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记一失足的帝王之梦——兼评古德诺教授
在忧患余生中，历经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之后，霜晨月夕，闭目沉思，再佐以读破千卷史书的分析，余终觉人类也只是脊椎动物之一种，圣贤、禽兽之分，哪有若斯之绝对哉？
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认为，中国是个大国，乱源甚多，中央行政管理应该强而有力。因此他也于《天坛宪法》之外，另替中国拟了一份古氏宪法草案，主张中国应采取总统制，中国总统在行政权力上，应该超过当时在位的美国总统。
在本世纪之末，我们平心静气，摒除近百年来所积存的成见，并以近十余年来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所开放出来的视野与史料，再来回看世纪之初的纷纷扰扰，在比较史学的法则之下，我们难免也有一番觉今是而昨非的检讨。就以袁世凯来说吧，笔者始自孩提，可说就未读过一本对袁世凯有正面评价之书。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我个人对袁氏的议论，也可说是从全盘否定开始的。但是在忧患余生中，历经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之后，霜晨月夕，闭目沉思，再佐以读破千卷史书的分析，余终觉人类也只是脊椎动物之一种，圣贤、禽兽之分，哪有若斯之绝对哉？天何言哉？
笔者不学，在史学中与袁氏纠缠，所读不下数百万言，近年述而作之，盖亦在十万言以上。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语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将货比货，吾为袁世凯悲，亦如余之为汪精卫惜也。二人一为能臣，一为才士，均有足多者。小节出入，纵有可议，皆无伤传世之名。二人之错，错在晚节，错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为曹操，一为张邦昌，就遗臭万年了。汪精卫之失足，实由于身边那个才胜于德、做宰相大梦、而生就汉奸胚子的周佛海，联合汪氏泼辣褊狭的老婆陈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却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氏那位浑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拖下粪坑，其失足情况，与汪氏如出一辙也。袁家骝教授向我叹息说：“实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氏称帝，袁克定的确是个关键人物。袁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别无足述，而其人又无行。晚年竟以好“男宠”而破产破家，贫困以终。项城一代枭雄，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也真是窝囊之极。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亦见其为人与思想之反复无常，而心比天高，口若悬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为这样的think tank所误，不败何待？然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在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转型期中，袁世凯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观条件，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客观条件，无一相侔，怎能不失败呢？思之可叹。
古德诺的一阵东风
前章已简略言之，袁世凯斗垮国民党之后，改组了官制，修改了约法，重订了大总统选举法，当上了既可传子，亦可传妻的终身大总统之后，事实上已经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顶皇冠和一个帝王名号罢了，真是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想不到这阵东风，竟从太平洋的彼岸吹来，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Professor Frank J.Goodnow，1859—1939），竟适时地提出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的宏论。这一下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袁总统就真的订制龙袍，雕嵌宝座，要做起皇帝来了。
古德诺是怎么回事呢？古氏那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议人，当时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也是现代中国国际法的重要启蒙导师之一的顾维钧的博士生导师。我国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王法，开始向西方现代的民法转型，而自己无信心，乃向欧美和日本借才做顾问，便请到了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有贺对西方法学的研究有多大火候，暂不管他；古德诺倒的确是个权威，在纯学理上说，他对这个顾问（advisor）之职，胜任愉快，那是没得话说的。他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学博士生导师，但是做起转型期中动乱形势下中国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学）顾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国古语说，“文章不与政事同”，正是这话。他来中国所面对的，不是象牙之塔内的政治学，而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实际政治斗争。
古氏之来华，根据中美官方记载，是通过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dn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介绍而来的。但是实际的介绍人，我怀疑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所教过的大弟子顾维钧（1887—1985）。敲边鼓的则是顾的莫逆好友王宠惠（1881—1958）。王是民国第一、二、三届内阁中最年轻的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耶鲁大学出身，时年才三十挂边。顾维钧时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时，才二十五岁。我曾以此事面询顾氏，问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绍人，顾公微笑不答，但也没有否认，只说袁做皇帝时，他已在华盛顿做驻美公使了，未用过洪宪年号呢。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Butler）那时是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所存该基金会的史料，中国政府所想聘请的顾问，要是个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这一点却把我的老友，卫立煌将军的东床快婿、研究古德诺问题最深入的专家——郅玉汝教授弄糊涂了。在郅兄看来，要研究制宪，就应向实行宪政最成功的英、美学习嘛，为什么向把宪政弄得乱七八糟的法国学习呢？回答这个古怪的问题，所牵涉的就不是政治学，而是实际的政治斗争了。
不学美国，改学法国
笔者在前章里就曾提过，辛亥前后革命党人所追求的原是个美国模式的总统制。但是在孙、袁交递时，革命党人（尤其是宋教仁），怕新总统袁世凯弄权，在《临时约法》里，乃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那时实行内阁制最先进的两个国家，就只有英、法两国了。但是英国所搞的是君主立宪，法国所搞的则是共和立宪。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原是戊戌变法时，保皇党康、梁所借用的蓝本，不应再用。则革命党人今日所要学习的就只有个法国式的共和立宪了，所以那时中国政府所要聘请的也就是一位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参见“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学术讨论会记录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讲《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1977年4月27日，于台北国父纪念馆，128页）。
再者，那时能向国外聘请宪法专家的权力在总统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先采用总统制后改内阁制的《民元约法》，原是宋教仁于一夜之间草拟出来的。宋又是第一位法制局的局长，后虽升任农林总长，但他和法制局，乃至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关系，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孙、袁蜜月期，袁世凯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在实际政务上采取的是低姿态，雇外国专家之类的小事，不在他的伤脑筋之列，所以才有“自美国大学教员中延聘其精通宪政法例，并专熟法兰西共和宪法者一员，充任政府法律顾问，并襄办宪法编定事宜”的安排（见同上之影印合约原件）。
不幸古德诺尚未到任，宋教仁已遇刺而含恨九泉矣。这种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则非来自象牙之塔里的美国书呆子古德诺所能深入掌握的了。
古德诺其人其事
古德诺出生于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受聘于袁政府时五十四岁，这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已教了整整三十年书，在象牙之塔内，目不窥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案前书（那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还是纽约郊区，旁边高地，森林茂密，狐鹿成群，是个静修治学的圣地，与今日的嘈杂，迥若霄壤）。古某是个不折不扣的“满腹诗书，胸无城府”的夫子，拿了二万五千银元（无税的年薪，当时的美金一万三千六百元，其购买力约合今日三十万美元有奇），加上高车驷马、婢仆保镖，真是飞向枝头做凤凰，文章有价。他自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论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历史学家秉笔书之，都可说是第一流的。
古德诺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是三年合约，但是他实际在华服务的时间，却分成两段。古氏夫妇于1913年5月3日抵达北京，晋见袁世凯。然古氏在华全时服务未及一年，便双喜临门。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竟寄来聘书，聘为校长。经商请北京同意，古氏乃于1914年8月返美，出任新职。其在华顾问事务，则由卡内基基金会委人代理，仍由古氏遥领之。1915年夏季，乘暑假之便，古氏于7月中二度来华，为时六周。因此古氏在华全时服务，不过一年半。不幸的是，这一年半，却是中国试行共和政体的关键时刻。以古氏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他的片言只字，对中国政治所发生的影响，都是无法估计的。
总统制的辩护士
上节已言之，古氏于1913年5月3日抵达北京时，正值宋教仁被刺（3月20日），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上海（3月25日），紧锣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讨袁；袁亦调大兵南下，志在削藩，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更不幸的是，古德诺正是生长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贝比”（baby）。他就很自然地将美作华，站在北方袁总统的一边，而视南方所发动的二次革命为应该被镇压的动乱了（见哥伦比亚大学存档，古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的多封私函中所表示的态度；上引郅文亦有节录）。
从纯学理出发，古氏也认为当时由国民党议员所控制的国会抓权太甚，有损于共和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因为对当时正在使用中的《临时约法》和正在制订之中的《天坛宪法》都是采取法国式的内阁制。古氏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是个大国，乱源甚多，中央行政管理应该强而有力。因此他也于《天坛宪法》之外，另替中国拟了一份古氏宪法草案，主张中国应采取总统制，中国总统在行政权力上，应该超过当时在位的美国总统。
此一古氏宪草的英文稿，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曾保存有两套。笔者服务于哥伦比亚大学期间（1952—1972），曾不时取出在教室传观。今次为撰写本篇，曾再往原馆查阅，其书卡犹存（书号分别为B342.511C44及441），而两书皆佚。遍询上下负责人，皆不知所终，为之痛恨不已。所幸此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尚存有一份，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书中亦有复印本，可供参阅（见U.S.Dept.of State，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4.pp.42—51）。
此外，更使古氏反感的，则是那些在国会之内担任宪法起草委员的党人，党派偏见（partisan）太深，他们不但在宪法上写定，内阁向众议院负责（见《天坛宪法》第八十一条），纵在国会休会期间，他们还要保存个国会委员会，以代行国会职权（第五章各条），对行政部门作常年不断的监控。这一来，不但把三权分立制变成了一权独大的国会独裁制，那个与国会平行的大总统，也就变成个橡皮图章了。古氏认为这种立法权（legislative power）侵犯行政权（executive power）的建制，也是民主政治中史无前例的，是不应该存在的。袁世凯显然是受古氏评语的影响，在《天坛宪法》经国会通过后未出四天，便于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也就随之瘫痪了（参见上引郅玉汝讲稿，134—135页）。
［附注］此事在美国宪法史上，亦数见不鲜。在笔者撰写本稿期间，一件克林顿大总统绯闻案，正把美国朝野弄得天翻地覆。笔者不学，由于个人治学上的兴趣，曾把这宗宪法纠纷，从开头就跟踪到底。克林顿总统被共和党抓了辫子，认为他在大陪审团面前说谎和作伪证，触犯了宪法的有关规定，应被弹劾。其实此案从头到尾，只是一桩三权分立的政府之内，立法与司法部门勾结，打压行政部门的无烟内战。话说从头，20世纪70年代“水门案”之后，国会中人认为总统权力太大，为防止将来的总统再越权，乃拨下巨额预算，设立一个独立检察官，专门监督总统和最高级官员的不法行为。在克林顿总统的弹劾案中，共和党和它的极右翼联盟，赋予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偌大的权力，这就是美国的立国哲学Pragmatism（实验主义）利弊之所在的具体表现。姑引这件事来帮助说明在我国民国初年，民主学步初期，政治转型过程中，那桩画虎不成的小插曲。
长话短说。古德诺在华的一年半时间，正值中国政坛总统制与内阁制争辩最烈之时，也正是袁世凯与国民党拔刀相见之时。而适时出现的古德诺，无意中也就变成总统制最有力的辩护人（defender）了。既然代表总统制的是袁大总统，而代表内阁制的是国民党，在这场南北战争中，就国民党和亲国民党的社团看来，古德诺很自然地便成为袁世凯的魔鬼辩护士；而在袁氏和亲袁的政团里，古氏很自然地也就变成总统派（和后来帝制派）的最有力的理论中坚。因此在二次革命结束之后，袁氏所推动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如前章所述的新的《大总统选举法》、《解散国民党训令》、停止国会议员职权、废弃天坛宪法、增修临时约法、颁布新约法、实行一院制、废除内阁制和总统世袭制等独裁政策的推动，古氏的理论，纵无决定性的影响，至少也是被袁派引为借口的。尤其是一院制新约法的颁布，古氏且以其道得行，引以为慰呢（古氏于1914年8月出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新职，同年11月19日曾出席在纽约举行的政治学会年会，作主题演说，即以当时中国的宪政改革为题，对《中华民国约法》推崇备至。汉译讲词全文见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939—945页，原存顾维钧私档；英文原稿见美国政治科学院所发行1914年年刊；摘要见1914年11月20日《纽约时报》：Dr Goodnow Speaks on Birth of Chinese Republic at Dinner of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虽然古氏也一再坚持，他对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建议（advice），是从纯学理的立场出发的，但是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则对他的纯学理毫无兴趣。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古顾问对总统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大力宣传，为将来实行帝制铺路，使这位来自美国的权威教授，变成中国未来皇帝的御用文人。而古氏由于初临东土，对诡谲的中国政坛毫无认识，乃被无辜地卷入中国的大酱缸，作帝制派的替罪羔羊，几至不能自拔。其被栽赃，栽得最惨，其百口莫辩的，则是他那篇著名的所谓《共和与君主论》了。
“帝制乎？共和乎？”的英文原著
原来当古德诺于1915年7月第二次来华时，正值中、日“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完全结束，袁政府大难不死，外患稍纾，喘息方定，乃又回头为内政国体重做旧梦之时。当初曾力主中央集权的古德诺顾问，既然适时归来，袁世凯乃纡尊降贵，请古顾问以评议《天坛宪法》为题，就世界各国现时所采共和政体与帝制政体之优劣作出评价，以为袁氏本人以及中国推行宪政前途之参考。这本是古氏在二次来华之前早有心理准备的暑期作业，万里归来，所为何事？因此乃尽展所学，为袁世凯上了一篇万言条陈，以报知遇。古氏这件备忘录是专为雇主袁世凯撰写的密件，仅供袁氏个人参考的。不意此文后来竟为袁党汉译为《共和与君主论》，文中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发交华文媒体广为宣传，这时它就变成杨度等人所组织的推行帝制的筹安会的“圣经”了。后来袁氏帝制不成，身败名裂而死，遗臭后世，古氏因之也颇蒙恶名，有人甚至怀疑他受贿执笔，使古老头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他本来在美国政坛也是宦途似锦，竟因此一败笔，而前功尽弃。原来在古氏出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时，声望之隆，原不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之下，共和党固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也。不幸古校长竟因助袁称帝之嫌疑被黜，使他含恨终生，也真是无妄之灾。
笔者抗战期间在重庆读大学之时，即颇思一读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之原著，以见其真相。无奈战时大后方无此治学条件，未能如愿。战后留学来美，曾在古氏寄存于哥伦比亚大学之私档中细索之，还是一无所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存古氏遗文中，此件亦无踪影。所幸上引美国国务院旧档中却有一复印本（见上引Foreign Relations，1915.pp.53—58），与原汉译本互校之，颇开茅塞也（中文译稿原载1915年9月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实录》。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946—952页，以及上引郅玉汝讲词，均收为附录，可供参考。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应存有原件）。
继承式的寡头制，优于非继承式的寡头制
古德诺这篇论文，在近代革命史家的眼中，不用说是反动透顶了。纵是在开明史家，如不才的老友李新、李宗一（已故）两教授笔下，也是篇大大的谬论（见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1987年北京中华书局版，571页，末段）。其实从法理、学理和史实的角度来看，古老头这篇谬论，还不算太谬。他的谬，是谬在他老学究的政治天真（political naivety）。他不该在那个紧要关口，写那篇助纣为虐的文章。学术虽是中立的，但在那个没有中立存在的是非时刻、是非之地，客观是非的标准就不存在了。我们今日如重览斯文，把它当作一篇史论来读，觉得他也颇能言之成理嘛！
提要而言之，古氏认为，各种政体制度本身，如帝制也，共和也，固无绝对优劣之可言。其所异者端在其采用之各族群国家是否能适用之也。即以共和政体（republicanism）来说吧，百余年来之大国，行之最有效者，实只美、法二国而已。美国立国之初，其志只在独立，本无一定实行共和政体之初衷也。只因多为海外移民，侨民之间独缺有统治历史与训练之皇族。加以开国诸贤均颇有老英伦议会政治之素养，更以开国元勋之华盛顿未尝生子，纵接受黄袍加身，登基为北美王国之乔治一世，亦无美王乔治二世可传。故坚守共和政体为立国之本者，偶然固大于必然也。加以北美地旷人稀，生活条件优厚，教育发达，民智大开，人民视参政为义务，是以共和政体竟能一成不变，浸为民主大国，适者生存故也。非共和之优于君主也。
再看法国。法国革命（1789）直承美国革命（1776—1784）之余波，原亦醉心于自由民主，然法国无议会政治之传统，人民对共和政体殊难适应，亦可说共和政体不适合法国国情也。以故时不旋踵，革命将领之拿破仑遂加冕称帝矣。其后帝制独裁更翻扰攘，至1848年革命再起，建立第二共和，旋因人民自治能力不足，原革命将领、老拿破仑之侄竟背叛共和，恢复帝制。直至1870年之普法战争，首都巴黎陷敌，帝国崩溃，法人乃建立第三共和以迄于今。固知法国人民在共和学步中，大起大落，实未能一蹴而就也。
其后因受美、法共和政体之影响，拉丁美洲之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殖民地，次第摆脱两国之统治而独立，相率建立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巴西诸共和国。然南美诸国缺乏美、法两国的文化教育和社会经济等共和政体所必需的条件，因此画虎不成，共和政体竟相率变成寡头独裁政权。然各独裁政权，如有深具统治能力之强人统治，有时亦可相安数年至数十年之久，然若斯强人一旦老迈或去世，因无固定继承人，则往往群雄并起，争夺政权，就会弄得全国大乱，民无噍类矣。古氏且特别举出墨西哥的独裁者迪亚斯（Porfirio Diaz）为例。迪氏统治墨西哥逾三十年（1876—1910），最初亦能相安无事。然在迪氏日益老迈昏聩之时，由于没个法定继承人而弄得群雄并起，一国之内总统五人，墨西哥就不成个国家了。所以古德诺说，一个国家如果搞共和政体画虎不成，与其实行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权，倒不如干脆实行帝王专政之为愈也。因为搞帝王专政还有个老香火、老法统可依法行事，老王晏驾，自有小王按老法统和平接班；不像个人专制的寡头政权，一旦老寡头死了，众多小寡头必须大打出手才能接班也。所以古德诺说与其画虎不成搞假共和，倒不如干脆开倒车，搞真帝制。因为承继式的寡头政治（hereditary autocracy，帝王专制），实远比非承继式的寡头政治（non-hereditary autocracy，个人独裁制）要高明多多也。
英国由共和复辟帝制
古教授为此曾举出个英国历史上的实例：搞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英国实在是天下第一。远在17世纪中叶，英国就发生过一次“辛亥革命”。那位领导武装斗争的“英国黎元洪”，名字叫作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克伦威尔的革命军不但一举把英王查理一世废掉了，他们还把他拖出来加以公审、定罪，然后砍头。砍掉国王脑袋之后，他们就建立起大英共和国，并公举克伦威尔做大英共和国的总统，那时的正式名称叫作监国（Protector）。克伦威尔在大英共和国里当了九年总统（1649—1658），年老多病去日无多之时，却没个接班人。克伦威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选的总统。总统死了，如何确定接班人，历史上却找不到例子。克伦威尔想扶植自己的儿子力次尔（Richard Cromwell，1626—1712，译名用民初原译）继任总统，谁知力次尔颇无能耐，还未上位便被轰下来了。但是偌大的英国不能一日无主呀！国会内的老议员们，认为共和不合大英国情，还是复辟的好。经国会提议，全国同声说好，他们乃把已废太子找回来做英王查理二世（King CharlesⅡ，1630—1685）。大英共和国也就再度变成大英帝国了，以迄于今。目前这位戴安娜的前夫，如能进德修业，不久他可能又要做英王查理了。帝制的英国哪里就不如共和的墨西哥呢？所以古德诺说，帝制、共和原是半斤八两，没啥轩轾，各有所适罢了。按目前中国的教育、文化和政治、社会各种条件，应该以君主立宪为宜。若行共和政体，则应加重行政部门的权力，立法部门应以现代前期英国的一院制和限制代表制（limited representation）为宜，因为中国目前尚无进行普选的条件也。国会议员应从可选代表的少数儒士和商界团体中选举之。
以上是笔者在细读古著名篇之后，深觉古氏亦有其语重心长之处，不可以人废言，因而斗胆为之缩写个节略（abstract），以就正于严肃的读者。古氏之缺点是他以一个单纯的西方政治学者，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东方政治制度大胆发言，而他对中国近代政治史却毫无所窥。他不知道，民国之所以能顺利建立，实在是中国试行君主立宪（戊戌变法）而彻底失败的结果。如今改道试行共和，虽然是困难重重，但并没有彻底失败。此时要舍“辛亥”，而返“戊戌”，岂非庸人自扰？
纵使如此，读者朋友们，我们今日如试一回看过去八十年的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史实，我们也不能不拍案惊奇，这位美国的古教授，实在也是个预言家呢！所以笔者说他这篇文章，本身并无大疵，只是他写在那个微妙时代，就会被帝制派利用和曲解罢了。杨度在职业道德上有亏的地方，便是他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故意曲解古氏之文。古德诺分明说的是，共和与帝制各有所适，到杨度笔下就被绝对化而变成共和不如帝制了。
不过古氏对袁世凯作上述分析时，他也保留个但书：那就是这个反转型政体（从个人独裁，立正向后转，再来搞帝王专制）必须：（一）要全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动乱出现；（二）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反转型政体没异议；（三）要真正落实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三者缺一不可也。至于这三点中国是否做得到，则非他这个老外之所知矣。换言之，解决中国问题，还得靠中国人自己去自求多福也。他只是讲一点海阔天空的政治理论罢了。
筹安会是个什么东西？
古氏之言虽是一篇理论性的空话，可是早已蓄势待发的杨度等帝制派政客们，却捡到鸡毛当令箭，乘势拉开帷幕，正式搞起公开的帝制运动来了。那个全面负责推动帝制运动的筹安会表面上是1915年8月14日由杨度等六个文人发起组织的，事实是其来有自。前章曾提过，袁世凯在改变民国官制时，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见。而杨度等帝制派人物动念之时，似亦不在袁氏之后。袁氏之行为，甚或即出诸杨度等政客之策划也。
根据史料推测，我们大致可说，袁、杨的勾结或在二次革命之时也。其后纵在对日“二十一条要求”交涉最紧张的高潮期，他们也没有停止活动。杨撰《君宪救国论》就是在1915年4月中旬执笔的，此篇显然是出于帝制派之集体策动，甚或出于袁之授意，时在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出现的三个月之前也（古文撰于7月底）。袁氏批阅杨文之后，大为欣赏，乃援笔亲书“旷代逸才”的条幅，并制成金匾以赠之。那时中国的崇洋的风气极重，他二人可能自觉杨度的学术分量不够，近地胡椒不辣，美国和尚好念经，古德诺又自视甚高而不知牌底，才决定利用古德诺。君子可欺以其方。古氏在袁总统礼贤下士的恭请之下，天真地（naively）大掉其书袋，就上当了。本是象牙塔中人，要不甘寂寞下海从政，可不慎哉？其实当时替帝制派捧场的“远地和尚”，不只古德诺一人也。那位日本政治顾问有贺长雄的作风就更是肉麻了。他不但甘愿做袁氏的苏秦、张仪，到日本去替帝制派活动，他甚至对袁皇上自称外臣呢（见1954年台湾版《袁世凯窃国记》，238页）！
古德诺哑巴吃黄连
袁、杨二人和他们所领导的帝制派密谋，可能为突发的日、俄侵华的国难所阻，而迟迟未敢公开。等到两难同纾（中日“二十一条要求”签字于5月25日；中俄《恰克图条约》则签字于6月7日）之后，适值古氏返华。袁世凯不问苍生问鬼神，竟要求古氏写一篇比较共和与君主两制孰优孰劣的政治论文，其蛛丝马迹，就不难细寻了。古氏二次来华为时不过六周，竟唱出若斯之重头大戏，吾断其绝非偶然也。
古氏宏文一出，他们就揭开面纱，公开大搞其帝制运动了。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组织筹安会的灵感是由古德诺启发的。古氏又岂是笨人，他不甘心为帝制派所利用，得讯之后，他一面于8月17日招待中外记者，说明真相；随即取得袁氏批准，在《京报》的英文版（Peking Gazette）上披露其原文，以正视听。但是帝制派利用古德诺来祭旗，以发动帝制运动的目的已达。“君宪优于共和”的口号已传遍全国。古德诺这个洋顾问，再怎样招待洋记者来痛加批驳，也是枉然。加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学了，古校长不得不于月底匆忙离华返校，人去楼空，杨度（笔号虎公）就变成古顾问君宪救国的代言人了。
［附注］古德诺在离华之前与中国帝制派这段笔墨官司，原是当时中西文媒体的头条新闻。可是八九十年之后，原载报刊多已断烂，上穷碧落下黄泉，寻觅不易。所幸古氏是美国名人，其时美国驻华使领馆对他都十分注意，对美国国务院也密报至详。这些档卷今日仍保存完好，足堪检阅，严肃的读者可参阅美驻华使馆代办马慕瑞（J.V.A.Mac Murray）于1915年9月7日发致美国国务院之747号密报及其他附件，复印于上引1915年Foreign Relations（China，pp.48—53）。
帝制运动的暴风雨
筹安会之正式挂牌出现是1915年8月23日。随即发布启事，在全国范围征集会员，并宣布宗旨，说只是研究君主国体与共和国体何者更适于中国之国情，专谈学理之是非，此外各事概不涉及。最早露面的筹安会成员只有六人，被帝制派媒体，甚至一般与帝制派无关的时论家誉为筹安会“六君子”。六人公推杨度、孙毓筠为正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也于8月26日正式见报。上节已提过，杨在此文中把古德诺的理论加以绝对化，古氏但言君主、共和各有所适，杨则绝对化之为君主优于共和，并强调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君主立宪实为将来中华国体唯一之选择云云。不过筹安会也把古氏原文译为汉语发表，未加删节。
“六君子”还是六小人？
在传统中国历史上，“六君子”原和“七贤”“八骏”一样，是对一般朝士，尤其是关心国事民瘼、守正不阿、学养深厚的文职官吏，所作的褒扬颂善之词。吾人如试翻辞书就知道，宋朝的政治冤狱里，就出过两造可敬的“六君子”。明朝为反对宦官魏忠贤而横遭迫害的，也是以左光斗等“六君子”最为知名。不用说在晚清戊戌政变时谭嗣同等“六君子”，就更是无人不知了。但是组织筹安会的杨度等六位仁兄，够不够资格也顶个“六君子”之名呢？吾人如丢开这个筹安会的负面影响不谈，就人论人而月旦之，则杨度这个六人帮，自我贴金或他人捧场为帝制派“六君子”，也不算太过分。因为那时对共和政体失望、认为民国不如大清者，社会上随处皆有。李宗仁将军当年便一再向我说，他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见朝野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则朝气全失，全国上下但觉一片混乱败坏。李公每每向我叹息说：“你说奇怪不奇怪呢？奇怪不奇怪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五章，第一节，末段）
回忆不多年前，笔者访台时，在“中央图书馆”拜晤蒋复璁先生，是时正值媒体报道一桩乱伦案。蒋公阅报气愤不已，告诉我说，他幼年在故乡时，社会上发生一桩儿子打妈妈事件。其结果是本县知事丢官，知府降级。再严重一点，县城、府城的城墙垛都要削平，科举停考，以示这是全县、全府之耻。蒋公也一再叹息说：“哪像台湾现在风气这样败坏？哪像台湾现在风气这样败坏？”
民国为何不如大清？
其实像笔者这一代转型期老华人，在民初所听到类似的今不如古的叹息，可说是千千万万。这一现象，就是笔者所一再强调的所谓转型期特征了。我们中国，不论怎样，总是个有着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大国，更是东方文明的主流，纵是一贯被现代革命党人所诅咒为文化糟粕的所谓封建帝制，也未必全是垃圾。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socio-political entity），不可能一无是处，在抵挡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challenge）而逐渐崩溃之时，断壁颓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宝黄金和名人字画，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们老一代的探索者多是一次革命论者，一旦把这些断壁颓垣摧毁之后，都信心十足，甚至骄横万状，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耸入云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清了。岂然哉，岂不然哉？
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之建立，除旧布新，不断改进实践，确立一个适合自己的模式，非短期之功，哪可一蹴而就。这就是笔者所要说的历史三峡了。三峡过尽，实验告终；国有定型，民有共识，始可重享太平也。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民国初年那些要帮袁世凯做皇帝的封建残余，居然能以“六君子”头衔来招摇过市，实在是也有他们的群众基础和实际需要的。只是人间无水不东流，中国近现代史之走向共和政体的民治时代，已经是个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是不能掉头的。民国搞得再糟，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这场阵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时代这个婴儿，迟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为时过早，见不及此，误以为民国永远不如大清，而要恢复帝制，那就大错特错了。
“六君子”解剖
杨度（1875—1931）此人，由于时代设限，若论现代学识，则是一无所知，但其人品潇洒，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学日本时，即颇有才名，也是个极孚众望的学生领袖，与黄兴等两湖革命青年交往弥深，中山亦甚为器重。他虽薄革命而不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选择，对他既不相强，亦不敌视。二次革命后他投入袁氏阵营，主张帝制，虽不无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属投机而毫无个人之政治信念也。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则原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为共和革命而拥戴孙中山，冲锋陷阵，亦尝出生入死。如今摇身一变，拥袁称帝，可能也是对共和政体失望，穷而思变的结果。革命阵营中之中庸党人，亦未尝疾言厉色，目之为反骨仔也。若论严复与刘师培，那时更是当时学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严复为民国时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胡适之之前辈也。他在学术界的地位，笔者所论已多，在今后“文化篇”中仍当续论之。其影响实未可卒测也。有人曾说，严本无心佐袁称帝，渠之列名筹安会为杨度肆意为之，初未获严之首肯。然严对帝制说初无反感，则可定论。否则帝制失败后，严亦不会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
刘师培（一名光汉）更是国学泰斗，与太炎齐名，黄侃之业师也。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为端方的幕僚，然未废所学也。刘师培为辛亥革命动荡期中，临时大总统孙文曾通令全军一致护卫的国宝级之国学大师也。若说这些人都是为着个人利禄来拥袁称帝，终难令人心服口服也。相反，袁本对做皇帝没信心，且曾一再表白无称帝野心，然袁氏最后还是购买龙袍违誓下海者，可能是受了严复、刘师培等一级的文化大师们也参加劝进的影响。据袁的心腹传言，袁闻严复亦参加筹安会，表示极为欢悦云云（见上引李宗仁新书，571页，转引自《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载《学衡》，第十期）。
朋友，人总是人嘛！就是普通的人也许都会有做皇帝的黄粱美梦，更何况已在做皇帝边缘的人物，他们的做与不做，就在一念之间了。
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
袁之称帝虽早有此心，但是袁世凯也是个最成熟的政客。做皇帝的诱惑力虽大，为个人利害着想，事到临头，权衡轻重，他也既想着，又怕着。当他的第一号心腹爱将，时任江苏将军的冯国璋于1915年6月22日觐见袁氏，问及帝制计划时，袁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
［附注］袁世凯对冯国璋所说的这段话，传世版本甚多，也略有异词，拙篇所引出自更接近原文的张国淦版本。张是直接得自徐世昌口述，徐是袁世凯的总角之交，做皇帝时的不臣之臣，故较为可信也。见张国淦遗稿《洪宪遗闻》，复印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以下简称文史资料），第一辑，1986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136页。关于袁家祖先活不到六十岁的故事，请参阅《晚清七十年》，卷五，有关袁家各章。
袁氏这番话说得近情入理，冯国璋也信以为真，因此替上司到处辟谣，说袁总统绝不会做皇帝。袁也曾对徐世昌说过，若有人要陷他于不义，要逼他做皇帝，他就要避往伦敦去做寓公，不问国事。并说他有个儿子在伦敦留学，他已嘱其略购薄产，以便退休后遁世隐居云云。余曾翻阅当时的美国外交秘档，竟也发现美国驻华使领馆也据之以向华府密报，袁如易共和为君主，中国国内无足与其抗衡者，然据冯国璋将军所述，以及各方情报的分析，袁总统似无称帝之心也。谁知袁氏口沫未干，他的帝制行为却一天天地成为事实，这不仅使美国人自叹情报不确，冯国璋也大为生气。他自认是袁氏的头号心腹，他的老婆都是袁氏所介绍的袁家的家庭教师。他两家亲如骨肉，而袁氏却对他作如此欺骗。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其实吾人如以行为科学的法则来加以分析，这现象只是袁世凯的矛盾思想所反映出来的矛盾行为，不是单纯的欺骗行为也。做皇帝是何等大事！袁氏面临这个做不做皇帝的重大抉择，他原是又想着，又怕着嘛！因此他纵是对心腹干部的表态，也是一边默认，一边否认的。有人固以袁氏为伪君子也，默认是真，否认是假，其实两面都是真实的现象。因为原来就是又想着，又怕着，所以才表现出又默认，又否认的矛盾行为。不知如何是好嘛！朋友，做皇帝是闹着玩的？真是愁煞人，天不管。
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试问袁氏何所喜？他喜的是，帝制运动于1915年8月在筹安会策动之下，未几即全国风行，如野火燎原，一发难收。筹安会的原始计划是直接发电各省将军及巡按使，并通函各部院司长以上官员，附寄古德诺论文和入会志愿书，以及对国体问题的投票纸，请复文者书明赞成改制与否，并请中央各部门及各省区选派代表，齐集北京开会，共决大计。果然各省区、中央各部门寄复函电，直如雪片飞来。首先是中央政府上下文武官员，及畿辅军警数千人集会、表态、劝进。中央大员中除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张謇等少数略表消极之外，其他如杨士琦、梁士诒、陆徴祥、章宗祥、周自齐等，都争先恐后，排班劝进。反对者简直寥若晨星。
至于各省区和地方藩镇，除冯国璋、张勋等两三人略表迟疑之外，时未经旬（9月2日以前），已有段芝贵、龙济光、张作霖、赵倜、靳云鹏、倪嗣冲、陈宦、唐继尧、汤芗铭、阎锡山、张怀芝等，所谓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的通电，声势夺人。
民间团体的劝进电报，那就更是更仆难数了。且有未收函电之各地商会工会等亦主动申请入会，并派员来京，共襄盛举。杨度等初意本是等各省代表莅京之后，即开会表决改变国体，呈请政府施行。甚至实时黄袍加身，拥戴袁氏立登大宝。然筹安会原自诩为民间组织，如此行动于法何据？不得已乃改采国民会议形式，由各省区、各团体指派代表来京，组织国民会议，决定改变国体，呈请参政院代立法院采纳执行。然国民会议组织需时，而参政院于9月1日例会在即，势难配合。筹安会诸公乃再度变通办法，以公民请愿团之方式行之，而各省、各界之公民代表，即由各省旅京人士就近选任。盖各省旅京人士多为该省区头面人物，与母省区各界接触既广，代表性亦大也。这一来，果然使问题得以解决，盗铃掩耳，皆大欢喜。自此公民请愿团之组织，直如雨后春笋，连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乃至妓女请愿团，均纷然杂陈。一致向参政院代立法院请愿国体改制，由共和改君主，并拥戴袁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所收请愿书既然盈箱累箧，乃票决组织国民会议，以顺从民意，而帝制派又深恐旷日持久，诸多不便，乃由财神梁士诒拨款补贴，建议组织全国各界请愿联合会以代之。梁之建议，的确是神来之笔，自此筹安会历史任务已了，乃于10月中旬易名为宪政协进会，渐次隐没，退出历史。请愿改制的大任遂由经费充足、人才鼎盛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一肩挑之矣（参见高劳著《帝制运动始末记》及黄毅著《袁氏盗国记》，选载于《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922、975页）。
国民代表大会的推戴闹剧
历史学家于世纪末，秉笔书之，自难免感叹上述的传奇，实在是一场丑剧、闹剧和悲剧。但八十多年后回看这段历史三峡之中浪打船翻，其丑、其闹、其悲，不更有甚于此者乎？谨与贤明读者共叹一口气，这原是我们社会、文化转型期中避免不了的嘛！在转型期中的中国，国无定型，民无共识，政无法统。在无法无天的状态之下，一个泱泱然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往往就被屈指可数的一小撮政客和军头弄得河翻鱼乱，民不聊生。而这些兴风作浪的军人和政客，往往也都是一些能力非凡的领袖之才。若在一个有制度、上轨道的国度里，他们往往都是些在建国治世方面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里，他们就是害群之马了。
就以上述这个帝制运动来说吧，那就是一个自作聪明、投机而不安分的小政客杨度，组织了一个六人帮的小政客集团，以迎合一个特大政客袁世凯的意志，庸人自扰，自以为是地干起来的。他们原是一批了不起的人才，时未经月，便把个帝制运动在四海之内弄得风起云涌。筹安会号称会员万人，分会遍及全国，但却自始至终未开过一次大小会议。一切会务皆由杨度等少数政客，秉承袁氏意旨而操纵之。迨运动已变成一时气候，参政院中其他政客亦急欲染指，乃一变而为全国请愿联合会，原先之“六君子”，乃扩大为“十三太保”。然请愿团体终究不能改变国体，乃承旨组织国民会议，再跃而为国民代表大会，由各省区、各行业分别选出国大代表，举行国民代表大会以投票决定，改变共和国体为君主立宪。旋又因国民代表大会召集需时，再简化为各地区国大代表就地投票，以决定国体。如此这般，各省区、各行业（包括硕学通儒）竟于1915年12月上旬投票完毕，全体国大代表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票通过，“一致赞成（改变共和）为君主立宪国体”。据此，12月11日，参政院由副院长汪大燮领衔，山呼万岁，向袁世凯恭上推戴书，推戴袁氏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乞顺天应民，早登大位，以定国基。帝制派经过三个多月的疯狂努力，至此算是大功告成了（有关袁世凯帝制运动的直接和间接的史料是十分丰富的。最近出版的比较全面的选辑，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丁·袁世凯统治的垮台”，第919—1349页；“戊·袁世凯公牍选编”，第1350—1400页）。
梁启超、蔡锷与袁世凯
上述情形全属推戴者的花样，但是被推戴者的暗室作业又是怎么回事呢？上节已提过，袁世凯对做皇帝的兴趣自始就非常浓厚，但是兹事体大，他又是个政坛老狐，经验丰富，知道后果严重，不敢轻试。因此对做皇帝这套玩意儿，心理上既想之，又怕之。掉句古书，那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上节已略有交代，他喜的是承旨者多，儿孙满堂，如今帝制运动风起云涌，黄袍加身在指顾之间。一个三十年前的落第秀才竟有今日，安得不喜？此人之常情也。但袁氏毕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官僚，他内心忧思，实与喜悦同深。
袁世凯又怕些什么呢？他第一怕的是他自己的枪杆靠不住。袁的江山是靠枪杆打下的，当年帮他打天下的功臣，如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人如今都自成方面。仰望黄袍，各有私心。慢说他想做皇帝，就是维持个总统大位，也要时时看他们脸色。笔者在“晚清导论篇”就已交代过，袁的北洋军系统，一向是不用留日学生的。如今北洋系本身已渐感尾大不掉，他想另组模范团作第二小站，来改造北洋军。不幸北洋系暮气已深，无人可用，他就又想到留日学生了。他之所以千方百计要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原是一石二鸟。一方面是为着削藩；另一方面也预备重用这位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年轻的蔡将军（1882—1916，时年三十二岁），以夺回军权，彻底改造北洋系。为此梁、蔡师徒也心知肚明，并由衷感激，诚心诚意服从袁大总统的领导。因此进步党也就变成国民党的死敌之拥袁政党了。
袁世凯这项安排原是个大政治家的安排。不幸竖子成名，虎头蛇尾，他那个锦绣江山，后来就是在段、冯、张的杯葛之下，被梁、蔡师徒一文一武打垮了的。下章再详述之。
列强干扰和军费无着
袁氏第二大怕，是怕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他怕他把民国改成帝国之后，列强拒不承认，甚或乘机浑水摸鱼，出兵干扰，助长地方叛乱，那他就无法应付了。袁氏因有此外交上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也就畏首畏尾了。
袁氏之第三大怕，厥为经济。二次革命时，袁氏对国民党之所以敢悍然用兵者，与五国银行团借款之适时签字，实有绝大关系。然可一不可再，假设因共和改制而再度引起南方诸省之独立，袁氏要用兵平乱，则军费一项便可置袁政府于死地，此亦袁氏所深知也。
上车、煞车与翻车
虽然做皇帝对袁世凯来说诱惑力很大，他也永远热衷，但因有上述三项之顾虑，所以他搞起帝制来，始终犹豫不决。而杨度等不知袁氏心事，但知疯狂拥戴，推着衰迈老人上车，勇往直前，从不后顾，而心事重重之后座老乘客，则频频煞车减速（余见美式配有避弹玻璃的保险轿车，后座都装有煞车，以防司机之暗算），以策安全。余曾于袁世凯的起居注中，按日细计之，其在后座煞车减速，盖不下十余次也。
袁氏最明显的一次煞车，盖发生于1915年9月6日。其时参政院已一致票决拥戴其称帝。“十三太保”亦持袍以伺，预备就把皇帝候选人拖入宝殿，来个黄袍加身了。忽然内府传谕，说大总统有话要说，并嘱杨士琦代为宣读，似对“十三太保”浇盆冷水。盖传闻袁世凯已正式决定拒绝受推戴。连反对帝制的参政院长、副总统黎元洪，亦自退隐之处，赶来听讲，咸以帝制运动盖可告一段落矣。谁知只是后座煞车一次，候选皇帝并未下车也。杨士琦传谕说，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袁公有维持共和国体的责任。接着便强调说：“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应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本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事宜。”可是最后还是拖个尾巴，说国民请愿要更改国体，也为的是“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见1915年9月7日《政府公报》）。换言之，传谕的大意就是，如经过国民会议或国民代表大会一类机构之公决，那自当别论，如是则“本大总统”也未始不可考虑也。
这条狐狸大尾巴拖得十分巧妙，也十分明显。果然，三个月之后，经过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之票决，一致同意改变国体，推戴袁氏为中华帝国皇帝。既然这是多数国民之公意，由参政院作为全国总代表，于12月11日山呼万岁之后，袁世凯就于12月13日正式接受拥戴，做起中华帝国的洪宪大皇帝了。
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