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胡适挑战“党治” 鼓吹约法
国民党三全大会正式确定以“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的原则后，在党内当权派的眼中，约法已无必要。但三全大会关于一党专政的主张，引起了部分社会舆论的不满。其中最早公开挑战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的，就是当时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
胡适原来对国民党的北伐持肯定态度，希望国民党能够创造一个新中国。北伐时，他就曾对友人说过：他原本反对暴力革命和一党专政。但是革命既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急需的是一个近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一般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支持。 [9]
1927年4月，蒋介石实行“反共清党”之时，胡适正由美国途经日本回国，当时一位哈佛大学教授向他询问国民党“清党”真相，胡适回答说：“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 [10]
胡适回国后，因他的朋友和学生中有许多人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因此在南京政府初期的两年间，他同国民党要人的往来相当频繁，并对国民党的革新寄予了颇多的希望。
但自国民党决定实施训政和“党治”后，胡适对国民党便渐感失望。特别引起胡适反感的是，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上海代表陈德徵提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陈德徵在该案中抱怨：“过去处置反革命分子之办法，辄以移解法院为唯一之归宿”，而法院又常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惩处。因此陈氏建议今后“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按照陈氏的提案，国民党省市党部有权认定谁是反革命，即使“证据不足”，只要有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纸“书面证明”，法院即可作为终审判决，认定罪名。 [11] 这对一贯主张自由主义的胡适来讲，是绝对无法接受的。为此，胡适致函国民政府司法院长王宠惠说：“先生是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对于此种提案，不知作何感想？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我的浅陋寡闻，今日读各报的专电，真有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这样党员，创此新制，大足以夸耀于全世界了。” [12] 胡适更讽刺地说：审判既无须经过法院，处刑又何必麻烦法院，不如拘捕、审问、定罪、处刑、执行“皆归党部”，完全“无须法律”，“无须政府”，“岂不更直截了当吗？”
胡适还将这封致王宠惠函送交各报，但均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扣留。于是胡适在自己主编的《新月》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他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列举种种事实，指责国民政府保障人权命令的虚伪，他还说：
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最后他向社会呼吁：“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制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 [13] 不仅如此，胡适此后更进一步将矛头指向孙中山的遗教。他在《我们什么时期才可以有宪法》一文中，首先对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提出质疑。他认为：民国十三年的孙中山，已不是十三年以前的孙中山了，他在《建国大纲》中完全取消了他以前主张的“约法之治”。不但训政时期没有约法，直到宪政初期也无须有宪法。在胡适看来，孙中山之所以一再将宪政时期延期，其原因在于孙认为，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不足，需要训练。胡适对此批评道：“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胡适进一步指出，人民固然需要训练，但党国诸公何尝不需要训练呢。胡适对《建国大纲》的质疑，不仅是对孙中山遗教的批评，也是对国民党三全大会刚刚通过的一党专政国策的否定。他的一系列文章自然受到南京政府的严厉查禁，国民党中央训练部还要求对胡适予以“严惩”。 [14] 但他的言论获得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支持。张謇之子张孝若致函胡适说：
时局搅到这地步，革命革出这样子，谁都梦想不到的。而事实一方面，确是愈趋愈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政府对老百姓，不仅仅防口，简直是封口……最痛心的，从前是官国、兵国、匪国，到了现在，又加上党国，不知中华几时才有民国呢？ [15]
连国民党元老、一贯主张思想自由的蔡元培也盛赞胡适的“大著”：“《人权与约法》，振聩发聋，不胜佩服。” [16] 为了替胡适开脱，蔡元培还特意致函吴稚晖表示：“胡适之因发表《知难行亦不易》《人权与约法》等文，经上海区党部提议干涉。闻市党部已加以意见转中央，中央最好以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之态度对之。否则现在各方面跃跃欲试，不免形成导火线也。务请向中央诸公疏通为要。” [17]
但从此以后，胡适同国民党的关系越来越坏。1931年7月，国民党中政会在讨论太平洋国际学会即将在杭州举行年会问题时，余井塘就在会上指责胡适“平时常作反对本党的宣传”，提醒中央注意该会代表人选。最后还是因为有蔡元培从中为胡氏开脱，才未遭限制。 [18] 尽管此后胡适的言论大都遭到国民党的查禁，但他已发表的文章，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共鸣，形成了对训政时期是否需要约法的一场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