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在中国留学生历史学会成立会上的讲辞原稿
在60年代里，我个人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教了将近十年的“中国目录学”（Chinese Bibliography）。在史学这一部门之内，我把当今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大致分为三大派：一、中国传统史学派；二、中国马克思史学派；三、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
史学里本有“史实”（factual history）和“释史”（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两个重要部门。史学家治学的目的第一便是在追求真实的历史；第二步便是把可靠的历史事实“概念化”（conceptualize），以期逐渐摸索出历史事实演变中可能存在的“客观规律”（objective reality），或可能不存在的客观规律。“不存在”的本身也是一种“存在”、一种“规律”。事实上，杨振宁、李政道两教授就是研究宇宙中的一种客观不存在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这对我们学历史的也应该有所启发。
学术本是天下之公器。治学之人不应对任何一种学说未加深入研究，便囫囵吞枣地对它存有成见。各派学者之间应异中求同，同中存异；相互观摩，相互学习。绝对无法协调的理论也可和平共存，彼此尊重，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学术不是政治，无相互排斥之必要；学术也不是军事，两军对阵，一定要以胜利第一的心情，不择语言，不择手段，非打个你死我活不可。
作为一个目录学教师，我个人当年便认为我的任务只是对受教诸生把各学派做个客观、平实而详尽的介绍，不以私见去妄事臧否。同样的，作为一个名大学的研究生，学生本身也已经是个学者，学者便应有为学的独立见解。授课者只是把知识传播给他们，是非之间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大学教授不应自贬身份，降志辱身去替任何学派做言不由衷的喇叭筒。
当代中国史学的三大主流但是在我那十年教学期间，细翻手头教材，我对上述三派之间的“壁垒森严”和“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偶尔的隔洋对骂、口不择言的情况不能不感到震惊，甚至恐惧。我那时在哥大兼任中文图书部主任，上课堂往往是推着一两部书车一道去的。现炒现卖，任何佐证一索即得，资料是异常丰富的。
且看中国传统史学
就谈谈中国传统史学吧。
我国传统史学家自左丘明、孔丘、司马迁而下，实是举世无匹的。我们试翻《四库全书总目》里的史部目录，看看那五百六十五种史学名著的“提要”（那一千五百八十七种“存目”就不必谈了）；再去翻翻欧洲史学同一时期类似的书目，一比便知高下。“四库”（全书修于两百年前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而后，由乾嘉而清末而民初，由戴震、章学诚而罗振玉、章太炎、王国维、柳诒徵到缪凤林……这近两百年来的成就也是惊人的。所以许多对中国传统文明有自卑感的朋友，也实在大可不必。
但是史学——纵使是只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毕竟有中西之分、有古今之别。上述的数百种名著虽是举世无双，在类别上说则只占四分之一。他们都属于中国传统史学这一范畴之内，属于线装书之列。线装书也是这一学派的最适当的代名词。可是线装书在世界传统史学上虽具有最崇高的学术地位，但线装书也有线装书的局限性。这里我不是说这些写线装书的传统史学的收山大师的传世巨著之内，没有西方史学和现代史学的“法则”和“观点”，只是他们著作内的“现代法则”和“现代观点”却为他们的“传统光芒”所掩盖，使有心读者感到两者之间的分量不成比例。
笔者不揣浅陋，曾试把当代传统史学这一派作了几项概括的叙述：第一是为“五经”作注，作者们完全接受传统儒教的“意蒂牢结”；第二是“人治”史学，把历史发展看成是君子和小人之争，英雄造时势远大于时势造英雄；第三，它是社会科学发展之前或早期发展的产品；第四，是以通史为主的泛论史学，除小考据之外，不注重专题研究。
笔者作此概括之论，绝无小视传统史学之意。相反的，以上所举的几位史学家，都可说是我的前辈老师。他们白首穷经的功力，是我辈后学高山仰止的，也是后学辈所望尘莫及的。笔者曾另有拙作评大千张爰之画，认为大千之作是“宋元之下、明清之上”的。但是大千之作终系略带“现代新意”的“传统国画”，基本上是和梅兰芳的京戏一样还是传统艺术，他们都是传统艺术的收山大师。笔者作此持平之论，急于文艺现代化的朋友们还认为我对上述大师们有过誉之辞呢。
总之，我国文明的传统是太光辉了；百年动乱，现代化的步调走得也太慢了。因此深植于传统之内的老辈学人（包括胡适之先生），是摆脱不掉传统的，事实上也不应摆脱——我们的传统也没有什么真正害人的“毒素”嘛。有些真能大幅度摆脱传统的学人，却往往由于传统训练不足，而流于浅薄皮相。这真是我们学术现代化过程中的待解之结。在文艺上如此，在史学上更是如此。
再看中国马克思史学
中国传统史学既有其崇高的成就，亦有其局限性，已如上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亦有其两面性：一面是它原也是一种学术性的“突破”（breakthrough）；另一面则是它的填表式的自我束缚，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实在”的公式可循，其他一切皆是“上层建筑”，英雄是时势造的，圣贤豪杰也都是上层建筑，孔子只是个奴隶主的发言人。
我把上述两派史学都加上“中国”二字，显示其特有的“中国性”（Chineseness）。马克思主义原是洋货，但是笔者在这里所特别提出的则只限于20年代以后，尤其是大陆政权易手以后，大陆上一术独崇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
马克思是位有极深厚功力的欧洲史学家。但是他出生的日耳曼文化背景使他习染于“绝对主义”（absolutism）。绝对主义很接近日耳曼民族尤其是普鲁士人的民族性，因而它也是日耳曼学派的整个风气。绝对主义是一种极有说服力而也相当霸道的哲学法则，但它很难让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史学家所接受。性喜“实用”而讨厌“抽象”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则把他们概括为“普鲁士绝对主义者”（Prussian Absolutists），所以马克思历史学在国际史学界一直未造成气候。可是在今日中国大陆上却一枝独秀，已为大陆一般史学家所服膺。习惯成自然，今日已造成“罢黜百家，独崇马术”的局面。这一学术风气之形成，不能不说是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所促成的。新文化运动者，在打倒“孔家店”以后，无以善其后。因此那已有两千年习于“独崇”一术的中国学术界，乃另觅皈依，实在也是时势使然。再者，那些倒孔人士，在孔倒以后所提倡的科学、民主的口号，原是一摊混沌水。在社会科学的法则上说，这个口号本身就不科学，因为它语意不清，在治学上令人无所适从。
举个例子来说吧，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标语的本身，最多只能说是一条科学法则，白马非马，科学法则并不是科学。或以这法则来向胡氏发问，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封建社会乎？奴隶社会乎？胡适派的新文化主义者，则对这一问题既无“假设”，也未“求证”。他们的态度是置之不理。
胡适的学生、笔者的老师顾颉刚先生，曾用胡适的法则，大胆假设出大禹是一条虫。设问顾老师，禹是一条虫或是个大王爷，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究竟有什么重要分别。顾老师亦未加说明。顾老师之说，为考据而考据也。禹是一条虫，略带新意则有之，谈起“社会科学处理”（social science approach）来，那就没有太大关系了。
可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就不同了。他们既假设，又求证，并说出一个“绝对真理”来——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发展是分为五个阶段——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向前迈进的，这是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和客观实在。因此在这派史学家看来，历史工作者的任务，便是对这项“五段”发展的继续肯定，剩下的细枝末节的争辩和考证，都只是围绕这项真理打转的上层建筑。
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和中国传统史学派颇有其相似之处。后者的主旨是为“五经”作注，前者则为“五段”作注。“五经”和“五段”都是各该派完全肯定、不容丝毫怀疑的绝对真理。
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历史学，实是一种“填表”的历史学，研究的是怎样把中国五千年的史实，填进这个五段论式的表里去。但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历史上未尝发生过“资本主义”，而“原始公社”又因混沌初开、文献无征，因此中华四千年史就变成“奴隶”和“封建”的两段论了。这两段如何分期，曾引起大陆上史学界一度热烈的争辩。最后总算是主将郭沫若亲自出马，才算得出个粗可服众的结论——郭氏把“奴隶”和“封建”两段的分期，安排在春秋战国之交。至于“封建时代”的下限呢，那就因毛泽东曾说过“解放前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封建社会”，郭氏乃把封建下限拉长到1949年。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毋庸讳言的是相当武断的学术宗派。它的信徒们数十年来在社会改革中追求解放，而在学术研究中却作茧自缚，造成反解放的罢黜百家的局面，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圈圈之外言难服众，造不出气候来，都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不论怎样，这一派的结论是出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中国之外，站在它背后的所谓“普遍真理”，还有千百万言颇足哗众的诠释，比起那缺少科学论证的中国传统史学和空喊“科学”而不见科学研究成果的新文化主义者们，它就要实际得多了。所以在“孔家店”既倒之后，它能乘虚而入，取而代之，实在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意识形态上站稳了阵地，再有武力做后盾，那么枪杆就要出政权了。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大致说来功力不足以罢黜百家，学理可能极其脆弱，但是除非中国史学界也出了一批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能以科学实验室的方法，把它这个“客观实在”，反证出既不“客观”，也不“实在”，否则他们这套学理就要继续客观、继续实在了。但是今日专研中国历史的史学界，还未出过杨、李、吴；有之，则是一些吹胡子、瞪眼睛之士，或是些充耳不闻之士，大家老死不相往来，那就只有各是其是了。
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
至于笔者所说的第三派——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到目前为止，其主要根据地似乎还扎在北美、西欧和日本。他族研究员之外，也包括大批外籍华裔学者。这批华裔学人在祖国由于学术宗派和职业容量关系，近三十年来被迫寄迹异邦，锲而不舍，今日与他裔学者相结合，竟亦蔚成（海外）大国，成为治中国史的一股洪流——少数学者返回台湾与本省史学家相互交流融合，亦颇足称颂。所以今日在台史学界的主流也属于这一派，但难免有少许政治干扰，尤其是在近代史方面。
笔者把这派史学加一个“现代西方”这顶帽子的另一原因，便是这派史学原从“比较史学”开始，而发源于海外；更确切一点儿说，发源于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Jesuits）。这些传教士原都是饱学之士，但是他们的饱学却是以基督教文明为主体，一旦碰到能与他们并驾齐驱、甚或犹有过之的非基督教文明，他们就难免发生“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这种文化震撼形之于传教士书简，在欧洲也发生了余震，这样便引发了早期的“汉学”（Sinology）。
学术文化之演进原如长江大河，是绵延不绝的。这些早期的天主教徒所奠的基础，便由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嬗递了下去，结出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丰盛的汉学果实。在此同一时期，西方社会科学的进步是一日千里的。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20世纪在西方发生的“汉学”，也是当时社会科学里的“麻”中之“蓬”。社会科学的发展带动了汉学的发展，至二次大战后乃发展出今日几乎喧宾夺主的“中国学”（或译“华学”Chinese Studies）来。“汉学”本是白种学者的专业，“中国学”中，华裔学者也逐渐变成其中的主力部队了。
这宗由“汉学”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而逐渐导引出来的中国史学现代化，在五四时代本已开始滋长，并发生了左右分流的现象。北伐以后的“社会史论战”，便是场美不胜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里早期的“百花齐放”，而所谓“30年代”，也是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收获最丰盛的季节。
“30年代”在中国文艺史上和学术史上都是个里程碑，那是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所播下的种子，至此刚有幼苗滋长，继续下去必然会有个“百家争鸣”的成熟时期。可是这个光辉的30年代刚过一半，便被日本侵华的战火所摧毁了。
抗战时期的艰苦是笔者这一辈中国同胞所亲身体验的。抗战之后，大陆政权易手，在历史研究上说就只剩上述的中国马克思史学派一家了。
但是学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政治力量禁止不了的。礼失求诸野，这一宗受西方社会科学影响的现代史学派在海外茁壮之后，在今日中国政府开放政策、留学政策之下又发生了倒流现象，这一远景，当另文续之以就教于方家。
上述三派既各有短长，独立发展难免都有其局限性。所以我们希望今后中国治史者，能兼采三家之长，能铸造一个综合性的第四家才好——这也是我个人对贵会的一点期望。
1987年9月5日清晨匆草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