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党权和军权的较量
蒋介石和胡汉民自1928年以后的两年间，曾经建立过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当蒋介石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统治力量大大加强时，胡汉民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公开出来同蒋介石唱对台戏。这又是什么原因？细细考察起来，他们之间的根本矛盾在于南京政府究竟应该怎样来统治中国。
胡汉民一贯以党国元老自居，倡导“以党治国”，强调“党权”高于一切；蒋介石则依靠所掌握的军权削弱异己的同时，逐步侵蚀胡汉民所标榜的“党权”，以期建立个人集权。这一矛盾随着蒋介石对全国统治走向相对稳定而愈演愈烈。
如前所述，蒋、胡在两个重要问题上是一致的，即反共与以武力统一全国，这是他们合作的基础。对于前一点，用胡汉民的话来说：
当时的情势，是一个逼到个个同志非反共不可的情势，尤其是非跑到南京、上海去反共不可的情势。诚然，维护军阀不见得是件好事，但是与其把中国国民党断送在共产党手上，还不如先设法消除了共产党，再求补救。 [52]
从后一点可以理解，为什么直到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前，胡汉民对蒋介石发动的一系列内战始终采取支持的态度。
但是，胡汉民与蒋介石的政治主张毕竟是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如何行使政权、建设民国的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胡在参加南京政权后始终抱有这样的信念：“训政时期，由党握得政权，以治权交诸国府，而立法院实握有治权一大部分，因其制定各种法规也，故必遵守党之意旨与总理之遗训。” [53] 胡汉民一贯坚持“党权”高于一切，强调党治下的法制观念。当国民党以武力夺取政权后，他就主张：“所有军政训政，皆为本党建国时期之工作，一切权力皆由党集中，由党发施，政府由党负责其褓姆之责，故由党指导，由党拥护。” [54]
实行五权宪法，是胡汉民党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必先以革命的武力扫除建设之障碍，而彻底表现革命之主义，则尤在于立法。” [55] 为此，胡汉民心甘情愿地出任立法院长，对立法表现出异常的热心。立法院成立后，立法速度之快殊足惊人，有时在一天内竟能通过法律250余条，通常在百条左右。有人因此怀疑立法院在闭门造车，斥之谓“法令如毛”。 [56] 但胡汉民并不以为然，他还曾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公开宣誓：“汉民追随同志，并且追随总理，始终抱持的是总理在世，汉民以总理为党，总理去世，汉民便以党为总理。” [57] 从这个意义上讲，胡汉民强调“党权”高于一切，既是其始终一贯的政治主张，也暗含着以此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特别是将汪精卫排挤出国民党统治圈外，党内以他地位最高，“汉民以党为总理”，多少有些胡即是党的化身，是“党权”的唯一合法代表的言外之意。
胡汉民一心期待着帮助蒋介石消灭异己、统一中国，并最终实现他的“以党治国”理想。他相当自信地说：“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下治天下。”只要国家统一以后，“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 [58] 他希望用“党权”来约束“军权”，曾在立法院总理纪念周演讲中说：
在以党治国的意义之下，党务是一切建设的先驱，政治是实施党义的枢纽，至于军事，则仅仅是政治中的一部。所以在理论上，只有政治可以左右军事，而军事不能左右政治的。 [59]
为此，胡汉民牢牢控制着立法院，甚至希望将立法院凌驾于国民政府和中央政治会议之上。他一度表示：“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机关。便是国民政府和政治会议的组织，也得由我们审查一下。” [60] 在实际工作中，立法院也确实有几次对行政院的决定提出质询，并对蒋介石交议的有关事项因不满而拖延不办。此外，胡汉民对于党务、政务也表现得相当热衷。他曾佯装谦虚地表示：“兄弟的性情，不大愿意管不当管的事，因而对于当管的事，便不敢放松。凡关于党务，目前有在兄弟职分以内的，兄弟不能不负责任。所以无论大小，总勉力去做。” [61]
但胡汉民的治国主张同蒋介石的最终目标是完全不一致的。他既然为蒋推行武力统一助了一臂之力，实际上就不可能遏制蒋介石借“军权”来抗衡他所倡导的“党权”。面对强悍的“军权”，胡汉民所倡导的“党权”显然不是对手。为此，他曾无奈地表示：自入南京以来，“以军权高于一切之故，形成以军驭政”，“政治以军权为中心，训政固无从开始，建设亦莫由进行……而以个人为中心之劳力，则日见其扩张”。 [62] 胡的“以党治国”理想，常常被蒋的行动所打破。这就使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
至于用“党权”来约束“军权”，更是一句空话。对于军权，蒋介石是牢牢抓住不放的。蒋不断提高黄埔系军人的地位，以此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虽然，表面上党有权决定军事计划，但蒋介石常常以保密为借口，很少将军事计划拿到党内讨论。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曾评论说：
只有最重要的军事情况，才在每周的中央政治会议上由蒋先生以主席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身份提出报告……对蒋先生所报告的军事行动，政治会议都会支持，如果有不赞同时，那么情况就很严重，因为如果反对军事行动就意味着战争……军事在党之下，这只是手续。严格地说，党要控制军事是很困难的。中央政治会议下是没有机构掌理军事事务，虽然有一个军事委员会，但力量是有限的，因为主管的人没有权力。 [63]
对于胡汉民一向标榜的“党权”，蒋介石也深知不可轻易放弃，不断予以蚕食。早在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后，蒋便逐步建立起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统。陈果夫以国民党中常委身份代理蒋介石的中央组织部长一职，陈立夫则一人身兼中央党部、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他们凭此控制中央和地方党部，打击异己力量。陈氏兄弟还创办《政治评论》，喊出“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目的就是“使蒋先生成为党的名实相符的领导者”。 [64] 蒋的亲信陈诚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曾对“扩大会议”期间汪精卫所标榜的“党统”讽刺道：“当时的党统，和春秋时代的周天子一样，本身虽是一个空架子，但那些强大的诸侯，要想诛除异己，一定要托他的名行事，然后才觉得应天顺人，而不是穷兵黩武。汪兆铭从宁汉分裂之时起，就拿着党统的神主，招摇撞骗，教猱升天，唯恐天下不乱。” [65] 此话同时亦可用在蒋介石的身上。
在行政用人方面，蒋与胡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扩大。蒋介石为消除异己，置法制规定于不顾，以自己所控制的中央政府的名义，到处封官许愿，也引起胡的极度不满：
十八年三月武汉事起，介石拉拢冯焕章，说是共同合作，给冯焕章位置了几个部长委员之类，我当时即反对。后来冯焕章也反对南京了，阎百川（阎锡山）没有响应，又把阎百川委做陆、海、空军副司令；赵戴文的监察院长、赵丕廉的内政部部长，也因此有了着落。
虽然胡汉民曾当面向蒋介石详陈利害，坚决反对，但他自己也无奈地表示：“终于反对不来，这是行政院的事，我也无从深问。” [66] 而在职权范围内，胡汉民则坚决予以抵制。二陈把持党务，唯蒋意志行事，曾多次遭到胡的嘲弄。蒋的亲信杨永泰想在立法院谋个委员，胡汉民坚决拒绝，并公开表示：“杨某昔曾反对孙总理及陷害同志，吾焉能用之？” [67]
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地位仅次于蒋、胡的是行政院长谭延闿。谭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来又将主席的职位让给蒋介石。从表面上看，在国民党内“党权”似乎以胡汉民为最尊，“军权”完全由蒋介石控制，“政权”则由谭延闿负责。
谭延闿出身官宦世家，深谙中国官场的尔虞我诈。辛亥革命时，他在湖南响应革命，被推举为都督。但在此后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他并没有进入核心参与机要，因此在国民党内始终是地位高而权力微。当蒋介石权位尚未达到巅峰时，他对蒋的专断也一度流露出不满。随着北伐的胜利，他渐渐认清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人物。数十年官场经验告诉他，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从此他便放弃了反蒋。谭氏处世圆滑，善于察言观色而后动。北伐期间，当蒋同武汉方面因迁都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时，陈公博曾焦虑地请求谭延闿设法弥补，双方有如下一段对话，颇能显示谭氏的“经世之道”：
“谭先生，我们所虑的危机已到了！这样怎么得了呢？”我在判断之后，忍不住叹气，以为他经验深，或者可以给我一个内心的解救。
“你说怎么得了，又怎么才算得了呢？”谭先生虽然有些着急，但或者这是他的一种经验。
“不是这样说，不得了，应该想出些办法。”我真急极。
“得了也就这样了，不得了也就这样了，难道得了真就这样了吗？不得了真就不能了吗？”谭先生提出他的经世哲学，末后更叹说：“公博，你到底还是年轻，中国的事往往到了不得了的时候，终归会了的，若勉强想去了，反而不能了。” [68]
正是基于“实力”的考虑，北伐胜利后，谭氏甘愿将国府主席一职让给蒋介石。面对新一轮的蒋胡合作，他更深知无论“军权”还是“党权”，他都无法超越蒋、胡，于是他就利用自己“辉煌”的历史周旋于“军权”与“党权”之间，从而始终保持着自己“崇高”的地位，并赢得了“善于调停党内纠纷”的美名。当蒋、胡发生冲突时，谭氏成了不可缺少的调停人。陈立夫评论胡、谭两位中常委时说道：
胡先生是位忠诚的党员……他是个很严肃的人，任何人在他看起来都应该严正。他的缺点是言语刻薄，喜欢批评和责备人，因而一些朋友都对他很疏远；同时，胡先生又喜欢自夸及居功，当他对某件事不赞同时，他会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中公开指摘，因此容易得罪人……
谭先生的个性和胡先生完全相反。他非常聪明而且雍容大度……谭先生发现一件时事有重大关系时，他总写信给蒋先生提供一些建议，至于采纳与否，完全由蒋先生来决定，他从不居功及自夸。 [69]
在国民党内有这种看法的并不只陈一人，据齐世英回忆：“当他看到蒋先生和胡先生要有争执的时候，他就请蒋先生吃饭，跟胡先生吟诗，化不少的事端为乌有。” [70] 有谭延闿在，蒋、胡之间尽管矛盾重重，还有办法疏通，不至于引起公开的对抗。
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病逝。不久，蒋介石即兼任行政院长。失去了这个在蒋、胡间起着缓冲作用的人物，陈立夫不无担忧地表示：“蒋先生接掌行政院后，我开始担心一种情况会发生，因为如今没有一位能在蒋先生和胡汉民先生之间居中协调的人了。而胡先生一向是敢于批评任何一位他认为做错事的人，如今当胡先生批评指责行政院时，他一定会直接责备蒋先生了。” [71]
陈立夫的担心马上变成了现实。蒋介石依靠张学良的支持，最终赢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作为回报，蒋介石又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位给了张学良，还准备对张学良的部属封官许愿，这又一次引起胡汉民的极度不满。胡汉民曾回忆道：
十九年冬，汉卿（张学良）到南京，大家喜欢得了不得，要简某人做国府委员，又要简某人做××部部长。事先介石、季陶、稚晖一流人来说：“现在要与汉卿合作，非这样办不可，胡先生以为如何？”
我仍旧反对，并说：“在一个政府的立场，不应该用这种拉拢凑合的卑劣手段，我们不能自己做郑庄公，把人家当共叔段。在过去把这种手段施之于冯、阎，我已经反对，现在又施之于汉卿，我也当然反对。我以为合作，并不在分配官职，国家的名器，也不应这么滥给人。而且既然是一个中央政府，在‘中央’的意义下，对于国内的任何个人，都谈不到什么‘合作’。”
“胡先生向来看功名权力的事，不是很平淡吗？何以对几个国府委员和部长之类，竟这么隆重起来？”介石站起身说。
“把功名权力之事看得平淡，这是我对于我自己；把国府委员和部长之类看得隆重，这是我对于国家的名器。前者是个人的立场，后者是国家的立场，这期间显然不同，我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标榜者。因此看重国家，看重政府，不肯随个人好恶，把名器滥给人。尤其不能把国家名器做拉拢人的手段……”
这一场谈话，没有结果而散。过了几天，亮畴来谈天，他说：“为了胡先生反对把几个委员、部长给汉卿，介石发愤要辞职了。” [72]
蒋介石“发愤要辞职”，无非是表明他对胡汉民的不满。事实上他并没有辞职，更不会主动辞职。正如陈立夫所说：“不可否认，行政院在蒋先生任院长时地位非常重要，新闻记者都注意到了这点。当然这一情形，主要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无论他走到那里，权力就会跟到那里，权力就掌握在最后的决定人手中。” [73]
胡汉民原以为蒋介石“独裁专制，专制于党，并不算错误，而且还绝对的合理，因为‘以党训政’，必须使整个中国政治的领导权集中于党，才能由党去实行主义与政策”。 [74] 但是，蒋所实行的专制并不是胡所希望的“党治”，蒋无非是借“军治”为名，以达到控制党权和政权的目的。胡汉民眼看着自己几年来的努力渐渐付诸东流，被迫承认：
我在南京的时候，职司立法，原期借党治的掩护，完成法治，再由法治过渡到民治，使训政的工作，能确实建树起来。可是我的企图完全失败了。我所立的法，能实行的是那几种？我不能说，能稍稍压抑枪杆子的威权，使有枪阶级有所慴伏的，则可断言其绝无。 [75]
他还用讽刺的口吻说：
过去所表现出来的，主义是一橛，党是一橛，军队又是一橛。党与主义固没有联系，军队与党也没有关系。因此主义是主义，党是党，军队是军队，党固不是奉行主义的一个组织，军队尤其不是党推行主义的一种工具……
党是有了，然而党的统治权，不属于主义而属于个人。所以党的一切，并不在推行主义，只是依傍个人，为个人发展野心的工具；党的同志不是决心革命，奉行主义的同志，只是阿附军阀，为个人求出路的同志，党在根本上已经丧失其本质的意义……
北伐的结果，只是以暴易暴，完成了军阀治权之转移……
我们不能为目前的新兴军阀，曾贪天之功，打倒过北洋军阀，便容许他一切反革命的行动。 [76]
谁都看得明白，胡汉民在这里口口声声所说的“个人”“新兴军阀”，指的就是蒋介石。他极力鼓吹“以党治国”“军队党化”，就是要限制蒋介石的权力，公开对蒋介石的集权表示不满，并且发牢骚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海陆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他竭力反对的就是“在政府、党部之外，又有一个太上政府和太上党部总持一切”。 [77]
当蒋介石用武力削平国民党内各种异己军事势力后，在他看来，胡汉民已不再是需要借重的旗号，相反却成了他实行个人集权的障碍。两人的冲突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其实，蒋介石并不是绝对要反对党治，在蒋看来无论是党治，还是军治，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治”的核心是谁？以谁为主，这才是蒋、胡之争的焦点。
果然，他们两人间的这种权力之争，很快就因是否制定训政时期约法问题而迅速公开化了。
[1] 蒋介石日记，1928年2月5、7日。
[2]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08页。
[3] 《李宗仁回忆录》，第362页。
[4] 《程天固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3，第209页。
[5] 蒋介石日记，1927年8月19、17日。
[6] 蒋介石日记，1927年8月18日。
[7] 庞镜塘：《“中央俱乐部”——C.C.的组织及其罪恶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中华书局，1961，第62—63页。据庞镜塘回忆：“有形的中央俱乐部时期（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时期）为时很短暂。”又见张令澳《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台北：周知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5，第244页。
[8]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45页。
[9] 所谓“粤方委员”是指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何香凝、王法勤、陈树人、王乐平、潘云超、朱霁青等九名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在政治上绝对支持汪精卫。据陈公博回忆：“这是南京一班特委会的先生们替我们上的尊号。”见陈公博《苦笑录》，第162页；另见陈公博《改组派的史实》，《寒风集》甲篇，第268—269页。
[10] 谢持日记，1928年2月2日，转引自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中国反左防左运动的历史根源》，第496页。
[11] 周一志：《关于西山会议派的一鳞半爪》，《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第113、117页。
[12] 周一志：《关于再造派》，《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中华书局，1960，第135页。
[13] 陈公博：《苦笑录》，第180页。
[14]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214页。
[15] 《李宗仁回忆录》，第376页。据此时由中央派往冯部任“政治工作委员”的简又文回忆：“北京克复后，他（指冯玉祥）对于中央酬功颁赏愤愤不平，以为中央把北平、天津两市和察、直两省的政权完全分给晋方，而战功最著、牺牲最大的冯军只分得北平崇文门税局一所，是不公平的，乃怀怨望。想不到这一问题就是以后冯氏与中央发生裂痕之开始。”见简又文《冯玉祥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第318页。
[16]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第1072—1074页。
[17] 陈公博：《苦笑录》，第190页。
[18] 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中央日报》1928年9月16日，第2张第3版。
[19]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第7编第6册，第17页。
[20] 据同胡汉民一起出洋考察的傅秉常回忆：“旅法之日，精卫亦在巴黎，欲与展堂复好，而展堂旧嫌未释，避而不见。精卫屡央余为之设法，亮畴（王宠惠）于彼等之复交亦热心，然不敢面劝展堂，亦嘱余从中转圜。故余尝数次苦劝展堂，陈以利害，且尝数次力争，然展堂终不肯原谅精卫。许崇智亦屡求得一见展堂，未获。后于归国前夕，余嘱许购票与展堂等同舟返国，终得晤展堂于舟中。”见《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67页。
[21] 桂崇基：《中国现代史料拾遗》，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9，第255页。
[22] 《蒋介石抵制胡汉民孙科在欧活动函电选》，《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第67页。
[23] 《致蒋中正先生书》（1928年1月6日），《胡汉民先生文集》第2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1978，第720页。
[24] 《胡汉民致李黄函》，《民国日报》1928年2月28日，第1张第4版。
[25] 《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案》，《中央党务月刊》第2期，1928年9月，第6页。
[26] 《国闻周报》第5卷第34期，1928年9月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页。
[27] 《程天固回忆录》，第231页。
[28]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03页。
[29] 周一志：《关于再造派》，《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35页。
[30] 陈公博对此曾回忆道：“《革命评论》不能印，不能寄，不能卖，南京更来了一个利诱方法。一天宋子文先生找我谈话，说蒋先生希望我出洋。那时上海大概我已不能安居……我顺风扯帆答应宋子文，但我声明决不受蒋先生一个烂钱，如果宋先生以朋友的资格助我旅费，我还接受……宋子文送来旅费二万元，他声明是他的钱而不是蒋的钱，他怎么开账，我不得而知。”见《苦笑录》，第185页。
[31] 《东方杂志》第25卷第23号，1928年12月10日，第140页；第25卷第24号，1928年12月25日，第119页。
[32] 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Feng Yu-hsiang ，p.398.
[33] 《中央政治会议暂行条例》，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2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第337—339页。
[34] 《政治分会存废案》，《中央党务月刊》第2期，1928年9月，第7页。
[35] 《整理军事案》，《中央党务月刊》第2期，1928年9月，第8页。
[36] 《胡汉民报告北伐及编遣经过》，《中央日报》1930年7月11日，第1张第3版。
[37]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速记录》（1929年3月20日），转引自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47页。
[38] 《处分汪兆铭、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案》，《中央党务月刊》第10期，1929年5月，第50页。
[39]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速记录》（1929年3月20日），转引自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49页。
[40] 《开除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党籍案》，《中央党务月刊》第10期，1929年5月，第50—51页。
[41] 陈公博：《苦笑录》，第190页。
[42] 《粤中将士拥护中央》，《中央日报》1929年4月1日，第1张第1版。
[43] 《李品仙回忆录》，第107页。
[44] 黄旭初：《记民十八年的武汉事变》，香港《春秋》第183期，1965年2月16日，第12—15页；《李宗仁回忆录》，第401页。
[45] 《李品仙回忆录》，第109页。
[46] 陈公博：《苦笑录》，第212—219页。
[47] 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Feng Yu-hsiang ，p.398.
[48] Lucian W.Pye，Warlord Politics：Coalition in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Praeger，1971），pp.777-797.
[49] 桂崇基：《立法院长时期之胡汉民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1976年6月，第20页。
[50] 《国府纪念周蒋主席报告胡辞职经过》，《大公报》1931年3月6日，第1张第3版。
[51] 桂崇基：《立法院长时期之胡汉民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第20页。
[52] 胡汉民：《党权与军权之消长及今后补救》，《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15日，第19—20页。
[53] 《胡院长报告立法方针》，《民国日报》1928年12月10日，第2张第1版。
[54] 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中央日报》1928年9月16日，第2张第3版。
[55] 胡汉民：《社会生活之进化与三民主义的立法》（1930年8月20日），胡汉民：《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4辑，民智书局，1932，第27页。
[56]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65—466页。
[57] 胡汉民：《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使命》（1929年3月18日），《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2辑，第25页。
[58]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中华书局，1960，第104页。
[59] 胡汉民：《同志们自己一切的检查》（1930年9月22日），《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5辑，第135页。
[60] 胡汉民：《法律与自由》（1928年12月10日立法院纪念周演讲词），《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第812页。
[61] 胡汉民：《党员无自由》（1928年11月5日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报告词），《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第943—944页。
[62] 胡汉民：《军治与党治》，王养冲主编《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胡汉民先生政论选辑》，中兴学会编印，1935，第13—14页。
[63]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1994，第162—163页。
[64]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6页。
[65] 《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台北：“国史馆”编印，2005，第111页。
[66]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06页。
[67]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35页。
[68] 陈公博：《苦笑录》，第107页。
[69]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42—144页。
[70] 沈云龙、林泉、林忠胜：《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126页。
[71]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2页。
[72]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07页。
[73]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2页。
[74] 胡汉民：《主义纪律与手段》，王养冲主编《论所谓法西斯蒂——胡汉民先生政论选辑》，第70页。
[75] 胡汉民：《辟谬——法西斯蒂与立宪政治之检讨》，《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2期，1933年8月15日，第5页。
[76] 胡汉民：《党权与军权之消长及今后之补救》，《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15日，第12页。
[77]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