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蒋介石为什么要用政学系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地位本不高，他起家就是靠黄埔军校。通过黄埔建军，他当上北伐军总司令，依靠他在军事方面的才华，完成北伐。从此，他成为国民党内无可替代的军事领袖，牢牢掌握军权，终此一生。但是，在“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国体制下，自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胡汉民被视为当然的继承人，成为“党权”的代言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蒋介石一度出任国府主席，可他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巩固的南京政权。在国民党的训政体制下，他主要仍是依靠军权打击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等公开挑战他的党内反对派和地方实力派。因此，在先后爆发的蒋桂战争、中原大战期间，他基本无暇顾及中央政府的政权建设。而帮他料理后方的主要是行政院长谭延闿和立法院长胡汉民两人。与此同时，他还重点扶持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寄希望于依靠CC系的势力控制“党权”。
1930年9月，就在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胜利之时，行政院长谭延闿去世，11月，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尽管蒋介石一时击败了汪精卫代表的“党权”和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反抗，但很快又同南京的另一位“党权”代表胡汉民矛盾激化，一度将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这件事引起国民党内更大的分裂——宁粤对峙，最终导致蒋介石二次下野。
考察蒋介石两次下野的最核心因素，主要是来自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可见在南京政府成立后的最初五年，他对党权的控制是非常有限的。而他两次复出的主要因素，则是依靠他所掌握的“军权”，这在国民党内无人能比，也是国民党的需要，因为第一次复出是要靠蒋介石的军权来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第二次复出是面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要依靠他对抗外侮。
1932年初，蒋介石成功分化了汪精卫、胡汉民的反蒋联合阵营后，再次与汪精卫合作，重掌政权。此后，国民党内公开的武装反蒋运动告一段落，蒋介石开始关注政权建设。他在反思此前自己两次下野的教训时总结道：“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是“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对“智识阶级”的忽视和“教育界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更是上述因素造成的恶果。 [17] 此前，蒋主要依靠的力量是两批年轻人，即替他打江山的年轻军事干部黄埔系和负责巩固他在党内地位的CC系。此后，他开始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逐步将目光扩展到国民党以外的社会精英中，特别是教育界学有所长者和有一定政权管理能力的旧官僚，从而改变了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生态。 [18]
然而，在“以党治国”体制下，南京中央政权仍摆脱不了胡汉民或汪精卫代表的国民党正统“党权”，蒋介石必须在汪、胡之间选择一个合作伙伴。蒋介石再次复出后，将行政院院长的位子让给汪精卫，自己只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因此对中央政府的人事任免和政权建设，不得不对汪精卫有所依赖或妥协，唯有军权和财权（汪精卫内阁的军政部长是何应钦、财政部长是宋子文、孔祥熙），他牢牢掌握，绝不退让。此外，他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以此名义延揽一批党外人士，特别是教育界的精英，以此储备干部，随时为己所用。
此后的三年间，南京的行政院大致由汪精卫做主，蒋介石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剿共”和对日交涉两方面。蒋任命杨永泰和黄郛分别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协助他解决当务之急。在这两个领域，汪精卫主管的行政院很难插手。
1935年11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汪精卫意外被刺，不久即出国养病，胡汉民又远在欧洲游历，南京中央政府暂时出现了由蒋介石一人控制的局面。在不久后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将象征最高“党权”和最高“政权”的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主席分别让给胡汉民和汪精卫，自己仅兼两会副主席，但却再次接掌了负责实权的行政院。
这时，蒋介石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权建设中人才匮乏。针对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选举，蒋在11月23日的日记中痛苦地写道：“此次选举，幼稚者争名，老病者腐败，卒使名实相反，似此选举，使本党不仅亡国，必招灭种之罪，思之苦痛悲惨！”12月4日，五届一中全会期间，蒋“为党政人事，几使脑筋刺痛。” [19] 蒋所称的“幼稚者”，大都是指他年轻的部下CC系和黄埔系，虽然他们对蒋的忠诚无须怀疑，但能力不足以负责政权建设；所谓的“老病者”则大都是与国民党有深厚渊源并多次参加过反蒋运动的党内大佬们，包括西山会议派、汪派、胡派。他们此前在“党权”方面都是蒋介石的竞争对手；而党内支持他的元老，又都不为蒋介石所信赖。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就曾在日记中对支持他的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评价道：“季怯，而静硬，组默，皆有病也”；特别是“与静江兄谈天，格格不入，为之心碎”。 [20] 无奈，蒋介石只能将目光扩展到那些不可能挑战自己的党外人士。这些人不但有一定的执政经验和专业才能，还暂无派系纠葛。
1935年底组成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如下：
院长：蒋介石（原汪精卫）
副院长：孔祥熙（连任）
秘书长：翁文灏（原褚民谊）
政务处长：彭学沛（连任仅三个月，由蒋廷黻继任）
内政部长：蒋作宾（原甘乃光代理）
外交部长：张群（原汪精卫兼）
军政部长：何应钦（连任）
海军部长：陈绍宽（连任）
财政部长：孔祥熙（连任）
交通部长：顾孟馀，俞飞鹏代理（原朱家骅）
铁道部长：张嘉璈（原顾孟馀）
实业部长：吴鼎昌（原陈公博），常务次长谷正纲（次年改任周诒春）
教育部长：王世杰，常务次长钱昌照
新内阁中的成员，几乎清一色是被视为政学系的要角，如翁文灏、蒋廷黻、张群、张嘉璈、吴鼎昌，还有继任不久的王世杰，此前他们同国民党的关系都相对疏远。留任的阁员，也只属于此前汪内阁无法掌控的军权和财权部门。这自然引起党内反对派的不满，也令绝对忠诚于蒋的CC系、黄埔系的年轻人不服。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在日记中曾记：“自一中全会后，号称容纳各派的行政院各部，相继成立，主持其事者显然为政学系之一般人。犹忆一中全会时，张溥泉（张继——引者注）先生慨华北之紧张，欲谒蒋有所陈述而竟不得见，于是于会中（12月5日第三次会）痛切陈词，除责各派之纷歧外，并直陈人欲知中国政局之真像，非至中国银行楼上探听不可，是真奇谈等语。所谓中国银行楼上者，即杨永泰、张群、吴铁城等之所在，政治上为蒋先生运筹帷幄之所也。” [21]
“欲知中国政局之真像”，不是在号称党权高于一切的中央党部，而“非至中国银行楼上探听不可”。此话出于局内人之口，可见党内对政学系的不满程度，但蒋介石对来自党内的诸多反对之声并不以为然。他在1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日改组行政院以来，凡亲近之人，于人选，多表示不满，几乎视余为人人可得而欺侮者，真使余脑筋刺痛。”但他又不无自豪地表示：“行政院各部人选，皆以才德为主，尤以引用党外人才之政策告成；虽内部多不谓然，但竟能贯彻主张，是亦最近之成功也。”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