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约法问题之由来

为什么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会成为蒋、胡破裂的导火线？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先做一点简单的回顾。

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决定实施训政源于孙中山早年提出的“约法之治”。1906年孙中山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时，曾经将革命进程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 [1] 军法之治的目的是推翻皇权，宪法之治的目的是建立民权。不过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怎样才能做到“解除兵权以让民权”呢？孙中山认为，这中间需要经过一个约法之治。“军政府与人民相约，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其荦荦大者悉规定之”，以此来防止军权的膨胀，不致抑制民权的发展。 [2]

孙中山原本希望通过颁布约法，逐步提高国民自治的能力，最终确立民权立宪政体。但在军权向民权过渡期间，究竟依靠什么力量来实行约法之治，孙中山并没有说清楚。1914年，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在党章中，又将革命进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它同《革命方略》规定的三个阶段其实是一致的，只是鉴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规定从革命军起义到宪法颁布前的那段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 [3] 这就是近代中国“以党治国”思想的由来。

此后10年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常因受制于军阀而失败。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寄希望于提高党权来约束军权，最终实现民权。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仍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并且规定：“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4] 但训政时期是否需要约法，《建国大纲》只字未提，这就为以后党内派系之争留下了口实。

1928年6月，国民党完成二次北伐，全国统一基本实现，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依照孙中山遗教，国民政府理应结束军政，进入训政。但是训政时期是否需要一部约法，在党内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解释。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接受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的同时又提出：“训政时代，应遵总理遗教，颁布约法。” [5] 于是，五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常会提交的“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案。 [6] 正在这时，胡汉民自欧洲返国，9月18日抵达南京。 [7] 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它标志着国民党实施训政的开始。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准备颁布约法的决议，因《训政纲领》的制定而暂行搁置。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对胡汉民提出的《训政纲领》予以追认，并正式确定以“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的原则，明确指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这也就是说，在训政时期有“总理遗教”就够了，不再需要制定什么约法。大会为了强化这一观念，更附加说明：“总理遗教，不特已成为中华民国所由创造之先天的宪法，且应以此为中华民国由训政时期达于宪政时期根本法之原则。其效力实较中国以前所见之约法为更大也。” [8]

这个决议案既决定以总理遗教为国家根本大法，则训政时期自然就无须再讨论是否要制定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