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蒋汪联手反对特委会
蒋介石下野后，武汉方面自然是兴高采烈。8月17日，武汉中央召开会议，正式决定迁都南京。汪精卫在会上表面高唱“以后大家要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为依归”，并声言今后“不许有新军阀的产生。假使有人想在国民革命军之中作一个军阀，我们要以全力去铲除他”。 [106] 从汪氏的言论中不难读出他的得意之情。在当时的党和政府里，毫无疑问是以汪的地位为最尊，言外之意就是要以他为中心。
9月初，汪精卫等到南京，准备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一切纠纷。而此时的国民党，除宁汉两方外，还有一个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的中央党部。自蒋介石“清党”后，南京中央为了增强其同武汉对抗的号召力，首先恢复了因反共而被开除出国民党的林森、张继等18名西山会议派成员的党籍。现在宁、汉、沪三方都一致反共了，既然要实现党内团结，自然也就要将西山会议派包括在内。
这样一来，就打破了汪精卫原来的设想。首先是宁方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蔡元培等人对3月在武汉召开的三中全会提出质疑，西山会议派更是否认三中全会的合法性。而汪的权力正是在三中全会上得到的，否认三中全会即是否认汪所代表的“党权”的合法性。
9月11—13日，宁、沪、汉三方主要负责人在上海伍朝枢寓所举行正式谈话会。
第一次谈话会，汪精卫提议请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赴南京参加四中全会，他们一致拒绝。汪问其缘故，他们说他们根本不承认武汉三月间的三中全会，故不参加没有根据的四中全会。汪又说如果不同意三中全会的决议，尽可于四中全会中提出修改，他们仍不同意，且根本不愿讨论这个问题。汪乃转问李宗仁：在九江时你是支持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的，现在为何突然改变了主意？李答：大家都不赞成，我有什么办法。 [107]
谈话会达成如下决议：由宁、沪、汉三个中央党部共推32人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行使中央职权，并负责筹备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还决定：今后所有决议“不采用表决手续，以全体一致为原则，避免多数压制少数之嫌疑”。随后三方推定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32人为特别委员会委员。 [108] 这完全否定了汪提出的以四中全会解决党内纠纷的主张。同时，汪精卫备受宁、沪两方元老的冷遇和指责，胡汉民更因汪的反复无常，拒绝与其相见。 [109]
9月16日，特别委员会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委员25人。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三人均未出席。会议决议：“本会代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并通过《中国国民党宣言》，表示：“于三个月内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从前特立之三党部均不复行使职权。从前三方面互相攻击之言论，皆成陈迹，不得复引为口实。” [110]
特别委员会的成立，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内自孙中山逝世后引发的分裂状态，使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合为一个新的中央机构，借此消除各方歧见。但党内的矛盾并未真正消除，“从前三方面互相攻击之言论”，仍不断被“引为口实”。
汪精卫原本希望乘蒋介石下野之机，通过宁汉合流，重掌国民党中央大权。然而事与愿违，特委会的成立等于宣告他这一企图的失败。汪自然是不甘心的。为此，汪精卫召集谭延闿、孙科、朱培德、顾孟馀、陈公博等汉方要人秘密开会，讨论如何对待特委会。会上，谭、孙坚持主张参加。孙科的政治立场原本更接近胡汉民，而谭延闿早已不满同乡后进唐生智的跋扈，同宁、沪之间已形成默契。陈公博、顾孟馀等则坚决反对。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大家不欢而散。 [111]
孙、谭二人的转变，使汪精卫的力量大受打击，进退两难，他后来说：“弟于此时只有两途，其一，使谈判决裂；其二，表示消极，使此谈判无由进行，而徐图挽救之术。” [112] 汪精卫最终选择了后者。19日夜，他由上海潜赴九江，希望利用唐生智来同特委会抗衡。行前汪还发表通电，宣布“引退”，实际是公开表明他同特委会之间的不合作态度。李宗仁对此曾评论道：
在特委会成立后，西山派声势大张。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他原为特委会的发起人之一，到特委会成立以后，汪氏却一变而反对特委会。汪派人士也纷纷离开京、沪。 [113]
汪精卫到九江后很快同唐生智达成协议：由唐生智动员全部武装东征南京，由汪精卫说服张发奎与唐生智建立反南京同盟。 [114] 宁汉分裂时期，武汉政权所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唐生智和张发奎两部。因中共发动南昌暴动后撤向广东，张发奎即率部借口追击为由返回广东。唐生智便独自控制了两湖。宁汉和谈期间，唐生智又利用宁方受孙传芳压迫之机出兵占领安徽。唐氏野心很大，蒋介石下野后，他更以为可以充当军事领袖，于是借口反对特委会，决定支持汪精卫，东征南京。
而南京方面不仅李宗仁对唐生智出兵安徽不满，谭延闿和程潜更是对这位同乡后辈早生反感。谭、程二人早在民国初年就曾出任过湖南都督、湘军总司令之职，是湖南政坛的元老。为此远在北伐之初，唐生智因顾忌谭、程所率的第二、六两军抢走湖南地盘，而拒绝二、六两军入湘作战。
9月下旬龙潭之役后，宁方彻底击败了孙传芳的反扑，北方安定。于是，李宗仁、谭延闿、程潜在讨伐唐生智的问题上一拍即合。南京方面很快组成西征军，讨伐唐生智。由于谭、程二人在湖南的地位和影响，唐的部下纷纷投诚，唐部迅速瓦解。11月12日，唐生智通电下野。 [115]
此后，汪精卫又将目光转向张发奎，希望依靠张发奎驱逐李济深、黄绍竑，重新控制两广。汪精卫之所以敢于挑战两广的李、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此时已同下野的蒋介石暗中达成了合作讨桂的共识。
蒋介石为什么会于此时主动选择同汪精卫合作呢？其实这一问题并不难回答。蒋、汪两人在党内的权力都源自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在二届一中全会上，蒋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的二号人物。尽管此后的二中和三中全会上蒋、汪的角色曾有互换，但台上总有一人代表着党内领袖。而现在当权的特委会三方成员中，西山会议派大都是党国大佬，以他们在党内的历史和地位而言，蒋不过是一个军事领袖而已，不能负政治上的大任；宁方成员完全为李宗仁等新桂系控制，是同汉方内外夹攻，逼他下野的“元凶”。因此蒋要复出，首先需要推翻特委会，在这一点上他同汪是完全一致的。蒋氏此举也可说是报复桂系迫他辞职离国之怨。 [116] 对于蒋汪的这次合作，早已返回广州的陈公博曾有如下一段回忆：
汪先生告诉我蒋汪合作已成熟了，那时蒋先生已到了日本，屡次派人谒汪，表示竭诚合作，但合作的办法怎样呢？南京他是不能回去的，他打算来广州。广州可不是还有问题么？他于是要求我们驱李，如果驱逐李任潮（李济深）之后，他愿意来粤，再办黄埔，再练兵……
汪先生最初主张在粤挂起中央党部的招牌，李任潮和黄季宽（黄绍竑）都不赞成，只同意和李（宗仁）、白（崇禧）磋商，把特委会撤废而重开二届中央的第四次全体会议。这个提议算被李、白所赞成，汪先生遂和任潮一同至上海开预备会议，而我们待任潮起身的第二日也动手驱李。 [117]
蒋汪在联手驱李的同时，还一致对付特委会中的西山会议派。特委会此时虽然在军事上击败了唐生智，但在政治上仍难巩固。在汪精卫等人的公开反对和蒋介石的暗中破坏下，江苏、浙江两省党部纷纷指责特别委员会为非法，甚至连首都南京的市区党部成员也多不承认特委会的领导地位。11月22日，南京各界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会上充满着反对特委会和斥责西山会议派的气氛。会后举行游行，当队伍行近秀山公园时，同军警发生冲突。军警开枪，秩序大乱，结果死伤70余人。惨案发生后，舆论一致指责西山会议派中的特委会委员邹鲁、谢持、覃振等人为“主凶”，居正、潘宜之等人为“凶手”。尽管邹鲁等人发表声明，否认这一指责，但仍不为舆论所谅解。当时留沪的中央执监委员决定对涉嫌诸人停职看管，并责成蔡元培、李烈钧彻底查明真相。 [118]
这样一来，特别委员会实在难以继续维持，于是决定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商讨召集四中全会及停止特委会各问题”。 [119]
就在此时，张发奎、黄琪翔等发动广州事变，宣布驱逐李济深、黄绍竑，并推陈公博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广州事变立即引起桂系将领的极度愤慨，指责张、黄之举为叛变，且“纯系共产党之阴谋”，要求中央剿办张发奎、黄琪翔。李宗仁还公开指责张、黄的行为是汪精卫促成的，并责骂汪“口蜜腹剑”，“实为反复无常之小人”。 [120] 但此时蒋介石则处处护汪，“知监察委员必欲提出汪之弹核案”，蒋“力阻之，以求全体会议之完成”。蒋私下还同成为自己妻舅仅一周的宋子文谈道：“如不得已，余将赴粤，再造革命根据地，以铲除手植之新军阀也。” [121] 汪更是借蒋以自救，首先向预备会议提案，请求蒋介石恢复总司令之职，并在提案中附以声明：“如蒋介石同志能循预备会议之决议，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则兆铭认为对于时局已有良好办法，少数同志间对于兆铭有不谅解者，兆铭尽可引退，以息纷争。” [122]
就在汪精卫提出请蒋复职的第二天（12月12日），共产党利用张发奎率主力离开广州同李济深、黄绍竑所部作战之机，发动广州暴动，公开建立苏维埃政府。尽管张发奎立即率部返回广州，很快将共产党暴动镇压下去，但“广州暴动后，全国舆论大哗，粤人身受切肤之痛，群起吁请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究，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 [123] 当时在广州的陈公博记述了他们的狼狈处境：
那时上海正在开四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汪先生直接提出蒋先生复职总司令。蒋先生复职，固然李、白大加反对，组安也不大赞成。他们无法否决这个提案，遂把驱李和共党暴动混为一谈，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李任潮和德邻（李宗仁）、健生（白崇禧），因我们驱李，自然恨极我们，而孙哲生则因为我们反对特别委员会，也不顾事实的对我们深文周纳……汪先生旅居上海也被认为暴动的主要人，白健生竟直找杜月笙要用绑票的方式派人直冲汪先生的寓所，企图加害。 [124]
这实际上是将汪推上了被告席。在这一系列的明争暗斗中，最大的受益者无疑就是蒋介石。他在不声不响之中利用蒋汪合作，成功打击了特委会，恢复了总司令的职权；而汪精卫因中共广州暴动，而不容于党内各派被迫引退，又为蒋除去了在党内的一大竞争对手。但蒋介石借联汪之机，打击桂系的努力并没有实现。为了顺利复出，他最终被迫同逼其下野的桂系达成妥协，决定“以两广由任潮，两湖由德邻负责处理”，自己专负北伐之责。 [125]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重返南京，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而此时胡汉民因不满蒋汪的再度合作，以出国考察为由远赴欧洲。事实上不满蒋汪合作的，并非胡一人。蒋曾在日记中写道：“石曾、稚晖、孑民（蔡元培）诸先生皆怀疑余联汪不反共，将反对余也。”但蒋仅将之视为“老先生等徒尚意气”，而置之不理。 [126]
此后，国民党中枢暂时出现了蒋介石一人在朝，汪精卫、胡汉民两人分别下野出洋的局面。
[1]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1，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第17页。
[2] 《胡汉民先生手书自传稿》，“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胡汉民先生遗稿》，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第406、412页。
[3] 《胡汉民先生遗稿》，第419页。
[4] 汪兆铭：《双照楼诗词稿》，民信公司，1930，第7页。
[5]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73页。
[6]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7编第6册，香港：龙门书局，1965年影印版，第11、19页。
[7] 陈公博：《苦笑录》，汪瑞炯、李锷、赵令扬编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第28—29页。
[8] 胡汉民：《汪精卫勾结共产党之渊源与经过》，《中央日报》1930年8月16—19日，第1张第3版，转引自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再版，第9页；胡汉民在立法院纪念周报告词，见《中央周报》第117期，1930年9月1日，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第360页。
[9]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社，1944，第139页。
[10] 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第288页。
[11] T’ang 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Ltd.，1930），pp.200-201.
[12] 沈云龙、谢文孙：《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3，第43—44、131页。
[13] 邹鲁：《回顾录》（上），台北：三民书局，1976，第167—168页。
[14]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99页。
[15] 廖仲恺：《革命派与反革命派》（1925年5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2版，第251页。
[16] 陈公博：《苦笑录》，第41页。
[17]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92年再版，第33页。
[18] 汪精卫：《悼廖仲恺同志勖诸同志》（1925年8月22日），《汪精卫全集》第3集，第59页，转引自蔡德金《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92页。
[19]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7编第11册，第66页。
[20] 陈公博：《苦笑录》，第41—42页。
[21]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8次会议记录及附件》（1925年9月15日），转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上），第391页。
[22] 邹鲁：《回顾录》（上），第175页。
[23]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第63—64页。
[2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胡汉民个人全宗档案，转引自周聿峨、陈红民《胡汉民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第181页。
[25]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64页。
[26]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4册，第56页。
[27] 汪精卫：《廖仲恺的人格与事业》（1925年8月31日），转引自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104页。
[28]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33—34页。蒋介石在2月7日的日记中记道：“访季山嘉顾问，谈政局与军队组织，箴砭规戒之言甚多，而其疑惑戒惧之心，亦昭昭明甚。”3月10日记道：“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毁我忌我排我害我者，亦渐显明。遇此拂逆，精神颓唐而心志益坚矣。”本书引用的蒋介石日记，均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手稿原件影印稿。
[29]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6），“Document 22”，p.246.
[30] 有关中山舰事件前后蒋汪关系最为可信的研究成果参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31] 《蒋介石致汪精卫函》（1926年4月9日），《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第11—12页。
[32] 蒋中正：《讲述中山舰李之龙事件经过详情》（1926年4月20日在黄埔军校演讲），见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1955，总1295页。蒋介石在事后致汪精卫的亲笔信中更明言：“委任李、黄为第八、九军长，而季山嘉特留第七军长一缺以待来者，此缺非其预备王懋功去弟后，即以此为报酬懋功之缺乎？此等大端，兄岂未曾察知乎？”见《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第11页。
[33] 蒋介石日记，1926年2月27日；另可参见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4册，第68—69页。蒋介石在26日日记中写道：“撤革王懋功之师长职，扣留之，此人狡猾恶劣，惟利是视，昔日以其少有才，期其感化，今则愈趋愈下，其用心险恶不可复问。”
[34] 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一文详细考察了中山舰事件的前因后果，纠正了以往史学界两种片面观点：一是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汪精卫、季山嘉和共产党无关，长期以来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人一直宣传是所谓共产党与汪精卫的“阴谋”说，不能成立；二是蒋介石没有直接命令李之龙将中山舰调往黄埔，而中共多年来所坚持认为是蒋介石下令调舰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虽然中山舰事件是因国民党右派制造谣言而引发的一次偶然事件，但杨文同时指出，在国民党左、右两派激烈冲突这一前提下，该事件的发生又是“偶然中的必然”。
[35] 《斯切潘诺夫报告》，京师警察厅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编者印行，1928，第34页；Martin Wilbur，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Document 23”，p.250.
[36] 方鼎英：《略谈中山舰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华书局，1961，第99页。
[37]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07页。
[38] 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第120页。
[39] 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安顺地委、中共安顺市委、贵州人民出版社编《王若飞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第213页。
[40] 陈公博：《苦笑录》，第59—60页。
[41] Martin Wilbur，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Document 25”，p.263.
[42] 据1926年3月22日蒋介石日记载：“上午俄使馆参议来见，问余以对人问题，抑对俄问题。余答以对人问题，彼言只得此语，此心全安，今日可令季山嘉、罗茄觉夫各重要顾问离粤回国。”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一）》，《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8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4册，第83页。
[43]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下），第492页。
[44] 蒋介石日记，1926年3月24日。
[45] 有关汪精卫计划组织“反蒋同盟”及因苏联反对而夭折的详细情况，可参阅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后》，《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46] 蒋介石日记，1926年4月16日；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一）》，《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第10页；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1，第119页。
[47]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5册，第53页；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第375页。
[48]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377页。
[49] 《斯切潘诺夫报告》，京师警察厅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第36—37页；Martin Wilbur，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Document 23”，pp.249-253.
[50] 《整理党务案》大致内容为：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将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执会主席；不允许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等。具体情况可参阅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下），第503—510页。
[51] 据陈独秀回忆：“我们主张准备独力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应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88页。由陈氏这段回忆不难读出鲍罗廷对共产党的压制。
[52] Martin Wilbur，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Document 25”，p.264.
[53]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5册，第63、67页。
[54]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甲篇，第245—248页。
[55] 陈公博：《苦笑录》，第63—64页；据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5册第9页记载：7月6日“俄舰运械抵粤”。
[56] Martin Wilbur，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Document 25”，p.264.
[57] 蒋介石日记，1926年5月30日；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二）》，《民国档案》1999年第1期，第5页。
[58] 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1926年5月3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238页；有关内容另可参阅《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71，第154—162页。
[59] 相关研究请参阅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27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55—57页。
[60] 胡木兰：《有关先父生平的几点补充》，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1976年6月，第10页。据胡木兰回忆：“在船上我偶上洗手间，忽然看见汪太太（陈璧君）走在前面，吓了一跳，不敢继续前往，急回来告知先父。先父言或许汪先生亦在船上。及船抵岸，我们故意不先下船，但见曾仲鸣以小船来接汪氏夫妇。”
[61] 蒋介石日记，1926年5月11日。
[62] 蒋介石日记，1926年6月3日；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第595页。
[63] 蒋介石日记，1926年6月4、5日；另见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5册，第78页。
[64]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二）》，《民国档案》1999年第1期，第6页；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1，第121页。
[65] 蒋介石日记，1927年7月9日。
[66]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92—195页。
[67] 《李宗仁回忆录》，第235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6册，第79页。
[68] 《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无出版时间，第82页。
[69] Martin Wilbur，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1918-1927 ，“Document 44”，p.415.
[70] 蒋介石日记，1926年9月4日。
[71]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8册，第105页。
[72]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00页。
[73] 蒋介石日记，1926年11月24日；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二）》，《民国档案》1999年第1期，第7页。
[74] 《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通电》，《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7日，第3版；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20册，第33页。
[75] 《中央党政府暂设于南昌》，《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8日，第3版。
[76] 《蒋总司令在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欢宴席上演讲词》，《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第2张第1版。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记道：“晚宴会，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逾于此，为被压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华民族之正气以救党国，俾外人知华人非尽是贱辱而不可侮蔑也。”见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12日。
[77]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13、27日。
[78] 陈公博：《苦笑录》，第100页。
[79] 蒋介石为此曾派军需处长徐桴到武汉催领，宋子文则称：“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徐桴无奈，复电蒋称：“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徐桴致蒋介石电》（1926年1月31日、2月5日），转引自杨天石《北伐时期左派力量同蒋介石斗争的几个重要回合》，《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38页。
[80] 蒋介石日记，1926年12月26日；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民国档案》1999年第1期，第7页。
[81]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31、29日，2月1日。
[82] 事实上早在1926年8月北伐军攻占长沙后不久，党内就有人提出迎汪抗蒋之计。蒋曾在日记中写道：“得粤电知后方有迎汪之谋，代行者亦有此意，或另有他谋，以为倒蒋之本。余思虑再三，必难实现，故置之不理，凡遇不可测之变，只有听之。”见蒋介石日记，1926年8月20日。
[83]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768、771页。
[84] 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18日。
[85]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1927年11月5日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汪精卫集》第3卷，光明书局，1930，第215页；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6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1978年影印再版，第86—87页。
[86] 《汪精卫同志业已抵沪》，《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6日，第1张第2页。
[87] 蒋介石日记，1927年4月6日。
[88] 蒋介石日记，1927年4月8日；胡汉民：《汪精卫勾结共产党之渊源与经过》，《中央日报》1930年8月18日，第1张第3版。
[89] 胡汉民：《党权与军权之消长及今后之补救》，《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15日，第20页。
[90]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390页。
[91] 《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国民政府秘字第1号令），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6辑，第53—55页。
[92] 谭延闿日记，1927年4月15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原件扫描件。
[93] 《李宗仁回忆录》，第306—308页。
[94] 谭延闿日记，1927年4月18日。
[95] 蒋介石日记，1927年6月19日。
[96] 蒋介石日记，1927年6月21日。
[97] 《冯玉祥日记》，1927年6月19—21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336—337页。
[98] 蒋介石：《上海特别市全体党员欢迎大会演说》（1927年7月6日），《蒋介石言论集》第4集，中华书局，1965年清样稿，第437页。
[99] 有关武汉分共的详细情况，参见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
[100] 胡汉民：《武汉方面的三种反共与三种心理》，《中央半月刊》第5、6期合刊，1927年9月1日，第3—4页。
[10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69页。
[102] 《李宗仁回忆录》，第317—318页。
[103] 蒋介石日记，1927年8月12日。
[104] 吴敬恒：《弱者之结语》，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无出版时间，第44页。
[105] 《胡汉民之电文》（1927年8月14日），《民国日报》1927年8月15日，第1张第4版。
[10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8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油印件，全宗号七一一·273。以下简称二档馆藏，并径注全宗号。
[107] T’ang 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300.
[108] 邹鲁：《回顾录》（上），第201—203页。
[109]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09页。
[110] 《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油印件：七一一（4）·107。
[111] T’ang 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301.
[112] 汪精卫：《复驻法总支部函》，《汪精卫集》第4卷，第17页。
[113] 《李宗仁回忆录》，第345—346页。
[114]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下），第777页。
[115] 《唐生智下野离汉》，《申报》1927年11月14日，第4版；陈公博：《苦笑录》，第159页；《李宗仁回忆录》，第350—354页。
[116] 据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反蒋运动史》（编者1934年印行，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再版）一书记载：“此时宋子文则已为蒋任联汪之役，盖自蒋于上月（11月）十五日返沪后，即已开始与汪合作之酝酿，以冀对付共同目标之南京特别委员会。”（第39页）另可参阅T’ang Leang-li，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309.
[117] 陈公博：《苦笑录》，第162页。
[118]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82—785页。
[119] 《李宗仁回忆录》，第356页。
[120] 李宗仁：《畅谈党国纠纷之症结》，《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第122页。
[121] 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8日。
[122] 《汪兆铭等向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提请蒋总司令复职案文》，《革命文献》第16辑，总2880页；《汪精卫集》第4卷，第93页。
[123] 《李宗仁回忆录》，第357页。
[124] 陈公博：《苦笑录》，第164—165页。
[125] 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27日。
[126] 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