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洪承畴治陕与农民战争的低潮
眼看农民起义的声势越来越大，明朝官府慌了手脚，急忙施展软硬两手，或“抚”或“剿”，千方百计要把起义镇压下去。
崇祯四年（1631年）初起，明陕西三边总督杨鹤见前两年的军事镇压成效甚微，而且当时西北驻军主力调京勤王未归，继续镇压的军事实力也不足，于是经奏请崇祯帝同意，改而采取以“抚”为主的方针，对农民军大力诱降。同时明廷还派御史吴携带白银10万两，前往陕西放赈，企图诱使造反的饥民放下武器，回乡领取官府的救济，并防止受“抚”还乡的起义者因求生无计而再度造反。
明廷的这一新招很快取得了暂时的效果。崇祯四年三月，留在陕西境内的最大一股义军、有众六七万人的神一魁部在宁州（今甘肃宁县）接受招安，并放回了此前俘虏的明朝官吏与夺获的明朝官印。此后不久，点灯子、满天星、上天龙、王老虎、独行狼、郝临庵、刘六等起义军首领也相继率部受抚。而流离在外的陕西饥民（起义军兵源的主要补充者）也纷纷回籍领取救济。
但这种效果很快灰飞烟灭了。因为这时官府议抚，主要是由于边军勤王后陕西官军没有足够的“剿贼”兵力，然而兵力不足，也使官府难以对已受招安的义军实施有效监督，更难以将其真正解除武装，遣散归农，以至于“招安贼首，给札予官，占据要村，纵其党众，‘剽掠’四乡，谓之打粮”[10]，出现了“阳顺阴叛”、“抚”局有名无实的状况。地方官绅与富室对此怨气冲天，把这种受了招安仍“劫掠”如故的义军呼为“官贼”，他们对“抚议”的攻击使代表他们利益的当局无法再把抚议进行下去。
其次，陕西农民本来是因活不下去才被迫铤而走险的，明廷虽然宣布了招抚政策，但并不能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饥民饥军既然无以为生，“旋抚旋叛”就势成必然。对此，官方本来心中有数，因此才有吴赈陕之举。然而由于以崇祯帝为首的明廷鼠目寸光，贪吝过分，所拨的区区10万两赈银只是杯水车薪，虽经朝中一些有识之士多方吁请，终不肯再出一钱。这就使抚局难以持久，陕人“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11]。抚局的败坏也就难免了。
最后，一些明朝官员背信弃义，违诺杀降，贪鄙将士杀降冒功，主剿派人士更往往故意杀降，存心破坏抚局，这就使官府的信用完全丧失，导致招抚政策破产。起义农民受抚后竟被官府设计诱杀的事，在当时的陕西不胜枚举。如王左挂在清涧受抚后，陕西巡按李应期、延绥巡抚洪承畴等密谋策划，于崇祯三年八月预伏刀斧手把王左挂及其伙伴苗登云等98名受抚首领全部杀害。崇祯四年四月，洪承畴授意部将贺人龙诈称宴请降众，降众入席后伏兵齐出，一次便杀害了320人。起义者一再受骗上当后，已经无法相信官府的招抚诚意，而只有鱼死网破，舍命相拼了。
于是，明朝的招抚政策不久便宣告失败。崇祯四年九月，崇祯帝下令把杨鹤撤职查办，陕西巡抚练国事降官三级，起用了主剿的强硬派官员洪承畴接任陕西三边总督，再度对起义农民举起了屠刀。
这时，陕西的军事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首先由于陕西饥荒严重，从崇祯三年起大批农民军便陆续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就粮，并谋求新的发展空间。到崇祯四年时，包括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在内的陕西义军主力都已转战河东。明末农民战争的中心至此已从陕西移至山西。义军在山西无论在规模、战绩还是在组织形式上都大有发展，形成了一批骨干力量即所谓“三十六营”，各部开始出现协同与联合作战的趋势，其中最强者如王嘉胤等已逐渐具有诸家盟主的地位，如此等等。然而义军的大批东渡却使得陕西境内的义军兵力大减，因此虽然就全国看来崇祯四年后农民战争仍处在第一高潮的上升势头上，但陕西农民起义的第一个高潮却已经过去了。
其次，这一时期满洲军已退回关外，辽东边患有所缓解，勤王军因而得以回防原地，陕西官军的镇压力量由此得到了增强，军事形势已对留陕义军不利。
再次，天启至崇祯初年陕西的连年干旱到崇祯五年（1632年）结束，此后几年里陕西境内降雨较多，农业有所恢复，多年的饥荒也得以缓和，死里求生的饥民群即起义军的后备兵源也减少了。
这些都促使陕西的起义逐渐转入低潮，然而这一时期受命治陕的总督洪承畴在统治者阵营中比较精明干练，“平乱”有方，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洪承畴（1593—1665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他于明末农民起义在陕北爆发的那一年即1627年到陕西任布政使司右参政，此后随着农民起义的蔓延与官府剿抚两败的困境，陕西的总督、巡抚及其以下官员走马灯般地易人，一顶顶乌纱落地，而洪承畴却“业绩”不凡，接连升官。崇祯三年升任延绥巡抚，四年再升为陕西三边总督，七年（1634年）更被授予了前所未有的重任：兵部尚书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保定、真定等处军务。职权所及几达半个中国，成为明朝镇压农民起义的总指挥官，同时他仍保留陕西三边总督之职，坐镇西安，指挥对农民军的围剿。
在这一时期，虽然大部分农民军已转战山西，但陕西的义军活动仍相当活跃，并与洪承畴指挥下的官军进行了英勇的搏斗。崇祯四年九月，一度受抚的神一魁重举义旗，攻占了宁塞营，控制了战略意义重要的白于山区。然而这时义军发生内乱，神一魁为部将黄友才等所杀，部众分裂。同年十一月，义军谭雄部攻占安塞县城。洪承畴闻讯向义军发起两路反扑：以副总兵曹文诏围攻黄友才等据守的宁塞营，而自领副总兵李卑会合总兵王承恩进攻安塞。在优势官军的进攻下，义军损失惨重，两塞俱失，黄友才退走，谭雄等被诱杀。在此以前，“抚而复叛”的点灯子赵胜也受到洪承畴派遣的官军连续攻击，迭遭重创，被迫从陕西渡河入晋。洪承畴和部将曹文诏、艾万年追过黄河，于九月十八日在晋西石楼县将该部义军击溃，点灯子阵亡。
然而义军一部受挫一部又起。十一月间义军一座城、一朵云、薛红旗等部3000余人从鱼河川（今榆林市南）突袭安定县城（今子长县西），“城中贫民恨富人”[12]，起而响应，一举攻克了安定。与此同时，义军混天猴部攻克甘泉，夺得饷银10.8万两，杀死知县郭永图及明河西兵备道张允登。接着该部又克葭州（今佳县），杀死明兵备道郭景嵩。崇祯五年正月，混天猴派人伪装米商混入宜君县城，乘夜里应外合夺取了该城。随即又分兵攻占了保安、合水二县。这样，仅这一部义军就已连破五个州县，杀死两位道员。
这时，原属神一魁部下的郝临庵、刘六、可天飞等部也在子午岭山区重新起义，很快使这一山区成为义军的一大根据地，起义农民由此四出攻击。崇祯四年十二月，黄友才、郝临庵、可天飞等围攻环县，署县事赵应兰自杀。次年二月，可天飞与郝临庵又围攻庆阳府城。一时从黄河西岸到子午岭的广大地区又出现了义军纵横、战旗飞舞的局面。
对此洪承畴再度运筹帷幄，调集官军进行镇压。他先令王承恩进攻安定，赶走了一座城等部，又调曹文诏、张全昌合力进剿混天猴，调甘肃总兵杨嘉谟、宁夏总兵贺虎臣会攻子午岭西侧的神一魁诸旧部。崇祯四年年底，官军在环县城外大败义军，黄友才被官军火铳击中身亡，可天飞、郝临庵退入今陕、甘、宁三省交界处的东、西川深山区。次年二月，曹文诏解庆阳之围，再次击败义军。三月十三日曹文诏与杨嘉谟又合击义军于西壕，义军大败，伤亡惨重，余部退回东、西川的铁角城一带深山根据地，无力复出了。
遏制住子午岭地区神一魁旧部系统诸义军的发展后，洪承畴再度注目于陕北东北部地区，向集结在那里的义军集群猛烈反扑。崇祯五年四月，陕北东路最大的义军不沾泥张存孟部在西川设立17哨64寨，向米脂、葭州发起进攻。洪承畴令延绥巡抚张福臻、陕西总兵王承恩率部与自己亲统的大军会合，对义军进行围歼战，一举得逞。张存孟大败后，与另一首领刘民悦均被俘斩于绥德。这年七月，一度横行陕北、连陷名城的义军混天猴部也在延川县被官军消灭，混天猴被明将马科击杀于延水关（今延川县东黄河岸）。于是东路义军诸部大体上均被镇压了。
接着洪承畴便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已退入深山的子午岭义军作最后的清剿。子午岭北端与白于山形成的山结地区有铁角城，这里山高沟深，形势险峻，自大起义爆发以来就成为义军经营的据点，神氏兄弟及其后的郝临庵、可天飞等部都曾长期在此“分地耕牧”[13]，为持久计。几年来他们虽屡次在山外战败，却一直没有官军能攻到这里。崇祯五年八月，洪承畴一面调大军四面进逼，一面派出间谍，拉拢义军叛徒，实行反间计，“与以重赏”，“令其以‘贼’杀‘贼’”[14]。这一毒辣的诡计果然奏效，在严峻的形势与官府的利诱下，义军很快从内部瓦解。一些人一变而为当局的鹰犬，成为义军致命的敌人。如原义军将领白广恩叛变后，立即带领官军直袭可天飞何崇渭的大本营“何家老寨”，可天飞措手不及，兵败身亡。十月间，官军王承恩部也击败了义军一座城、薛红旗等部，一座城死于叛徒乔六郎之手，薛红旗与一字王也在骨都寺为明靖边兵备道戴君恩所杀。郝临庵等部在铁角城根据地失陷后，循子午岭南逃入关中。十一月间被官军追击于耀州锥子山，义军再败，撤入凤凰山。官军见山险难攻，遂重施故伎，再派间谍进行策反，结果郝临庵、独行狼等义军首领又被内部的叛徒所杀害，首级被献给了官军。
至此，洪承畴经过一年半的残酷镇压，终于基本上把在陕西坚持斗争的各支义军逐一扫平。这时他自以为大势已定，又再次食言背信，在投降义军中挑出400名所谓“狰狞剽悍者”加以惨杀。[15]这些心存幻想的动摇分子又一次成了统治者骗局的可悲牺牲品。
在这一时期的镇压中，洪承畴充分显示出凶恶的屠夫面目。据明巡按范复粹于崇祯六年（1633年）奏报，官军仅在作战中杀死的义军将士就有36600多人，至于战场外所杀的以及因官军烧杀蹂躏而死的平民百姓就无法计数了。
当然，洪承畴的一度成功也不能仅仅用他的残暴来解释，他的政治、军事才干也是当时明朝官场中比较难得的。他在政治上始终坚持强硬立场，坚决主“剿”，反对“抚”议，即使在主“抚”派得势时他也不易其说，这在当时官场那种怯于负责、遇事推诿、随波逐流、了无定见、敷衍塞责、首鼠两端的风气中，堪称是鹤立鸡群，因此他能作为主“剿”派的公认代表凝聚一批同仁进行苦心经营。
洪承畴有较高的谋略水平，惯于用诡计，行反间，以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双管齐下来对付农民军，因而屡屡奏效，为一味逞勇者所不及。洪承畴的多次背信杀降不仅当时破坏了“抚局”，也为后世史家所不齿。但他也并不只是一味残杀，对那些真正可用的鹰犬之才他不仅不杀，还往往不吝恩宠，提拔重用。如前面提到的义军降将白广恩在铁角城立“功”后，便深受他的赏识，后来一直升到总兵之位。也正因为如此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有人上当。
在军事上洪承畴熟悉兵情地理，善于当机立断，抓住战机。他也比较知人善任，所重用的将领如曹文诏、贺人龙等都是明军中不可多得的猛将。洪承畴的善于驾驭部属在当时也是有名的。别人奈何不得的骄兵悍将，他却往往能调度得宜，臂指如意。所有这些长处，加上有利的形势与农民军在战争初期的许多弱点，便使他能得志于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