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四监委弹劾通电的反响
打响第一炮的是：1931年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发出弹劾蒋介石通电，历数蒋的罪行：一是起用政学系杨永泰之流；二是陷害许崇智；三是非法扣押胡汉民。其罪行“无一不以个人地位为前提，久置党国大计于不顾”，并披露胡被囚事件的真相，指出：“胡汉民同志以国民会议不应议及约法，与蒋主张不合，被其监视。蒋犹出席纪念周演讲党员自由问题，且公然指胡同志不能出京，其非法捕禁，已为中外人士所共知。”“蒋氏与胡同志为同列，究以何职权而得逮捕监禁中央重要人员。”“夫以一国之元首，不惜躬身毁法，乃以约法号召天下，其谁信之？”通电号召“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亡”，要求将蒋撤职查办。 [64]
邓泽如等四人是在国民党内有着相当地位的元老，又都是中央监察委员，林森还是胡汉民囚禁后被南京举为代替胡做立法院长的人选。由他们四人联名提出弹劾，其影响自然远非一般人的意见所可比拟。受此影响，当日上海公债市场价格暴跌。 [65]
第二天，汪精卫首先通电响应，并表示：“此仍讨蒋之最后一着，吾人惟有相与戮力，以期得最后之成功”。 [66]
引起更大震撼的是，四监委通电后三天，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将领十数人在5月3日联名发表的反蒋通电。他们声称：“今蒋氏罪恶贯盈，神人共愤，四海之内，愿与偕亡。”“如蒋中正不亟引退，仍欲负固以暴力维持其地位，则济棠生性恬澹，权力意气之争，向所不屑，耿耿此心，只为党国争存亡，为天下留正气，正义所在，义无反顾。” [67] 陈济棠还调集军队，沿边界布防。广东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又是重要的财赋之区，陈济棠手握重兵，这一通电发出，全国为之震动。
5月11日，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也发表讨蒋通电，宣称：“蒋中正包藏祸心，自盘踞南京中央以来，窃党祸国，无恶不作。”“粤方友军已仗义继起通电讨贼，揭破蒋氏历年祸国祸党种种罪恶。本军业经下令动员，尤望全国民众、党中同志及各方革命袍泽，乘时奋起，会师长江，底定金陵。” [68]
这样一来，两广连成一片，反蒋运动声势大振，在政治上形成了对蒋介石很不利的局面。
蒋介石收到四监委弹劾电后，曾感慨道：“通电对余声罪致讨，余始以其非军阀，为监委，故辞职引咎，以为自白之地。继思剿匪将士与国民会议二事，如余辞职，必受影响，国即绝望矣。”故决定坚不辞职，呈请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 [69]
5月1日，针对四监委弹劾电，蒋介石致函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求中央彻底查办”，并表示：“如中正果有应得之罪，即请决议处分，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决执行。中正理当静候查办，服从党命，绝不稍有恋栈。” [70] 为了尽快平息反蒋势力，顺利举行国民会议，蒋介石于同日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决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草案。“关于两粤事，因重要问题仍在展堂之自由问题……结果决定请展堂出席国民会议，并电粤解释误会。” [71] 次日，吴铁城奉命致电粤方古应芬，称：
展公与介公间知好，偶有违言，朝夕不难如故。现介公及中央同志，均决坚请展公即日出席国民会议，共商国事，外间谣诼，当可不辩自解……凡所陈报，弟负全责，望即释除误会，安定人心，共维大局。 [72]
当天，古应芬复电吴铁城表示只要释放胡汉民，“则南方决无乱事”。 [73] 而此时孙科仍滞留上海，尚未决心同蒋决裂。孙的态度对蒋至为重要。5月4日，吴铁城又奉蒋命到沪劝说孙科，“谓公（指蒋）对粤变决从党中解决，不用军事政治手段，并以科与党关系至深，于危急关头，不当消极相督责。” [74] 从吴铁城转述的蒋介石态度中，孙科顿感身价倍增，一时又想充当宁粤间的调解人，缓和双方的紧张局势，于是电蒋表示：“科意今日第一急着，即在先恢复展公之完全自由，则此后各事，自易解决。”同时，他也对蒋发泄了不满：
历代各国元首罪己事本寻常，况属革命党员自讼自劾，尤丈夫光明磊落之事。国难方殷，无任何一人所能独荷，必赖全党忠实同志本昨死今生之义，精诚团结，分工合作，共同负责。然后党国前途、统一建设，庶乎有豸……鄙意倘蒙鉴纳，则后此奔走斡旋之劳，苟有驱策不敢辞也。 [75]
汤山事件之后，首先起来打出反蒋旗号的部分重要人物
随后，孙科致电古应芬、陈济棠表示：“弟思之再四，当此祸迫眉睫，苟利党国，汤火不辞，调停之责，再不容卸……务乞兄等在粤力持静默，安定人心，勿使时局急趋横决，至难收拾，是所盼祷。” [76] 然而，就在吴铁城赴沪的当天（5月4日），以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为首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复函蒋介石称：“邓泽如等三十日电，其语皆摭拾浮意，任意指斥，深可骇诧，且未合正式弹劾手续，业经本会集议，请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等同志电复邓等，问是否失于检点，公暂勿深究。” [77]
由于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明确支持，蒋介石对于四监委的弹劾案就可以有了交代。于是，“介石对于恢复展公（自由）又有变计”。对于此事，作为蒋氏亲信的邵元冲也无奈地感叹道：“百尔君子，不恒其德，或承其羞，其何能淑？” [78] 而蒋则在当日国府纪念周演讲时信心十足地表示：
有许多反动分子也许想以广东一隅之地反抗中央，而形成其割据形势。他们以为本党自民二以后，都是以广东为革命的根据地，继续革命工作与军阀奋斗，所以也想拿着广东来反抗中央。殊不知现在的情形和以前完全不同。当年总理之所以能以广东为革命的，实在有许多原因……第一，过去的事实都证明，一切反动分子无论是桂系、改组派，都是为怎么自利而捣乱，绝对没有甚么主义；第二，过去叛逆都是在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分子，因一时利害，共同暂时联合起来，一旦利害冲突，立刻就会火并。我们试看他们过去的行为，时聚时散，忽合忽离，就可知他们无组织；第三，反动分子绝对没有像总理这样伟大的革命领袖。固然他们的行动全然是反革命的，不能算是革命。但是连反革命的领袖，反动分子也可以说寻不出一个。我们看看他们既无主义，又无组织，更无领袖。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要以广州一隅来反抗中央，绝对是不可能的，绝对是站不住的……即使或有人想利用这个机会阴谋叛乱，我相信他们不出数月也必会自己消灭的。 [79]
5月4日当晚（即国民会议召开前夜），蒋介石在吴稚晖的劝说下主动登门“拜访”胡汉民，请胡出席国民会议，但并未言及恢复其自由和职务。胡汉民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出席会议，无非只是为蒋粉饰太平，自然表示决不参加，并对蒋说：“国事非同儿戏，我更不是三尺童子，岂能听人吩咐。国民会议我要出席，用不着请，我不愿出席，虽请亦徒然。今日尚有我说话余地吗？” [80] 双方会晤仅15分钟。事后蒋在日记中写道：“始见似甚不悦，中则互相含泪，终则似甚勉强也。但为党国统一计，不能不刎颈以交也。但余未有请求其私语，亦不必要也……访胡一事，为余一生之至难能的事，但访后自觉欢慰，忍人之所不能忍，耐人之所不能耐也。” [81]
蒋碰了这个钉子后，仍按自己原定计划在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此加强他对政权的垄断。蒋还借国民会议作为打击反蒋各派的武器，痛骂陈济棠“不服党的命令，借题违反中央，想联合张桂军、改组派，盘踞广东，以谋反抗，丧心病狂，势将为陈炯明第二”。 [82] 他原以为不需要花费多少力气就可以将事态平息下去，很有把握地说：
古应芬等通电，似以监委资格劾本人，而手续不合……故本人对此电绝不计较。如仅用监委资格讲话，当不起其他纠纷。如有武人弄兵，相信中央可不用一兵，在最短期内平乱，不虞动摇时局。 [83]
在蒋的授意下，何应钦、何成濬、何键、鲁涤平四将领也致电陈济棠，要他“悬崖勒马”“舍刀成佛”。 [84] 蒋还利用国民会议先后通过《拥护和平统一案》《严重警告陈济棠促其悔悟以保和平统一案》《慰勉国民政府蒋主席中正案》，假借民意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打击异己势力。《拥护和平统一案》宣称：
本会敢代表全体国民昭告中外：自今以后，凡个人或团体消极或积极谋破坏和平与统一者，即为违背国家根本大法之民贼。国民政府……当行使全体国民所授予之权力，用最迅捷妥善之方法，执行严厉之制裁。 [85]
从表面上看，反蒋各派已多次被蒋介石打败，蒋的地位似乎已很牢固。但蒋只是依靠武力和分化收买手段挫败他的政治对手，并没有赢得人心；相反，他在铲除异己方面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奏效于一时，却使更多人感到寒心，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从而集结起一股更加强大的反蒋暗流。各派代表人物仍然散处各地，窥测风向，伺机再起。他们彼此间虽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冲突，但在反对蒋介石集权，希望保持或夺回权力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孙科
陈友仁
5月18日，吴稚晖等人再次奉命赴沪劝说孙科、王宠惠回京。 [86] 此时，国民会议已经闭幕，约法已经通过，胡汉民的自由却没有恢复，这一切也使孙科对蒋介石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于孙科此时的态度，吴稚晖曾亲笔致函蒋介石称：
今与石曾、静江、亮畴自五时同往哲生宅谈至八时半……亮畴默不作声，看来彼知调停甚难，决计远离……哲生言中央制度，最好主席当如卡列宁，绝对不问事，责任在行政长官，主席不兼总司令，应设军事会为公平支配。大家言事实相去甚远……看彼情形知道粤方联汪已变了骑虎之势，彼亦感觉十分困难毫无结果而散。
看到一点情形：彼虽未积极拉拢汪之事，仿佛联汪亦所与闻；第二，彼亦有不满意中央组织之处；第三，彼尚知开战无把握，故正在躇踌，未毅然赴粤。弟等来时亦不想在哲身上有何调停之结果，不过姑一探真相而已。现在真相未必即如此，或亦不无可供参考之处。 [87]
就在吴稚晖等人劝说孙科返宁的当天，邓演达、陈友仁也“力劝孙不可上蒋的圈套”，“主张坚决反蒋”。于是孙科不再犹豫，同陈友仁、许崇智三人秘密离沪赴粤。 [88] 据天津报纸载：
孙科之赴港，系在二十一日晚，几无人知晓。李、吴诸人对新闻记者虽屡称孙氏之去粤曾对彼表示，系为调停，然既属调停而往，何以行时无人知晓？最后所闻，孙之行，直是借某国人之力，保送上浅间丸。因孙前曾有过两次图乘轮赴港，均因租界某种有力人之阻，未能成行。故此次不能不借重某国人以收一帆风顺之功。 [89]
从孙科所乘的“浅间丸”看，报载所说的“某国人”，似是日本人。但据马超俊回忆：孙科“由沪启程时，杜月笙派专轮护送孙氏由法租界登轮”。 [90] 而此时的孙科不但自己反蒋，又叫听他话的张惠长（时任国民政府航空署署长）带走宁方一批战机飞往广州。 [91] 据说，“南京方面飞机近闻逃走四十余架，训练部长马超俊亦走”。 [92] 当蒋介石得知孙科出走的消息后，立即电令在香港的欧阳驹：“此间只知哲生养（22日）晨由沪到港，未知其到港后之言行如何？请详告。” [93] 蒋对孙科加入粤方的行为，极为愤慨，曾叹道：“生子莫生阿斗也。可叹。” [94]
除了孙科等人投入粤方阵营外，甚至连一贯支持蒋介石的戴季陶也于国民会议开幕前一周请假半年， [95] 以示消极。戴氏原计划到外地休养，据说“戴季陶、魏道明三次均未能走脱”。 [96] 直到国民会议结束后的5月18日才成功离京。戴氏此举，颇令蒋氏寒心。蒋感慨道：“季陶悲观消极，见之心伤。本党分子非积极争权利，则消极悲观，而欲求一中和坚忍者，未之得也。此总理所以辛苦一生以长逝也。如此党之干部焉得不败也。” [97]
5月24日，孙科、陈友仁、许崇智自上海到香港后，会合汪精卫等同赴广州。 [98] 25日，由国民党元老唐绍仪领衔，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兆铭、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陈策、林云陔、李文范等联名通电，列举蒋介石篡党窃国罪状后，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限令蒋“四十八小时以内，即行引退”，并称：“如执事置若罔闻，仍欲凭借暴力以遂私图，则执事一人实为破坏和平之戎首。何去何从，惟执事图之。” [99]
汪精卫、孙科等人抵达广州的当日即出席广东省党部纪念周，并针对南京中央和蒋介石个人分别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演讲。汪精卫的演讲以推翻南京独裁政权为中心，而孙科更在演说中指责蒋介石为“疫鼠”，正式公开他同南京的对立，并号召粤方武装反蒋：
和平方法，欲蒋觉悟，无异对牛弹琴；欲蒋下野，又无异与虎谋皮。兄弟以为和平已不可能，则不当投鼠忌器。因蒋不是寻常老鼠，而是一个疫鼠，传染甚速，倘我们不忍些痛，急扑杀之，举行大扫除，则非全国皆亡不可。故我们要认定正是大举扫除的时候，不是投鼠忌器的时候。广东方面的同志能举义声讨，决心努力进行，所以兄弟特由上海跑回参加。惟有一点重要者，则望各位同志对于以前之相左离合，概视为旧账不算，从新结合起来，一致倒蒋，重建党国。 [100]
至此，双方的对峙已无回旋余地，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