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的冒险行动

汪精卫同蒋介石之间，最初并没有什么特殊联系。他们两人最早的工作关系，是蒋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汪以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在军校讲授国民党历史和三民主义课程。1925年7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汪出任主席，蒋担任委员，二人开始正式共事。廖案发生后，汪、蒋同被推为特别委员会委员，汪负责政治，蒋负责警察和卫戍。二人从此开始合作。

此后，汪精卫继廖仲恺担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在军政统一、东征陈炯明、南征邓本殷诸役中，汪、蒋合作融洽，关系密切，逐步在党内形成汪主政、蒋主军的局面。廖案后，汪、蒋更进一步合作将广东国民党控制的军队重新整编为六个军，以蒋介石为第一军军长，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 [25] 国民党二大后，蒋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更提升了其军事领袖地位。 [26] 此时，蒋对汪极为尊重，言必称“汪主席”“汪党代表”；汪对蒋也相当信任和推崇，称赞道：“用十二分的努力，练成真正革命的军队，以为总理臂助的是蒋校长。” [27]

不过在汪、蒋“亲密合作”的背后，也隐藏着矛盾。这一矛盾自国民党二大后逐渐开始表面化。首先在北伐的问题上，蒋介石因苏联顾问季山嘉（Kissarka）的坚决反对，从而导致二人间水火不容。据蒋氏回忆：

十五年一月，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我从潮汕回到广州出席，提出北伐的主张。在会期中及会议后，汪兆铭对于北伐，均表示赞成，鲍罗廷亦未表示反对。惟开会后，鲍罗廷以奉召述职为名，突然回俄，令人不得其解。不料自鲍回俄后，俄国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忽在军校会议中，极力宣传北伐必败之谬论。他对我面谈的时候，反对北伐的意思也逐渐暴露出来。广州市面接连的散播传单，反对北伐，并攻击我个人为新军阀。 [28]

季山嘉反对北伐的理由，从当时苏联驻广东顾问团写给驻华使馆的报告中可知其梗概。报告认为：“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分，经常摇摆不定……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并且在国民党右翼的政治口号下，联合人口中的不满成分。另一方面，国民革命军何时才能对北军保持技术上的优势还很难说。” [29] 在这份报告中，苏联顾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蒋介石是“新军阀”，但从诸如“将领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经常摇摆不定”“可能反叛政府”等话语中，我们不难读出苏联顾问对蒋介石的不信任。在蒋、季二人的矛盾中，汪精卫是支持季山嘉的，由此引起汪、蒋的不和。 [30]

汪、蒋矛盾的另一个焦点则集中在王懋功身上。当时蒋介石真正控制的军队，实际上只有第一军，下辖两个师。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第二师师长是王懋功。王在政治上接近汪精卫，是汪可以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在蒋看来，这实在是一大隐患。1926年2月初，军事委员会议决黄埔军校经费30万元，王懋功第二师经费12万元。但第二天军校经费减至27万元，而第二师经费却增至15万元。此事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怀疑是季山嘉的主意，并得到了汪精卫的同意。 [31] 2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计划将广西军队改编为两个军，任命李宗仁、黄绍竑为第八、九军军长。此事进一步引起蒋的疑忌，他认为：

现在广东统统有六军，广西有两军，广东是第一、二、三、四、五、六各军，照次序排下去，广西自然是第七、八军了。但是第七军的名称，偏偏要搁起来，留在后面不发表，暗示我的部下，先要他离叛了我，推倒了我，然后拿第二师和第二十师编成第七军，即以第七军军长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这是不可掩饰的事实。 [32]

于是，蒋介石在26日以突然手段将王懋功扣押，第二天派副官解往上海。蒋介石驱王之后，才觉得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在日记中愉快地记道：“凡事应认明其原因与要点，要点一破，则一切纷纠不解自决。一月以来之难境，心战，至此稍安。” [33]

此后，汪、蒋矛盾逐步公开。正是在这种状态下，留在广州的国民党右派乘虚而入，利用蒋介石和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不断制造谣言和事端。一面是伍朝枢（时任政治委员会委员、广州市市长）同西山会议派合谋，向蒋散布假情报，称汪精卫拟利用一艘苏联来的轮船将蒋押往莫斯科；一面是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擅自以蒋的名义命令将中山舰调往黄埔，并向蒋报告说海军局局长李之龙异动，已派出中山舰要逮捕校长。蒋介石对此误以为真，遂于3月20日发动政变。 [34]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第一军在广州全城实行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人50余人；占领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同时包围苏联顾问团驻地，并将卫队武装缴械。

蒋介石此举立即引起各方的强烈不满。当汪精卫得知蒋的擅自行动后，一度准备组织反蒋同盟。当天，宋子文、李济深、邓演达先后来到苏联顾问团住地，表示对蒋的不满。谭延闿、朱培德继至，称“蒋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之法”。 [35] 谭延闿等第二军将领还“欲谋联合三、四各军讨蒋，谭本人并已准备上火车返曲江防地正式发动”。 [36] 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先后赶到苏联顾问住地，提议对蒋采取强硬态度。毛泽东并提出争取第二、三、四、五各军的力量，开会通电讨蒋。 [37] 据周恩来回忆：“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 [38] 还有资料显示谭延闿曾经找过毛泽东，向他提出反蒋主张。 [39] 汪精卫更对谭延闿、朱培德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汪还信心十足地说道：“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他并指示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立刻到军队去”。 [40]

然而，汪精卫拟议中的这个“反蒋同盟”很快就胎死腹中。仅仅过了三天，汪精卫突然不告而别。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是，苏联顾问团否决了汪精卫的“反蒋同盟”，认为其措施“不适当”。 [41]

尽管季山嘉支持汪精卫，但当时恰好有一位比季氏地位更高的苏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考察团团长布勃诺夫（Andrei S.Bubnov）在广州。他于2月刚刚率领考察团来华，负责调查和研究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3月20日当天，布勃诺夫亲自同蒋介石会商善后。会后布氏决定对蒋采取妥协退让的策略。22日，当得到蒋表示此次事件仅是针对部分顾问而非对俄的保证后，布氏立即决定撤换令蒋不满的苏联顾问。 [42]

同日上午10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汪精卫寓所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苏联顾问列席会议。会上，汪精卫虽然对蒋介石的擅自行动表示了不满，但由于苏方已经做出撤换季山嘉等顾问的决定，汪精卫也无可奈何。于是，会议决议：

一、本党应与苏俄同志继续合作，并增进亲爱关系；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另聘其他为顾问；二、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三、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 [43]

这样，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就得到了党内的承认，政治上赢得了主动权。汪精卫当时是以苏联为主要靠山的，他和季山嘉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然而，面对蒋介石的进攻，苏联不仅不支持汪，反而向蒋低头，同意撤换季山嘉。3月24日，布氏离开广州前，蒋介石亲往送别。两人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布氏嘱蒋：“革命以农工为基础，以政府与党之强固为要点，又以干部意志一致为首务。”蒋答道：“革命势力应集中，革命应时时进取，不宜取保守态度，凡余视为革命障碍者应迅即扫除，又以革命组织应以革命之利害为前提，不宜因人而设也。”对此双方“皆以为知言”。 [44] 这样一来，失去靠山的汪精卫也就无所作为了。会后，汪精卫以“迁地就医”为名，不告而别，就此隐匿。 [45]

4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举行联席会议，正式选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为政治委员会主席，以接替汪精卫原来担任的两项要职。 [46] 此后不久，有两个重要的人物同时于4月29日回到了广州，一个是鲍罗廷，另一个是胡汉民。 [47]

胡汉民自苏联“考察”回国后，开始对苏俄和国共合作表示不满。因此，胡一到广州就在报刊上发表宣言，主张“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48] 这一主张实际就是针对当时的国共合作而言。胡氏此举立即引起苏联顾问的紧张。此前，接替季山嘉的新任苏联顾问斯切潘诺夫（Stepanov）完全接受了布勃诺夫的主张。他认为：“蒋氏具有革命思想，远在其他军阀之上”，只是“喜尊荣，好权力，幻想为中国英雄”。因此，他决定“利用蒋介石”。其策略是：首先“以左派之勇敢势力包围之”，如此则可使蒋摆脱右派的影响，成为左派；其次，为“使蒋氏复与吾辈合作”，必须“满足其喜尊荣之欲望”，“就喜权势而论，蒋氏将来或就总司令之职，足以满足其尊荣欲望”。为此，他指示其他苏联顾问今后“对于蒋氏之政治要求”，“让步以为代价，亦无不可”。 [49] 鲍罗廷到广州后，完全赞同“利用蒋介石”的这一计划，处处对蒋退让，而想尽一切办法打击胡汉民。

于是，蒋介石充分利用这两派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逐步建立起自己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

蒋介石首先利用右派势力，在5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旨在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权力。 [50] 鲍罗廷为了能使蒋左倾，而竭力压制共产党的反击，全部接受了蒋的要求。 [51] 会议根据孙科的提议，规定以后国民党完全信任蒋介石为“革命重心”。 [52] 蒋还在全会上提议设置中常会主席一职，一时令“全场相顾惊愕”，但最终还是选举了绝对支持蒋介石的张静江担任这一新职务。 [53] 而这一决议能够顺利通过，鲍罗廷背后的支持起了巨大的作用。 [54]

蒋介石深知此时广州左派势力的强大，自己尚未有足够的力量同左派决裂，同时更为了获得“俄国协济军械的结果”，就表现出一副新左派领袖的姿态。 [55] 5月初，作为对鲍罗廷的回报，蒋介石拒绝了胡汉民同他会谈的要求， [56] 并于此前首先解除了右派实力人物吴铁城的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一职。5月30日，蒋更进一步下令“拿办吴铁城”。 [57] 此时吴还兼任十七师师长。同时，通过张静江转告孙科、伍朝枢，“希望哲生充政府及党之代表赴俄与第三国际接洽，且与冯焕章商此后西北军之协动动作”，并借口“因闻外人言梯云（伍朝枢）亦与香港有所往还”，要求伍朝枢“亦暂行离粤”。 [58] 伍朝枢被逐后，胡汉民的另一重要亲信古应芬也被迫辞职离粤。

以往海峡两岸学界在论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长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国民党始终称之为“容共”，而共产党则强调“联共”。事实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从“容共”到“联共”有一个过程，其转折就是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以往研究者大多关注该案对中共所加的种种限制，而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国民党首次以大会决议的形式确认“两党合作”关系，会议不仅在提法上用“两党合作”来表述，而且决议组织两党联席会议。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整理党务案》攻击最力的不是中共而是西山会议派。 [59] 正是通过上述手段，蒋介石成功夺取了汪精卫在党内的左派领袖地位。

此后，汪精卫深感回天乏力，遂从广州隐居之地不告而别；而胡汉民因受鲍罗廷的打击，并发现蒋的左倾而又无能为力，也只好悄然离穗赴港。

或许是历史有意同他们二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汪、胡二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天、同一条船离穗赴港。 [60]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曾在日记中写道：“闻展堂昨晨潜赴香港，船中适遇精卫，是诚不约而会。冤家必逢对头也。” [61]

从此，广州便完全落入了蒋介石的控制之中。而鲍罗廷为了进一步满足蒋介石“喜尊荣”的心理，协助蒋取得“比较现时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竭力动员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在蒋“惶愧力辞”之时，鲍氏居然声言蒋不就任总司令，他就辞去总顾问一职。 [62] 6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5日由国民政府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各军，克期北伐。 [63] 7月6日，中执会临时会议接受中常会主席张静江辞职，推举蒋介石继任中常会主席，但在北伐期间，仍请张代理。 [64]

至此，蒋介石不仅军权独揽，还在名义上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汪、蒋这一回合（包括后期的蒋、胡之间）的斗争以蒋的全面胜利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