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
从胡汉民被囚到蒋汪合流，刚好一年的时间，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各派势力之间，热热闹闹地经历了一个分化和重组的复杂过程。此后，蒋介石渐渐汲取自己两次下野的教训，表面上充分尊重汪精卫、胡汉民所代表的高高在上的“党权”，而自己则只是牢牢抓住“军权”，逐步巩固统治地位，并最终确定了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党内以地位而论，只有汪精卫、胡汉民有资格继承孙的领导权。因汪得到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和苏俄的支持，一度取得了党内领袖的地位，但并没有引起党内的分裂。
在联俄容共问题上的分歧，首先导致国民党分裂为左右两派。其间，一批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元老从党内分裂出去，形成西山会议派。这一派在党内虽然拥有很高地位，但并没有多少实力，不足以同广州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相抗衡。半年后，汪精卫以廖仲恺被刺案首先发难，将胡汉民排挤出统治集团，但汪在随后的中山舰事件中，又被党内新进、手握军权的蒋介石逼走。此后，蒋介石凭借黄埔“党军”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北伐中声名鹊起，从而导致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权力膨胀，并一度将代表最高权力的“党权”握在自己手中。但由于蒋在党内的历史地位终归较浅，引起许多元老的“不满”和“不服”，从而在党内掀起迎汪运动，开始处处打击和限制他的独断专行。蒋氏则利用反共“清党”，联合胡汉民等，形成宁汉对峙。
宁汉合流后，蒋虽一度下野，但汪、胡因积怨颇深，难以合作，最终被迫双双出国。蒋仍依靠自己控制的军权得以顺利复出，完成二次北伐。此时，蒋介石相对收敛，他自知在党内资望尚浅，仍需要得到党内领袖汪、胡中一方的支持，以确立他在国民党内的正统地位，因此很快形成蒋胡合作的局面。蒋胡合作的基础是，他们都主张反共，建立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军权。
但双方对集权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胡主张集权于党，“以党治国”，蒋则着重于独握军权，指挥一切。此时，在野的汪精卫联合各种反蒋势力，以反独裁号召，同南京政府对抗，甚至一度同与自己政见显然对立的西山会议派合作，导演了一出“扩大会议”的闹剧，最终以蒋胡合作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而告结束。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暂时震慑住了一切敢于公然违背南京中央政权的地方军事武装。凭借此役的胜利，出现他的第二次权力膨胀。他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在国内已没有敢于公开同他抗衡的力量，可以为所欲为，根本谈不上将他个人掌握的军权交归胡汉民所渴望的党权指挥。蒋、胡矛盾不可避免。蒋便不顾一切地扣押胡汉民，终于酿成新的宁粤对峙事件，并迅速形成了国民党内前所未有的各派反蒋势力的大联合。这是原来十分自大的蒋介石没有料想到的。在此期间，因胡汉民被扣，汪精卫在野，而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在党内地位迅速上升。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宁粤双方被迫中止军事冲突，进行和谈。获释后的胡汉民为削弱蒋氏权力并报被囚之仇，坚持蒋必须下野。蒋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被迫辞去本兼各职。汪精卫同胡汉民因历史积怨难平，双方缺乏真诚合作的基础，于是只好共推孙科主政。蒋介石也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自己在党内尚未取得绝对支配权时，不可同时对抗胡、汪两人。此后，蒋通过种种手段，最终分化了汪胡反蒋同盟，形成蒋汪合作的新局面。
面对错综复杂的党内矛盾，胡汉民不得不承认他入主南京的希望极小。虽然蒋介石已经下野，但蒋手中的军权并没有削弱，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很大，再加上蒋汪合作逐渐形成，胡的力量更显得单薄。因此，他只好寄希望于西南，而不愿重返南京同蒋合作。
胡汉民返回广州后，就有把两广建成自己基地的打算。他一改过去主张中央集权的态度，提出了“均权”理论。他在广州国府纪念周演讲时称：“满清以集权而亡，袁世凯以集权而死，今之人以集权而乱。”“我反对集权，是为的主张均权。” [54] 此后，在他的指使下广州四全大会通过了“实行均权以求共治案”，其目的就是想在西南站稳脚跟，使它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半独立状态合法化，以此同蒋对抗。在胡的授意下，粤方四全大会决议在广州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代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处理西南的党务政务。胡汉民、萧佛成、邹鲁等人分任这两个机构的委员，由胡汉民主持全局。
但是，此时在胡汉民眼中以为最可依靠的广东实力派首领陈济棠，其实并不可靠。他之所以支持胡汉民，无非是想借助胡在国民党中的威望，来维护并扩大自己在广东的势力和南天王的地位，并不愿意胡汉民真的在他头上指挥一切。这一点，从陈济棠没有在广州四全大会上列名提议设立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一案中，即可略见一斑。此后，他对胡的态度可说是“尊之若神仙，防之若强盗”，对于胡汉民在广东建立反蒋基地的种种计划，陈济棠总是从中作梗。古应芬之死，更使胡丧失了一个能够制约陈济棠的人物。
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陈、胡之间的矛盾势必日益扩大，而将胡置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已经吃够蒋介石苦头的胡汉民自然不想重尝这种滋味。“胡虽不舍伯南之广州政府，然亦无法亲临合作，仅能于香港妙高台遥领。” [55] 胡希望打着西南执行部的旗号，遥控两广，并利用西南各省领袖同蒋的矛盾，在西南建立新的联合，加强反蒋力量，并希望“由西南扩充到华中、华北、西北、华东、华西、东北、内外蒙各地方，并在组织上，再加以更进步的改造。” [56] 为此，胡汉民积极组织“新国民党”，发行《三民主义月刊》，标榜自己是国民党的正统，以此同南京中央分庭抗礼。但胡汉民始终没有再公开挑战南京中央的合法性。
“非常会议”虽然一度迫使蒋介石下野，并建立起亲胡的孙科政权，但孙科内阁因缺乏蒋、汪、胡的支持，本身又缺乏实力，很快在财政、外交上一筹莫展，仅仅支撑了一个月便宣告夭折。孙科派的政治主张，原本更倾向于胡汉民。但此时胡一心想控制两广，保持西南半独立状态，无意重返南京，而陈济棠根本不愿意孙科在广东分割自己的权力。因此孙陈之间无法合作。早在“非常会议”期间，两派就因争夺海、空军权，闹得水火不容。孙的亲信傅秉常就曾明言“不应捧此‘土军阀’。” [57]
尽管孙科痛恨汪精卫抢走了他的行政院长职位，对蒋介石的独裁也表示不满，但他已无可奈何，而立法院长的高位，对孙仍有相当的吸引力。权衡利弊得失后，孙科最终还是回到南京，出任胡汉民曾长期担任的立法院长一职，太子派要人梁寒操任秘书长、吴尚鹰任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傅秉常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陈肇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立法院在此后十余年间，成了孙科一派的主要政治舞台和实力据点，孙科并以“精诚团结，挽救危亡，缩短训政，实施宪政”相号召 [58] ，希望凭借立法院长的地位，进一步扩大自己一派的政治势力。
西山会议派自国民党二大后，即被排除在统治集团之外。在此期间，尽管邵元冲等因蒋反共转而支持蒋，但该派势力仍游离于国民党核心圈外。国民党四大后，西山派领袖全部恢复党籍，在团结御侮的号召下，重新回归党内。覃振、居正、谢持、许崇智、熊克武等人纷获高位，或出任五院正副院长，或当选国府委员。这些人虽是国民党元老，但自身并无实力，尽管给他们安排的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他们也乐得以此终老。从此，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不复存在。有趣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没有一名西山派重要成员投奔新政权，尽管他们并非心甘情愿地屈服于蒋介石的集权统治，但都一直坚持自己最强烈的政治主张——反共。这在国民党其他派系中所仅见（以北伐时最早建立的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为例，随蒋介石到台湾的仅有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先后两任军长谭延闿、鲁涤平和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均于抗战前去世，第五军军长李福林1952年病逝香港，其余四位全部投奔共产党和新中国，他们是四军李济深、六军程潜、七军李宗仁、八军唐生智）。
在蒋汪合作下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几乎容纳了全部曾经武装反蒋的地方军事领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陈济棠等人都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仅有张发奎例外。上海和谈期间，张发奎在汪精卫授意下，促使第四军离开广西，对蒋汪合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汪出任行政院长后，为了表现同蒋精诚合作，竟避而不见张发奎。第四军最后奉命调入江西“剿共”，张也被迫接受蒋介石所赠10万元出洋费，赴欧考察。从此汪张破裂，也结束了张桂军长达两年多联合反蒋的历史。 [59]
蒋汪合作政府组成后，尽管蒋独揽实权，但他在党内地位仍未能超越汪、胡两人。蒋介石通过宁粤对峙事件，深知以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一时尚不具备同时对抗汪、胡的能力。因此，他一改过去一人身兼国民政府主席、中政会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多职的做法，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牢牢握住军权。“委员长”一词，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蒋介石的专用称呼。国府主席继续由林森担任，行政院长让给汪精卫，中政会也改由蒋、汪、胡三常委轮流主席，同时，蒋还容纳了过去党内众多反对派如改组派、太子派、西山会议派，将他们全部吸收进新政权，地方实力派军事领袖也纷纷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尽管胡汉民此后仍以“在野”之身，坚持抗日、反蒋，并以“均权”相号召，但始终未能形成新的反蒋浪潮。胡所控制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在形式上也不得不始终表示服从中央。这说明各派反蒋势力，在经济上比起有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要软弱得多，在外交上得不到欧美列强的支持，军事力量也不及蒋强大，无论哪一派都不可能脱离蒋介石独立掌权，只能处在依附于蒋介石的地位。此后虽然出现过三次规模较小的武装反蒋事件，即1933年陈铭枢领导的福建事变、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以及1936年陈济棠、李宗仁领导的两广事变，但大都是地方实力派独自发动，缺少党内力量的广泛支持，没有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很快就在蒋介石的武力压迫下迅速瓦解。
伴随着各派势力的相互妥协，国民党内再难形成各派联合一致的反蒋基础，逐步确立了在蒋介石主导下，党内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在这一局面下，蒋以退为进，巩固并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
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由于日本加紧侵略华北造成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在国内的声望逐步提高，他的权力也已经相当巩固。对此，自由派知识分子领袖胡适曾评论道：“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位置。” [60] 但蒋介石仍深知，尽管地方实力派和党内领袖无人再拥有向他挑战的军事实力，但就党内历史地位而言，他还没有达到说一不二的地步。他也吸取了以往两次下野的教训，不再斤斤计较于名分。为此，他亲赴山西太原和山东泰山，面邀阎锡山和冯玉祥来南京出席五全大会。
就在这次五全大会上，有代表提议《请推举蒋同志为本党领袖案》《本党应恢复总理制案》， [61] 都被蒋介石婉言拒绝，他始终不肯以领袖自居。国民政府主席继续由林森担任，在新选举的国民党中央组织机构中增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两项新职务，蒋介石分别让给胡汉民和汪精卫，而他自甘担任这两个机构的副主席，只是牢牢抓住军权，成为事实上的领袖。蒋介石此后还多次在日记中对当年扣胡一事进行自省：“当时讨平阎、冯叛乱以后，乘战胜之余威，应先积极统一各省军民财各政，而对中央内部谦让共济，对胡特予信任与尊重，以国府主席让之，则二十年胡案不致发生，内部自固矣。”并以此提醒自己“不可再蹈民国十九年冬之覆辙”。 [62]
1936年5月，胡汉民在广州去世，蒋介石的地位无形中又得到提高。西安事变时，中共主张和平解决，也因为此时的中国尚无人可以代替蒋来实现全面抗战。到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蒋才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不久汪精卫降日，被开除党籍，蒋氏终于成为党内的唯一领袖。
此时的国家元首——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只是一个礼仪性的职务，仍由林森担任。依照1931年12月国民党四全大会修订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任期二年，可连任一次。该组织法还将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五院院长依次代理的规定予以删除。到1936年元旦，林森已满两任任期，依法不能再行连任。这时已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夜，此前1935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决定于193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因此临时决议将林森的第二任国府主席一职的任期延长至宪法颁布之日止。 [63] 到193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第23次会议以国民大会选举事宜不克如期办理为由，再次决定将国民大会召开日期推延。 [64] 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大会更被无限期推迟。所以林森的国民政府主席一直连任至1943年8月病逝时止。
1943年5月，林森因病已不能视事。为此，国民党中常会修正了延用12年之久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在原法第13条后增加一项：“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理之。” [65] 当年删除此项条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蒋介石集权，但12年后的蒋介石早已大权在握，此时恢复这一条款并无任何障碍。8月1日，林森病逝。当日夜间，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选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自即日起代理国民政府主席。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正式修正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这次修正的主要内容如下：
（1）国民政府主席任期改为三年，连选得连任；（2）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长代理；（3）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4）五院院长、副院长由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5）国民政府主席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主席负责；（6）国家行为由主席署名行之，由关系院院长副署。 [66]
这次修正，使国民政府主席不再只是林森担任时的礼仪性职务，而能直接掌握一切大权，基本恢复到1931年6月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所赋予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
从此，蒋介石不但以国民党总裁、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总揽党政军大权，更将国家元首的职位国民政府主席一职拿到了手。
1948年4月，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作为唯一的总统候选人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但这时已到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末期。仅仅过了一年半，蒋介石在内战中彻底失败，被迫退守台湾。
[1]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317页。
[2]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第163页。
[3] 相关研究可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2版，第674—675页。中国人浓郁的同乡观念，始终是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列文森就曾立足于“省区”“民族”“世界”检讨过近代中国的“认同”问题。见Joseph R.Levenson，“The Province，the Nation，and the World：the Problem of Chinese Identity，” in Albert Feuerwerker etc.ed.，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268-288.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研究更显示：“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出发的……人们不可避免地用行政地域来描述一个人的本籍——表示其身份的关键因素。”中译本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第1页。
[5]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中华书局，1981，第23—64页。
[6] 宋教仁日记，1905年7月29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第546页。
[7]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23页。
[8] 陈劭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几落》，《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中华书局，1962，第13页。
[9]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六日第十一号）》（1926年1月11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45页。
[10]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八日第十六号）》（1926年1月1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83页。
[11] 《困勉记》卷16，“蒋档”。
[12]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47页。
[13] 《中国国民党何以有此次的宣言》，《汪精卫集》第3卷，第3页。
[14] 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第116页。
[15] 据卫立煌秘书回忆：在蒋介石中央军嫡系部队中有五个上将：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卫立煌，号称五虎将。“这五个人都是北伐时期蒋介石老本钱第一军当中的团长，和蒋介石历史关系最深。后来他们升师长，升军长，升总司令，步子都差不多；说起打仗来，拼死命，冲锋陷阵都不如我们卫老总。卫老总一不是浙江人，二不是‘穿黄马褂子的（黄埔系），再拼命，他也没有得宠那四人，不是黄埔军校的区队长，就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才是真正的嫡系；我们卫老总连黄埔军校的大门也没有跨进过，实际上是一个‘嫡系当中的杂牌’。”见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69页。
[16] 《李宗仁回忆录》，第197、204页。
[1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3，第504页。
[1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09—510页。
[19]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275页。
[20]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5册，第63、67页。
[2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22页；有关“蒋李交恶”最详细的论述见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24页。
[23] 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甲篇，第245—248页。当时不仅国民党右派感到失望，国民党左派也是愤愤不平。但左派的观点与中共党人的看法究有若干距离。他们多数人所注意的是党权问题，有的人说：“汪精卫被撵走了，党权也破产了，现在是军人天下。”鲍罗廷对于这些愤恨难平的左派，也是抚慰有加。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23页。
[24] 据陈独秀回忆：“我们主张准备独力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应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告全党同志书》，《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88页）由陈氏这段回忆不难读出鲍罗廷对共产党的压制。
[25] 蒋介石日记，1926年5月30日；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民国档案》1999年1期，第5页。
[26] 《邵元冲日记》，第238页；另可参阅《吴铁城回忆录》，第154—162页。
[27]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272—273页。
[2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529页。
[29] 第二军共8团2营，五军共8团1营，六军共9团2营，这三个军实力相差并不多。见《李宗仁回忆录》，第216页。
[30] 《李宗仁回忆录》，第204页。罗志田对此曾指出：“这一分析的思想基础正是广东的‘土客矛盾’，主人出省乃是迫使客军离粤的先发制人手段，很能体现一些时人的心态和思路。”见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44页。
[31] 陈公博：《苦笑录》，第110页。
[32] 孙科：《为什么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0日，第1张第1页。
[33] 陈公博：《苦笑录》，第106页。
[34] 陈公博：《苦笑录》，第112页。
[35] 《程天固回忆录》，第207—208页。
[36]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08页。
[37] 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第117页。
[38]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9日；《事略稿本》文字内容与日记原稿大体一致，但删掉了“粤人”二字。
[39] 《蒋主席致陈铭枢陈济棠四电俭电》（1931年4月28日），《两广政潮卷》，“蒋档”。
[40] 《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5月24日，第221页。
[41]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中央导报》第3期，1931年7月15日，第61页。
[42] 李汉冲：《张发奎策动粤桂联盟反蒋反共始末》，《广东文史资料》第6辑，政协广东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63，第23页。
[43] 《吴铁城回忆录》，第50页。
[44]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11日。
[45]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时期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23页。
[46] 《南京周煜坤致太原宋哲元歌电》（1931年7月5日），《宋哲元部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2/0950。
[47] 陈融祖籍江苏，生于广东。
[48] 武和轩：《我对改组派的一知半解》，《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152页。
[49]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时期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23页。
[50] 《蒋介石复宋子文转朱家骅电》（1931年12月31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522页。
[51] 《龚德柏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第326—328页。
[52] 《李宗仁回忆录》，第417页。
[53] 《王子壮日记》第1册，1933年5月1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第366页。
[54] 胡汉民：《论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2月15日，第1页。
[55]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3页。
[56] 胡汉民：《论均权制度》，《三民主义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2月15日，第2页。
[57]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3页。
[58]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66页。
[59] 程思远：《政坛回忆》，第60页。
[60]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第159页。
[61] 《请推举蒋同志为本党领袖案》《本党应恢复总理制案》，党史馆藏，毛笔原件：5.1/13.15-3、13.61-9。
[62] 蒋介石日记，1941年6月9日；他在同年4月5日日记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记道：“对溥泉斥责事，愧悔不知所止。此为余每十年必发愤暴戾一次之恶习。回忆民十对季陶，民廿对汉民，而今民卅对溥泉之愤怒，其事实虽不同，而不自爱重之过恶则同也。”
[63] 《国民政府主席任期延长案》，《中央党务月刊》第89期，1935年12月，第1027页。
[64] 《中央党务月刊》第99期，1936年12月，第1035页。
[65]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三条第二项修正案》，《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574号，1943年5月29日，第2页。
[66]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案》，《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605号，1943年9月15日，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