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帝制终于覆灭，护国也有难题

袁世凯想做皇帝的动机盖始于辛亥革命。由一个当朝宰相或统兵大将乘乱篡位，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是有其一定的套路的。那就是乘乱抓权、抓军，清除异己，培养死党，然后水到渠成，逼宫、受禅做下一朝的开国之君。但是袁世凯的二儿子——假名士袁克文是一贯反对他父亲做皇帝的，其一首七律讽父诗曰：“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氏对民国如无二心，他的统治是笃笃定定，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他如背叛民国，来恢复帝制，那他这洪宪王朝，便是个泡沫王朝，一戳即破。殊不知，蔡锷在云南领导起义，其情况亦复如是。

袁世凯想做皇帝的动机盖始于辛亥革命。由一个当朝宰相或统兵大将乘乱篡位，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是有其一定的套路的。那就是乘乱抓权、抓军，清除异己，培养死党，然后水到渠成，逼宫、受禅做下一朝的开国之君。在我国传统戏剧里，就有一个剧目叫《受禅台》，所演的便是可怜的汉献帝被逼向宰相曹丕让位的故事。曹丕在受禅之后就变成魏朝的开国之君魏文帝了。儿子做了皇帝，乃追封他那位皇帝未做成的爸爸曹操为魏武帝。但是天道好还，四十五年之后，公元265年，魏相司马炎又逼魏主曹奂退位，自己受禅为大晋帝国的晋武帝，追封他那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却始终未做成皇帝的老爸司马昭为晋文帝。晋武帝于公元281年灭吴，结束了八十年的三国分裂之局，统一了长江两岸。但是这个打平天下的新的统治者，却是个浑球，不好好治国。他灭吴之后，竟将吴宫之内的江南佳丽五千人据为己有，他的后宫美女竟增至万人以上。

司马炎死后，他的儿子司马衷即位，便是那个有名的糊涂皇帝——晋惠帝。当大臣告诉他老百姓没饭吃，都要饿死了时，他却反问说：“百姓没饭吃，为什么不吃红烧狮子头（肉糜）？”总之，从三国的开国之君曹丕开头搞尧舜禅让的把戏以后，接着晋、宋、齐、梁、陈五朝，都是由大将当权，入朝拜相，封公、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逼宫、篡位的。一篡五朝，历时数百年。

志在传子

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这位落第秀才，就按照上述传统套路做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最初他显然认为大总统也就是皇帝嘛，有何轩轾？可是经过两年国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折磨，他才恍然大悟：总统究竟不是皇帝。再经过那位世界法学权威古德诺教授这一剖解，他益发相信共和与帝制只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无所谓优劣，而帝制更适合中国国情和他自己的个性，更能满足他的虚荣心。所以他就存心化共和为帝制了。但是如笔者上章所做的分析，他是既想着又怕着，举棋不定。这一下儿子和迷信就乘虚而入了。他毕竟是个转型期中的落后政客嘛！

袁世凯曾说过他大儿子是残废，二儿子是假名士，三儿子是土匪，他如果做皇帝，实在传位无人云云。这话似乎颇具诚意，不但使冯国璋信以为真，连当时驻华的美国使领馆也信以为真。他们竟据之报向华府，说袁总统不会恢复帝制。上章曾略有交代。我国古人说：“知子莫若父。”其实反之亦然。他那个残废的大儿子袁克定，就不把老爸不恢复帝制的话当真。他知道他老爸迟早还是会做皇帝的。另据他最宠爱的三女儿叔桢（自号静雪）晚年的回忆（参阅台北《传记文学》三三八期，袁静雪著《袁世凯的家庭与妻妾子女》），袁氏早知冯之来谒，是向他唱衰的，所以说出上述语言，来使冯封嘴的。冯刚辞去，袁即气冲冲地上楼向家属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云云。此事袁克定岂有不知之理？所以袁克定这时就雄心勃勃，千方百计，促使老头子跳火坑，改总统为皇帝，庶几十年八年之后，他也可以君临天下。

袁克定虽在当时国人的眼里是个大草包，可是在袁世凯心里却不是这么想啊！后来袁世凯死了，继起当权的黎元洪和段祺瑞，曾把当年袁世凯所封存的金盒子（所谓金匮石室）打开了，想看看袁世凯当年所内定的三位接班人选究竟是谁。启封一看，原来是：黎元洪、袁克定和徐世昌。袁克定居然是第二名（其实是第一名，但是根据约法，黎毕竟是饶汉祥这个巴黎人笔下的储贰，不得不暂列为第一也。有关黎元洪和他秘书的故事，迨黎当总统时再详述之），足见袁皇帝对这位“太子”多么看重了。据说在他从皇帝退位之后，还想回头当总统时，才把袁克定之名改为段祺瑞的（故事见台湾版《袁世凯窃国记》，341页）。

袁克定当然深知其父的思想底子。针对袁家无人活过六十岁的老传统，袁克定便或直接或间接地不断向老头子明言和暗示：这一不祥的家庭命运，只有做了真命天子才能冲破。另外他更制造出无数中国传统帝王最容易用来欺人自欺的所谓祥瑞、所谓显圣等以突破迷信老人的心理防线，使他深信称帝乃天意。例如此时湖北某地发现龙骨，长数丈。上书者言之凿凿。事实上，或许就是一种恐龙遗骨，是实有其事，使袁氏不得不信。还有更荒唐的真龙显圣的笑话，说某次袁世凯午睡方醒，家童以总统最心爱的玉杯进茶，竟失手把玉杯摔得粉碎，说是在床上看到一条五爪金龙，惊恐之下，才摔掉玉杯的……这些荒唐故事，都是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得自内廷的消息。据说袁氏在表面上斥为迷信，不许外传，而内心暗喜云云。这种事或是出于小童的创作天才，或许是出自“东宫太子”的巧妙设计，但都是袁氏心防最弱之时，最能接受的莫大安慰。这些都是当时北京城内盛传，而有相当真实性的小道消息。朋友，不要小看这些封神鬼话，在适当的关口，那些原在天堂、地狱之间徘徊的政客，何择何从，往往就会因它而决定于一念之间。袁世凯和汪精卫二人，在历史上对天堂、地狱的选择，都是最具体的例子。他二人不但无情地毁灭了自己，也几乎把我们全民族的命运带到毁灭的边缘，言之可叹。

袁克定欺父误国的行为，最不可恕的还是他伪造《顺天时报》，来欺骗老头子和阖家上下，骗说日本人也赞成袁世凯做皇帝。《顺天时报》是日本政府在八国联军（1901）之后，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一贯是代表日本政府讲话的。袁世凯因对日本的态度最敏感，所以每天都读《顺天时报》。袁在中国政坛上一直都被看成英美派，日本政府一向对他虎视眈眈。但是“二十一条要求”谈判之后，袁自觉日本已暂餍所欲，不会反对他做皇帝了。这原是他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袁克定在此关口，乃助其美梦成真，每天都印一张假的《顺天时报》来向他行骗。报内消息，不用说都是拥护袁大总统做皇帝的，这一伪报，对袁氏决心称帝实在是有其关键性之影响的。后来这伪报被袁克文和其胞妹叔桢在无意中发现了，他们兄妹乃向老头子告密，袁克定这才东窗事发，“皇帝”为之大怒，竟至将“太子”罚跪，用皮鞭抽打，并大骂其欺父误国，然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夫复何言（见上引袁静雪文）？

莫到琼楼最上层

可是他那位假名士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自始至终都是个反对派，他曾赋诗暗讽老爹，千万不可做皇帝。《易经》之首卦不云乎，“九五之尊”已到顶点，如果不及时煞车，而要继续上冲，冲到“九六”，就要“亢龙有悔”，甚至追悔莫及了。

民国以来，写政治诗的诗人，有诗可传世的，真不下几十、几百人。这也是有中国地道特色的士大夫文学。陈寅恪教授晚年就写了十多首藏头不见尾的在民国诗坛上有极高度文学价值的讽政诗。这种屈原式的灵感，是近百年来中国新诗界，至今还无法企及的高层文学，也是一般目前新诗人的文学涵养所无法欣赏的文字游戏。但它却是绝对没有死掉的传统文学里，一个极其重要的部门。不论新诗人们如何地诅咒和漠视，它还是老而未死的，中国文学里的一种极其崇高的表达形式，胡适所谓要下几十年的工夫是也（胡氏亲口告诉笔者的）。

在笔者的谬见中，我却十分看重袁寒云这首讽父诗。这位假名士的作品，实在不是和他同时的南社之中的数百个真名士（像易实甫、樊樊山等人），无病呻吟、搔首弄姿的作品，可以望其项背的。这当然是读诗人各有所喜的偏见，但是我想读者贤达中，或不无偏见同调也。为与海内外同好共品之，谨就个人记忆所及，将青少年期就能背诵的假名士的一首七律讽父诗抄录如下：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寒云这首讽父诗的重点是最后两句，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其他六句都是搭配的，所以前六句，他嫌配角不好时，就换来换去。笔者在青少年期所读的寒云讽父诗，至少就有两种。上录为我个人可以背诵，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下面一首则是在上引袁静雪忆父文中发现的。二者略有不同，并录如下（见台北《传记文学》三三八期，130页）：

乍着微棉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苍崖梦欲腾。

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灯。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其最后两句都是相同的，只是其他五句有别。是所谓推敲。推敲出新的灵感和音韵来，对旧作又不肯割爱，就多首并存了。这也是一般下几十年工夫的旧体诗作者的通病，也是他们彼此在诗坛见高下的标杆。南社当年解体的原因，便是宗黄（仲则）和宗郑（孝胥）两派争执不休的结果。胡适对旧诗的欣赏，显然便是倾向于宗郑的。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以上所说是当时反帝制文学中的反帝诗，可圈可点的一首高级作品，竟出于“皇二子”之手（“皇二子”也是寒云楼主自嘲的笔名之一），故访录之，以与有文学兴趣的读者共赏之也。在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汉学底子是江河日下了。今日吾人发政治牢骚，就只能搞搞顺口溜了。当然今天的新诗人，也还有以新诗形式来代替顺口溜的，但是新诗界以外的读者，就很有限了，虽然翻成外文却可以引起国际瞩目。

袁氏行帝制时，反帝论文也是雪片横飞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篇，当然就是梁启超的那一篇掷地有声、脍炙人口、有深远影响的佳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了，为保存史实，不能不简略述之。梁氏在此万言长文上，第一要把国体和政体的界说弄清楚。他说共和与君主国体也，而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也。如今君宪救国论者认为只有君主才能立宪，而共和就不能立宪，是何种逻辑呢？

第二，就国情而言，若说继承式的君主立宪比非继承式的共和立宪更为适合于中国，则现行的《大总统选举法》（见前述的金匮石室制），不是既能传子，亦能传贤，岂不更优于帝制乎哉？何必改变国体？

第三，帝制派人士如今把美国古德诺顾问之言奉为圭臬，要据之以恢复帝制，废弃共和，而梁氏在辛亥前，当他为维护君主立宪制与共和人士论战时，所阐发君主立宪之精义，实十倍、百倍于古德诺之所言（梁氏此言不是吹牛，那时康、梁之言遍天下，所论确较古德诺之短文精辟多矣。历史学家可为佐证也）。而当时诸公（包括筹安会的“六君子”）一味醉心共和，对我梁氏之言，充耳不闻；梁氏之书，过目不读，岂因“吾睛不蓝，吾髯不赤”哉？

第四，天下事之滑稽者，当年为坚持君主立宪制，曾为共和人士所诟病，今日要推翻中华民国者，翻为当年的共和革命志士；而今日为维护共和国体者，翻为当年的君主立宪派，亦可怪矣。

最后，梁说他原是君主立宪派的元老，并无理由要为共和制度做辩护人，他只是认为国体一经确定便不可变动。辛亥前他反对革命的原因，就是认为国体不可轻变，革命得不偿失。可是当时革命人士把他的善意良言当成耳边风。而民国成立四年以来之所以糟乱若此，便是当年共和人士不听他的话的报应。如今共和的国体已定，而当年的翻云覆雨之士，又要再来翻云覆雨，乱来一气，民不聊生，国亡无日，不难预测也。今日之动乱，已充分证明他十年前所言之不虚。“十年以后真知我”，梁氏以“常带感情”之笔痛诋筹安会中之众莽夫说，尔等今日不听老子之言，硬要把今大总统拖下粪坑，与尔偕亡，十年后将再知吾言之不虚，而追悔莫及。尔曹其毋河汉余言。

篇末，梁更加附言，曰：

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余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为恶。”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唯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已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梁启超原是我国文学转型期中文起八代的大文豪，笔端常带感情。他的这篇宏文于1915年9月3日在北京的《京报》汉文版刊出之后，北京《国民公报》随即全文转载，全国各报闻风响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下就烧遍全国。国人对帝制的嬉笑怒骂，随之而来。不特杨度（皙子）一下便被摔入谷底，袁世凯本人也灰溜溜的，无面目见人。

杨氏贤者也，也是当时一位旷世逸才，最大的刀笔吏之一也。不意强中更有强中手。他梁、杨二人之对决，不谈政治，也是当时文坛一场好戏，当年中国总统为着做皇帝和今日美国总统为着玩女人，而带动全国第一流的刀笔吏之对决，而好戏连台。两地虽远隔重洋，时间亦相差近一世纪；而两方面之精彩镜头，却相互辉映，真是两幕难得的今古奇观。

梁启超与文学转型的序幕

梁启超既然以一篇文章闹垮了一个洪宪王朝，我们倒不妨也顺便谈谈他在近代中国文学转型中所发生的作用。中国近代文学之从文言转入白话，胡适当然是个关键人物，但是胡适不是忽然间从天下掉下来的。他之前还有个酝酿时期，梁启超便是这个酝酿时期酝酿出来的英雄。因为靠科举考试保镖而生存的文言文，在科举考试于1906年被废之后，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但是就在文言文逐渐被白话文完全取代之前，读者和作者的口味却不能变于旦夕，所以它要有个适合二者口味的一个文白夹杂的过渡阶段（transitional period）。再加以文言文在造句和运用成语方面之简洁有力，往往亦非白话文所能相比，尤其是在大众媒体，所谓新式报刊兴起之后，这就注定了这个过渡阶段之存在，甚或长期的存在。梁启超便是这个过渡阶段前期的头号大师。他这篇“异哉”的大文，在今日的读者读来，难免觉得别别扭扭、佶屈聱牙，但是这别别扭扭的文体，在他所处的那个转型前期，却是每个人都看得懂，每个人都欣赏的时髦文体。明乎此，你就会体会到梁氏的文章在那时何以有那样的煽动性了。

笔者这一代老知识分子，幼年时还去古未远。记得我还在念方块字的时候，在祖父的书房里便有一些四五十岁的老头子，用手指点点我们在一旁旁听的小脑壳，说将来要我们学习写报纸文。当时根本不知啥叫报纸文。等到我在重庆读大学了，读到《大公报》上“看重庆念中原”一类的社论，才对当年老头子们的话，恍然有悟，原来以浅近的文言加生动的白话这种文体，最有说服力。当然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到王芸生的《大公报》，这两个报纸文之间，文言、白话的比重，已经有霄壤之别了。开这一文风的始作俑者，实在是梁启超。他那篇“异哉”的文章，当时便风靡全国，洪宪王朝后来的彻底毁灭，“异哉”要有一半的功劳。文人的笔威力是巨大的啊！林肯向那个写《汤姆叔叔的小屋》（又译作《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的女作家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er Stowe）说，美国的内战就是你惹起来的啊！当然，她的小说可以惹起内战，但是真要解放黑奴，还是要靠林肯的枪杆啊。梁启超固然能把候补皇帝骂得灰溜溜，但是要强迫洪宪皇帝退位，那还有赖于他的得意门生蔡锷将军的枪杆也。

北洋系是诸系之祖

前已言之，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一共只做了八十三天。他那大典筹备处替他在北京瑞蚨祥订制的两套价值二十万（一说四十万）的龙袍，还未试穿，那精雕细刻的九龙戏珠的宝座，还未试坐，那大太子因为东宫难保，还在幻想要搞个“玄武门之变”，把他的政敌皇弟——老二、老六干掉（这是根据他妹妹袁叔桢晚年的回忆，历史学家断不敢无中生有也），新华后宫里六位大小美人，还在为着封妃、封嫔吵闹不休（史料同上）之时，袁皇帝已经从宝座之侧昏倒下来。想复位做大总统而未能，一口气不继，就龙驭上宾了。

一般说来，袁世凯帝制的失败，是出于蔡锷所领导的云南起义，给他来个当头一棒之所致。这个历史单元论（single causation），在比较深入的史家看来，只能唯唯、否否、是是、非非。前章已略言之，袁氏对民国如无二心，他的统治是笃笃定定，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他如背叛民国，来恢复帝制，那他这洪宪王朝，便是个泡沫王朝，一戳即破。殊不知，蔡锷在云南领导起义，其情况亦复如是。云南起义假如没个北洋系的窝里反作为内应，单凭云南一省，甚至西南五省联合造反，也是枉然。换言之，那西南起义将领之间，所蕴藏的内部的矛盾，也会把反帝运动搞垮。那么就先说说袁氏北洋系，这个袁家班底及其内部的窝里反。

北洋系是什么呢？粗浅地说来，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期中，国家制度无定型、政府运作无法制的情况之下，一切靠的是人、系，或称党、称派、称团……总之，这些派、系、党是一群人在一个头头之下的有形或无形的组织。君不见，民国时期的大政客，动辄我系或我党如何如何（例如：北洋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政学系、交通系、研究系、老桂系，以及后来国民党的汪系、胡系、西山系、太子系、黄埔系、CC系、公馆系、桂系，乃至江浙财团等；甚至当年国民党的黄埔系中的十一师、十八军也可形成个以陈诚为头头的土木系。真是举之不尽。细说之，只有去编一部中国军政派系名词大辞典，才可略窥全豹）。

还是孔老夫子说得好：“君子不党。”结党就必然营私。小政客、孤鬼游魂们，称不了系，则结个小团体，一以自保福禄，一以把持若干小衙门，以排除异己，共享所得。“不吃白不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说出了小团体或个人把持衙门的经纬所在。当时这不只在政界、军界为然，青帮、洪帮的黑社会，乃至满口德先生、赛先生的学术界、文艺界，作诗、著书、画画、唱曲子，都不能免。甚至早年被贱视的所谓倡优，不结帮也不能自保。做妓女的也有什么扬帮、苏帮，长三幺二，来歧视土娼黑户。最奇怪的，连乞丐也各有其帮。不在其帮，也要棍棒交加，被打出街头巷尾，绝不容情……换言之，在近代转型时期的中国，个人单干，几乎是行不通的。不论为善或作恶，你都得有个帮。没有帮，就没有你。为着你的个人利益，为着帮的利益，乃至社区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都得识大体，以帮的利益为首。这样，有时为着帮的事，你就不能奢言是非，你得在是非之间，睁只眼，闭只眼，识大体，由它过去。这本是我民族搞中庸政治的特性，也是我们的劣根性吧！子夏说：“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这也就是我们的圣贤之教替我们当代小节不拘的贤者开了个后门，让他们为着各自帮派的利益，做了违心之事以后，暗室三省吾身而仍自觉无愧也。这种由一群死党组织，拥护一个帮主的帮派，在民国史上就是从袁世凯的北洋系开始的。在政治运作上，它的高级的死党，便叫作“班底”。这名词是从舞台上唱戏的戏班子里借用的。在当时很红的梅兰芳那个班子里，萧长华、姜妙香等配角，便是梅氏的班底；梅则是他们的班主。双方相依为命，共存共荣。

政治舞台和戏剧舞台原是一样的，大家都要有个班底。记得有一次我曾问过李宗仁先生，在国共内战最紧要的关头，为何突然飞离重庆？李说：“在重庆全是蒋先生的班底，我怎能留在那里？”后来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台湾？你是那里的总统嘛！不回去，任人家弹劾你失职。”李说：“我在台湾没有班底嘛！”没有班底，就不能登台唱戏，只好待在美国做寓公了。

袁世凯那台滑稽戏的演出，也是全靠一个班底的。在他晚年，班底里的主要配角，一个个各唱其戏，他只好唱个独角戏，就卖不了票了。

“袁家班”班底溯往

朋友，上述这些现象，一般官史家都不愿着墨太多，因为那实在有损于庙堂形象，著书者往往也是身在此山中，不免为尊者讳。多写了，也难免与党史、国史体例有违。但是这一现象却是近代中国史上，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绝对事实啊！

所谓北洋系便是“袁家班”的班底。那是他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代所慢慢铸造出来的。但那时为时尚早，现代的独裁政党，都还没有出现。大清帝国的政治制度虽已日趋崩溃，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地方政治上的回避制还是依然有效的。老袁只能以曾国藩、李鸿章的老办法抓抓军队。军队，事实上他也不能全抓。慈禧太后在死前为夺其兵权，把他从北洋大臣调入军机处，他也只有乖乖地交出兵权。迨慈禧、光绪同时死亡以后，一个糊涂蛋的醇亲王载沣，拥一对寡妇孤儿入承大统，对袁氏要报一箭之仇，袁氏也只有抱头鼠窜而逃，不死者几希。迨朝命以足疾开缺，回籍养疴，袁氏也只有磕头谢恩，跌跌爬爬而去，岂敢说半个不字？这是中华帝国的制度使然。

可是清帝国已趋衰亡的边缘，袁氏虽按祖制百分之百地交出兵权，但那个腐朽的王朝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照单接收。迨革命军武昌起义，还要优诏袁氏出山平乱。这个班底便又在袁氏掌握之中了。等到他养敌逼宫，取得政权，当了总统以后，这个总统如何运作，他虽然在五千年政治传统里找不到蓝本，对新制又茫然无所知，但毕竟他还掌握了一个如臂使指的老班底，在新的舞台上，还是可以旧调新腔随机乱弹的（乱弹也是传统剧种之一，它杂糅众家，不拘一格，随机应变，然终不出传统套路也）。迨帝制骤起，袁要恢复旧戏，而班底诸配角，乱弹已久，如今已分别弹出各自的名堂来了，班主要旧调重弹，就很难号召全班了。

北洋系的窝里反

袁氏北洋系班底的主要配角是哪些人呢？简言之，从小站时期开始，文班底最高领导大致以所谓“嵩山四友”徐世昌、李经羲、张謇、赵尔巽四人为首。此四友者，经朝议虽比照汉初的“商山四皓”，而位隆于四皓也。他们一免跪拜称臣，二赐朝服肩舆，三为入朝赐座，四锡优厚年金（两万银元）。然此四人皆不领情。最重要的是号称相国的徐太保，时任袁政府的国务卿，筹安会出现未几，徐即称病离职。其他三人亦挂冠求去。其时袁的参政院与政事堂中，原网罗有共和、复辟两派，政见相反，而一致拥袁排孙的人士甚众。赵尔巽便是复辟派的领袖，总检察长罗文干则为共和派之中坚也。如今两派领导者皆纷纷求去，给袁之难堪虽多，然究无直接致命之伤害，袁也就淡然处之了。但是他们在袁氏帝制中所产生的破坏力，则无法估计了。

可是武班底的窝里反，情况就更严重了。袁之真正的实力，还是他那老北洋六镇（六师）的枪杆。这个枪杆老袁除自己紧握在手，绝不放松之外，下面能代他掌握的便是所谓“北洋三杰龙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了。王士珍这条“龙”，由于诸种公私原因，在军中虽声望弥高，然一直未掌握实权。迨袁有意于帝制时，王事实上已告老还乡，享其儿孙之乐了（参见上引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第70—72页。比较晚出的一手史料，如大陆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记亦多，不备载，详“史料篇”）。

段祺瑞（1865—1936）、冯国璋（1859—1919），这一“虎”一“狗”，可就不一样了。袁的看家之宝的六镇之兵，都掌握在他二人手里。袁为防止他们建立私人势力，乃把他们在六镇之中，不时调动，因此段一人在六镇之中，曾历任四镇的统制（师长）。袁的本意只是对其部属搞将不专兵的把戏，但事与愿违，等到他们水涨船高，段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袁的六镇班底，也都做了段的部属，使段氏在后来所谓北洋军阀系统中，成为威望足以号令全军的第一号大军阀。

段氏，合肥人，幼年也是老淮军眷村里的产品。李鸿章的北洋武备学堂第一届毕业后留德，并在克鲁伯兵工厂做实习生。后来为袁罗致，成为地位仅次于袁的小站元老。辛亥革命时接替冯国璋为清军前敌总指挥兼湖广总督。终于率前敌清军将领四十余人，电迫清帝退位，成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闻名国际。在袁氏接替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段成为袁政府中最具实力的陆军总长。袁氏搞垮二次革命时，段氏摄阁。帝制之初，主将军府，兼统率处，号令三军，权倾朝野，为当时中国之第一军人。但是因其功高震主，在袁氏看来，就成为尾大不掉，乃稍削其权，从而引起段的反感。加以段亦以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自许，接袁氏之班，实为顺理成章之事；做袁氏之臣，那就是降志辱身了，非大丈夫之所能堪也。但段显然无反袁之心，怠工、杯葛而已矣。段原与袁府的“大爷”（袁克定）互不相容，这时袁克定乃乘虚而入，竟向袁世凯建议以王士珍代段，袁氏误听儿言，乃命袁克定苦劝卧“龙”出山代段，并于1915年8月底正式交接。这一来火上加油，袁、段的关系乃发展到决裂的边缘。据松坡遗墨，蔡锷在潜离北京之前夕，曾与段有密谈。再据上引袁静雪的回忆，袁氏死后，遗族曾一夕数惊，因为有密报说段祺瑞要派兵来包围中南海，尽诛袁氏家人。段为此表明心迹，曾特地把老婆送来参与袁家守灵，以安袁族之心云云。袁、段的关系发展到这种恶劣地步，袁氏帝制之失败，还需历史学家多唇舌乎哉？

曹丕不好伺候

冯国璋和袁世凯的关系，与段祺瑞大同小异。冯国璋，直隶（今河北）河间人。幼年家贫，曾在农村戏台上拉二胡伴唱为生。后从军，由于聪明而苦学，竟被保送军校，与段祺瑞同学。半途请假考科举，竟考中秀才。再考举人落第，乃回军校完成学业。后得机去日本，对日本兵制观察入微，乃被袁氏选拔，终成小站三杰中之“狗”。辛亥武汉之役，统率清军第二军，攻下汉口、汉阳。后来调返北京，统领禁卫军。禁卫军者，袁氏控制北京之御林军也。有此，则袁党在北京之统治基础乃大奠。二次革命时，冯又奉调南下，与张勋攻克南京。后张军因军纪不佳他调，冯乃代张为江苏将军，驻节南京。从此地灵人杰，冯遂成为威震东南的封疆大吏。1915年初夏，冯自梁启超口中获悉袁有改变国体、实行帝制的阴谋，乃亲往北京一探究竟，袁氏乃对他有上述封口之说。冯国璋信以为真，并广为传播。后知被骗，乃气愤不已。因此对袁氏之背叛民国，竟加以公开批评，弄得朝野皆知。其实冯之反对帝制的公私动机，与段的立场亦大致相同。他二人除爱惜共和之外，都不无将来接袁氏之班而为主的情结。而对“太子”袁克定的憎恶，冯可能有甚于段。冯竟直呼袁克定为曹丕，并对朋友们公开诉苦说，袁大总统如果做了皇帝，“像这样的曹丕将来如何伺候得了”（见恽宝惠《谈袁克定》，载《文史资料》总第26辑，141页）？

总之，冯、段二人，乃袁世凯的两大肱股也。折其一，袁氏的皇帝肯定就做不成了；两个同时罢工，袁就瘫痪了，云南起义也就是多余的了。至于黎元洪之拒绝“武义亲王”之册封，黎虽非北洋系中人，作用不大，然黎氏究系副总统，反袁形象，也是有其一定影响的。但是坏东西不打不倒。没个云南起义这么轰轰烈烈地来一下，袁世凯可能还不会立刻倒毙，有袁在，帝制的闹剧伊于胡底，就谁也不能胡说了。

下面再谈谈蔡锷、唐继尧和他们的云南起义。

头角峥嵘的蔡锷

蔡锷（1882—1916），湖南宝庆（今邵阳）人，其家庭背景，说者异词。《云南文史资料选辑》说他家贫，“父为打铁工人”（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9页），不太可信，因为他在十三岁时就考中了秀才，简直和他老师梁启超差不多（梁中秀才时十二岁），但他又和他太老师康有为一样，乡试落第，未能中举，因而跑到长沙进了当时最时髦的时务学堂，做了梁启超和谭嗣同的学生，时为戊戌前一年，蔡十五岁，梁二十四岁。名师高徒，是民国史上少有的佳话。哥伦比亚大学所编的《民国名人传》，说他是富农之子，我则认为他是中小地主之子，大致差不多。戊戌后，蔡锷曾在上海进南洋公学，后又东渡日本，1900年曾回国参加唐才常起义，再去日本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与蒋百里同班，1904年毕业于士官学校骑兵科。蔡留日期间与梁启超往返甚密，并为《新民丛报》撰稿，可说是头角峥嵘、文武兼资。那时中国留日学生数万人，多数都在东京一带鬼混。像蔡锷这样的货真价实的留学生，实在少之又少，所以他一回国便成为新政各界争取的对象。

蔡锷于1904年在日本学成返乡，在端方手下做了一阵高级教官和参谋之后，便被广西巡抚李经羲罗致，去广西一住六年。他在广西最值得一提的工作，便是当李宗仁将军母校——广西陆军小学的总办。善于说故事的李公把他早年所最崇拜的校长，简直说成高不可攀的“飞将军”。他说，蔡总办的骑马，可不是翻鞍上马啊！他是从马后起跑，以跳木马的方式，纵身飞跃，骑上马背啊（李宗仁那时还不知道蔡锷是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的）！李宗仁纵使很崇拜蔡锷，最后他还是参加了驱蔡的学潮，把蔡锷赶出了广西。因为，据他说，当时湖南人搞以邻为壑，把广西当成了湖南的殖民地，所以非驱蔡不可（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三章）。

广西人驱蔡，蔡却因祸得福。因为这时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乃顺便把蔡锷带到云南去了。在云南，他不只在云南讲武堂做兼任教官，教了个伟大的学生——中国工农红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并写了一部后来蒋介石也为之手不释卷的《曾胡治兵语录》，更重要的是当上了一位实际带兵官——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的协统（旅长）。在三十七协里，他引进了大批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晚期留日学弟，作为自己的班底（参见哥伦比亚大学和刘绍唐所编的各种中西文蔡锷传记）。

蔡、唐之间的微妙关系

笔者前章已交代过，袁世凯在他的班底北洋六镇之中，是不用日本留学生的，因为留日的陆军学生，大半都是同盟会的会员。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未尝加入过同盟会，但是他和黄兴却因同乡的关系而有莫逆的私交；也由于黄的关系，蔡和同盟会也走得很近。如今在他的三十七协里，竟然有一个标统（团长）和六个管带（营长）是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弟，其中六管带之一便是云南东川出生、日本士官学校炮科六期毕业的学弟唐继尧（1881—1927）。唐比蔡大一岁，但是在学历上，蔡却是比唐高三届的学长；在官阶上，蔡（旅长）更是比唐（营长）高三级的顶头上司。在他们那个时代，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官场都是等级森严的，所以蔡对唐是可以颐指气使的，而唐对蔡则是毕恭毕敬的。这就是他们在辛亥前后的个人关系。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昆明时，蔡是当时云南最大的实力派，召集全体军官密议之后，蔡被公推为革命政权的云南都督，云南就在1911年10月30日（阴历九月初九），向清廷宣布独立了。既独立矣，蔡都督坐镇昆明，一支由唐继尧率领以同盟会会员为骨干的北伐革命军，就从云南攻入贵州。贵阳既克，云南蔡都督乃向南京的革命政府力荐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半年之前，唐继尧还只是滇军里小小的管带（营长），一夕之间，连升四级，如今竟能与名重四海的蔡都督平起平坐。非蔡都督何以至此？唐对他的老长官、老学长的感激之情岂待细说？

蔡锷进京，唐继尧返滇

可是蔡对唐之恩高德厚，犹不止于此也。蔡锷之志不在云南一隅也。蔡原是个光芒四射的人物，再加个名重四海的老师狂为吹嘘，进步党人群起抬轿，革命党人拼命拉拢，便早已名扬海内。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北洋军举行有名的彰德会操时，袁为阅兵大臣，蔡锷亦被指派为审判员，当时蔡锷就颇为袁氏看重，而隐有选拔之意。迨袁氏企图称帝之时，袁嫌北洋诸将，尤其是自己的老班底——一“虎”一“狗”暮气太重。段祺瑞身为陆军总长，对部内政务，一问三不知。冯国璋方面大员，公书鞅掌，每晨高卧至12时，成何体统？所以他要毁军练军，成立模范团，训练新军，一反老北洋系不用留日陆军学生之往例，重用士官生，以消除暮气。他心目中所看重的就是蔡锷。蔡锷师徒为此亦颇感袁氏这个老伯乐的知遇，而颇有投效之心。因此梁、蔡师徒都认为蔡某非池中物，不应久困边屯，而应尽快离开云南。但是云南黑金（当时所谓云土）遍地，富庶侪于江浙，地接异国，可进可退，此一绝佳地盘，岂可轻弃，因此他们认为蔡氏这个飞天之龙一去，云南就应由唐继尧这个地头之蛇接掌才属万全。如此经梁氏之党在袁面前一再说项，结果终于得到袁的默契，将蔡氏调回其母省湖南，蔡之原缺由唐继尧返滇接掌。消息一出，蔡、唐两方固然皆大欢喜，而云南省内却引起了小小的风波，盖省内固不乏野心家也。因此拒唐、迎唐两派在昆明街头难免就剑拔弩张了。所幸离职将军犹在省内，余威未减，经过蔡将军一阵吆喝，反对派销声匿迹，唐继尧也就回滇和平接班了（大陆出版的《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就收集有两派遗老各说各话的回忆凡四十一篇之多，可读性甚高。至于可信度如何，那就看读者本人的鉴别力了）。

由唐领衔发动的云南起义

蔡锷于民国二年（1913）夏季，二次革命刚落幕时来到北京，却发现袁氏并无意要他还湘出掌方面，相反却饵以高位（陆军总长或参谋总长以替段）留之。为此袁亦未始不具诚心。盖从袁的角度看来，若践前诺，调蔡锷去湖南，恐于心腹地区另添一“藩镇”。二次革命后，袁好不容易去掉个谭延闿，怎能再换上一个更厉害的跋扈将军蔡锷呢？但蔡毕竟是个人才。在没有枪杆、没有地盘的条件之下，量材而器使之，未始不是有功于国族的槃槃大才也。不幸当时北洋系的确暮气已深，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早成绝物，忽然飞下来的“空降部队”（国民党军队中的巧言，意思是由中央忽然派下的光杆儿指挥官），就着陆无所了。蔡留京三年，当了个他一窍不通的经界局督办，怨声叹气，最后还要找个妓女小凤仙来打掩护才潜出藩篱。谁知这美色的掩护，对个英俊多情的青年将军，也不是好玩的。他后来丧命于喉疾，竟被误诊为花柳，而患者亦深信不疑，是否即因为庸医所误，而使一代英豪不永其年？读史者悲之也。此是后话。

总之，当蔡锷溜出北京，经日本、安南，于1915年12月19日转返昆明时，他师徒的原计划，是由蔡锷从唐继尧手中拿回云南都督一职，然后统率当年旧部，网罗各界反袁分子，重建云南为根据地，以与袁姓皇帝作长期之决斗的。可是蔡氏行装甫卸，便已看出今日云南的主客形势已非复当年。今日之唐将军已非三四年前之唐管带（营长）。他今日只身来滇，只是洪宪王朝通缉待捕的逋逃犯，而非当年西南之蔡都督矣。他若能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动现将军首义讨袁，或有可行；若不知轻重，以老长官自居，发号施令，那就自贻伊戚，寸步难行了。为此蔡在给梁的电报中，即隐约言之。梁氏乃聪明人，毋待明言，亦不能明言也。自此蔡在昆明以拥唐为务，旧友共事，建军讨袁，也颇为融洽。

此时海内外反袁人士如国民党之李烈钧（唐继尧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等，都聚集昆明，在唐继尧领衔之下乃于12月22日致电袁世凯，要求其取消帝制，并以死刑惩罚帝制派祸首杨度等十三人。限袁氏于二十四小时之内公开答复。限时答复未到，原领衔人唐、蔡、李等乃于25日召集群众大会，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群众闻讯，立时欢声雷动，列队街头，游行示威，一发而不可收拾，一个全国性的反袁大起义，便在昆明街头正式地拉开帷幕了（史料参见上引各书）。

云南的三路护国军

接着在云南的原班领导人，发动组织讨袁护国军，共有三个军，分路出师北伐。他们议定，由蔡锷统率第一军，分三个梯团，六个支队，号称九千人（见李新、李宗一合著之《中华民国史》，其他史书有说实数不过三千上下，总数约五六千人，或较近史实也），首先出发，直上四川，分向叙州、泸州、重庆三个目标前进，今且将第一军的统兵将领，条列如下：

总司令：蔡锷

参谋长：罗佩金

第一梯团长：刘云峰

·第一支队长：邓泰中

·第二支队长：杨蓁

第二梯团长：赵又新

·第三支队长：董鸿勋

·第四支队长：何海清

第三梯团长：顾品珍

·第五支队长：禄国藩

·第六支队长：朱德

蔡锷的第一军，基本上是步兵，加一个骑兵连和若干重武器和轻重机枪，少量弹药，裹二月粮饷，于1915年底、1916年初，分批出发北上，人数虽少，倒也十分悲壮。

护国军第二军由李烈钧统率，李之下有两个梯团、四个支队。两个梯团团长分别是张开儒和方声涛。第二军作战路线是东出两广，北上湘赣，与第一军会师长江。第二军东出之时，曾沿途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散兵游勇被裹胁一空。下级军官之中，后来扶摇直上，成为国民党军之中坚者，指不胜屈。李宗仁当时本已弃武就文，在一所中学之内当待遇优厚的体操教员，颇为满足。不意护国战起，他再度投笔从戎，在张开儒梯团中“炒起排骨”（当排长）来了。

我曾问过李德公，待遇优厚的中学教师，哪里就不如一个稍息立正的小排长呢？“啊，”他说，“我是个职业军人，自当在军中求出路嘛。”我又问他为何一定要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李公说，他们那批“小排骨”，还管什么皇帝不皇帝，共和不共和？反正当军人就要打仗就是了。这是护国军中的“小排骨”当时对内战的观念。我想当时在袁军之中的“小排骨”们，思想也不会是两样的。“排骨”的思想尚且如此，则他们之下的“两脚规”（画圆圈用的小仪器通称圆规或两脚规，因其造型颇像出操的小士兵，故被“排骨们”当作小兵的代名词）对内战的认识如何，就不需多加解释了。语云一将功成万骨枯，枯的都是这些“小排骨”、“小两脚规”；啥共和？啥帝制？他们死掉做鬼也不关心啊！当年我替李公写口述自传，我劝他对护国战争这段经历，团长以上的大战略少谈不为过，“炒排骨的故事”则多多益善，因为那才是一般历史学家所不知道的、也不屑知道的护国战争中真正的历史啊（读者可参阅《李宗仁回忆录》的第六、七两章）！

护国军第三军也有四至六个支队，由唐继尧指挥，留守云南基地。

三军无主的护国战争

护国风气一出，兵来将挡，袁政府也立拨曹锟、张敬尧两军和冯玉祥一旅入川抵御。其实蔡锷这区区数千之众，间关千里，翻山越岭而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对付蔡锷，袁军毋须作战，只要据险防守数月，蔡军里无粮饷，外无救兵，饿也饿死了，会不战自溃也。

原来蔡锷犯蜀这个计划，是他们梁、蔡师徒远在天津便已拟定了的。他们本意是在控制云南之后，用云南全部军力民力，倾巢而出，一举占领四川全省。然后再发动四川全部军民力量，北出祁山，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把老袁、小袁一举打垮。他师徒这项战略，原甚周详，谁知第一步（占领云南的计划）就未能实现。这计划只是一个湖南人和一个广东人一厢情愿地拟订的。在区域主义已迅速抬头的中华民国里，其难于执行，是不待蓍龟的。如今蔡锷以数千羸卒，裹二月之粮，北犯巴蜀万重之山，意欲何为？蜀人纵开门揖盗，你数千烂兵，又能盗得几许？所以蔡锷伐蜀的关键便是唐继尧的大力后援，谁知唐氏把蔡送上征途之后，便再无一弹之增，一斗之济。他二人的关系何以一寒至此？卫唐、卫蔡之士，一百年来就各有说法了。

吾人治史，笔则笔之，削则削之，不为两方师爷作注也。但我们大致可以说，两方皆在闹情绪，皆为情绪所累。君不见，他们护国三军之中，竟然没个主帅。三军函电来往，悉用咨文。咨者，彼此不分上下，绝对平等之谓也。这在自号“东大陆主人”的唐氏看来，云南是吾土吾民，尔等远来就食，自当客随主便，反帝抗袁，总应以我为尊。衣我之衣，食我之食，还要骑我头上，未免太不自量力矣。要我接济，需磕头来请。可是从蔡锷立场来看，哼，尔唐继尧之有今日，不知饮水思源，难道还要恩将仇报哉（见上节故事）？嗟来之食，丈夫不屑；反主为奴，焉有是理？何况反帝抗袁是为全民伸张正义，为此反要丧志辱身，服侍小人，情何以堪？读者朋友，你说他二人都对？都不对？总之，他二人这样一闹情绪就三军无主了。在近现代中国的军事史上，哪一支军队没个上级呢？有之，就是这三支护国大军了。虽然他们后来于1916年5月上旬（见下表）也在肇庆组了一个两广都司令部，选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企图先把两广的护国军统一起来。接着又设立了一个护国军军务院，选唐继尧为抚军长，这显然又是梁启超这个聪明人亡羊补牢的办法，然为时已晚；这个新建制，徒徒把中华民国政府一分为二，搞出个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府”来。它本身未发生任何作用，中国近代史就进入“后袁世凯时代”军阀乱政的阶段了。

以上所述，只是举一个当国者的情绪影响行为，行为又影响政治的小例子。更大的问题还多着呢！本章限于篇幅，就不能继续追根了。

泡沫战争的顺利收场

蔡锷的伐蜀实在是个泡沫战争，脆弱之极，幸好他的对手也是如此。曹锟、张敬尧、冯玉祥，乃至其他的袁党中人，如湖南的汤芗铭、四川的陈宧、陕西的陈树藩也是如此。他们何厚于帝制？又何薄于共和呢？对他们来说，生存（survival）才是真理。例如汤芗铭这个湖北人做了湖南将军，为着报效袁氏，在湖南乱杀国民党。如今湖南人要向他收复失地，讨回公道，袁党又无法保护他，那么汤氏的自全之道，就只有加入国民军，宣布湖南独立，美国人所谓搞不过他就加入他（if you can not lick him，join him），此之谓也。陈宧在四川亦复如此。蔡锷之兵近在咫尺，相互砍杀，两败俱伤，而一无是处，加以袁在此时民心全失，蔡锷与陈个人亦无宿怨，罢兵言好，生民同庆，何乐不为？最重要的还是袁氏鞭长莫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袁对他私谊虽恩重如山，但他在此时放下屠刀，又何负于袁呢？所以陈、蔡双方在川南搞拉锯战，不二回合，两方就私通款曲，言归于好了。云南后方唐某拒发补给，蔡索性把两个支队拨归陈氏指挥以就食，血浓于水，有何不好呢？

从非袁不可到非段不可

袁世凯在弥留之际，似乎对自己热衷帝制、误信小人，也有深深的忏悔，第一他显然认识到他对日本的估计是个绝大的错误。当此欧战正烈之时，他这个欧美派，纵使内无反侧，一个日本的外在反对，也足够使他的皇帝之梦化为乌有的。袁克定伪造的《顺天时报》欺父误国的影响，是无法挽回了。唯一的补救之道，就只有人死病断根，撤销帝制。

云南起义的爆发和它所引起的骨牌效应，在偌大的中国，顾此失彼，袁世凯也是无法应付的。因此当袁军与蔡军在川南拉锯，各有胜负之时，他就决心把帝制叫停了。3月22日袁氏正式撤销帝制之后，在各方要求连总统一道退位的呼声中，烂摊子如何收拾？袁氏此时已是个绝对的孤家寡人和独夫，急火攻心，已重病在身。有关军国大事，那些帝制派的喽啰，什么“六君子”杨度等人和“十三太保”的段芝贵等，都上不得台盘。内安反侧，外和强邻，军事、政治一把抓，就非段祺瑞不可了。所幸段祺瑞颇识大体，3月22日出任参谋总长，经过一个月的周旋，4月22日乃拜相组阁。但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各方叫嚣，正此起彼落，省县独立，也接二连三。南方独立诸省，在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之后，对袁氏下野之要求更趋激烈。5月17日在冯国璋与张勋联合邀请之下，尚未独立的十七省各派代表于南京集会，各省虽仍效忠枢府，尊重元戎，但奉劝息肩荣休，则是多数之决议。纵是有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义婿四哥（袁家幼年子女多呼冯国璋夫人为四姐，冯国璋为四哥，见袁静雪忆父文），也不避嫌疑，迭电劝退，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的函电，则日夜不绝，衰病残年，何堪于此。袁氏自知不起，在6月6日昏厥复苏之后，微息微叹之间，向榻畔侍疾的徐世昌说：“他害了我。”此“他”是谁？就永无定论了，袁氏一死，全局皆松，中国就是另一个面貌了。

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有之，或自不才始也。细评之，关系篇幅，有待专论。三言两语带过，则袁世凯，我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期中，不幸的当国者之一也。我国近代从极高度甚或是已入化境的帝国制度，要转入一个超英越美的国家、社会两得其平的后西方民主制度（PostWestern Democracy），袁世凯之当国正值我国近代社会、政治转型的开辟时期，而他又天生是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曹操型的人物，主观的个性和客观历史发展的轨迹，两者凿枘不投，怎能不粉身碎骨呢？凿枘不投是普遍现象，袁氏则较甚于他例而已，无足怪也。今只略言其抽象部门，具体例证，当另作别论。

今且把护国战争期间的大事，排列为以下时间表，以便读者一目了然也。

护国战争大事表

民国四年（1915）

·12月13日：袁世凯接受推戴，决心做皇帝。

·12月15日：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不受。

·12月20日：申令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

·12月21日：册封冯国璋、段芝贵、唐继尧、阎锡山、曹锟、靳云鹏、朱庆澜、刘显世、许世英、卢永祥等四十余人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唐继尧、蔡锷等领衔，组护国军讨袁。

民国五年（1916）

·1月19日：日本警告，促袁延缓帝制。

·1月27日：贵州独立；刘显世领衔。

·2月17日：外国公使团访外交部，关心中国内战。

·3月13日：广西独立；陆荣廷领衔。

·3月22日：袁撤销帝制；起用段祺瑞为参谋总长。

·3月31日：四川将军有意倒袁，与蔡锷军停战。

·4月6日：广东被迫独立；龙济光领衔。

·4月12日：浙江被迫独立；都督屈映光领衔。

·4月17日：冯国璋、张勋提出调停办法八件。

·4月22日：段祺瑞出任国务卿，组新内阁。

·4月26日：冯国璋电劝袁世凯下野。

·5月1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于肇庆；都司令岑春煊，都参谋梁启超。

·5月8日：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于肇庆；抚军长唐继尧，岑春煊代；是为近现代中国“一国两府”之始。

·5月9日：陕西独立；陈树藩领衔。

·5月17日：南京会议，由冯国璋、张勋策划，十七省代表参加。

·5月18日：国民党领袖陈其美在上海被刺杀。

·5月22日：四川独立；都督陈宧领衔。

·5月29日：湖南独立；都督汤芗铭领衔。

·6月6日：袁世凯病死，虚龄五十八岁。

·6月7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

唐德刚（1920—2009）

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

袁世凯公举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明信片，并绘有北洋政府时期的五色旗。

敬祝中华民国创造明信片之孙中山、黎元洪、黄兴头像。

祝大中华民国成立明信片黎元洪、黄兴头像。其中可见辛亥革命“南京城大激战”、长江口岸“八舰降服”场景及中英文字样。

左上：北洋时期印行辛亥革命民军首领黄兴像明信片。

右上：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黎元洪像明信片。

左下：北洋时期印行中华民国副总统冯国璋像明信片。

右下：北洋时期印行蔡锷像信片。

北洋时期印行前国务总理段祺瑞像明信片。袁后中国，北洋之虎段祺瑞，被视为皖系军阀首领。

1918年双十节徐世昌像、冯国璋像纪念明信片，有“北京（民国）七年十月十日徐大总统就任纪念”戳。

上图：张作霖像及其与外国军官留影。

下图：张学良像及皇姑屯事件张作霖坐乘的贵宾车倾覆场景。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孙中山头像。

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币袁世凯像。

中华民国三年（1914）“袁大头”袁世凯头像。

中华帝国洪宪纪元（1916）袁世凯像。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黎元洪头像。

中华民国十年（1921）九月仁寿同登纪念币徐世昌像。

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宪法成立纪念银质纪念章曹锟像。

中华民国执政纪念币“和平”（1924）段祺瑞像。

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像纪念银币。

1913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率梁启超、梁士诒、荫昌、陆徵祥、曹汝霖、顾维钧、章宗祥、刘冠雄、王家襄、汪大燮、朱启钤等文武官员，与各国驻华使节合影。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前排左八）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仪式后合影。前排左七起依次为代理总理钱能训、外交总长陆徵祥、交通总长曹汝霖、海军总长刘冠雄等人。

1916年10月10日，值中华民国成立五周年，新上任的大总统黎元洪在南苑操场举行北洋军阅兵仪式。掌握实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不服黎元洪登上大总统宝座，形成“府院之争”。黎元洪也想利用这次阅兵显示自己的地位。

上图：1918年11月28日，北洋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前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纪念一战胜利。大总统徐世昌在代理总理钱能训、新任陆军总长靳云鹏等人的陪同下正走向太和殿，准备在太和殿前广场检阅战胜国部队，英美等国驻京军官抽出指挥刀以示敬意。

下图：1918年11月28日，大总统徐世昌发表一战胜利演说。人群正中戴高帽者为徐世昌。右边着军装的是陆军总长靳云鹏，再往右是段祺瑞。战胜国公使分列两旁。

上图：1916年11月，英国在山东威海卫租界开始招募第一次世界大战赴欧华工。

下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华工不少是山东人。赴欧之前，加拿大医务官仔细检查二十多项身体指标，尤其严防筛查沙眼等传染病。

上图：一战期间，中国华工在法国南部的鲁西荣地区修建铁路留影。飘零万里，语言不通，遂常以手势交流，甚至英国人抽着马鞭监督华工营众赶进度。

下图：1918年6月，中国华工自法国、比利时交界处向前线进发。一战爆发后，成千上万来自中国的华工援助对欧洲弥足珍贵，在法国，这样可能腾出同样数量的法国工人到前线服兵役。

上图：1890年，段祺瑞（左二）等五名晚清留学生在德国教官瑞乃尔指导下操作弹炮。晚清政府亦与德国克虏伯公司谈判购炮事宜。

下图：段政府段祺瑞（前排右五）等人与英国、美国等列强“太上皇”北京外交团合影。中国海关的最高机构总税务司长期由英国人把持，掌握着北京政府的巨额财源。

上图：1924年直奉战争，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17日，奉系张作霖邀冯玉祥在天津日租界下野皖系首领段祺瑞家中会谈，决定拥段为临时执政。图为天津会议合影，前排左起梁鸿志、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杨宇霆、张树元，后排吴光新。

下图：1936年，前国民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1865—1936）公祭之时，其灵柩车由国府要人及各国仪仗队护行北平留影。

1924年10月，冯玉祥将曹锟囚禁中南海，时局之变，促使奉系、皖系寻求孙中山合作。此后为全国舆论所迫的段祺瑞、张作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以产生正式政府。此图即为12月4日抱病自海路抵达天津的孙中山，在张园行馆与国会代表等欢迎人士的合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辞世。同日，遗体送至协和医院。19日，灵柩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开放社会各界隆重公祭。4月2日，移至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石券门内暂厝，图为由中央公园移出情景，送殡者十余万人。

上：中华民国三年（1914）印中国银行试模票袁世凯像（正反面）。

下：中华民国六年（1917）印中国银行兑换券壹佰元黎元洪头像（正反面）。

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印中央银行伍元通用货币孙中山头像（正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