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蒋介石为什么选择了胡汉民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此时汪精卫和胡汉民均在海外，全会在选举中常委时，对胡汉民或汪精卫是否应当选，各方争论不休。“因有胡无汪皆成问题”，最终决定“先选五人而留四人，为后来汪、胡回国缺额”。 [1] 大会选举蒋介石、谭延闿、丁惟汾、于右任、戴季陶为常务委员，并决定恢复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制，由谭延闿、蒋介石分任主席，共主中枢，继续北伐。
二届四中全会表面上实现了国民党的统一，蒋介石再次重掌大权。但蒋此时的地位并不稳定。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一书中有如下一段评论，颇能显示蒋氏当时的地位和无奈：
事实上，他此阶段中的地位是很不巩固的。虽然在汪精卫出国时，蒋总统曾经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但他的崇高地位，尚未得到老一辈同志所承认。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于是随着七月间他所遭遇的军事惨败，他的整个地位更不稳了。他的对手人物如汪精卫、李宗仁、唐生智、冯玉祥、孙科、胡汉民、许崇智等无不自认为革命运动中注定的最后领袖。 [2]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复出，汪精卫、胡汉民出洋
自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他渐渐明白了一点：在“老一辈同志”眼中，“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在国民党内，他此时仍无法代替汪、胡的领袖地位，这也是他被逼下野的一个重要原因。1927年11月，蒋自日本回国后，深知要重返中枢必须拥有汪精卫或胡汉民其中一派的支持。在反对特别委员会的问题上，蒋同汪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他首先选择了汪，以致“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因不直蒋与汪合作，先后离京出国”。 [3] 但后因共产党在广州暴动，汪精卫等人遂成为党内众矢之的，汪氏再度被迫宣告引退。
在这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各派政治领袖纷纷出洋考察，实可谓盛极一时，为国民党政治生活中从未有过的现象。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王宠惠、傅秉常等赴欧洲各国，邹鲁、许崇智等赴美国，汪精卫等去法国。随后戴季陶、古应芬、居正等也先后出洋考察。随邹鲁等人一同赴美的程天固对此曾说：“所谓出洋考察者，乃托词而已，其实各人皆不满当时之政治现象，抱有政治病而去者。” [4] 这一解释颇为一针见血，同时也体现出党内元老对蒋介石一定程度的不信任。
早在此前，出洋考察就已成为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的一种政治手段。出洋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借出洋为名，避免在国内付出更大的牺牲；另一类则是不满当前政治状况，以此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一旦政局有利于己，立即归国，重返中枢。
蒋介石在1927年8月第一次下野时，出洋赴日本。他在总结此次下野教训时，深感“组织不完，统系不明，用人不慎，为失败之原因”。“成功原则在于消除异派。” [5] 为此出国前，他对黄埔军校学生及部分党政亲信做了秘密安排，为东山再起做好准备，并明示“黄埔同学会事，属其减小目标，努力工作，为五年十年准备工夫，以求革命之彻底也”。 [6] 此后，陈果夫按照蒋的旨意将留在上海的部分党政干部发动起来，组织“中央俱乐部”，并号召各地蒋系人员联合行动，共同反对和抵制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各地积极展开“拥蒋”活动，其主要领导人为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三人。当蒋氏重掌中枢后，戴、丁二人分任其他要职，此后中央俱乐部便成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独自经营的国民党内直隶于蒋介石的一个派系。因中央俱乐部的英文名为Central Club，时人就以中央俱乐部的英文缩写称该系为CC，后来又被解释为二陈兄弟姓氏Chen的缩写。 [7]
此时，尽管党内领袖大都出洋，但蒋介石深知他们的影响力仍在，而自己真正掌握的力量还很有限，在国民党内尚不具备说一不二的资格。为此，他吸取这次下野的教训，在新改组的国民政府中，仅就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而将国府主席让与谭延闿。
北伐前的蒋介石，还仅仅是国民党内的一个风云人物，他活动的政治舞台也局限于广东一隅，远比不上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在民国初年便早已成为全国注目的政治人物。随着北伐军自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蒋也一下子从广东走向全国，成为中国政坛上的一颗耀眼的新星。一夜之间，“蒋总司令”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深知这一切都是来自北伐的胜利。因此他复职后，积极准备二次北伐。统一全国不仅是他的政治理想，同时他也充分意识到只有完成统一，才能彻底改变他在党内仅“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的状况。
为此，蒋介石收敛了过去妄自尊大的行为，对暂时在野的党内各派领袖都表现得相当尊重。他明白这批人今后的政治选择，都会对他产生或利或弊的影响。于是，胡汉民等人出洋的旅费，完全由蒋氏负责。据同胡一起出洋的傅秉常回忆：“蒋公且各馈以旅费，展堂、哲生各为十万，朝枢约为五万，余则为二、三万之数。” [8] 汪精卫被逼出走后，国民党内各派一致排斥汪系的“粤籍委员” [9] 出席四中全会，也是因为蒋氏的力保，才恢复了何香凝等五人的中央委员资格，仅将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三人排斥在外。甚至对西山会议派诸要人，蒋也私下纷纷表示致意，并赠以金钱。谢持曾在日记中记述了对蒋氏馈赠的感受：
却之有重祸之虞（伯农言），受之于余心有不安。非伤廉也，介石曾托锡卿致意，表歉然之意于我，而今馈金。其一时所赠者，我与子超（林森）、溥泉（张继）三人，故非不可受，所以不安者，政治关系立于相对也。 [10]
此时各方势力也都在为自己今后的政治选择做准备。尽管汪、胡等人纷纷出洋，但他们的追随者仍在国内发展势力。
胡汉民自1925年因廖案离粤赴苏，到1927年南京国府成立期间，近两年远离国内政治实务，而这段时间正是国民党势力扩充最为迅猛的阶段。因此当他入主南京时，深感得力干部严重不足。于是他重点招纳各地的孙文主义学会等右派少壮组织成员，来抗衡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上海的孙文主义学会主要是由孙科出资赞助的。北京孙文主义学会主要是由西山会议派的邹鲁领导。宁汉合流后，胡汉民主持南京党务，开始吸收上海、北京等地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 [11] 1928年初，胡汉民、孙科等人出洋前，特别嘱咐李济深在经济上资助王昆仑、梁寒操等人在上海创办刊物，宣扬胡、孙的政治主张，并保存这股政治势力。于是王昆仑等在上海创办《再造旬刊》《民众日报》。这批人后来便被称为“再造派”，他们也以此自居。“再造派”的目标是“希望国民党在胡汉民的领导之下，一方面排斥汪精卫那一批所谓‘左派’，一方面使蒋介石限制在只主持军事的地位，把国民党再造一番”。 [12]
此时汪派的所谓粤籍委员也大都集中到了上海，同样准备办刊物，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在经济上则是依靠蒋介石的资助。陈公博回忆他刚自广州逃到上海时的状况，说道：
为什么不办一个刊物？这是一般青年们向我质问的说话，也是当时所谓粤方委员商量的说话。但办刊物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头一件便需要钱……“现在不是汪蒋合作吗？为什么不找宋子文商量？”这是粤方委员替我出的主意，而且他们也正在要办刊物……我便找宋子文，他是为着汪蒋合作的原故呢？还是为着鬼有所归则不为厉的宗旨呢？我不知道，但他是终于答应了。他答应每月补助我们三千五百元，二千元是办《革命评论》，而一千五百元是办《前进》。 [13]
由此可见，当时汪、胡等党内各政治派系都在积蓄力量。而蒋介石在没有确定到底联合哪一方时，则在暗中分别予以资助，以此保持今后合作的可能。
二次北伐的军事进展相当顺利。6月8日，北伐军进占北京。7月1日，张学良通电表示：本人“爱乡爱国”，决不妨碍统一。 [14] 此后张学良积极同国民党联络，12月东北宣布易帜。于是国家宣告统一。
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根据地方实力派实际控制的地盘和军事力量，决定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分设政治分会，以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各地政治分会主席。加上蒋介石控制的南京中央和张学良控制的东北，在表面统一的局面下，无形中又形成了六大军事集团割据的状态。
此时的蒋介石，虽然掌握着中央政权，但对另外五大集团，不仅在军事上毫无控制能力，即使在政治上也缺乏号召力。他要想真正做到统一全国，就必须借助国民党的力量来逐步收回分散的权力。可以借“党权”来削弱各地“军权”，是他在这六大集团中的最大优势。但此时蒋还无法得到全党的认同。他的地位和影响，根本无法同汪精卫、胡汉民相比，尚不能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压服众人。因此他必须要在汪、胡两人间做出选择，依靠他们完成真正的统一，并巩固自己的权力。
在上述六大军事集团中，张学良的奉系刚刚败退回东北，对蒋氏而言暂时不存在威胁。冯玉祥和阎锡山两人间本有积怨，为此蒋利用他所控制的中央政权，让阎锡山据有平、津，借此挑起阎、冯矛盾。李宗仁曾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评论，他说：
直隶（旋改称河北省）、察哈尔两省及北京（旋改北平）、天津两市的光复，实系第二、三、四各集团军协力作战的战果。然战后中央政府对光复地区地方军政机关人事的安插……几乎全是阎系人物；冯玉祥仅分得北平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此税收机构原为北京政府历任总统私人占据的肥缺，每月收入约二十万元。这数目对拥兵十余万的冯玉祥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面对坐拥河北、察哈尔两省暨平、津两市的阎锡山，难免感觉不平，因而发生怨言。蒋先生这种措施，事实上也是一种权术，意在挑拨本已互相嫉忌的冯、阎二人，使其发生龃龉，以便控制。 [15]
这样一来，可以同蒋介石相抗衡的实际就剩下了李宗仁、李济深两人控制的武汉、广州政治分会了。而自1927年9月开始，桂系势力日渐膨胀，李济深以桂人统率粤军控制两广，其间虽有张发奎发动的驱李之役，但很快被李的部下陈铭枢、陈济棠和桂系黄绍竑平定。而李宗仁则以特别委员会名义发动讨伐唐生智之役，并派白崇禧入湖南收编了唐生智的降军。唐部原有四个军，除何键第三十五军仍留驻湖南外，其余三个军分别以广西籍将领李品仙、廖磊、叶琪分任军长，合组为第十二路军。李宗仁稍后更亲自坐镇两湖。1928年6月，奉军退出关外，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仍盘踞北平以东唐山、滦州一带。7月，白崇禧率领第十二路军进攻，9月奏捷。于是，白崇禧的部队就驻扎于冀东到山海关一带。当时还一度盛传白崇禧欲“袭缴平津第三集团军之械”，独占北平之说，商震在给阎锡山的电文中甚至直指白崇禧“瓜分河北之心，路人皆知”。 [16]
这一切在蒋介石看来，无疑是新桂系自两广（李济深、黄绍竑）、两湖（李宗仁）到华北（白崇禧）形成对南京政府的三面包围。此时新桂系控制的势力范围之广，也的确是桂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在宁汉合作期间逼蒋介石下野的“元凶”，实质上就是桂系的李、白诸人。因此，蒋介石最急于削弱的军事集团就是桂系。为达此目的，蒋开始逐步把合作的对象确定为胡汉民。陈公博对此曾有一段寓意深刻的分析：
蒋先生除非不打桂系则已，要打桂系，反要排除汪先生。因为桂系的大本营在两广，而两广的主力又在广东。广东的省政府主席陈真如（陈铭枢）是蒋先生拿得稳的，而总指挥的陈伯南（陈济棠）则非靠胡先生和古襄勤（古应芬）先生，不容易拉住他替蒋先生卖力。因此倒桂必要拉胡，而拉胡又必须要排汪。 [17]
而胡汉民此时也正在积极准备回国。6月初，当胡得知二次北伐即将胜利的消息后，就从巴黎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训政大纲》案；随后又由柏林寄回《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系统阐述了他的“以党治国”方略。其核心思想就是：国民党“为民众夺得政权，应以政权褓姆自任”；“欲尽褓姆的职责，必求褓姆本身的健全，故党须有完固的重心，政府须有适宜组织”。 [18] 他主张在训政期间，国民政府应由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组成，实行五权分立原则。
胡汉民的“以党治国”“以党训政”理论，特别强调了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既适合国民党巩固统治的需要，又附缘于孙中山的建国思想，因此在国民党内受到普遍欢迎。这也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蒋深知只有借助孙中山的继承者身份和国民党这面旗帜，才是巩固自己权力的最有效方法。因此，他密切注视着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在国外的动向。当时，和胡汉民等人同在法国的李石曾不断向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密报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人的动向，其中一则电报称：
胡、孙、伍本以不满于南京而出国，其中胡以不满于蒋汪合作；伍以不满于蒋，对于宁感情尤恶；哲生则较逊，但一面不满子文，一面为胡、伍利用，故一致行动。此就其三人之情形而言也。
彼三人遍历欧美，并非消极，弟察其内容，实有两种：（一）如宁局不利，则伊等一面为外交上之预备，一面静候时机，联宁之敌以倒宁；（二）如宁局顺利，则伊等以外交工作再与宁合作。今伊等到欧，适值战事顺利进展，故取第二策。
得到李石曾的密报后，蒋介石更坚定了联合胡汉民的决心。
除上述政治原因外，汪精卫、胡汉民二人的性格也是蒋介石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蒋看来，“展堂之短不过度量狭隘，言语尖刻，辞色之间往往予人以难堪。然其自励清苦，则比其他书生之可贵，尚足称也。” [19] 而汪精卫在政治上反复无常，不仅令胡汉民与之绝交， [20] 也令蒋介石感到同汪合作，今后难以把握。“蒋以汪之为人，不可捉摸，而胡汉民乃一定型人物，故宁愿联胡。” [21] 因此，蒋介石最终选择了胡汉民。
蒋桂战争前，新桂系势力空前强盛，自两广（李济深、黄绍竑）、两湖（李宗仁）到华北（白崇禧），形成对南京政府的三面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