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园县的“下中农”

在美国与中共学术交流的整个计划推动之下，我由纽约市立大学派往中国大陆做交换教授，教授美国史六个月。离乡撇井三十余年，一旦身返故里，晤儿时伙伴，触景生情，其中酸甜苦辣的情绪，实非亲历其境者所可想象于万一。同时通过深入的观察，我觉得今日大陆上最苦的还是农民，什么水利、电力等建设，不是没有，但是由于人口的失去控制和工业发展的缓慢，农民的衣食住行、教育、卫生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却改善得极其有限！

笔者幼年是在大陆农村的泥土里长大的，对那时农民的疾苦知道得太深刻了。良心驱使我诚心诚意地希望他们在过去三十年内，能有个彻底的翻身。

三十年不是个短日子！他们今日仍然很苦，胡为乎而然呢？迷惘之余，这才使我想到对台湾农民的生活也作点粗浅的了解和观察。这就是我撰写本文的原始动机。

不敢麻烦公家

今年（1981）八月下旬，承在台北举行的“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会”中几位老朋友的邀请，我在纽约取得了可以进入台湾十天的过境签证，飞到台北。我想在这极短的停留期间，利用会外余暇，到台湾农村里去看看。但我不敢也不愿麻烦官方，我只是私下向我在台湾省公路局任职的表弟表示，希望他能替我借一部小汽车，并利用他本省籍夫人的亲友关系，替我在台湾乡间找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中等农民’的家庭”，让我不拘形迹地去访问一下。

在三十多年前的大陆上，表弟便一直是听我使唤的“小鬼”，我是他的“大王”，我们之间的感情，真比亲兄弟还要亲。后来我去美国，他在一偶然机缘下，进入台湾。在台湾娶妻生子，家庭十分幸福，工作也相当顺利。他生性厚重，人缘又好，三十年的定居，也可说是台湾的老乡里了。但是当我们又碰到一起时，在心理上，他还是我的“小表弟”——虽然最近他已有了一个孙子——我这个“大王”，还可把他这“小鬼”使得团团转，甚至他的几个可爱的孩子也被我这位远道而来的“表伯”动员了起来。男公子替我做照相师，小女孩则替我做闽南语的翻译。

组织了这样一个有效率的“考察队”，我就真的深入台湾农村了。

8月21日的台北，晴朗而炽热。一大早表弟便带了一部有空调的小汽车来接我下乡。我们从高速公路直奔台中，再转入支线，在乡野中随意遨游——看看农村的外貌。表弟说，台湾真是个宝岛，物产丰盛；而我在土地膏腴之外，也显然看出了人民勤奋和当局复兴农村的成绩。

在台湾农村中，我们很难看到破烂失修的房屋——这一点，今日美国的农村都没有做到。在美国农村中，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看到一些破烂、失修或废弃的农房，斑斑山野颇不雅观；台湾农庄虽小，但大体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眼看去，甚是赏心悦目，显出朝气。

我们在农村中尽情巡回。中午则开到南投午餐，下午继续游览，直到深夜才开到埔里的一家小食铺去吃“一鱼三味”。一日之游，到处都使我体察到人民安居乐业的升平气氛。这些乡里小饭馆，差不多都有冷气设备，服务人员笑脸迎人，繁忙而温和有礼。他（她）们也都能说一口清晰的国语，不像香港、广州，乃至上海，居民仍以说方言为当然。笔者在上海见到我几位“安徽佬”的堂弟妹，他们私下彼此交谈，有时且用“沪语”，真把我这位“二哥”气得胡子直竖。但是今日在台湾反而处处说国语，也真是难能可贵。

后来我们又访问了我们的司机老王的家。

老王自称是“毛泽东的小同乡”，他那口“湘潭国语”便远没有他那时髦而美丽大方的本省籍夫人说得流利。她告诉我，她小的时候是被“卖”到台北的，所以是地地道道的“本省人”，但是她今天本省话已不大会说了。

老王住的是一所两房一厅，外加浴室、厨房和前后两面阳台的现代公寓。窗明几净，壁纸花色鲜明。室内十九英寸彩色电视机、电冰箱、音响、洗衣机、收录两用机、高脚电风扇……一应俱全。沙发、桌椅也样样入时。美中不足的是，他们的长子去年在考大学期间不幸游水被溺死。他夫人以漂亮的国语为我说东说西，足使我忘记做客台湾。我想我故乡合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能达此程度，那该多好！

桃园张家

“建国史讨论会”开得相当忙乱。一礼拜会期之后，我的过境签证已到期，本该立刻出境，然终承大会“接待组”诸执事先生的帮忙，把限期延长了几天，直至9月4日。就在限期届满的前一日，表弟果然替我在桃园县乡下找到了一家颇具代表性的“中等农家”，让我去拜访一番。

9月3日的早晨，也正是台风过境之后、签证将限满之时，天气不算太热。我们一行再度自台北动身，循高速公路南下桃园。车行约五十公里右转入支线，再转便转入一条乡村小径。就在这条小径的开端，有一位中年人坐在一辆发光的摩托车上，正在等着我们。表弟和他招呼一下，他便掉转车头为我们作向导。

这条小径虽也是柏油碎石路面，但却“小”得出奇。在车内向外看，我觉得路面比车身还要窄。幸好我们的老王技术好，一路有惊无险。他开了约一两公里，再穿过一条窄得怕人的石桥，车子便在一座村庄前的洋灰广场停下了。

下车后，表弟替我介绍，这位领导我们的中年人叫张学意，他便是这座房子的主人——一位最具代表性的台湾农民。今天我们就来拜访他。

张君极其谦恭地领我们进入他的住宅。那是一座低矮的平瓦房，一进门便是张家的客室，约十四五英尺见方。下面是一面平整光滑、现方块赭黑色花纹的水磨洋灰地面。这水磨地面如果打上蜡，是会光彩鉴人的，不打蜡也一样的光滑可爱。头顶上面的天篷，则是经过化学处理的栗壳色长条木板镶成，整齐而美观。四壁是白色石灰粉墙，加点黑色线条图案。靠下方则是晶洁的玻璃门窗，我们就是从这个门进来的。

客室上方，放有一座台制十九英寸、装有防尘门扇的三洋牌彩色电视机，机上横卧着一架大型立体音响，喇叭箱则放在地下两侧。左侧墙边便是一张三人藤座木框沙发，下端横放着一张同型单人沙发，再下边靠墙边有一张藤面摇椅，沙发前则是一张精致的咖啡台。

张君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坐在这木制沙发上，敬烟奉茶，我们就这样子“聊”了起来。

阿增的大家庭

张先生是客家人，祖籍广东陆丰。他曾祖是位苦力，于清末受雇来台开垦，后来娶妻生子，便在台湾落户了。定居后他又搬了几次家，直到学意的父亲张阿增中年时才迁来此地。他们现在的门牌地址是：桃园县杨梅镇瑞塘里七邻，草澜坡十七号。

阿增不识字。在“日据时代”，他向当地地主租了两甲地（亦即两公顷，或三十市亩，合4.932英亩），当了佃农。阿增（现已七十六岁）有两个儿子，长子便是张学意君，现年五十二岁；次子学国，比哥哥小九岁，现在也已四十三岁了。学意在日据时代进过小学和初一，学国则于光复后在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毕业。他弟兄二人又各生子女五人。学意的长女秀珍，今年二十六岁，已于去年结婚，嫁了位外省籍的军人，已随夫迁居，所以现在的张家还有九个孩子。他们和学意、学国两对中年夫妇，以及阿增老夫妇同吃同住，一家十五口，三代同堂。

但是按照当局“户籍法”的规定，他们十五人却被分成两户，今日台湾农村习俗仍是以男为主的，户长都是男人。张家两户中的长房是以学意为户长，他一对夫妇、四个孩子作为一户，另加祖母（阿增的妻子），共有七口。二房学国一家则以祖父阿增为户长，一户八口。虽然在户籍上他们一定得分成两户，他们自己在生活上和财产上则并未分家。一家个别的收入都合在一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大家公吃公住。由于阿增不识字，学意很自然地就变成一家的实际“首长”了。

佃农翻身的经过

据学意告诉我，在日据时代，他们当佃农的生活是十分贫困的（原因很多）——“合家每月只能吃到一次肉”，学意那时也“从未穿过长裤子”。

光复后稍好，但也好得有限，家中有时吃的还是番薯饭。

但是在1953——1954年间，生活便渐渐开始好转了。原因是那时当局推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当局用日本遗留下来的工商业作抵偿，收购了所有地主的土地，然后再以这土地低偿分给无地农民。一般农民可以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先耕后付，于十年之内，向当局购得全部土地所有权，但是每户分地最高额则以三甲（四十五市亩）为限。

这样一来，他们张家乃于旦夕之间，由无地的佃农一跃而成为拥有两甲地的自耕农了。至于他们其后在十年之内，一共向政府付还了多少“低偿”的地价，学意已记不清。我想这数目字不难查到，也就未向他追问了。

吃肉的次数随着土地改革而多起来，张家田庄上生产量也增加了——最后竟然增加到一倍以上。主要的原因是当局成立了“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供应化学肥料，并改良农作物的品种。这样，连他们村前池塘内所养的淡水鱼的品种也一道“改良”了。

生产量大增之后，农民的生活自然也就一天天地好起来。

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天助之外，还要靠自助。他们桃园农民在土地改革之后，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在日据时代，他们原已有农会组织，但那老农会不发生太大的作用。现在这个新农会组织扩大了，工作也积极起来，农会之下，他们又组织了农田水利委员会，扩大了水源，也掌握了最经济有效的灌溉技术。农会同时对会员农场里的产品也作出了最有组织和最有效的推广。在政府有计划的辅导之下，“谷贱伤农”这一传统现象已基本上消除——谷价由政府做有计划的调整和控制。

据张君告诉我，他们拥有两公顷土地，一年两熟的农场上，每年可实收谷子两万六千台斤（一台斤约六百克），约值新台币二十万元（约合美金五千三百元）。除去成本和一切开支，他们可净得新台币八万元（美金两千一百元）上下。

农会的职权既然一天天地大起来，通过这个组织，农民也就真正变成他们根生土长的土地上的主人翁了。学意的弟弟学国现在便是杨梅镇农会的产品推广员。因为成绩卓著，农会也发给他每月一万五千元的报酬。

随着台湾工商业的急剧发展，农村人口一天天地流向都市，农忙时人手不足，散工和雇农的工资乃随之直线上升，据说最高的近来已达到八百元新台币（美金二十一元强）一天。人工太贵，只好改用机器，所以张家也以八万新台币的代价购了一部拖拉机，其后又买了插秧机和收割机。但是他们一共只有两顷地，还不足五英亩，这些大机器显然是缺少足够的用武之地。两公顷的地一下子犁掉了，人反而嫌无事可做。有勤劳习惯的人一旦闲起来，他们就要找兼差，学意便是这样在农忙之暇，在台湾客运公司找了个兼差。农场上的事愈来愈少了，他这个兼差反而逐渐地变成他的主要职业了。

在台湾客运公司里，张学意的工资是新台币一万三千元（约合美金二百六十余元）一月。

我把他兄弟二人每年的年薪（另加奖金两万元）所得加一加，竟多至三十五万元（合美金八千元上下）。另外学意、学国的太太也都在做些成衣加工；十几岁的孩子们，不时地也都能三万五万地赚回来。这样一个农民的家庭，也实在太富足了。张君微笑着说，真正的好转也只是最近十年的事。最近十年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变化呢？这也是我想知道而还没有知道的事。

“张先生，”我说，“这样一来，你兄弟二人的工资，不是比你农场里的收入还要高得多吗？”

“是的嘛，”他说，“薪金现在是我们的主要收入，农业反而是我们的副业……没有薪金收入，专靠农业，生活是改善不了太多的。”

“你兄弟二人都在外边做事，那么田留给谁来种呢？”我不禁茫然。

“5点钟下班回来再做嘛，”他回答得甚为轻松，“我们有机器，花不了多少时间。”

“你们一切都用化肥，那么人畜的粪便都不用了？”我再追问他一句，因为他家中除了十五个人之外，还有两头猪、三条狗和若干只猫。

“粪便用在菜园上。”他说。

中农家庭的收支

张学意君是一位谦谦君子，有着中国淳朴农民最可敬可爱的乡村气味。他不太爱说话，但是他回答我的问题却是有条不紊。我的问题，或许在他听来都是一些不必要问的问题，他所回答的也只是台湾农村里尽人皆知的一些常识，所以他说起来显得极其平淡而轻松。而我这位重洋之外飞回来的外行，则对他每一句回答都感到新奇和惊异，因为我每问一个问题，都使我想到自己故乡中农民现有的和过去的生活状况。所以我尤其喜欢替他们张家算账。

照我算来，他家庭每年都有很多的结余。“剩下的钱都存到银行去吗？”我不免要问。张君说，他家内现款不多，有钱也不存入银行，因为他们农村里一直流行“入会”的办法——以前大陆上也有——那就是“会员”大家分别集资，每年按时抽签，谁得签，谁就取得当年大家所集的全部“会钱”。

张家或许在前些年也得过签——总之，他们两年前曾以现款二百五十万元投资房地产，在附近镇上买了一所有二十五坪（1坪约合3.3平方米）面积的铺面房屋。房价似乎是十万元一坪。张君没有告诉我这座房产出租后的房租所得——可能也因为他尚未详细核算。但是我以市面最低利率百分之五来替他算一算，则他家所得房租至少也在十二万五千元左右。

这样一来，我倒可替他张家一年的收入排个大致不差的流水账，项目大致如下：

一、两兄弟工资总收入——三十五万元。

二、房租或利息收入——十二万五千元。

三、妻子儿女零工工资——十万元。

四、农产品纯收入——八万元。

五、农业副产品（猪和鱼）——三万元。

上五项合计总收入——六十八万五千元（约合美金一万八千元强）。

关于张家一年支出的情形，我也大致替他算了一算。

在过去的中国农村里，通常一家最大的支出便是食粮。在张学意和我谈到他家中开支的情况之时，他说他二十万元的农业收入要扣除十二万元的成本。这十二万元中，除掉种子、肥料和机器折旧之外，显然也包括他全家食粮的总消耗，因为他说他们食粮自给，副食品蔬菜、鸡、鸭、鹅、鱼，也都自给。平时主妇们上镇市去买菜，少许油、盐之外，所买的只有猪肉一项。每年这项猪肉的消费，可能也略相当于他们售出两头猪的价格。

所以他们张家基本上还保留了我国传统农村自给自足的若干遗风。他们平时赚的钱，是赚一个留一个的。

因此除掉十二万元的农业成本和日常的猪肉消费之外，他家最大的开支便是田赋、灌溉水费、日用电费和日用瓦斯费了。他们每月支出电费五百，每年六千；瓦斯费每月三百，一年三千六；田赋每年七千；水费七千。

所以张家每年要用现款支付的租税和生活费，约在四万五千元上下。另外再花钱，那就属于教育和奢侈品之列了。例如张君的小侄女现在校中学古筝，一部古筝的价格便是七千元。至于张家妯娌的金首饰的消费，那自然又当别论了。

总之，经过我和张君计算之后，我答出个大致不差的结论，那便是他们张家在一切必需的消费之外，每年要结余三四千美金作存款来储蓄，那实在是举手之劳的事。张君微笑，认为我这一估计不太离谱。

富翁的远景

我们畅谈之后，张君又率领我们一行去参观他住宅的各部分。

这是一幢有五十坪面积的老农庄。有一半翻成西式住宅——客厅和卧房，一半依旧。厨房中灶头亦有老灶和瓦斯灶两种。全屋虽无自来水，但屋后那口由巨石紧盖的水井却由马达抽水，用水管通向厨房。厨房内外且有各种家用的大小机器，如揉面机、抽水机、脱水机等。我问张太太为什么不买一部洗衣机。

“啊，农人的衣服泥土太多，不能用洗衣机，”她说，“池塘内洗很方便，我们用个脱水机就足够了。”

按财力，他张家也可装空调和电话的。但是他们全家一致都说空调无必要。乡村清风习习，并不热。笔者本人也住在纽约郊区（乡下），的确知道空调无必要，尤其是经常在户外工作的农人，室内室外温度悬殊太大，对健康也不好。

至于那架美国佬不可或缺的电话，中国农民可能尚无使用它的习惯，平时也无此必要，正如张君所说的：“要用电话，到镇上去打好了。”

他们张家现在也有足够的财力把老屋全部翻修或重建。但是他们不能做，也不愿做。原因是由于台湾工业的迅速成长，他们瑞塘里这一地带已被划成工业扩展区。政府不许区内再兴建普通民房住宅。

这一规定，在生活上对张家虽有不便，但在经济远景上他们是竭诚拥护的，因为农村土地一旦划为工业区，地价势必随之上涨。

张家现有农场地两甲，合六千坪。划为工业区之后，地价已涨至五千元一坪。全场地价总值如今已超过三千万新台币，以目前台币、美币兑换率来折换，则张家之地现在已值美金七十八万元有奇。再加上他们既有的生财，则张家今日已是一个拥有一百万美金财产的大富户！

由一个“未穿过长裤子”的佃农，转化成一位百万富翁，是个奇迹吗？不是！我们读西洋史的人，知道这类事情太多了，没啥稀奇。在西欧、北美工业革命的历史中，这例子是千千万万的。张君的好运道，只是工业化过程中的通例之一，不是什么例外。

但是久处通都大邑之后，今日突然面对张君那样淳朴的乡村气味，倾听他那诚实无华的农人的语言，再看看他家中那位耳聋、蹒跚的祖母和赤足而害羞的儿童，我是感慨万千的。我国传统的良民气质和农村生活，太健康、也太可敬可爱了。若说我们五千年文明是真有什么伟大的话，它便是建筑在这些基础之上的啊！但眼看着它就要被狡猾而污浊的“都市”所淹没了。

现代化！现代化！你是人类生活史上的魔鬼！还真是什么进步啊、发展啊！但是，看到张家的情况，我也不断地想起我的故乡来。两地农民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二者之间的物质条件和教育水平就有天壤之别了。

张家的衣食住行

我叫我的青年“照相师”给学意的夫人——张谢李妹女士照几张相作纪念。张太太是一位温和而端庄大方的中年妇女，虽然已是望五之年，看来却比她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她的发型是台北市上通行的一种，相当美观；身穿的是一套涤棉纶的西式服装，十分整洁，颜色也很调和，长裤上的裤缝熨得笔直；足下一双“半高跟”，也很入时。我想这就是一位农村妇女吗？至少，她的婆婆却是一位百分之百的“刘姥姥”啊！

她的丈夫，在我的好奇的询问之下，也含笑地承认他有西服四套。弟弟学国也有三套。我未见过穿西服的张学意，但是看到他夫人的衣着，我却不难想象出张学意穿西装革履是个什么样子。

据学意告诉我，他们的男孩子最常穿、也最喜欢穿的是牛仔裤；女孩子穿西式衫裙，有时也喜欢打扮打扮。我在他女儿精巧的绣房之内，也看到整架的化妆品。关于这一点，我倒不需要这位贫寒出身的爸爸来向我解释呢。

我们要和学意的那位赤脚的小侄女一起照相。她脸一红，躲起来了。问她名字也不答。可是当她在小瓦斯灶上烧鱼的时候，却被我们包围了。她在帮忙烧中饭，正在煎着一条圆圆胖胖的鱼——颇像我们长江里的鲫鱼。表弟告诉我，这是一条“改良品种”的“吴郭鱼”。我想或许是一位姓吴的和姓郭的水产学家“改良”出来的吧。不得其解，只好望文生义了。

这种鱼，据说是他们老祖父张阿增的偏好。他老人家苦了一辈子，幸好老运弥佳，儿孙满堂。如今七十六的高龄，家中大小事务他是不管了；但是每日清晨，老人家却喜欢牵着孙子，送他们上学。孩子们上学了，他便拿着渔竿到池塘边、树荫下，去钓他有偏好的“吴郭鱼”，一直等到家人叫他午餐才回来。下午午睡睡醒，到门前去等待散学归来的孙子们，也是他的乐趣。

唐诗上说：“野老念牧童，倚杖候柴扉。”这种淳厚的田家风味，在近代中国恐怕只能向书中去找了。想不到在桃园杨梅镇的张家还保留些许往古的遗风！

我在张家东张西望，总觉得有什么美中不足似的。啊，有了！原来他们家里有九个孩子，却没有一部脚踏车。在大陆，几乎遍地皆是脚踏车。在美国，凡是有孩子的家庭也都有，而张家独缺。这是什么原因呢？学意说：“我们已有三部机车……孩子们不喜欢脚踏车。”

一个农家居然有三部摩托车，这在以前中国的农村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张君却说，他好多邻家都已不要机车了，他们改用载货载人两用的无篷小卡车。他一提起这“小卡”，我立刻也就想到了，因为我在美国农庄做过工，美国农人最喜欢用这种“小卡”。他们有时且在车身之上配制一套可以作睡眠用的小活动车厢。暑期装上这车厢，他们就可以驾车出去作露营旅行了。我本人也在这种旅行车厢中睡过，它甚为经济、舒适而方便。看样子，台湾农民之利用这种“小卡”来度假，为期也不远了。

教育和娱乐

正当我仍和张君絮絮不休之时，他那位正在服兵役、穿着军服的儿子张颂彩回来了。他是一位眉目清秀的青年，二十二岁，“高职”毕业，习汽车修护，现在则是一位“现役宪兵”。学意的二子颂宏，二十一岁，成功中学毕业，今年参加大专联考未取，现注册入台大补习班“丁组社会科”用功补习，预备明年再试。三子颂安则正在农工高职读二年级，习农工电机科。

张君那位已出嫁的女儿秀珍也是实践家专毕业。实践家专是所谓“三专”，亦即学生在高中毕业后，再入校读三年毕业的专科学校。二女秀玉二十三岁，则是万能工专毕业，万能是“二专”，她学的是会计，现在一建筑公司服务，待遇也很好。

张家二房的孩子都还小。最大的张颂光是个男孩，十八岁，现读高职三年级，习电工，专业是室内配件。这时他正暑假在家，抱着个自用的大篮球来和我们握手拍照。颂光矮而黑壮，一望而知是一个十分诚实的农村青年，浑身上下没有台北青年所习见的都市气味——虽然他家离台北不过五十公里。

颂光下面是四个妹妹，尚分别在高、初中和小学就读。她们的志愿，自然也都是高职和大学了。

他们张家这十个孩子的教育程度着实使我震惊。我想起我自己家中——传统所谓书香之家——叔伯兄弟姊妹的教育程度，和我的一位三十来岁的外甥女至今还是个文盲的情形，不禁为之黯然。

我问张学意君平时有什么娱乐，他说电视、电影之外，他喜欢听柔和的音乐，其外则是读书、阅报。他家中也订了些报刊，其中包括一份台北的报纸和一份孩子们喜欢看的《青年战士报》。

学意的夫人和弟媳则参加了当地的“妇女会”，学习烹调和缝纫。孩子们的学校一般都有“家长会”——美国同类组织叫做“家长教师联合会”（P.T.A.），家长们可以通过这个组织从事各种社交活动。我想这也是所谓“已发展国家”中的自然现象吧。

政治和选举

“你们乡村的政治组织采取何种形式呢？”我换了个题目向张君发问。

他说，他们最小的政治单位叫里，里有里长，由人民公选，三年一任。他们瑞塘里现任里长庄水贵君便是一位无党籍的民选里长。里之上有镇，镇有镇长，也是民选，四年一任。杨梅镇现任镇长谢新鉴君则是国民党党员。镇以上是县，设县长，也是民选，四年一任。桃园县的县长便是那大名鼎鼎的许信良。许信良因久假不归，现已被省政府停职，暂派现任省府委员、国民党党员的叶国光代理。不过叶氏只代理到今年11月14日原许任期满为止，届时桃园县当另选县长云。

我所认识的台湾朋友们都说，台湾人民的政治意识极浓厚，每次地方选举期中的“政见会”，参加的群众都是人山人海的。这也是民权起步的表现吧。

后来我又向一些省内、省外的政论家请教省内农民对政治远景的看法如何，他们都认为农民对地方政治的参与是十分踊跃的，希望有真正的民选省府出现，但他们不希望把政治局面搞乱，乱会影响经济的稳定和成长，那是对他们不利的。所以省府应善体民意，因势利导才好。他们认为社会上一般老百姓“人心不思乱”，甚至“怕乱”，实是台湾和平、安定远景的最大保障。

我默察张学意君一家的情形，如张君在台湾农村社会中确有其代表性，则上述这项结论可能也是正确的。

见微知著？

笔者与张君一晨之谈，所得的启发实在太大了。我的访问虽短，但也可说是对当前台湾农村的“个案研究”（case study）或“例案探讨”（sample investigation），这在今日流行的社会学的法则上说，也可叫做“见微知著的法则”（micro-level approach）吧。张家这“例案”（sample）虽小，但是这个“平凡的他”，则是目前整个社会中的一个细胞，他们发展的正常与否或健康与否，每可看出一个社会整体发展的取向。

张君告诉我，他一家生活的情形，只代表台湾农村中的中下层，本质上还算不得富农，因为他还不够资格报一般人民所报的所得税呢！他一家两户，上有老、下有小，食者众、生者寡，所以按规定，他每月工资中的所得税就免扣了。

学意又举例说，大多数的邻家都比他好。例如紧隔壁的申家，因为孩子少，他们夫妇一日所得便是一千元以上（约合美金二十六元强）。如此则每月收入在美金八百元左右。八百元在美国不算高，但是美国人生活费用大，一般人从手到口，收入大部住掉、吃掉，今月有钱今月了；而这些台湾的自耕农，则赚一个，留一个。老同学、专治台湾经济的侯继明、王作荣两教授也告诉我，今日台湾人民的储蓄率曾高到百分之三十。这是个可惊的数字。但是我近看申家，则可知这一数字形成的“所以然”了。

所以如果申家算是台湾的“中等农民”（这名词是张君说的），那我望文生义，只好把张学意和他的家庭列为台湾的“下中农”了。

这里我得郑重声明：至于申、张两家在台湾农村中究有多大的代表性，我是望文生义、人云亦云的。我个人在这个名词上，到目前为止，并未找到确切的“学术性的根据”。

不过我个人是搞过长期的口述历史的。我认为耳闻目睹之言，虽不可轻信，也不可完全不信，因为它有时反比长篇大论的“学术报告”更中肯、更可靠。至于如何对待这些口述材料，对一位学历史的来说，那就存乎一心了。

在访问张家之后，斗室沉思，我想应该不应该把它写下来呢？经过反复的考虑，我对我自己的答复是正面的。因为我认为，这至少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史中一点点诚实无欺的“口述史料”。

记得以前有一位史学老教授告诉我：为保存史料而保存史料，便是一种贡献。所以我就决定把它保存下来了。至于这份“口述史料”究竟有没有丝毫史料价值，那还是让读者们去裁判吧。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