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党内粤籍领袖正统意识的总爆发
1928年1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继续北伐。但蒋此时的地位仍不稳定，虽然自中山舰事件后，蒋曾一度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当时的蒋介石相当自负。从国民党粤籍元老程天固的一段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蒋氏的心态：
国民政府出兵北伐初期，蒋氏耀武扬威，大有继承总理之大志。由渠于印发个人革命史之小册子一事可以见之。该册子之字里行间，排挤胡、汪二氏，原欲借此压低彼二人在党之声誉和资格，以为自己争长之武器。册中引用总理平日闲谈，对汪、胡二人之评批，一则曰：“汪氏做事多拖泥带水，不能彻底，故他只长做和事佬。”二则曰：“展堂个性倔强固执，故对事多有不够豁达之嫌。”蒋氏引述总理之批评，其作用如何？明眼者自能了解。闻戴季陶见了这册子之立论太过露骨，立劝蒋氏收回，不可发送。我当时收到一份，后来询及同志中，收到者甚少。此当是戴氏劝他之结果，因戴氏与他友善，他每以师长称之。 [35]
自第一次下野后，蒋介石渐渐明白了一点：在“老一辈同志”眼中，“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 [36] 在国民党内，此时的蒋介石仍无法代替汪、胡的领袖地位，这也是他第一次被逼下野的一个重要原因。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蒋一边需要粤籍要人协助其树立中央威望；一边又恐其正统地位为他们所取代。至于广东人士对蒋的爱憎情绪，则更明显的反映在他们与蒋一再分合的历史中”。 [37]
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最有资格同蒋介石谈“党纪”“党权”，而又敢于同蒋争“党统”的并不是那些地方实力派，而是党内同蒋派平行的胡派、汪派、太子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等诸政治派系。这些派系的主要骨干，大多是广东人。
1931年发生的宁粤对峙事件，又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当蒋介石先排斥了汪精卫，再在中原大战胜利后囚禁胡汉民，独自以孙中山继承者、国民党正统自居时，几乎所有的粤籍党国要员便暂时放弃一切政治立场和派系恩怨，团结一致，共同反蒋，并取得广东实力派陈济棠的全力支持，进而带动南北地方实力派的陆续投入。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编的宣传材料《为什么讨伐蒋中正》，漫画蒋介石的独裁者形象
宁粤对峙期间，蒋介石在南京一次“晚宴党国重心”时曾无奈地向众人表示：“不应以一二人之离异而致消极，为其无粤人汪、胡即不成党之奇言所惑。” [38] 没有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国民党“即不成党”，在今天看来的确是“奇言”。但当蒋介石面对“党国重心”道出此言的那一刻，“无汪、胡即不成党”，在很多人看来并非“奇言”，仿佛是理所当然的事实。面对来自党内的强大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一改以往对异己势力武力讨伐的做法，而主张政治解决。此时留在南京中央支持蒋氏的党国元老，主要是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等几个江浙籍要人。
1931年4月底，当蒋介石得知古应芬等人准备在广东有所举动时，遂致电广东军事领袖陈铭枢、陈济棠表示：
近日谣诼频兴……最好请两兄发电声明态度，并切劝粤中各同志勿为谣诼所动摇，以定党国之基础。兹将此种谣诼所及于内外影响之重大，请以两兄私人名义详述如下……（四）如粤籍同志离开中央，则明示粤人以粤人之故，而且以粤籍少数同志与全国对抗，不啻自示其褊狭也……两兄于此实有一言兴邦之可能。
蒋氏所说的第四项“影响”，在电报原稿中已用毛笔删除，可能没有拍发，但仍可清楚地辨认。 [39] 可见，当时国民党内确实有这样一种观念，即把蒋介石扣押胡汉民视为中央排挤粤方。而蒋介石也确实有一块心病，担心“粤籍同志离开中央”。他写上了这一条又把它删去，大概是觉得把事情挑明后，反而会对自己不利。一周后，蒋介石针对粤方的挑战，开列了一份今后干部工作分配名单：
以邵力子（浙）、张岳军（川）、宋子文（粤）、陈立夫（浙）、孔庸之（晋）、邵元冲（浙）、王维宙（辽）、于右任（陕）、杨畅卿（粤）等为政治之中心；以丁鼎丞（鲁）、叶楚伧（苏）、陈果夫（浙）、陈布雷（浙）、戴季陶（浙）、余井塘（苏）、（刘庐隐——原注，赣）、程天放（赣）等为党务中心；以方子樵（鄂）、陈厚甫（闽）、朱益之（云）、熊天翼（赣）、葛湛侯（浙）、林蔚（浙）等为军事之中心，迅即组织干部分头进行。先去其内部之散漫，而后可不愁战局也。 [40]
在这份22人名单中，浙江籍超过1/3，有8人，而粤籍人中除了他的妻舅宋子文外，仅有孙中山在世时同国民党很少瓜葛的杨永泰。由此可见，在蒋氏的政治选择中同样存在着较浓厚的地域观念。
广州开府后，孙科在7月1日对德国记者发表谈话，再次公开挑战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他说：
在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时，委员有十六人，俱由中央执监委员会选出的，蒋氏自然不在原始政府委员之列。故在党中或在政府，他都不得自称为领袖。在原始国府委员十六人中，有二人已去世，有一尚在南京，即戴季陶氏。其中八人为现在新政府之委员，计现已到粤者有汪精卫、许崇智、古应芬、邹鲁、邓泽如及我六人，另有林森、伍朝枢二人方在外国归程中。 [41]
孙科所提到的众人中，除支持蒋介石的同乡戴季陶和倾向粤方的福建闽侯人林森外，其余诸人都是粤籍。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广东人对蒋氏“自称为领袖”的不满和不服，感受到孙科等人内心中一股强烈的党国正统意识：国民党的天下是广东人打出来的，还轮不到浙江籍的蒋介石来自称“领袖”。
当“非常会议”正在酝酿时，一向以中立自居的天津《大公报》以《广东问题之两方面》为题，于5月20日发表社评，论及这次反蒋运动与以往历次反蒋之不同：
欲求粤事之解决，应自两方研究：第一，军事的；第二，政治的。旬日以来，国民会议及各方之电，皆以陈济棠为事实的对象。有所劝，劝陈济棠；有所责，责陈济棠。察其用意，岂不谓陈负军事责任，陈果就范，则问题可立决乎？……而自另一方面论，则挑起此次问题者，为林森、古应芬等四监委，而非陈济棠。日来各省有力者之发言，奈何只问陈济棠，而不问四监委。再进一步言，四监委此次举动，显为一种组织的行为。试观问题甫起，而王院长宠惠、孙部长科，即赴上海，至今不归。王、孙纵不参加风潮，但亦处调停地位，与中央其他委员之立场，又有微异。航空司令张惠长……此次乃亦翩然归粤。粤主席陈铭枢……乃亦未能积极阻止，而东渡漫游。广东党部，与汪派久不两立，乃最近因粤桂合作，而汪、邹入省。是以概观粤局，有两点最不容忽视者：第一，国民党著名之广东党员，除宋子文、吴铁城诸君刻在中央供职者之若干人外，其余或卷入旋涡，或旁观消极。第二，广东向来互不相容之各派国民党旧人，近居然有冶为一炉之势。其中固有早经中央除籍不承认为党员，如汪精卫、邹鲁等，中央早认其为国民党以外之反动派，不过从世俗的或历史的批评，则固与党有深厚关系也。由此两点发生之感想，则今日之事，似已不能仅认为陈济棠第八路军之问题，而不能不认为若干有历史的广东国民党员之共同行动……
广东与国民党之关系最悠久，最重大也！夫使单为军事的异动，出兵讨之足已，若其事涉及几多著名党员，而其地又为党的发源地之广东，则已非仅一军事问题，而为党内重大之政治问题，非仅兵力所能解决者矣……不能不希望现在党国负责诸公，务须由党的方面设法解决政治上之纠纷……勿竟因此失去许多著名粤籍党员，以自弱其历史的基础。
《大公报》社评中所提到的粤籍人士中仅有宋子文和吴铁城二人没有参加粤方集团。宋子文祖籍广东（海南文昌），生于上海，只会讲上海话，而不会说粤语。他又是蒋介石的妻舅，自有他不参加之理。同时宋子文也常被广东人视为异己。甚至当宋1949年出任广东省长时，面对即将失去全国政权之时局，粤籍军事领袖张发奎仍抱怨道：“惟今后粤政必须由粤人自己来搞，断非老宋可以为功。实际上二十年来的革命功业，就是靠广东人打出来的，现在广东人不但不能打理自己的家事，反而要仰承老宋的鼻息，殊为粤人之耻。” [42] 同样，吴铁城虽然祖籍广东香山（后改为中山县），但生长在江西九江。1912年底，25岁的吴铁城才重返广东，准备参加广东省议员选举。吴曾回忆说：我一到广州就去拜访时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他说逐鹿者多，来何太迟，结果我落选了。我以生长在外，地方渊源不足，未能当选，势所必然”。 [43] 或许这正是吴铁城始终亲蒋，而很少被视为粤方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蒋介石也在扣胡不久，“推吴铁城为警察总监，以安粤籍同志之心也”。 [44] 即便是后来出任宁方和谈代表的粤人陈铭枢，其内心在某种程度上仍倾向广东。在陈氏的亲信许锡清看来，“真如周围的人同情广东局面的居多”，许“本人也认为陈真如不应该继续维护蒋介石的政治局面。” [45] 而当时北方政治势力中就有人明白无误地指出：“此次粤方事变，乃粤、浙两方势力之冲突。” [46]
广东正式树起反蒋旗帜后，成立了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设常务委员五人：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秘书长梁寒操，都是广东人。广州国民政府同样设常务委员五人：唐绍仪、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秘书长陈融，国府之下仅设外交、财政二部，分别任命陈友仁、邓召荫为部长，傅秉常、吴尚鹰为次长。他们也是清一色的广东人。 [47] 甚至在反蒋联盟建立初期，“在一次非常会议开会席上，有人提议要说广东话，不准讲其他方言”。 [48]
宁粤对峙的最终结局，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成功地逼蒋二次下野，粤方并最终在四届一中全会上，成功地将孙科推上行政院长的高位，暂时建立起一个以粤人为主的中央政权，一时再次满足了粤人党内正统地位的愿望。当时党内就有人将这次内阁更迭视为“中国的两个经济势力——江浙帮和广东帮的斗争”。 [49]
表11-1 孙科内阁部成员籍贯
在四届一中全会新选举的内阁14（13）名成员中，粤籍人士占了9（8）名。孙科内阁中唯一一位浙籍成员朱家骅，也在蒋的暗示下辞职不就。 [50] 时任内政部参事的龚德柏回忆：孙科组织广东人内阁，不只更动部会政务官，连事务官都更动。他认为这简直不是合作，而是广东派征服浙江派，故愤而辞职。 [51]
龚德柏的这种愤愤不平，纯属多余。蒋介石根本不在乎这些。一旦等到他准备就绪，时机成熟后，整个局面立刻翻转过来：焦头烂额的孙科内阁很快垮台；毫无政治操守、反复无常的汪精卫重新同蒋介石携手合作；而胡汉民只得留居南天一角。此后，蒋介石又走上前台，出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把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大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国民党总裁。从此，蒋名正言顺地成为国民党真正的“党统”代表，在党内再也没有人同他相抗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