耀，是山西蒲州进士，入仕未久，私囊未满，红了眼地搜括农民，想尽量从濒死的饥民口中多挖一些粮食，以便向上邀赏和中饱私囊。这年二月十五日黄昏，张知县仍未退堂，还在公堂上忙着拷掠农民，逼索钱粮。这时外面由远而近传来了呐喊声，原来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四乡农民闯进了县城。他们各持利器，也不知是谁的号召便一拥而上，从西门冲进县衙大堂。张斗耀见势不好，抱头鼠窜，从大堂逃回私宅。农民郑彦夫等怒火填膺，大呼“我敢杀张知县！”追上张斗耀，把他乱刀砍死。[4]
澄城的抗粮杀官事件具有很浓的自发色彩，以至于谁是这场“民变”的首领一直是个谜，诸书有说是白水王二的，有说是郑彦夫或种光道的。而这几人后来在农民战争中影响都不大，可以说并不是很杰出的领袖。因此这件事本身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必然寓于偶然之中，在明末陕西社会危机已十分尖锐、万历末年以来“流贼”的星火已到处闪烁的情况下，澄城民变首先把广大非军籍民众溶入了反抗的洪流并与逃军的造反相会合。王二、郑彦夫等人后来虽默默无闻，但澄城人民抗粮杀官的消息却不胫而走，迅速传开，已被旱灾、饥荒和横征暴敛逼上绝境的陕北各地农民与军户最先响应，一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陕北府谷县农民王嘉胤率杨六、不沾泥等“群掠富家粟”[5]，官府前来追捕。这时澄城事件消息传来，王嘉胤等遂由“劫富”进而抗官，正式举起了反抗朝廷的义旗。崇祯元年（1628年），白水王二的起义军攻下宜君县，安塞县人高迎祥也于是年聚众起义。不久高迎祥、王二皆与王嘉胤会合，有众五六千，占据了延安、庆阳两府间的黄龙山区。
同年，清涧县人王左挂（原名王子顺）在宜川县龙耳嘴起兵，有“骑贼万人”，头目苗美、飞山虎、大红狼等，声势颇大。
清涧县书生赵胜借助本县山中孤寺，点灯苦读，官府却听信流言，怀疑他在密谋造反，要抓他。赵胜被逼上梁山，遂自号“点灯子”，在解家沟花牙寺聚众起义。
大起义的烈火在这一年（1628年）冬已从陕北烧到了关中与陕南。汉南人王大梁于这年十月聚集成县、两当等县农民3000余人，自称大梁王，举兵起义，攻克略阳，逼进汉中府城。十二月，陕西镇总兵与陕西巡抚治所固原（宁夏今县）发生兵变，起义士兵打开了固原州库，并攻入关中腹地，转战泾阳、富平、三原，俘虏了官军游击李英。
到了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陕西巡抚胡廷宴与延绥巡抚岳和声联名向朝廷告急称：“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州、耀州、静宁、潼关、阳平关、金锁关等处，流贼恣掠”[6]。全陕从南到北，绝大部分地区都陷于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中了。
这时，明朝财政危机，边患与农民战争同时爆发，形成相互激发、反馈放大之势。对农民军与后金内外用兵使明廷军费开支激增，财政状况迅速恶化。为缓解财政危机，明廷于崇祯二年下令裁撤驿站，削减费用。陕西的驿递系统首当其冲。大批靠在驿站供役为生的驿卒与夫役因裁驿而陷于失业。他们在灾荒遍地、兵祸连绵的黄土高原上无以求生，也纷纷加入了起义者的行列。结果，明廷陷入了因财政危机而裁驿，因裁驿而使农民起义扩大，因镇压日益扩大的农民起义而使军费更增、财政危机更严重的恶性循环之中。
同年，满洲后金军队大举入犯，第一次打到北京城下，崇祯帝措置乖戾，冤杀袁崇焕，使战局更加恶化，于是明廷急调西北边军赴京勤王。边兵们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受军官虐待，又被克扣军饷，饥寒疲困，也纷纷哗变、逃亡。陕北延绥镇的边兵因总兵吴自勉贪污军饷，盗卖军马而哗变，使延绥巡抚张梦鲸忧愤而死。勤王军中途哗变，留守原防的卫军与军户同样也无法生存。崇祯三年（1630年），延绥地区缺饷已达四年之久，饥军不愿饿死，遂在神一元、神一魁兄弟率领下起义。3000多起义边军很快攻下新安边（今吴旗县北）、宁塞营（今吴旗、靖边间）与柳树涧（今定边县东）三堡，杀死明参将陈三槐，占领保安（今志丹）县。
失业驿卒、哗变边兵与起义饥军加入农民造反行列，使陕西农民起义的烽火越烧越旺了。与一般农民相比，驿卒与边军都有组织的传统，边军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而勤王军更是边军的精锐。他们大批加入起义，一方面削弱了统治者的镇压力量，另一方面增强了起义军的作战能力，使明政府越来越难以招架了。
这样，到崇祯三年冬，明末农民战争在陕西境内形成了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起义军蜂起，各自为战，单股义军规模较小，战斗力不强，与官军作战败多胜少，攻取名城重镇的能力尚不具备。起义者由于是死里求生、逼上梁山，因而尚无长远打算。为避免官府株连迫害，他们往往拉家带口甚至举族入伙，其首领则多以浑名、绰号相称，如紫金梁、可天飞、不沾泥、八大王、闯将、点灯子、蝎子块、闯塌天等等，而隐去真名以防官方追查。这一切都表明他们尚处于幼稚时期，还不能很快给明朝统治以致命打击。但是，由于起义遍及各地，几乎州州起火、县县冒烟，官府顾此失彼，已无法维持正常统治秩序。官军对单股义军这时仍具有绝对优势，然而由于官逼民反的大背景，官军虽屡战屡胜，起义者却越杀越多了。这样，到了崇祯四年（1631年）初，明政府便不得不变换手法，改对起义军以“剿”为主为以“抚”为主了。
这一时期陕西起义过程中还发生了暂时尚不引人注目但却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那就是李自成、张献忠这后来威震天下的两大领袖的参加起义。
李自成（1606—1645年），米脂县双泉里二甲人，其家所在的村子名李继迁寨，据说是宋代党项族领袖西夏创立者李继迁的故里。从史籍所载他的相貌特征看，李自成先世很可能有党项血统。李自成的祖父李海、父亲李守忠都是贫苦农民。后来明官府掘毁自成家坟以泄恨时，发现李海与李守忠墓均无碑，葬制简陋，除一粗瓷黑碗外无任何陪葬品，可见其家境之穷困。
李自成在这样的家境中度过苦难的童年，他曾一度被父母舍入寺庙为僧，后来又给富家放羊。天启六年（1626年），21岁的李自成应募成为米脂县圁川驿（或讹为银川驿，驿址在今米脂县城）的驿卒。他曾多次受到官府、豪绅的欺凌，曾为小事被乡绅艾某捆绑枷打，又曾因驿马死亡而被官府勒索追逼。这一切在他心中积聚起对统治者的仇恨。正如他后来成为大顺皇帝时所颁诏书中说：“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7]
崇祯二年，明朝裁减驿站后，李自成陷入了失业的绝境。当时米脂一带连年饥荒，居民十之七八为生存而参加了农民起义。李自成也于崇祯三年带领侄儿李过等一批青年投奔义军首领不沾泥张存孟，成为其下的第八队队长。不久张存孟败俘被斩，李自成率领以他的“老八队”为骨干的部分义军，成为独树一帜的首领。
李自成后来因亲自率部攻下北京，埋葬了明王朝而被公认为明末农民战争中第一号农民领袖。但论参加起义的资历以及在战争初期的影响，张献忠却在李自成之上。张献忠（1606—1646年）于万历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出生于延安卫柳树涧堡（今属定边县）一个军户——军事农奴家庭中，父亲做过手工业者，经营过小买卖，家境比李自成略好一些。他幼年读过一些书，粗通文字，曾自称“斯文一气，学而未成”[8]。成年后他在衙门当过捕役，但仍然属于受欺凌受压迫的下层。崇祯初年他在陕北聚众参加起义，一开始便出手不凡，“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勇”[9]。当李自成投奔张存孟而加入义军时，张献忠已成为一支义军的首领而自立山头了。当时他号称“西营八大王”，并据有米脂县18寨。此后一直到1640年以前，他在农民军中的实力、战绩、声望与地位均在李自成之上。
张、李举义，陕西义军真可谓藏龙卧虎。然而此后的漫长征途中还免不了有龙游浅水、虎落平阳之时，陕西农民起义不久就面临了一段艰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