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中美外交关系简史
美利坚合众国与大清帝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持续了一百三十年之久，并为后期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上，这一国际交往取决于贯穿整个19世纪在东西大陆上与之平行发展的三个历史潮流。任何外交家及他们所代表的政府都很难改变近代历史洪流之强大的汇合，他们也只能是顺应历史潮流、到达目的而已。
第一个历史潮流是大清皇朝的日趋衰落。像以往两千多年中的许多朝代一样，它也照例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繁荣昌盛、和平稳定后衰败的。它的日趋衰退一方面充分地表现为清朝统治阶级的骄狂自大、顽固不化、愚昧无知及腐败堕落，另一方面是穷苦百姓的不断起义暴动。为了应付西方的挑战，清人只能是旧瓶装新酒，进行一些浮光掠影的“改良”，几乎产生不了什么鼓舞人心的结果[1]。这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悲剧。同时，它成为中国历史的固定背景，一切历史的表演都离不开它。
第二个历史潮流是在亚洲不断上涨的欧洲扩张主义洪流。无论中国人或美国人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这洪水一如既往向亚洲大陆深处流淌，直到各扩张主义列强精疲力竭，或是创造一种势力均衡的形势[2]。来自中国的抵抗势力，不管是启蒙的改良主义者，还是目不识丁的义和拳，皆非重要因素。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无论是好是坏，美国都很少与中国进行直接交往，而更多的是与其他列强进行有关中国的交涉[3]。
第三个历史潮流是美国的边疆政策跨越太平洋向中国的缓慢移植。它以言过其实的杰弗逊理想主义为起点，以汉密尔顿的商业主义而告终，并决定着美国的殖民主义者、商人、传教士以及在国内或海外的外交家和“老中国通”的含蓄和公开的行为[4]。它也使太平洋两岸的“约翰·中国佬”（译者注：此系西人对华人之蔑称）受害不浅。所有这些都植根于“缔约前期”。
“缔约前期”的中美关系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两国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不过，美国殖民者倒是消费了大量的中国茶叶。这仿佛是与鸦片贸易相反，这种中国商品经过东印度公司进口到美国殖民地。这种无害商品的过多供应最终导致了在波士顿的一场武装起义[5]。尽管美国的独立战争从未被称为“茶叶战争”，但正像英国的鸦片在中国所引起的后果一样，由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中国茶叶导致了武装起义，并由此产生了美洲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
1784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不久，也许更多的是出于感情因素而不是商业原因，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向中国派出了第一艘船“中国皇后号”。美国驻华的第一位商人领事萧三畏（Samuel Shaw）随船来到广东，并载回了第一批未经英国中间人之手的茶叶及其他商品[6]。
中美贸易的发展是缓慢的，但很稳定，特别是在欧洲商人被拿破仑战争重创的18世纪末叶[7]。尽管美国商人在1812年的战争中有过一段不景气，但他们在几十年里赚了相当可观的利润，仅次于英国。他们甚至涉足于臭名昭著的鸦片贩运走私，与英国垄断主义者展开激烈竞争。值得庆幸的是，19世纪30年代后期鸦片贸易的不景气，竟意外地使美国商业公司免于更深地卷入到1839——1842年那场恶名远扬的鸦片战争中[8]。
鸦片战争前的美中商业关系是使双方都心满意足的。那时，广东是唯一向西方商人开放的贸易港口，中国所有的贸易都是由为数不多的几家垄断商行控制[9]。六十年来中美未签过任何商业条约，而据记载也未发生过什么事故。当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时，美国人对中国人是深感同情的。对许多美国人说来，鸦片战争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动的最不正义的战争之一”[10]。
战后，在华的美国商人甚至反对美国政府与中国签订商业条约的举动，因为中国政府已经自愿将英国靠战争手段所取得的一切贸易优惠权都给予他们。和中国签订这么一个不必要的条约只能损害中美贸易的发展。因此，当泰勒总统派遣第一位美国特使凯莱布·顾圣（Caleb Cushing）来广东洽谈签约之事时，美国商人对这一活动群起而攻之。不过传教士们对签约大加赞赏[11]。
由顾圣和清朝钦差大臣耆英签署的《中美望厦条约》实在是一个毫无必要的条约。它只不过是再一次确认了中国已经给予美国的优惠权，如五口通商、治外法权、协议关税等。但是，美国也同时从该条约中获得了中国给予的最惠国待遇，这是大清帝国首次给外国这种待遇，中国政府还保证该条约可在十二年后修正，这一待遇是英国与华谈判中未提出过的[12]。
中国外交政策的两次循环
继1844年签订《望厦条约》之后，中国官员和他们的美国同行在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十六年中都经历过一段对现代外交的不成熟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在道光和咸丰两代皇帝期间发生了两次相似的循环。在鸦片战争期间，由于道光“僵硬”政策的失败，导致了十年的“绥靖”。而年幼无知、骄横自大的咸丰1850年继位后又重蹈这一悲剧循环之覆辙[13]。
年轻的咸丰皇帝与头脑简单的儒家学者、两广总督叶名琛一道，立场坚定地反对英国的入侵——正是英国的不断入侵导致了1856年爆发的亚罗船战争。但是，1859年大沽战役之后，咸丰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屈从现实。尽管这场小规模的冲突以中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而告终，但咸丰意识到了他的根本弱点以及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他情愿重新采用最初由耆英和他父亲制定的老一套绥靖主义政策[14]。
不幸的是，皇帝此时改变主张为时已晚，他不但丧失了首都，连自己的性命也没有保住。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不久皇帝本人也在焦虑中死于靠近满洲边界的热河行宫里。其结果是中国和外国列强1860年在北京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进一步丧失主权。这些条约内容包括：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船只在中国内部水域的航行权；在京设立外国使领馆，以及中国割让沿海省份给俄国，包括海参崴港，后被俄国人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字意是“镇东”港）[15]。
此后，由驾崩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带领的大清官员很少敢对西方列强——特别是大不列颠——再说一声“不”字了。中国现已被彻底打开了大门，已无力守卫这些开放的门户。
美国公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和中国不同，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内战前的十六年中，用毛泽东的话说，是经历了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1856年皮尔斯（Pierce）政府结束以前，美国人不知道在中国该如何行事。美国政府就简简单单地让驻华的外交官们自己见机行事。这样，美国的对华政策便在美驻广东公使中产生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条路线是由美第一任驻华公使义华业（Alexander Hill Everett）提出的。1846年10月他一抵达中国，就马上意识到中国正处于即将成为“第二个印度”的危险之中。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家，他向国内政府建议“为防止中华帝国被大英帝国完全吞噬”，美国应与其他西方列强，特别是俄法两国，取得一种“全面理解”，并且“共同”采取行动，以便能够劝说英国“重新考虑她反对天朝（指清政府）独立的计划”[16]。
这一秘密急件其实是最早包含“门户开放”政策的建议，比海约翰（John Hay）的建议早了半个世纪。尽管义华业的提议没引起注意，但五位继任公使继续坚持他的政策的大致路线，几乎没作什么改动。德威士（J.W.Davis）、马沙利（H.Marshall）及麦莲（R.L.Mclane）三位这样做是出自他们自己的推断；而其他两位，列卫廉（William B.Reed）和华若翰（John E.Ward）则是接受了国内政府的明确指示的[17]。
遗憾的是，他们在上任以前没有一个人了解中国，上任后谁也没在中国驻过两年以上。最糟的是，由于工作原因，他们彼此从未见过面[18]。所以，尽管他们的建议是一致的，但他们却制定不出一套可行的对华政策供美国政府采用。结果，他们的建议没有一个对华盛顿产生过明确的影响，一般是建议人一离开中国，其建议就被搁置一边了。因此，他们这条政策路线很容易被第二条路线所取代。这第二条路线是由伯驾（Peter Parker）一个人提出的，他虽然断断续续地但却是有效地指挥着美公使馆，其时间之久超过他四位前任任期的总和[19]。
伯驾是一位在华的传教士。由于他能讲一些粤语，顾圣、义华业及他们之后的官员常请他帮忙，起初做翻译，后又任美驻华公使馆秘书。在一名美驻华全权委员回国后和另一委员来华之前这段时间里，伯驾总是任美公使馆的代办。在伯驾本人于1855年8月被正式任命为第六任美驻华全权委员以前，他曾六次被任命为代办。他任美驻华全权委员两年[20]。
伯驾的对华政策完全是从传教士的利益出发，要求异教徒的天朝帝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极端支持英国在远东的炮舰政策。对他说来，清王朝最好能四分五裂，以便在其废墟之上建立一个“上帝王国”[21]。
因此，伯驾从一开始就反对义华业的方针。义华业1846年6月在澳门一死，伯驾就完全改变了美在华的立场。这位传教士出身的外交官与英国人紧密合作，阻止一切在这异教帝国发展美国一个独立对华政策的可能性。他利用全权委员德威士和麦莲对中国情况缺乏经验的弱点，想方设法让他们服从他个人意志行事；全权委员马沙利在1853年上海发生天地会起义期间与英国人意见不合，伯驾还采取行动抵制马沙利[22]。
这位传教士外交家不仅按照英国人的做法在炮舰上向诚惶诚恐的清人提出无理要求——即使这是一条无用的炮舰，他还认真严肃地向华盛顿建议占领台湾，并与英法结成非正式联盟以向华发动联合战争[23]。
皮尔斯总统和国务卿马西（William L.Marcy）对伯驾这火药味极浓的对华政策吃惊不小，这反而倒使总统被迫亲自处理这一问题。这是美国历史上白宫第一次否决了自己驻华使节的建议，并开始制定它自己独立的一套政策。布坎南总统（Buchanan）完全同意了他前任的意见，召回了伯驾[24]。
协作外交
伯驾的这段插曲虽然很短，但却在两国的外交关系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鸦片战争后和伯驾出现以前这段时间里，清朝曾一度认为美国佬是自己的朋友，在危急时刻可以请他们帮忙。不幸的是，伯驾把清朝人的满心希望化作噩梦一场[25]。没有美国人的帮助，耆英的绥靖政策面对英国人的不断入侵是注定要失败的，事实上也是如此。耆英的失败使由徐广缙和叶名琛领导的一群顽固无知的中国汉族学者应运而生。他们那貌似成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道光皇帝误入歧途，改变了其政策方针，结果以中国在与英法联军的战争中第二次失败而告终[26]。
伯驾在美国公使馆里遗留下的伤痕也给美国的对华外交带来了挫折。当列卫廉和华若翰在英法联军与清廷作战期间相继被任命为美国全权委员（或公使）时，他们被授命彻底改变伯驾的政策，只保持和欧洲列强的“和平协作”[27]。而这样做，他们就只好从头进行一段时期的外交实习。十四年中，美国的在华外交是极端混乱的，后来的使节们继承的是一个大乱摊子[28]。
列卫廉于1858年缔结、一年后华若翰又为之交换批准书的《中美天津条约》只不过是形势的必然产物。中国人不想进行认真的谈判，因为他们知道英国人反正要向中国提出更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也会自然而然地给予美国[29]。缺乏经验的美国外交官甚至上了英国老牌中国通的当，从新条约中删去了旧条约（1844）中那值得称道的鸦片条款——禁止美国卷入鸦片贸易。这样一来，美国就把英国从一个全球性的尴尬局面中解脱了出来，后来，英国终于设法把鸦片贸易合法化了[30]。
英法联军对华战争结束以后，正如历史学家泰勒·丹尼特所指出的，“外国列强已从中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31]，至少是暂时地得到了。基督教列强意识到他们从太平军那里是不太可能得到同样的权益的，而他们又怕在这场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革命中清政府垮了台，于是他们把十字架扔在一边，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异教的清政府大肆屠杀中国的基督教“叛乱”者[32]。
因此，对于中国清朝统治者来说，英法联军对华之战是祸福各半的。由于暂时从一场危险的外国侵略中解脱出来，加之有西方镇压太平军起义的强有力的帮助，清政府于1861年开始了一个内部改革的新时代，即所谓“同治中兴”。在少帝同治和他的两个寡母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的统治下，由思想解放的恭亲王领导，中国组建了近代的第一个外事机构——总理衙门，开创了一个协作外交的新纪元[33]。正是在这种协作的形式下，1861年末，林肯总统向中国派出了一个有协作精神的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34]。
由于美国政府正忙于和南方奴隶主打交道，蒲安臣不受其政府严厉制度的限制。他在北京度过了四年，不仅学会了用筷子，也精通了他的本职工作。他那外露的正义感、随和的美国气质、个人的魅力以及在重大问题上诚挚的建议，使这位美国全权委员成为在北京最受欢迎的外交官。作为报答，蒲安臣似乎已摆脱了白人惯有的反异教徒倾向，这在他的传教士兄弟们及他们的后代中，整整一个世纪很少有人能做到。因此，双方的真正了解和真诚的互相尊重，使蒲安臣能在北京开始一个中美蜜月。这要比亨利·基辛格在同一地方所做的同样的事早了近一个世纪[35]。
甚至在罗勃特·李将军（Robert E.Lee）投降后蒲安臣回国探亲时，也看不出他对在旧北京的工作感到任何厌倦的迹象。但是，1867年冬天，华北彻骨的寒冷却驱使他寻找一个中国的佛罗里达。这可惊动了他的大清主人，特别是总理衙门的文祥，他们担心他们的这位美国顾问会一去不复返[36]。
“你为什么不能做中国官方的代表呢？”在一次晚宴上文祥这破例的问题使他的美国朋友吃了一惊。蒲安臣开玩笑地回答说，如果中国皇帝能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并授予他“红顶子”和“黄马褂”，他便接受[37]。
依照中国的传统，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照儒家大同世界的思想，使节可以在不同的宫廷之间转让[38]。于是，文祥和蒲安臣成了一对完美的搭档。手续几天就办完了，蒲安臣向华盛顿提交了辞职报告，并接受中国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公使和派往各缔约国的全权公使等职务[39]。
为了完善他计划好的周游世界的旅行，钦差大臣蒲安臣配备了一个颇为壮观的三十名随行人员，包括一名清政府实习外交官志刚，及一名汉族官员孙家穀。他们都是钦差大臣，不过他们的职位是二等官职。一名英国人柏卓安（J.Mcleavy Brown，英国公使馆的中文秘书），和一名法国人第商（M.Deschamps）被补充到使团里当秘书。这支19世纪清政府首次派遣的五花八门的外交使团于1867年底开始了他们的行程[40]。蒲安臣正式的第一站是华盛顿。用他自己的话说，“七年前”，他离开华盛顿时是“美驻华官员，现在又以中国驻美官员身份回到美国”[41]。
随后他与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Seward）于1868年7月28日签订了带有他名字的《中美条约》（译者注：该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或《中美续约》），但这比起钦差大臣率领着五光十色的第一个中国代表团穿行在纽约和波士顿大街上所出的风头来确也逊色了[42]。该条约大半是仍旧生效的前一条约的重复，但新条约的确有一些有关中国向美移民方面的重要条款。两国同意共同阻止恶名昭彰的“苦力贸易”，允许在两国之间不受限制地自愿移居；为了监督商务和移民，美国各城市都将建立中国领事馆[43]。
1868年《中美条约》的签订的确使蒲安臣的“协作外交”达到顶峰，但是不久人们就大失所望了。蒲安臣死后才十八个月（他死于访彼得格勒期间），美国就关闭对中国移民开放的大门，并完全废弃了这一条约，两国的关系到了破裂的边缘[44]。
门户关闭政策
《蒲安臣条约》中的移民条款最早是由国务卿西华德起草的，他强烈主张开发太平洋沿岸。西华德赞成不限制中国向西海岸移民，希望该地区能得到大量廉价而有效的劳动力[45]。不幸的是，他的如意算盘与那时的反华情绪格格不入，这种情绪尤其在太平洋地区愈演愈烈。农场、工业，尤其是正处在紧张施工状态的太平洋中心铁路都迫切需要中国劳动力，但是民主党的劳工组织者们被中国人在劳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搞得惊恐不安，他们强烈抵制中国劳工[46]。
所以，从19世纪50年代初起，加利福尼亚的政客们便设法对中国工人征收各种形式的捐税，在加州的财政收入中，这些占了很可观的一部分。所有中国移民都不授予公民权。中国人不光受到法律的歧视，还要遭受肉体上的凌辱。从1855年到《蒲安臣条约》的签订，据记载发生了两百六十二起严重的排斥华工事件，包括对华工的个别或集体屠杀[47]。
《蒲安臣条约》签订不久，加州的民主党人提出了一个种族问题，并选出了一位民主党州长，这使排华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随着白人种族主义上涨，“中国佬的机会”迅速下降。1877年沙地反华工集会（译者注：Sandlot anti-Chinese meeting，指旧金山市郊沙地上拥护反华工运动者的集会）之后，种族问题成了所有政客竞选时的一个基本口号。在1880年的竞选年度里，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他们的党纲里都写有反对华人移民的各种口号。其结果是，《蒲安臣条约》彻底变成了一纸空文[48]。
为了对付美国对该条约的践踏，通常是反应迟钝的大清政府这次却采取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报复行动。1875年，总理衙门向华盛顿派出了第一个驻美特使[49]。这位中国官员陈兰彬是个传统的儒家学者，可是他的助手容闳受的却是美国教育。容闳185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中国第一位受过美国教育的人[50]。因此，这位中国官员和他的助手建议国内政府坚决捍卫条约权。遗憾的是，总理衙门所能做到的只是个口头抗议。而美国执意要破坏《蒲安臣条约》[51]。
然而，迫于其对手美国的强大压力，总理衙门于1880年9月同意和华盛顿签订另一条约，专门解决中国移民问题。在这个新条约中，中国政府承认美国政府有权“管理、限制或终止中国移民”，但不能“禁止”华工入美，尤其是对那些已在美国的或正在美国探亲的华工[52]。
但是，美国国会不久又将新条约变成一纸空文。1882年5月6日，国会不顾阿瑟总统的否决，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十年之内不许华工向美移民，禁止各州向华人提供公民权[53]。这就是国会通过的一系列“反华工法案”（总称为“排斥华工法”）的第一个[54]；1884年7月该法案又得到进一步修正，加进了新的限制[55]。
随后，国会和各州逐渐地又通过了许多排华工法规，一套专门限制中国移民的规定就包含有九十三款之多，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在这个国家中的中国人的一切生存机会[56]。最坏的是，这些法规使美洲大陆上所有的中国人动弹不得，使大洋两岸数以千计的家庭难以团圆[57]。美国专横地废除了与中国签订的所有条约。
1894年一场对日战争迫在眉睫，清政府决定接受既成事实，与华盛顿再次缔约，十年内终止中国移民[58]。可是美国的排华工运动并没有因为中国方面的妥协而有所收敛。19世纪末，美国得到了夏威夷群岛和菲律宾，排斥华工的法规于是被带过了太平洋，美国最高法院只愿意把宪法留在家里使用[59]。
在白人涉足菲律宾群岛以前中国人就在此居住了几百年，在夏威夷被美国吞并以前，那里华工的数量也远远超过白人工人。白人工人在这些岛上取代中国人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可他们却让原来就在这里的中国人卷铺盖滚蛋[60]。
尽管衰败的清帝国在19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处在随时有可能被各缔约国瓜分的危险之中，朝廷又极端腐败不堪，但总理衙门都还在顽强反击。19世纪80年代中期在罗克斯普林、塔科马和西雅图等地发生排华工暴乱，数十名华工被杀，为此，总理衙门向美国政府要求赔偿[61]。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向一个世界头号大国索求赔偿损失[62]。美国国会拖了很久才勉强地批准了这笔赔偿[63]。1891年，总理衙门鼓足勇气宣布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亨利·布莱尔（Henry W.Blair）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是个长期排华工的政客），并在哈里森总统任命他为美新任驻华公使后拒绝接受他来华[64]。十一年以后，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甚至警告美国，如中国移民在美受害，他将以牙还牙[65]。
但是，无论中国怎么努力也不能减轻美国种族主义的不断上涨。义和拳起义失败四年以后，美国政府再度强迫中国与之签约，永远不许中国人向美移民[66]。由于这一无理要求，中国激发了一场抵制美货运动[67]。
然而，不管中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坚持它对华的门户关闭政策。中国驻美公使馆数十年来与美国务院之间毫无联系[68]，不过，美国人却一意孤行地想让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大门一直为美国公民敞开。
门户开放政策的发展
门户开放政策不像终止中国移民的谈判那样只和中国政府单方面进行，它是在西方列强间进行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让中国人参加。
值得回顾的是，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皮尔斯政府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就以和西方列强的“和平合作”的基本原则为前提[69]。西华德在19世纪60年代曾这样说：“美利坚合众国不能侵略别的国家，尤其是中国。”[70]美国也不需要成为一个侵略国，只要最惠国待遇能保证它的那些商业特权，一个落后、安定和独立的中国最能满足美国的利益。然而，在中国不得安定的时候，如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71]及十年后的中日之战时，美国就保持中立[72]。如果可能，美国也愿意做调解人。那时美国尚不是一个远东大国，它的商业利益不允许它过多地卷入这些事情。
但是，上世纪末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由于西班牙战争的结束，美国控制了菲律宾，它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远东的一个大国[73]。几年的时间里，它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几乎翻了一番[74]。
而大清帝国则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它在中日战争中败阵不久，在年轻的光绪皇帝支持下进行的“百日维新”就流产了。由于在慈禧太后干预下他失去了自由，这位启蒙的年轻君主丧失了一场政治改革给这暮气沉沉的帝国带来的一切改变[75]。内乱招致了更多的外国侵略。在所有外国侵略中，最凶恶的来自北面，俄国1895年将日本人逐出辽东半岛后，自己便溜进了这一地区[76]，在短短的三年里，辽东半岛连同它的两个海港——大连和旅顺就落入了俄国人手中。随后，整个满洲地区都沦陷为俄国人的势力范围[77]。
德国和英国在与俄国殖民地相对的渤海湾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前者占领了胶州湾，后者占领了威海卫。英法为了防止其他列强侵吞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分别强迫中国答应不将沿长江及南方海岸的各省让与任何其他大国[78]。与此同时，俄国和英国也达成协议，约定前者不得在长江流域建立租借地，后者则不在长城以北建立租借地[79]。
其他欧洲列强也同样效仿。1898年，法国攫取了广东西部的广州湾；意大利、葡萄牙和比利时也分别想从垂死的天朝帝国那里瓜分一份土地。这些各种各样的特许权包括修筑铁路、采矿和组织有影响的国际财团，更不用说中国边界地区的西藏、云南、新疆和蒙古了，它们在不远的将来都有可能被外国占领[80]。
作为国际角逐中的一位迟到者，美国只好垂头丧气、眼巴巴地看着别人瓜分中国。美国在京公使康格（E.H.Conger）拿不定主意，美国是否也该“在中国海岸上拥有和控制一个良好的加煤站”，或是作为“瓜分中国的列强之一，拥有一部分财产”。即使这样，康格意识到，“也有些为时已晚了”[81]。美国作为远东新崛起的大国，其商业利益又仅次于英国，它不能够被挤出中国的任何地方。所以，维持中国的现状能最好地满足美国的利益[82]。
美国的沉默却从英国传出了回声。英国在华的利益大得使之不能脱离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义和拳起义前数十年，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对外贸易是和英国进行的，英国所交的关税也占中国所收关税的百分之七十之多；同时，中国超过百分之八十五的进出口货物是由英国船只运载的[83]。由于对英国来说，约半个世纪前美公使义华业担心它会把中国变成第二个印度的可能已为时过晚，所以它迫切要保持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以有利于英国的发展[84]。这样，光是商业利益一项就使英美在华的合作成为必然产物[85]。
“门户开放政策照会”的起草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时至今日，历史学家还在为此争执不休[86]。总的说来，可以肯定的是，门户开放运动是由国务卿海约翰执行的英美联合方案。在取得英国方面的完全理解之后，海约翰从1899年9月6日至11月7日向缔约各国发出了一系列官方照会，即所谓“门户开放政策照会”。美国通过它要求各列强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一致的理解。海约翰建议各列强为了他们的商业和航海，应在中华帝国内的所谓“势力范围和利益”方面享受完全平等的待遇，允许中国在各势力范围内保持其行政制度。简而言之，领土完整和与中国有约各国的商业上的利益均沾，应该得到所有有关大国的保证[87]。
“照会”首先发给英国，但英国政府只是有条件地采纳了它，保留了香港和九龙。德国的条件是其他列强接受它就接受；法国、日本和意大利也是如此。唯一想回避这问题的缔约国是俄国。但是，光俄国一家是不能坚持其立场的，不久，它就同意与诸列强为伍了[88]。
然而，尽管似乎是取得了一致的同意，门户开放原则的可行性却受到了一系列世界战争的考验——西班牙战争、义和拳起义及日俄战争——在此过程中，包括美国自己在内的各缔约国的自私欲望把那些唱高调的原则彻底推翻了。
门户开放面临三场战争
“门户开放政策照会”于1898——1899年的西班牙战争中期起草，于1899——1900年的义和拳起义中期颁发，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以惨败告终。
西班牙战争使美国变成一个（用康格的话说）新的远东“财产分享者”[89]。像其他殖民列强一样，美国现在愿意舍去它的在华利益以换取它在菲律宾殖民地的安全。这种鼓励殖民地的做法在义和拳战争中得到充分表现。
美国坚持门户开放原则的确在义和拳战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它设法将战场缩小在中国首都附近，同时向南方的中国总督提供有力的援助，以保持一种“地区中立”；另一方面，美国还帮助清政府减少其赔偿总数，使清政府得以生存[90]。
然而，华盛顿却无力阻止沙俄在满洲向中国发动的战争。俄国人利用义和拳起义的机会，夺取了整个满洲地区。俄国重演了四十年前在英法联军对华战争中成功的手段，向中国奄奄一息的谈判人李鸿章施加不堪忍受的压力，以期永久占有全部或部分满洲[91]。
这样，美国在应付这场新的国际危机时，被迫做出选择。它是站在英国和日本一边阻止俄国人在满洲的扩张呢，还是对俄国人置之不理呢？如果美国站在英日联盟一边反对遥远的俄国，最终也许会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招引到菲律宾去，促成英国人返回巴拿马运河区以至阿拉斯加或俄勒冈。考虑到这潜在的侵略，华盛顿于是决定不管沙俄，以便创造一种可能的势力均衡，这样也许能保护其殖民利益[92]。这样做，美国实际上促使中国的大门在未敞开前就关死了。
俄国人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促使英国在西南部采取同样的行动。1904年夏，英国向西藏派去一支远征军，占领了西藏首府拉萨，并强迫达赖喇嘛与之签订一项非法条约，实质上是将西藏变成了英国的重要保护地[93]。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H.科特（Joseph H.Choate）引用“门户开放政策照会”抗议英国的在华行动。这个抗议被英国简单地置之不理[94]。这也很合逻辑，如果满洲可以不在门户开放政策之内，西藏没有任何道理非包括在内不可。
不过，门户开放政策的协议直到1904年爆发日俄战争时，才被完全废弃。那些好战的国家以及支持它们的列强对这场战争都各怀自私的欲望。事实上已经统治了满洲的俄国，除了军事上的失败是不肯让出一寸土地的[95]。历史学家A.威特内·格里斯沃尔德认为：“日本对俄国的事实上统治满洲倒希望中国至少在目前有法律上的主权[96]。”
日本首先要消化掉朝鲜，然后才有能力将其统治伸延到满洲。英国倒想袖手旁观日俄在“极远东”发生武装冲突，这样可以把北极熊从中东和印度拖开[97]。德国和法国都想通过援助俄国这个坚决不让满洲和中国北方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国家，以从这个被瓜分了的东方帝国那里得到各自的一份利益[98]。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国务卿海约翰都深深地卷入到这场国际角逐中了，他们希望在亚洲的那一部分看到一种势力均衡。美国总统为了帮助在战前准备中较弱的日方，默许了日本吞并高丽王国，同时，除了没和日本结成军事同盟以外，尽了最大努力助日本一臂之力[99]。
可是，俄国在满洲南部刚被打退，美国总统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朴次茅斯的会议桌上，罗斯福想方设法解救在满洲的俄国人。结果是该地区由两强分治，俄国占领北部，日本占领南部。在朴次茅斯会议上，美、日、俄三国谁也不去理会中国的反应，而战争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许多无辜的中国人为此丧生[100]。
此外，随着总统对“黄祸”的恐惧与日俱增，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在满洲又进一步退缩了。它与正在兴起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签署了一系列补充条约，牺牲中国和朝鲜。1905年夏，总统批准了秘密签订的《塔夫脱——桂太郎协定》，其中美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宗主权”，以换取日本不侵略菲律宾的保证[101]。
三年以后的1908年，在秘密签订《卢特——高平协定》后，美国总统又进一步退缩了。在这个新条约里，日本再次保证不侵略菲律宾。同时，美国巧妙地逃避了它在满洲保持门户开放政策的责任。在提到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时——这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基石——“领土”一词从协定中被删去了[102]。
值得注意的是，“领土完整”和“机会均等”这两项原则——这仍是构成门户开放政策的基本原则——倒酷似暹罗那对连体双胞胎的心脏，一旦一个停止了跳动，另一个也随之停止跳动。
通过在《卢特——高平协定》中向日本让步，罗斯福给予他的前任——他自己——和海约翰十年前制定的这个短命政策以致命打击[103]。由于在远东没有一个能指导他们的可行政策，美国人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欧洲白人兄弟也无所不同了。当后者仍抱着炮舰不放时，美国佬则开始寄希望于他们的钞票了，但钞票的威力可就不如炮舰了。
金元外交
塔夫脱总统开展的金元外交取代了他前任的门户开放政策，这证明美国在远东成为一个羽毛丰满的帝国主义强国的时机已经成熟。直到此时，其他帝国主义强国都在欧洲。美国的边界终于跨过了太平洋。该国从政治上、军事上，以及经济上都已准备齐全，打算来分享中国这块“美味的蛋糕”了[104]。
美元首先是经过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E.H.Harriman）之手流入满洲的。已经控制了美国三大铁路系统的哈里曼——太平洋联合线、太平洋南线和太平洋中线——现在正计划把他的帝国扩张到全球。他在满洲的计划是在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和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之间铺设一条新的铁路系统[105]。塔夫脱总统和菲兰德·诺克斯（Philander C.Knox）国务卿密切合作，以实现这一计划[106]。
然而，美国的努力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美国不但没有拆散在满洲的俄国人和日本人，反而使他们联合起来了。这两位旧日的敌人握手言和，签订了一系列的秘密协议，一致反对第三者插足满洲。这不仅改变了远东的势力均衡，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造成了一种新的欧洲列强联盟[107]。
美国银弹的第二个目标是计划中的湖广铁路系统，它由汉口南至广东，西至四川。19世纪90年代美国金融界首先寻求这一机会，但却未能继续下去[108]。20世纪初，中国商人和绅士在国内筹集资金想恢复这一工程，由于他们缺乏早期工程的充分条件，结果招致了政府的干预。
1911年初，朝廷宣布了一项国有化方案，并开始与英、法、德三国金融集团组织的财团进行谈判，谋求贷款的可能性。现在，由强大的摩根（J.P.Morgan）率领的美国金融界觉得自己被别人小看了，经过无数艰难的讨价还价，摩根集团终被纳入上述国际财团[109]。然而，一美元还没贷出去，大清帝国政府就无法控制局面了。它那国有化方案遭到举国上下的抗议，并导致了1911年10月在武昌的一场革命起义。这场起义结束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也结束了清朝和美国佬之间长达一百三十年交往之中的最后一项商业交易[110]。
编史工作及历史学家
在结束了对清朝时期中美关系的扼要回顾之后，笔者仍然不清楚从参考大卷的专题著作中究竟得到多少真实的东西。除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年轻学者最近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外，有几篇用中文写的有关这一题目的论文很值得认真研究。旧中国的感情用事和研究设施的缺乏，严重破坏了中国学者在外交领域的研究[111]。所以，对职业文献学家来说，中国早期对外关系的透彻研究似乎一直被英语作者所垄断。仅哈佛大学出版社一家出版的诸多出版物就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望尘莫及。
但是，西方关于中国外交著作的佼佼者也是不无偏见的。最为严重的是，他们研究特定历史事件的一成不变的方法，长期以来一直如此。一代代的学者只是搜罗一些补充事实，或造一些新的术语以证明前几代学者提出的观点。譬如，从上世纪中期起，传统学者几乎没人愿意承认鸦片战争的主要起因是鸦片贸易，在他们看来，鸦片战争仅仅是清朝抑商主义的必然后果。不管当时进行的是什么贸易，鸦片也罢，大米也罢，中国与西方的武装冲突都是在所难免的[112]。
这种“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的研究方法至今仍被一些知名学者所沿用[113]。但中国的最新发展已使有心的读者对传统的专家之见产生怀疑。
鸦片战争有可能不是为鸦片而进行的，正如美国的独立战争不是为茶叶而进行的一样。但是，很明显，鸦片战争的主要原因不是道光皇帝的抑商主义，而是他无能，无法将外国舰队从中国领海驱走，从而管理其商业。美国在早期并未卷入与清朝的冲突，这只不过是因为美国的“扩张主义者”还不能像他们在西班牙战争中那样成功地跨越太平洋[114]。
“排外主义”是传统学者造的另一个专有名词，描述中国早期的对外关系特点。尽管这个词还尚未被词源学家所接受，但是，在任何一部英文的中国近代史专著中都有这个词[115]。然而，这些书的作者所讲的事情仅仅表明中国的排外主义绝不比同一时期在中国的外国排外国的排外主义更严重。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事实上是反对后者而不是前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罗斯福和塔夫脱总统制定的政策其目的也在于此。中国的排外主义，包括本世纪初的抵制美货，纵使不是纯粹的无稽之谈，实际上在中西方关系方面也只是起了微乎其微的作用[116]。
义和拳运动，作为一个纯粹自发的反基督教群众运动，经常被西方学者用作19世纪中国毫无意义的排外主义的突出事例[117]。最近，由主教文鲜明（Sun Myung Moon）和他的联合教会（编按：又译统一教）举行的宗教竞赛又一次证明传统的反义和拳论点是一派胡言。如果年轻的联合教会会员们的爹娘有理由“解除”他们的孩子的宗教活动的话，那么中国方面一百年前的孔教社会则更有理由解除基督教会在华的活动。况且，事实上年轻的联合教会给它会员的双亲们的社会带来的混乱比之基督教传教团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混乱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118]。
此外，很少有西方学者把中国的排外主义与美国同时期的排华运动进行比较[119]。正因为清朝与美国的关系是一段独特的历史，所以这两个事件事实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短命的义和拳起义比起美国的排华主义运动，似乎应同样受到重视，但后者却几乎被所有著名的美国外交史学家所忽略。即使那些想把美国的排华种族主义作为一项独立的专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他们也毫不犹豫地把传统的“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他们对“中国苦力”的研究上，正如最近一位学者提出的，排华运动的矛头并不是指向华工的，它是由中国人不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所引起的[120]。
所以，只看用西方语言出版的研究中美关系的书刊，人们便会相信太平洋两岸发生的任何坏事都要由“约翰·中国佬”负责。美国的主要学者还在顽固地捍卫这一老掉牙的结论，但有一些人却开始怀疑他们所继承的至理名言[121]。对于前者来说，这结论就是和万有引力一样的真理，而太平洋彼岸的那些未受训练的学者只能在一些不成熟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他们的论点，还总是伴有不必要的感情用事。实际上，双方都难免有固执的一面，但是，虚伪的学术空气，毫无疑问，对真理的探索则更加有害。
用乔什·贝灵斯（译者注：19世纪美著名作家，以雅谑的随笔著称）的话说，“什么也不学胜于学到谎话”。外交官们目前正在议论中美关系正常化，两岸的学者何不就此良机考虑在学术界开展一个正常化运动呢？
【附注】本篇英文原稿载纽约圣约翰大学发行之《亚美评论》第一卷第四期（1984）。由郭中迅译为中文，载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报》第一期（1988），文题为“清朝人与美国佬1784——1911”，收入本书改今题。
注释
[1] 参看费正清、埃德温·O.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和阿尔伯特·M.克里亚格（Albert M.Criag）合著《东亚，近代的转变》，波士顿：豪顿·梅夫林公司，1965年，第2、5、6、8章。
[2] 参看费正清著《1898年以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一个错误的观念》，《太平洋历史评论》，1970年，39，第409——420页。
[3] 参看赫伯特·费斯（Herbert Feis）著《中国之乱：从珍珠港到马歇尔使团期间美国在中国做出的努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第279页。
[4] 参看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著《边疆观点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太平洋历史评论》，1955年，24，第379——395页。
[5] 见摩迪穆尔·J.艾德勒（Mortimer J.Adler）编《革命岁月》，载于《不列颠美国革命丛书》，芝加哥：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1976年，第5——7页。
[6] 见萧三畏（Samuel Shaw）著《萧三畏少校日记，美第一任驻广东领事》，波士顿：威廉·克罗斯比和H.P.尼科斯公司，1847年，第163——200页。
[7] 见肯尼斯·斯科特·拉图雷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著《中美早期关系史，1784——1844》，载《康涅狄格州文理学院学报》ⅩⅫ，1917年，第17页。
[8] 见查尔斯·C.斯戴尔（Charles C.Stelle）著《19世纪美在华的鸦片贸易》，《太平洋历史评论》，1941年，3月号，第74页。
[9] 参看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10] 威廉·C.韩特（William C.Hunter）著《“番鬼”在广州》，上海：开利和沃尔什公司，1911年，第74页。
[11] 见唐德刚著《美对华外交政策，1844——1860》，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23——24页。
[12] 见《中外条约汇编》，上海：海关监察总署统计部出版，第1卷，486页；又，见[11]，3——4页。
[13] 同上，第283——286页。
[14] 同上。
[15] 见霍齐亚·巴罗·莫斯（Hosea Ballou Morse）著《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战争阶段，1834——1860》，伦敦：朗曼·格林公司，1910年，I，613ff；又见唐盛镐（Peter S.H.Tang）著《沙俄与苏联对满洲和外蒙的政策，1911——1931年》，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1959年，“历史背景”部分，第3——51页。
[16] 见义华业（Alexander H.Everett）致国务卿书，第28号，澳门，1847年4月10日。载《外交文件原档》，美国国家档案馆缩微影印，92：4，此后引用为DD-USNA。
[17] 见[11]，第283——285页。
[18] 同上。
[19] 同上。又见爱德华·沃斯·古里克（Edward Vose Gulick）著《伯驾与中国开放》，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66——195页。
[20] 同上。
[21] 同上，第36——37页。
[22] 同上，第123页；又见《众议院行政档》第33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第123号文件。《汉弗莱·马歇尔通信集》中多处出现。
[23] 见国务卿马西致伯驾书，第10号，华盛顿D.C.，1857年2月27日载《外交指令集》，美国国家档案馆缩微，77：83，第151页。此后引用为DI-USNA。
[24] 伯驾致马西书，第34号，澳门，1856年12月12日；载《参议院行政文件》，第22号，第35届国会第二次会议；又见《伯驾通信集》第1082页；又见伯驾给当选总统布坎南的信，澳门，1857年2月13日，同上，第1025——1028页，及第1322页。
[25] 参见[11]，第87页。参看[2]第414——415页。
[26] 见《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北平：故宫博物院影印发行，1930年，道光时期，LXXX，15。此后引用为IWSM-TK或HF或TC来分别表明道光、咸丰、同治的统治时期。
[27] 参看泰勒·丹尼特（Tyler Dennett）著《东亚的美国人》，美国：巴恩斯和诺布尔公司，1941年，第311页以后。
[28] 见列卫廉在香港港口停泊的“明尼苏达号”舰上写给路易·卡斯的信，1857年11月10日。载《参议院行政文件》第36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第30号，第17页。
[29] 见[11]，第224——226、273页。
[30] 同上，第252——253页。
[31] 见[27]，第372页。
[32] 有关这方面的一般情况，见[15]，莫斯前书第二卷，第90——112页。
[33] 见玛丽·克莱鲍·莱特（Mary Clybaugh Wright）著《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立场：同治中兴，1862——1874》，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5章。
[34] 见弗里德里克·威尔斯·威廉斯（Frederick Wells Williams）著《蒲安臣及中国第一个出访使团》，纽约：C.斯克里布纳公司，1912年，第28页以后。
[35] 见1867年（同治六年）11月21日恭亲王奏折，载IWSM-TC，51、27页。
[36] 见蒲安臣给西华德的信，上海，1867年12月14日，载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对外关系》档，1868年，第494页。
[37] “红顶子”和“黄马褂”都是清朝官制的最高级别的标志。
[38] 在中国古代，譬如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和三国时期（公元221——公元280年），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往来都是由少数训练有素的职业使臣进行的。他们多数是法家，可在不同诸侯国之间转换服务。这种转换从职业和道义上讲，都是无可非议的。
[39] 见[35]，1867年11月26日，载IWSM-TC，52/1ff。
[40] IWSM-TC，54/31ff.
[41] 见蒲安臣致总统的信，载《对外关系》，1868年，第603页。
[42] 见《1868年波士顿市对中国使团的欢迎和款待》，波士顿：阿尔弗莱德·马奇父子公司，市印刷厂，1868年，书中多次出现类似描写。
[43] 见[12]，Ⅰ，第525——530页。
[44] 见张存武著《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专著第13号，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第一章。
[45] 参看乔治·E.贝克（George E.Baker）著《西华德的著作》，纽约：豪顿·梅夫林公司，1887——1889年，Ⅰ，第51页往后、第236页往后；Ⅳ，第24——75页、第125页；又见西华德著《加利福尼亚，联邦与自由：1850年3月11日西华德在美国参议院就加州行政管理发表的讲话》，华盛顿：布埃尔及布兰查公司，1850年，共十五页。
[46] 见玛丽·罗勃茨·库里奇（Mary Roberts Coolidge）著《中国移民》，纽约：霍尔特公司，1909年，成立出版公司（Reprint Service Corp）1968年重印，第378页以下。
[47] 见[44]，第5页。作者的统计数字是以美国某些未公开出版的资料为依据的。
[48] 见A.韦特尼·格里斯沃德（A.Whitney Griswold）著《美国的远东政策》，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3次印刷，第335页。
[49] 见《清季外交史料》，1731年，第四卷，第17页；陈兰彬写给总理衙门的信件，1878年2月8日，见第十四卷，第31页。
[50] 见恒慕义（Arthur W.Hummel）编《清代中国名人录，1644——1912》，华盛顿政府印刷办公室，1943年，Ⅰ，第402——404页。
[51] 见[44]，第一章。
[52] 见[12]，Ⅰ，第532——535页。
[53] 见[46]，第96页以下。
[54] 同上，第302页以下。全面的背景研究，参见加利福尼亚州议院著《中国移民：其社会、道德及政治影响——加州议院中国移民特别委员会给加州议院的报告》，萨克拉门托：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印刷公司，1878年，第302页。这是一份典型的排华公开文件，后来的所谓“排斥华工法案”即由此而来。
[55] 见[46]，第168页以下；又见亚利山大·萨克斯顿（Alexander Saxton）著《不可缺少的敌手：劳工与加州的排华运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
[56] 同上，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给中国外交机构的信，1905年，见[44]，第7页引用。
[57] 见梁启超著《美国华工禁约记》，[55]，第2页引用。
[58] 见约翰·V.A.马克莫雷（John V.A.MacMurray）编《1894——1919年与中国签订的及与中国有关的条约和协议》，纽约：奥克斯菲尔德大学出版社，1921年，Ⅰ，第9——11页。
[59] 见[44]，第5——7页；又见查尔斯·比尔德著《国家利益的概念》，芝加哥：四角图书公司，1966年，第30——50页。
[60] 见埃尔玛·C.山德迈尔（Elmer C.Sandmeyer）著《加州排华法案及联邦法庭、联邦关系研究》，《太平洋历史评论》，1959年，28，第49——66页。
[61] 见[27]，第546页；又见罗杰·丹尼斯（Roger Denicis）和哈里·H.L.基塔落（Harry H.L.Kitano）合著《美国的种族主义：对偏见本质进行的考察》，新泽西：普兰第斯·霍尔公司，1970年，第35——45页。
[62] 见[27]，第546页；又见[49]第七十卷，第12页。
[63] 同上。
[64] 同上，第八十卷，第10页。总理衙门1889年4月30日给驻华盛顿公使张荫桓的指示，北京。
[65] 见《对外关系》，1902年，第217页。
[66] 见埃德温·H.康格（Edwin H.Conger）1904年2月6日写给海约翰的信，载DD-USNA，92：126；又见《对外关系》，1904年，第216页。
[67] 见[44]，多次出现于该书中。到目前为止，张的研究是用中文研究此题目的最全面的书。
[68] 见[27]，第547——548页。
[69] 见威廉·L.马西手稿，国会图书馆手稿部LXXV，49475；又见[11]，第199——201页。
[70] 见西华德著《周游世界》，第216页，[27]，第412页引用。
[71] 见[15]，Ⅲ，第340——366页。
[72] 见杰弗里·M.德华特（Jeffrey M.Dorwart）著《辫子战争：1894——1895年中日战争期间美国的卷入》，美国：麻省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92——142页。
[73] 见朱利亚斯·W.普拉特（Julius W.Pratt）著《1898年的扩张，占有夏威夷及西班牙群岛》，芝加哥：四角图书公司，1964年，第230页以下；又见同一作者著《美国外交政策史》，衣格伍德·克里夫斯：N.J.美国普兰第斯·霍尔公司，1972年，第279页以下。
[74] 见查尔斯·比尔德著《国家利益的概念，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研究》，芝加哥：四角图书公司，1966年，第89页以下。
[75] 见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邓嗣禹和杰罗米·英格尔（Jeremy Ingalls）合译。普兰斯顿：N.J.美国麦克米兰公司，1956年，第155——163页。
[76] 见O.埃德蒙德·克拉伯（O.Edmund Clubb）著《中国与俄国，一场“大游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125页以下。
[77] 同上。又见唐盛镐著《沙俄与苏联对满洲和外蒙的政策，1911——1931》，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30页以下。
[78] 见[15]，Ⅲ，第120——121页。
[79] 见威廉·列奥那德·兰格（William Leonard Langer）著《1890——1902年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纽约：瑙夫公司，1935年，Ⅱ，卷XXII，《义和拳的兴起》一章，第67页以下。
[80] 见[15]，Ⅲ，第101——127页，第5章《即将解体的中国》。
[81] 见康格写给海约翰的信，1899年3月1日，载DD-UTNA，106：155。
[82] 见山缪尔·夫拉格·贝米斯（Samuel Flagg Bemis）著《美国外交史》，纽约：亨利·霍特公司，1945年，第483页以下；又见[48]，第36——38页，第2章，《起草“门户开放照会”》。
[83] 见E.M.格尔（E.M.Gull）著《英国在远东的经济利益》，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43年，第49页以下；又见王曾才著《英国对华外交与门户开放政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61——65页。
[84] 见[82]。
[85] 见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925页以下；又见伊斯雷尔著《侵略主义与中美的门户开放，1905——1921》，美国：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200页以下。
[86] 同上；见费正清著《中美的相互影响：一个历史的总结》，美国：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62页以下。又见麦克·H.韩特（Michael H.Hunt）著《边疆保卫及门户开放：中美关系中的满洲，1895——1911》，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20——39页。
[87] 见[82]、[85]及[86]。
[88] 见《对外关系》，1899年，第128——143页。
[89] 见[81]。
[90] 见[15]，Ⅲ，第350——351页。
[91] 见窦宗一编著《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联出版社，1968年，第434页以下。
[92] 见洛依德·C.加德纳与他人合著《美国帝国的产生：美国外交史》，纽约：兰德·麦克纳里公司，1973年，第13章，《战争中的扩张主义，1893——1901》，第233——261、253页；又见[48]，第87页以下。
[93] 见李铁铮著《西藏，今天和昨天》，纽约：书人联合公司，1960年，第75页以下。
[94] 见兰德恩写给杜兰的信，1904年6月29日，[48]第101页引用。
[95] 见[86]（韩特书），第53——76页；又见[76]，第125页以下；又见[48]，第88页。
[96] 同上，第103——104页。
[97] 同上，第90页以下；又见张仲甫著《英日联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31年，第112页以下。
[98] 见[48]，第87页；又见[86]（韩特书），第77页以下。
[99] 同上，又见大卫·H.伯顿（David H.Burton）著《西奥多·罗斯福：有信心的帝国主义者》，美国：匹兹堡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89、175页。
[100] 见[15]，Ⅲ，第436页以下；又见何汉文编著《中俄外交史》，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222页以下；又见唐盛镐前书第一章，及《清季外交史料》第186——189章。
[101] 见[86]（韩特书），第100页以下；又见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Beard）著《国内的门户开放》，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35年，第179页以下；又见大卫·H.伯顿著《西奥多·罗斯福》，纽约：泰恩出版公司，1972年，第128页；又见[48]，第87——132页。
[102] 同上，第130页。
[103] 同上，第87——132页。
[104] 见瓦伦丁·奇罗爵士（Sir Valentine Chirol），伦敦《泰晤士报》国外版编辑写给罗克希尔（Rockhill）的信，1909年11月1日，同上第162页中引用，又见[59]，比尔德一书第184页以下。
[105] 见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著《E.H.哈里曼的远东计划》，纽约：乡村生活出版社，1917年，第37页以下；又见同一作者著《E.H.哈里曼传》，波士顿：豪顿·梅夫林公司，1922年，第XVIII章。
[106] 见[48]，第133页以下。
[107] 见欧内斯特·B.普莱斯（Ernest B.Price）著《俄日于1907——1916年签订的有关满洲和蒙古的条约》，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33年，第34——38页及107——108页；又见韩特书，第100页以下。
[108] 见，第240——244页。
[109] 见弗里德里克·V.菲尔德著《美国在向中国投资的国际财团中的股份》，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1年，第二章《湖广铁路债券》，第14页以下；又见《对外关系》，1916年，第134——138页。
[110] 见[75]，第240页以下；又见玛丽·怀特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383页以下。
[111] 在过去的20年中，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专著给人印象颇深，但总的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是大大落后于国际水准的。纵使是概要性的著作，如傅启学著《中国外交史》（台北：三民书局，1960年，共七百二十页）、丁名楠著《帝国主义侵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卷一，共333页）及其他人的著作，都无法与相应的英文著作相比，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落后于他人。
[112] 见[15]，Ⅰ，第253——254页。
[113] 见徐中约著《中国的崛起》，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240页。
[114] 见[59]、[73]、[74]和[79]。
[115] 举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是费正清等人写的书，见[1]，第143、146、150、168、174、334、336——338、485页……
[116] 见[44]，第4和第5章，又见[85]，第295页以下。
[117] 见[115]，第394——397页。
[118] 有关传教士在中国的作用，见[11]，第71——81页。
[119] 在中美关系方面的著名学者，包括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很少有人对美国的排斥华工运动给予它应有的足够重视。
[120] 见根舍·保尔·巴斯（Gunther Paul Barth）著《苦难的劳力：美国华工史，1850——1870》，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157页以下。
[121] 参看费正清著《一个错误的观念》和《中美的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