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范仲淹治陕与“庆历新政”
北宋时代的第一次改革浪潮，是伴随着党项铁骑的马蹄声而来临的。当李元昊侵宋以前，北宋承平数十年，因循守旧，积弊日深。宋仁宗前期的宰相吕夷简、张士逊，都是只恋权位、不思进取的世故官僚，面对北宋当时冗兵、冗官、冗费、积贫、积弱的局面，他们无动于衷，“无所建白”[1]。一切改革的建议，都以“先朝旧规，不可轻议改革”[2]的理由被拒绝。朝中稍有革新思想的人士，都被加以“朋党”的罪名而受到贬斥。
然而就在这一派文恬武嬉的萎靡风气中，陕西边外的党项贵族羽翼渐丰，宝元年间的三川口之败，党项骑兵的铁蹄踏破了仁宗君臣的偷安梦，他们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幅衰微破败的景象：几十万大军训练久弛，终日“饱食安坐以嬉”[3]。边防体制混乱，兵将不相知，事权不一，令出多门，庞大的边防军分散在5路24州军的几百个寨堡中，互不相属，都直接受朝廷控制，消息不灵，调度失宜。于是一怒之下，仁宗撤换了主持陕政的范雍，将他贬官，改命知制诰韩琦安抚陕西。韩琦推荐他的知交、当时正外贬知越州（今浙江绍兴市）的范仲淹做搭档。于是范仲淹“一夜飞渡镜湖月”，从东南沿海水陆兼程赶到了西北高原。
当时已52岁的范仲淹在宦海里已经经历了25年的沉浮，却还是锐气未挫。就在来陕前四年，他还因抨击当朝宰相吕夷简“进用多出其门”的任人唯亲作风，触怒当道，与一批志图革新的同行一起被打成“朋党”，全部被赶出朝廷。但是他不改初志，仍“以天下为己任”。这时皇帝虽然重新起用了他，但经略西北却不是个美差。当时西北边事已成了一副烂摊子，两年之内连续撤换了范雍、夏竦、夏守赟等人，当其位者贬多升少。所以有人说：要想治边事，还是在朝中出主意的好，边臣是做不得的！更麻烦的是这时他的对头吕夷简仍在朝中执政，要想有作为，谈何容易！
然而范仲淹仍欣然受命了，这不仅是因为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而且也因为陕西是他的祖籍[4]，而他在此前曾任过河中府（府治在今山西永济县，当时该府属陕西路）通判，对陕西并不陌生。
范仲淹抵陕之际，陕西正当危急存亡之秋，朝廷对他期望甚殷，一月之内三变其任：先命他知永兴军，尚未到任又改命为陕西都转运使，不久又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这时“延州诸寨多失守，仲淹自请行”[5]，于是又加知延州。
范仲淹到延州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军事体制。当时有个规定：边将按级授兵，总管领万人，钤辖领5000人，都监领3000人；敌人来犯时不管来敌有多少，一律以官卑者先出战。如此僵硬的制度严重束缚了宋军的手脚，使他们无法随机应变。范仲淹断然废止了这个陋规，他说：“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6]于是他大胆改变兵不识将、将不专兵的“祖宗之法”，把全路军队1.8万人配隶六将，授与职权，平时责成诸将负责训练，战时按敌情轻重派出相应规模的军队，轮番御敌。经过他的改革，陕西军队面貌一新，“约束既定，总领不二，劳逸又均，人乐为用”[7]，很快扭转了危局。西夏人对范仲淹也十分敬畏，相戒说：“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也！”[8]后来神宗朝的“将兵法”，便滥觞于此。
范仲淹还主张革新边防战略思想。当时宋廷愤于李元昊“悖嫚”无礼，却并未认真研究过边情。延州大败后一时颇有些恼羞成怒，不设法进行踏实的边防建设，却沉醉在“五路进讨，直捣巢穴”之类的虚妄计划之中。朝中主政的吕夷简，与范仲淹搭档主持陕事的韩琦，当时都是“大举进讨”论者。范仲淹根据他对边情的了解，坚决反对这种“轻兵深入”的不负责任的冒险主张。为此他不但一时为“取攻策”的皇帝所不满，为书生意气的同僚韩琦所埋怨，就连当初一起被打成“朋党”的友人也不理解。他们中的尹洙受韩琦之托到延州来劝说范仲淹，范仲淹仍“坚执不可”。尹洙只好叹道：“公于此乃不及韩公（指韩琦）也。”[9]
韩琦不顾范仲淹的反对，声称：“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败于度外”，仍然令宋军取“进讨”的态势。范仲淹只好在自己的防区内行其是，要求“暂留鄜延一路”不参加“进讨”，得到了朝廷的允许。结果，次年宋军果然在“进讨”中遇伏好水川，几乎全军覆没，韩琦闻败大哭，范仲淹叹息说：打仗非儿戏，“难置胜负于度外也”。[10]在血的教训面前，朝廷与韩琦终于接受了范仲淹的意见。范仲淹遂提出“严边城，实关内”的积极防御主张，着眼于长期、认真的边防建设。他认为：“今边缘城寨有五七分之备，而关中之备无二三分。若昊贼知我虚实，必先胁边城。不出战，则深入乘关中之虚，小城可破，大城可围，或东沮潼关，隔两川贡赋，缘边懦将，不能坚守，则朝廷不得高枕矣。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西则邠州、凤翔为环、庆、仪、渭之声援，北则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东则陕府、华州据黄河、潼关之险，中则永兴为都会之府，各须屯兵三二万人。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复命五路修攻取之备，张其军声，分彼贼势，使弓马之劲无所施，牛羊之货无所售。二三年间，彼自困弱。待其众心离叛，自有间隙，则行天讨。此朝廷之上策也。”[11]应该说范仲淹此语有其言过其实之处。完全回避野战，只守城而不守野，只顾点而不顾片，也会造成另一些问题，而“二三年间彼自困弱”的设想也未免过于乐观。不过，范仲淹的战略就其基本点来说无疑是正确的，这就是对夏作战不可能速决，要作长期准备；在战略态势上应取积极防御，不要轻言“直捣巢穴”；在战术上应扬长避短，不轻易与夏军打非我所长的野战，而应侧重筑城制敌。他后来又把这归纳为“择利进筑，因以牵制元昊东界军马”[12]。
范仲淹的这些主张，标志着宋朝军事思想的一大变革。这是他对种世衡等优秀将领御敌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自己实践的结果。在范仲淹的亲自主持下筑成的堡寨有12座。其中的大顺城与种世衡修的清涧城一样，是陕西“筑城战”的代表作。大顺城位于庆州（今甘肃庆阳县境）西北后桥川口的马铺寨地方，地当子午岭上的战略要冲，与当时在西夏控制下的战略据点白豹、金汤二城近在咫尺。范仲淹采用隐蔽、保密、出敌不意的办法，突击抢筑，“旬日而城成”[13]。西夏发觉后立即来攻，但已无及。此后在整个宋夏对峙期间它始终未被攻破，成为屏障庆州并向夏境纵深推进的桥头堡。后来宋军就是从这里逐步推进，不仅收复了白豹城和金汤城，而且一直前推到定边军、神堂堡一线（今吴旗、定边间）。
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宋朝边臣边将不断更换，但由范仲淹奠定的那些基本军事原则一直沿袭下来。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陕西边防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宋朝沿用“筑城迫城，移寨攻寨”的战略，步步为营，向前推进，逼着西夏逐步后撤，至少不再轻易南进。在以后的70多年间，宋夏对峙线尽管屡有进退，但总的趋势是向北推移的。在此期间，宋朝把陕北变成了一个寨堡密布、纵横成网的大纵深防御地带。其最大纵深如以从鄜州[14]到银州[15]计，可达200公里以上。堪称为可与万里长城并列的我国历史上又一军事建筑奇观。直至今日，人们还可以在陕北黄土高原的一些山巅、河畔、谷口、塬上，看到当年巍然雄峙的一些城堡的遗迹，如白豹城（今吴旗县西南）、金汤城（今吴旗县南）、顺宁寨（今志丹县西北）、龙安寨（今安塞县北）、义合寨（今绥德县东义合）、嗣武寨（今米脂县西北）、通秦寨（今佳县通秦镇），等等。
为了沟通各个据点，便于行军与运粮，更有效地实现积极防御，北宋还逐渐修筑了许多战略通道，重要的有：顺宁寨经金汤城、白豹川通往庆州的通道，绥德城经由葭芦寨、宁河寨、通秦堡通往麟州的道路，绥德城经由义合寨、吴堡寨（今吴堡县）过黄河至汾州（今山西汾阳）的道路，保安军经由荔原堡通往柔远寨（今甘肃华池县）的道路。以及一些后方的后勤补给通道，如京兆府通过黄龙山直达延州的南北大道和由洛川、鄜州通达大庆关过黄河进入今山西地区的东西大道等。
屯田储粮 种世衡在清涧兴营田的经验，为范仲淹所推广，在陕北筑城护耕，“大兴营田，且听民得互市，以通有无”[16]。范仲淹身后在陕西从边地到内郡都得到大力发展的、以授田制维持各种乡兵组织的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大规模的屯田、军垦活动。如当时的关中大儒吕大忠所说：“汉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于屯田，义勇近于府兵，择用一焉，兵屯可省。”[17]因而乡兵的普及实际上也就是屯田制的普及。
经营马政 自唐代以来，关中牧场缩小，作战所需的马匹未能大量繁殖。宋代养马牧场也东移到太行山及中原各地，在陕西的只有同州的沙苑（今大荔县境），因此难以满足战争的需要。为此宋朝曾在河东、陕西、川峡三路收购民间及游牧部落的马匹。在今陕西境内的收购区有麟、府、银、绥、夏、延诸州及保安军。就近收购马匹，便于支援边防建设。
招抚属羌 范仲淹也是北宋在陕西推行“抚羌”政策的奠基人。他指出：“元昊巢穴，实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战，惟横山一带蕃部，东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余里，人马精劲，惯习战斗，与汉界相附。每大举入寇，必为前锋。故西戎以山界蕃部为强兵，汉家以山界属户及弓箭为善战，以此观之，各以边人为强，理固明矣。”[18]他改变了前任范雍等人任意欺凌乃至屠戮属羌的所谓“打虏”陋政，重用善于“抚羌”的种世衡等人，自己也身体力行。当李元昊势大时，子午岭一带有属羌酋长600余人为元昊所诱，“约为向导”。事情败露后，范仲淹没有施以简单的惩罚，而是亲临其境，晓以大义，并“犒赏诸羌，阅其人马”，还为诸羌部制定了一部内修文明、外利边防的成文“法典”：如冤仇已经调解仲裁，而仍私为报复，以致伤人，则罚100只羊及2匹马。杀人者斩。负债争讼听告官为理，如私自拘押平民债务人为人质的，要罚羊50只、马1匹。西夏贼马入境，不随同本族追击的，每户罚羊2只，并留其首领为人质。如夏军大规模来犯，则应避入本寨坚守，官府负责供给粮食。拒不入寨，每家罚羊2只。全族不入寨的，要留首领为人质，等等，这部融合了游牧部落习惯法与宋朝成文法为一体的汉羌战时约法为诸属羌所接受，成为后来宋廷赖以“抚羌”的规范。范仲淹也得到了羌人的信赖。正如他向宋廷报告的：“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诸羌皆受命，自是始为汉用矣”。[19]
庆历元年（1041年），宋廷依从朝野的呼吁，罢免了夏竦的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一职。夏竦为人贪懦，一心盯着中枢之位，“及任以西事，颇依违顾避。”[20]“尝出巡边，置侍婢军中，几至军变”。西夏方面也很鄙视这个无能无德的对手，李元昊曾出示悬赏他的首级，开价仅钱三贯，表示对他的嘲弄。[21]在他的措置下，“师惟不出，出则丧败；寇惟不来，来则伤残”[22]。夏竦的罢免，使范仲淹、韩琦减少了掣肘，提高了事权，被允许“凡军期申覆不及者，皆便宜行事”[23]。此后一年多时间里，范仲淹、韩琦团结协作，边防日渐巩固。夏人对范仲淹很是敬畏，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也！”[24]而宋朝陕西军民则编唱了这样的顺口溜：“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25]
范仲淹在陕数年，除主持边备外，还关心人才荐举、资源开发等事务。名将种世衡、狄青，名儒张载等一大批“千里马”都曾受知于他这个伯乐。行伍出身的狄青勇冠三军，但文化素质不高，范仲淹送他一部《左氏春秋》，告诉他：“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狄青于是“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26]终于位登枢府，成就了从士兵到元帅的佳话。张载以一个21岁的小伙子求见范仲淹，大谈兵事，范仲淹从交谈中发觉他适于从文，便告诫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并劝他读《中庸》。[27]张载于是潜心业儒，终于成为一代关学大师。范仲淹还在陕西官场中发现了一些政治人才，如孙沔、李绚等，他们后来在“庆历新政”中都发挥了作用。此外，他还在陕北军中推广使用石油制品，推广快速筑城与找水之法，等等。
然而，范仲淹在陕数年的活动，其意义还不仅仅限于陕政本身。正是他在陕期间所目睹的军政积弊、边防危局，坚定了他推行新政的决心。而他治陕的军政之绩，又使他赢得了足以主持新政的声誉。
这时，朝中要求改革的呼声日高，许多官员纷纷上书，抨击“因循不改，弊坏日甚”的体制。[28]庆历三年（1043年）正月，陕西转运使孙沔上书，激烈指斥保守派宰相吕夷简，说他“黜忠言，废直道”，“自大名入朝秉政，于兹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西州将帅，累以败闻；北敌无厌，乘此求赂。兵歼货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变易，士民怨嗟。隆盛之基，忽至于此！”[29]在舆论压力下，吕夷简于三月被罢相。宋仁宗在这样的气候下“遂欲更天下弊事”[30]。四月，范仲淹、韩琦同日擢除枢密副使。蔡襄称“士大夫贺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饮酒叫号以为欢”[31]。不久之后范仲淹又被任命为河东宣抚使。这年八月，范仲淹回朝就任参知政事（副相），从而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新政”。
范仲淹的“新政”包括“十事”，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但实际上，一年多时间内这些事大多还来不及着手，范仲淹等人实际上做了的，主要是整顿吏治、黜庸任贤一项。这年十月，范仲淹与同行经过研究，派出一批改革派官员到各路出任转运按察使，授权他们考察各地官吏，并即行任免。这批官员中的一些人就是范仲淹等人在陕西结识的。如被派任京西路转运按察使的李绚，原任陕西邠州通判。李元昊兵围延州时，全陕震惊，邠州这时城垣破败，李绚立即发民修缮城防，当时州里那些惯于循规蹈矩以文牍为务的官吏纷纷反对，认为动工修城需要先打报告，逐级批复，才能着手。李绚认为边防要紧，不管那一套，就干了起来。他的这种雷厉风行敢于任事的作风，赢得了范仲淹的赞许。李绚被派遣按察京西后，果然不负所望。当时京西路内有一大批从“二府”（指北宋军、政两界的最高机构——政府即中书，枢府即枢密院）高位上退居二线改任府州官的资深大员，如前枢密副使，尚书左丞范雍时知河南府，前参知政事，枢密使王举正时知许州，前枢密副使任中师时知陈州，前给事中任布时知河阳。李绚经过考察，认为他们都不称职，“皆以不才奏之”[32]，一时引起轩然大波。人们都惊讶他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但是在积重难返腐败已深的北宋，范仲淹的新政刚迈出了头一步就陷入了泥潭之中，权益受到损害的佞臣、幸臣、庸臣和奸臣们纷纷上书攻击新政，甚至造谣诽谤，陷害范仲淹等人。诸路转运按察使的工作也成了攻击的重点，李绚等都被指为“苛察”，处境日益困难。
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对改革派心怀不满的夏竦捏造谣言，污蔑范仲淹等企图废立皇帝。宋仁宗虽不相信这一耸人听闻的谣言，但他在保守大臣们的包围下，对新政的信心已经动摇。范仲淹等人对此很不安，遂向皇帝提出要再次巡边。宋仁宗立即同意，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于是，入朝不满一年的范仲淹便被打发出了朝廷，重回陕西。
这时的范仲淹还心存幻想，企图安定了边情后再回朝继续推行新政。他在赴陕途经郑州时看望了退休家居的吕夷简。已经脱离了宦海的吕夷简问范仲淹为何匆忙出京？范答道：“暂往经抚两路，事毕即还。”吕夷简这时百感交集，对这个昔日的政敌、此时已经与自己一样失败了却还不自知的范仲淹说了大实话：“君此行，正蹈危机，岂复再入？若欲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为便。”范仲淹愕然无语。[33]
这年八月，范仲淹再主陕政。这时边境局势渐趋稳定，但麟、府因新遭兵燹，荒芜残破，许多人建议放弃此地。范仲淹坚决反对，他主持修复故城，招还3000多户难民，免其租税与商税，还废除了酒类专卖的禁令，以帮助边民重建家园。
然而，范仲淹再也回不了朝了。正如吕夷简所料，自他离朝后，保守势力又包围了宋仁宗。不出一年，杜衍、韩琦、欧阳修等新政的支持者都被贬出朝，李绚等诸路漕司也纷纷被指为“苛察”而或罢或贬。昙花一现的庆历新政，至此彻底失败。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在抑郁中撒手人寰。这时他已离开陕西多年，但陕西人民仍然十分哀痛，甚至出现了“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34]的感人情景。范仲淹虽然失败了，但他那“论天下事，奋不顾身”的精神，他那“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的廉洁作风，在陕西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延安嘉岭山下还保留着范仲淹手书石刻“嘉岭山”三字与“范公井”等遗迹。人们也更不会忘记他在陕西留下的那苍凉悲壮的千古诗篇：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