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
蒋介石打下天下后，政权建设中人才严重匮乏，以CC系为首的众多党务人员感慨：“既然很难找到那么多适当的人员来分担组织党部与组织政府，则何以不让省市党部委员同时兼任省市政府官吏，而要向外去求才呢？” [58] 这种认识，在国民党内很有市场。国民党对外标榜“以党治国”，党内各派系自然不愿权力旁落。
1935年，王子壮的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对杨永泰等人的观察和对政学系同蒋介石关系的思考，非常生动地展现了国民党内部分人士对所谓政学系的认识。现摘录如下：
兹就所闻概记于下，杨本为政学系健将，活动于北方政界既有年，对于政治方面确有若干之应付方法而为党人所不及者。故自日祸、共祸相迫而至，蒋处于应付维艰之境。杨得贡其所见以博蒋之欢，尤于整理豫鄂皖等省之政治、财政，颇有计画，蒋乃倚为左右手。杨于是得随其发展之计谋，如江西之熊式辉、湖北之张群、应付日本之黄郛俱予沆瀣一气。因其历史上与国民党之不相容，乃定“拥蒋毁党”之政策，故对于剿匪各省之党务，莫不尽其拆台之能事（今日之党团虽属无用，且多纠纷，但现在本党为“以党治国”，当谋所以改善之法，而不宜摧残之也）。
然为蒋所信任，在中央负党务责任之陈果夫、陈立夫对此亦曾为各种之设计，迄今为止并无若何成功。兹举一二：如去年立夫先生介绍若干重要省市党部负责之委员为蒋之秘书，以备蒋之咨询。但为时不久为杨永泰建议改为设计委员，均不得志，纷纷告归。后又使陈布雷追随蒋之左右，原拟以之充秘书长，以陈与蒋有旧，向为蒋服文字之劳者也。但以陈之为人，器识不大。蒋之与杨信赖尤深，计不得逞。陈仍不过为蒋之机要秘书而已。以故政学系将“力事扩充以谋篡窃本党”之论时得而闻。
于此有一问题，即蒋与杨之信任关系为何种性质？一说以杨为政客，计画甚周，现为培植羽毛时期，一方面在此时期竭力交结重要军人（如顾祝同等业已声气相通）及黄埔学生，迨至羽毛丰满，即行揭开真面，以毁党而成为彼之天下；其次，则以为蒋之用人，向能用其所长而绝不能为人所买，以其独断之性，固一英雄主义之人物也。彼最初对于共党密切合作，然至必要时，断然予以清除，即其明证。蒋之对杨以目前环境需要，彼来协助，故毅然信任之。然果如见其有不逞之图，自然可立即排除。此种见解，老先生如丁（惟汾）、叶（楚伧），盖仍作如是之观察也。余以二者所见均有可能。
不过，政学系与共党相较，有不同者。以共党声势虽大，彼等始终破坏本党及蒋个人，盖属显然。而政学系则附蒋以发展，彼之作用乃在由彼等拥蒋以活动政治，根本端在排挤本党。然以蒋与党有如此深远之关系，且彼个人有相当之宗法社会思想，谓其将随杨的主张去党，亦似无可能。不过杨如得计，可任意排除党中人物，以随其操纵把持之计，似属可能也。 [59]
王子壮的上述分析，是站在维护国民党“党权”立场上，且完全针对杨永泰个人。事实上1936年杨永泰遇刺身亡后，政学系并未消亡，所控制的“政权”实力反而越来越大。可见杨永泰只是政学系成员之一，且因其早年参加北洋“政学会”而为党内反对派找到一个借口，从而成就了“政学系”之名。政学系之所以遭到党内各派系的反对，其核心还是因为这些派系都认为他们对“党国”并无多大贡献，却来分享政权，且势力不断坐大，这在掌握“党权”和“军权”的CC系和黄埔系看来，无疑是分割了他们的权力。
对此等议论，陈立夫深以为然：“在训政时期，党具有议会的功能，中央党部与国民大会相当，地方党部与地方议会相当。如果是这样，党肯花钱付给党员，使他们收入与政府同级人员相等，这样我们党里会有好的人员来管理政府；否则，党不给予党务工作人员必要的薪津，而要求党务工作人员在自顾自给的原则下工作，这是不切实际的……其结果，有能力的人员将转入政府服务，那么，另一种制度将会产生：党将与政府相抗，而不是督导政府。”甚至早在1931年宁粤对峙之初，陈立夫即以为：“临时约法的施行将会提高人民的地位而降低了党的地位，政学系自然赞成利用人民的地位去直接减低国民党的权力，间接用以和胡汉民对抗。” [60]
然而，约法尚未起草完毕，黄郛等人即从胡汉民被扣这一事件中明白，蒋介石要的约法并非他们希望的约法。据黄郛日记载：1931年3月25日，“畅卿由宁归，谈国民会议及约法两事已早失去精神，将来必有名无实”。 [61] 黄郛对《约法》的评论，颇耐人寻味。这也间接印证了王子壮指责政学系“拥蒋毁党”一说，并非完全捕风捉影。自黄郛、杨永泰去世后，政学系的其他成员则不再具备所谓“拥蒋毁党”的能力和资历了。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尽管蒋介石暂时排除了汪精卫、胡汉民在中央政府的势力，建立了一个以政学系为主的内阁，但党内反对派为了打击政学系，马上转向尚在海外的胡汉民，再次发起“迎胡回国运动”。虽然他们同胡汉民的主张并非一致，但胡汉民强调的“党权高于一切”的主张，正是他们对付政学系最有力的武器。据王子壮观察：“行政院既如此告成，党内诸派均为不满，二位陈先生（指CC）之消极为一明证，其他诸元老多同此感想，迎胡声浪之所以响彻云霄，足以见各方面之不满现状者，欲持胡以改造现局之趋势……二位陈先生之不满现状者，以胡之来，亦可坚强一己之自信，故最近之将来，胡先生既必然来京，对于彼之主张意见，及能否有冲破现局之能力，实有予以最大注意之必要。” [62] 可惜的是，胡汉民回国不久即因病去世。这反而加强了蒋介石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有效抑制了反对者企图借胡抗杨的声音。
不过，长期以来，政学系成员不仅从能力上看不起这批年轻党务工作者，对国民党组织的作用也不以为然。一次，熊式辉与蒋介石讨论“党政关系调整”时，曾“陈述近日感想所及者四事：一、党的性质不明，因此党的运用不当；二、党员身分不明，因此党部成衙门，党员成官吏；三、水流湿、火就燥。党的工作，应该帮政府，为湿为燥；四、党的组织不适于其工作。”他的这番言论，深得蒋的“嘉许”，并“令速以书面条陈”。 [63]
抗战爆发后，黄埔势力迅速崛起，他们不断希望染指政权建设，加大对政学系的挑战。1938年初，蒋介石为集中财力、物力抵抗日本侵略，拟成立资源委员会，重点发展重工业。在讨论该会组织条例时，黄埔系也想在新机构中分掌权力。在人事任免上，“何应钦对资委会表示不满，讲应聘军人为委员”。但蒋介石没有接受何的意见，而是任命翁文灏为委员长，将资源委员会完全交由翁办理。翁随后“派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怡为主任秘书兼工业处长”。 [64] 沈怡是黄郛的妻弟。资源委员会不仅抵制来自军方何应钦的要求，对CC系控制的党务系统也同样是不买账。据钱昌照回忆：
过去在国民党时代有一句话，叫做“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意思是说，党部的权抓在陈家手里。我在国防设计委员会以及后来的资源委员会时期，在成立机关党部这个问题上也一直在和陈矛盾着。在1944年以前，党部方面前后有过三次要我们在资源委员会机关内成立党部，我都拒绝……到了1944年，国民党开始筹办六中全会大会（应为六全大会——引者注）选举，所有重要机关都要设立国民党党部，资委会乃被迫在会内成立第78区党部。我本人未参加此党部工作，只是嘱咐吴兆洪、戴世英等：好好安排，好好应付，不让资委会受到CC影响……后来我见蒋，说明我们多年来未成立党部，怕二陈插进来，把事业弄乱等等情况。他唯唯。 [65]
蒋介石之所以对政学系如此信任，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学系没有像CC系、黄埔系那样建立一套明确的组织架构。虽然政学系成员间彼此相互照顾，但基本没有建立基层组织，且绝对忠于蒋介石个人。
在政学系的众多成员中，并非都不想建立一个牢固的组织。1935年底蒋介石改组行政院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就想结合内阁中的政学系成员组成一核心机构。据翁文灏日记，1936年5月，“熊天翼来谈组织其‘智囊团’事”。 [66] 尽管熊式辉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被增补为中央执行委员，但政学系的诸多成员均非国民党党员，在党国体制下，他深感很难充分掌控政局，所以想成立“智囊团”。某次他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后，觉得党国的重大方针“一切皆由中央党部组织领导，余个人无何单独建议，故少发言，鸣亦形成孤掌。平日服务于地方，对中央事固不甚清楚，而一般会议若无组织的运用，个人除尽其一分子之凑数外，不易发挥任何作用，尤以现在党的作风为然。”但政学系的其他成员，对熊式辉的建议多不以为然。会后不久，熊式辉赴抵贵阳会晤省主席吴鼎昌，吴即提醒熊：“对中央议论太直率。此与中央及地方俱无益处，多言宜戒。”并明确告诉熊：“地方不宜造成小领袖，贵州尤应为此。”熊式辉反省后意识到吴鼎昌所言“诚有至理”。 [67]
政学系的其他成员大都同吴鼎昌态度一致，翁文灏就曾在日记中写道：“余全为国家工作，以蒋为唯一领袖，绝未加入任何系派（如CC、HH、TV、CH）。” [68] 而政学系的核心人物张群更是“熟知蒋对自己属下最忌有二：（1）援有私人，自成系统，或造成小集团，利用政治机会，与蒋对抗；或朋分利润，令蒋受到损失。（2）贪污。”当时，“众友评岳军，只能呼为蒋之使女而不得称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并此无之，惟知唯唯诺诺，蒋欲如何便如何，无一丝违抗。” [69] 张群对蒋介石的态度，更令熊式辉组织“智囊团”的想法落空。
与蒋介石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何廉曾这样评价蒋介石：
委员长是个可以共事的好人。他十分耿直，也非常坦率……他给我的印象是：迫切要新鲜的主意，尽管是否把这个主意付诸实施是另一回事……他认识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我和他谈问题时，一谈到许多事情该制度化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就会向别处转移。我对他有这样的感觉，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基本上属于孔子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人。他办起事来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 [70]
政学系的这批人，刚好契合了蒋介石的上述要求。相较于CC系和黄埔系，政学系没有明确的层级架构和组织依托，体系松散，外延广阔；同时，他们又大多拥有良好的西方教育背景，具备较高的行政组织能力和人脉关系；他们彼此因政见相似而同声相求，因地位相近而相互照应。
政学系的职能及蒋介石与政学系之间的关系，大致可总结如下几点：
第一，政学系主要帮助蒋介石有效运行中央政府各部会职能（除个别出任封疆大吏），特别在国际交涉、财政金融和教育领域，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分忧解难。其工作完全不涉及军事和党务。其成员大多是国民政府的“特任”官，由于没有基层组织，很少有“简任”以下的小官。自其20世纪30年代中期形成以来，成员基本没有太大变化。政学系很少有“小”官僚，他们通过影响蒋介石，来影响政局的发展和人事安排。
第二，承担党国体制的政治设计，为重大人事任免向蒋介石提供意见。如在江西“剿共”时期，杨永泰出任南昌行营秘书长，熊式辉为南昌行营参谋长；军事委员会下设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其成员大多来自教育界；抗战爆发后成立的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吴鼎昌在抗战后期先后任国民政府文官长兼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等。此外，熊式辉也担任过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张群更是出任过中政会秘书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等多项重要的幕僚职务。
第三，协助蒋介石同国民党党外政治团体和中共沟通。政学系的这批成员无论是教育、金融界人士还是北洋旧官僚，本质上大都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不以为然，而是相对乐见国民党能开放政权，从而导致他们同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矛盾重重。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战后，当蒋介石需要同国民参政会或政协其他团体以及中共沟通时，政学系大都主动承担这项工作。
关于政学系，众说纷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党内有“众说”。我们对政学系的诸多观察，都来源于其政治对手的言说，所以政学系的组织轮廓往往需要先勾勒其他派系后，方能得出。很多人未得政学系好处，反不小心触了其他派系的霉头，抢了其他人的风头，就被戴上这顶帽子。如果说前期的杨永泰还有伐异之举，稍符派系之说，后期则无人能担此任。换言之，往往是无派无系之行政官僚，位居高位且由学而仕，符合政学系的人员描述，故人多以政学系视之，而这些人也多因同声相求，愿与其他被认作政学系之人相往来、共取暖，两种过程，交错为用，共成政学系之名。
而政学系的尴尬，很大程度上正反映了蒋介石的尴尬、国民党的尴尬。行政权力在国民党统治期间，是一个不断受觊觎、被践踏、遭蚕食的领域。党、军似乎都很有理由主政，前者有理论基础（以党治国），后者以枪杆子为依托。但以党统政，党同伐异；以军领政，藩镇隐现。蒋介石不得不为平衡两方，而靠一帮和其面而心不一定和的行政官僚，撑起这一残缺的领域。政学系虽曰有黄郛为灵魂人物，但黄郛更似“共主”。如果说政学系，尤其是后期的政学系有所谓的领袖，只有蒋介石可堪此名，张群不过是为其穿针引线的“使女”。
政学系的一大特点，就是学者型官僚。从“政学系”三个字来分析，恰好是“由政助学，引学辅政”，能够给予蒋介石本人和其部下力所不及的帮助。而学者治政的一大特点，就是尚清流不尚党谋。所以政学系吸引蒋的，是其工具层面的行政才干，而非价值层面的高山流水，双方其实缺乏共事的强固基础，相互利用，而非相互认同。
1949年蒋介石败退大陆后，政学系成员真正随蒋撤至台湾的并不多。他们在政治上既反对国民党独裁，也不认同共产党专政，且台湾舞台太小，蒋介石也不再需要这批中央大员，因此他们大多移居海外。只有张群、王世杰一直追随蒋介石，并得到一定重用。
从此，政学系之名不再延续。
[1] 《中国不要成为一国的工具，应同一切盟国保持友好关系》（1946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535页。
[2] 汪朝辉编校《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第657页。以下简称《熊式辉回忆录》。
[3] 蒋介石日记，1918年7月4日。
[4]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32页。
[5] 蒋介石日记，1927年7月5日。
[6]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35页。
[7] 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第210页。另据刘叔模回忆，杨永泰“到香港的任务，是收买余汉谋的”。见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28页。
[8]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71页。
[9] 《康泽自述》，团结出版社，2012，第226页。
[10]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6页。
[11] 《康泽自述》，第137页。
[12]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72页。
[13] 唐德刚：《政学系探源》，《观察》2008年第1期，第63页。
[14] 《熊式辉回忆录》，第656—657页。
[15] 《邓林萧古之卅电》，《民国日报》1931年5月4日，第1张第3版。
[16] 《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台北：“国史馆”，2006，第407—408页。
[17]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22日。
[18] 有关此问题可参考拙文《蒋介石的1932年》，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9] 《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上），台北：“国史馆”，2011，第479、481页。
[20]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29日、3月5日。
[21] 《王子壮日记》第3册，1936年1月14日，第15—16页。
[22] 《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上），第482、484页。
[23] 《黄郛日记》第1册，1929年1月2—8日。
[24]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67页。
[25] 张群口述，陈香梅笔记《张岳公闲话往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第37页。
[26] 《颜惠庆自传》，姚崧龄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第165页。
[27] 转引自孙彩霞《新旧政学系》，华夏文化出版社，1997，第242页。
[28] 蒋介石日记，1927年3月26日。
[29] 据蒋介石日记载：“与新之、子文、 霓、樵峰谈财政”；“与银行界谈财政至六时，困难殊甚，而子文等以为有如此情状，尚称客气也”。（1927年12月25、26日）。
[30] 《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第22、25、29、146—147页。
[31] 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17、19日。
[32] 《钱昌照回忆录》，第143页。
[33] 蒋介石日记，1932年7月25日。
[34] 《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第151、153页。
[35] 《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85页。
[36] 《何廉回忆录》，第48页。
[37] 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20日。
[38]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第25页。
[39] 胡适：《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1日，第15页。胡适此文的论战对象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等人不久都参加了政府的工作。
[40] 张静：《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1925—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209—210页。
[41] 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及其主要人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第87页。
[42] 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及其主要人物》，《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88、89页。
[43] 《王子壮日记》第2册，1935年12月2、12日，第524、535—537页。
[44] 《蒋廷黻回忆录》，第191、198页。
[45] 李学通等整理《翁文灏日记》，中华书局，2010，第20、47、108页。
[46] 《何廉回忆录》，第99、104、105、111页。
[47] 《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第541页。
[48] 《何廉回忆录》，第123页。
[49] 《翁文灏日记》，1937年1月12、14日，第108页。
[50] 《熊式辉回忆录》，第199页。
[51] 《翁文灏日记》，1937年1月24日，第111页。
[52] 李学通：《翁文灏年谱》，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第129页。
[53] 蒋介石日记，1937年1月31日；《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第541页。
[54] 《熊式辉回忆录》，第199页。
[55] 张朋园、沈怀玉合编《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25—1949）》第1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第230页。
[56] 《翁文灏日记》，1939年3月6日、9月8日，第315、368页。
[57] 《熊式辉回忆录》，第488—489页。
[58]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51页。
[59] 《王子壮日记》第2册，1935年4月12日，第291—293页。
[60]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52、168页。
[61] 《黄郛日记》第6册，1931年3月25日。
[62] 《王子壮日记》第3册，1936年1月14日，第15—16页。
[63] 《熊式辉回忆录》，第221—222页。
[64] 《翁文灏日记》，1938年2月15日、3月2日，第161、218页。
[65] 《钱昌照回忆录》，第125—126页。
[66] 《翁文灏日记》，1936年5月18日，第45页。
[67] 《熊式辉回忆录》，第241、246页。
[68] 《翁文灏日记》，1942年4月10日，第761页。
[69] 冯若飞：《张群其人》，《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0卷，第1371页。
[70] 《何廉回忆录》，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