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安西王府与省、藩二元政治

在由宋、金的宣抚司制发展而来的行省制之外，元初的陕西却又存在着另一套具有蒙古部落特点的权力机构，这就是安西王府。

蒙古帝国时代的宗王典兵、封土与王位继承中的贵族推议、兄终弟及、叔侄相承等现象都源自部落传统，入元后在相当程度上仍得以保留，从而成为元代政治包括陕西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忽必烈以在陕西推行汉法闻名，但他之被封于关中，本身却是蒙古传统之举。他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对陕西却一直是极为重视的，这不仅因为陕西是他即位前的“潜邸”所在，是他赖以积蓄力量夺得汗位的“龙兴之地”，而且也因为陕西对于控御整个西部中国所具有的特殊战略地位，尤其在对南宋用兵期间更是如此。当时“诸将皆筑第京兆”，力图在此有一席之地，不少名臣宿将如姚枢、杨奂、杨果、贺仁杰、李德辉、纳拉速丁，等等，以及前述的廉希宪、商挺诸人，都在这里经营过。忽必烈即位后，也把关中作为特殊地区来看待，并接受刘好礼“陕西重地，宜封皇子诸王以肃之”的建议，于立元国号的次年即至元九年（1272年）把他的第三个皇子忙哥剌封为安西王，建藩于京兆，开始了安西王国的贵族统治。

忙哥剌为忽必烈正后所生，他的长兄早逝，次兄继位为皇太子，因而就血统次序而论，他在当时的宗室诸王中是最尊贵的，而他本人的才干也得到忽必烈与太子真金的器重。因此他受封关中后，不仅位高，而且权重，既锡爵食封，又受土临民，复主政掌军，其权势之烜赫，在元初是独一无二的。尤其在对宋战争期间，安西王府在朝廷支持下成了控制西北和西南的独当一面的势力，所辖军队多达15万人。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朝三路大军南下灭宋，四川一路的军政事务即归安西王府节制。至元十年（1273年）起，忙哥剌又进封秦王，权势更大。他仿元廷纳钵之制，冬驻京兆，夏驻六盘山，在两处都营建起宫殿建筑，设立权力机关，其中在六盘山的夏宫曰开成宫，在京兆的主宫曰安西宫，[3]因此民间习惯上以其宫名仍称之为安西王。

安西宫是忙哥剌晋封秦王的那一年所建，遗址在今西安城东北3公里的浐河以西，当地人称之为“达（鞑）王殿”，又称“斡儿朵”，即蒙语“宫殿”或“行宫”之意。此宫之所以修建在长安城外，显然是因为韩建“缩城”之后的长安城太小了，容纳不下与忙哥剌身份相称的大型宫殿群。于是安西王宫便成了城外之城。它与唐大明宫处在东西一条线上，雄踞龙首原东去之余脉。当年建城时，忙哥剌任赵炳为兼营司大使，“遍访周、秦、汉、唐故宫废苑，遗踪故迹”[4]，才选择了这个形胜之地作为宫城。据调查，安西宫城的形制为一南北向的长方形，城的四角向外突出，成半圆形，与今西安城西南角保留的元代墩台相似，是一种不同于中原传统的西域城垣形制。宫城北面无门，东、西、南三面各开一门。现在尚留有城中央一高大的夯土台基，高出地面2至3米，今称为“殿台子”，是安西宫的正殿。

当时的安西王宫，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设计精巧，富丽堂皇。它“包络原野，周四十里”，“毳殿中峙”，“壮丽视皇居”。据马可·波罗记载，安西宫极其壮观：“在一大平原中，周围有川湖泉水不少；高大墙垣围之，周围约五哩。墙内即王宫所在，其壮丽之盛，布置之佳，罕有可比。宫内有美丽殿室不少，皆以金绘饰。”“军队驻扎宫之四周，游猎为乐”。从今天的遗址看，这一记载并不夸大。

手握重兵而居住在城堡里的安西王，与京兆城中代表朝廷集中地方事权的陕西行省形成了一种尴尬的二元化权力体制。一方面，行省按规定“与都省（即中书省）为表里”，“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任军民之事”。“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5]另一方面安西王又雄为一方之诸侯，根本不把行省放在眼里。从实际情况看，安西王府（正式地说应该是秦王府）的权力远远高出行省之上。以至于京兆府也在至元十六年（1279年）改名安西路，甚至陕西行省也一度被改名安西行省，[6]俨然成了安西王的办事机构了。而安西王府自成立之日起便设有王相，治理封地内军民诸政，于是安西王相府便成了与行省并立的第二政府。当时凡行省管辖范围内的事，安西王通过王相府都可以去管。而行省管不了的事，如对宋用兵之时设在四川的与行省平行的机构行枢密院，安西王府也能加以节制。甚至在陕、川分省之后，陕西行省已管不了四川，而安西王府仍能管。在这种情况下，王府几乎已成了行省的名不正言不顺的上司。

不仅如此，安西王还刻意模仿“开国规模”，按照元代以大都、上都为“两都”的体例，也在“安西王国”搞了个“两路”之制：以京兆府视大都，号为“大路”，而以王府夏宫所在的六盘山区原州城（今宁夏固原）设立开成府及开成府路，以比拟元朝的开平府，“仍视上都，号为上路”[7]。元朝以大都为正都，设置各种机构，上都为皇帝夏季驻地，每岁巡幸至此，百官分置随从。与大都并称“两都”。安西王也以京兆为“正都”，设置相府诸司，而以上路为藩王夏季驻地，每岁巡视至此，王府诸司随从。与京兆并称“两路”。俨然是一个与大元帝国相仿的“小元帝国”！这样的气势之下，陕西行省的职权难免要被取代。

为了解决这种“两个政府并存”的窘境，元朝曾在至元八年（1271年）撤销行省，把京兆地并入腹里直隶中书省管辖，但不久又以鞭长莫及，又交由安西王相府治理。这样，在至元九年—十七年间（1271—1280年）陕西就只有王相府而无行省。然而考虑到以藩王专制一方会带来的危险，忽必烈又于忙哥剌死后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复立行省，同时撤销王相府。但安西王的权力并未被剥夺，取消王相只是撤掉一个办事机构而已，安西王仍然有权在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尤其是在陕西境内发号施令。

这种行省与藩王平行执政的“省藩二元政权”在元代只见于陕西和云南，而元初的陕西又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制度根源上说，这种政体体现了中央集权官僚制的“汉法”与藩王封建贵族制的蒙古“祖制”间的深刻矛盾。但制度是由人执行的，正如忽必烈当年能以一个按传统方式受封的蒙古藩王在他的领地内大行汉法一样，首任安西王忙哥剌也以他个人的行为缓和了这种体制内的矛盾。就忙哥剌本人来说，他与皇帝有父子之情，又没有什么非分的野心，因此虽手握一方军民之权，却并无割据称雄甚至窥视“神器”之念。同时他在政见与观念上也与忽必烈一样，在当时的蒙古统治者中属于倾向汉法者。甚至于在忽必烈后来因王文统事件而疏远汉臣，在陕西行省之位上也多任用蒙古、色目大臣的时候，安西王相却任用了一批汉族儒臣，如李德辉（1272年任）、赵炳（1277年任）以及汉法治陕的老功臣商挺（1272年任）等。

因此，在忙哥剌时期，陕西这种不正常的体制并未导致严重的恶果。当商挺为王相时，他向忙哥剌献“十策”：“睦亲邻，安人心，敬民时，备不虞；厚民生，一事权，清心源，谨自治，固本根，察下情”[8]。忙哥剌对此十分欣赏。当时安西王府官吏和军士多有仗势横行、扰民乱政的，赵炳以法治之，忙哥剌也表示赞许，并告诉赵炳这类事无须向他作请示，可以自行依法处置。当时，朝廷以解州盐课拨归王府供作经费，而因课额过重，民间积欠达20多万贯。王府官吏为此苛征不已，民怨沸腾。赵炳建言：“与其裒敛病民，孰若惠泽加于民乎！”忙哥剌也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免征。[9]

这样，由于忙哥剌个人的开明，也由于当时王相府基本上由主张行汉法的人士主持，因此这个时期体制上的缺陷并未酿成大患，忽必烈当年的各项政策在忙哥剌称王陕西的时期大体上仍然得到了贯彻。

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安西王府内的蒙古军事贵族传统保守势力也已经在王府权势的土壤上开始膨胀。当时这主要表现为汉臣控制的王相府与蒙古军事贵族控制的六盘山夏宫机构的冲突。

忙哥剌时代的安西王府有两个活动中心，即冬王府京兆安西宫与夏王府六盘山开成宫，所谓“赐京兆为分地，驻兵六盘山”[10]是也。六盘山自从成吉思汗时代以来，就一直是蒙古军事贵族休兵牧马养精蓄锐的大本营。那里远离汉文明中心，风气闭塞，民尽游牧，官皆军豪，保守势力易于滋长。早在忽必烈即位之初，这里就曾成为阿里不哥保守势力的重要活动中心。忙哥剌受封后，在为政方面较多地听取京兆王相府里儒臣们的意见，但在军事方面却不能不倚重六盘山的蒙古军帅们，因而双方的对立日益发展。忙哥剌在藩之时，他尚能保持二者力量的平衡，但一旦他离去，就要发生问题。1277年（至元十四年），因北方宗王叛乱，忽必烈调兵征讨，忙哥剌也奉诏北上。他一走，就发生了“六盘守者构乱”的事件，赵炳等人自京兆率兵讨伐，二十多天就平息了叛乱。然而仅几个月后，次年春季“六盘再乱”，京兆府的儒臣们又调兵予以镇压。[11]乱平之后，忙哥剌也班师归藩，没过多久，便于当年十一月病死。

忙哥剌一死，“省藩二元政治”的体制性缺陷便暴露出来，陕西的形势很快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