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陈铭枢态度的转变
当时，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控制的第十九路军的政治倾向，对宁粤双方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
陈铭枢，粤军名将，北伐战争期间同张发奎分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两个师南征北战，同被誉为铁军。军长李济深则率陈济棠的十一师、徐景唐的十三师留守广东。随着北伐凯歌高奏，陈铭枢、张发奎两师不断扩编，张师继承了四军番号，陈师发展为十一军。
宁汉对峙之初，武汉政府所依靠的主要武装力量就是唐生智、张发奎和陈铭枢的部队，陈还兼任武汉卫戍司令。在武汉政权的联共反蒋斗争中，唐、张两人都服从武汉中央，唯有陈倾向蒋介石。他在回忆录中曾记下当时的心态：“在反蒋浪潮中，我对蒋介石虽有不满之处，但一考虑到全局和前途，我就是不愿公开附和反蒋。此外，我对当时中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也认为越轨过火。” [139] 为此，陈铭枢放弃武汉卫戍司令之职，投奔南京，出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吴稚晖，但不到部，实由陈负全责）。
1927年8月，宁汉合流，蒋介石下野，陈铭枢也随之辞职出洋。陈铭枢的基本部队第十师虽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但不久即由蔡廷锴率领脱离起义部队，南下福州，重建十一军。陈铭枢得知后立即由日本回国，重掌军队，仍归李济深统率，并联合桂系黄绍竑部击败了返粤争夺地盘的张发奎的第四军。此后，李济深升任第八路军总指挥，下辖陈济棠第四军、徐景唐第五军和陈铭枢的十一军。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前，蒋介石先将与桂系关系密切的李济深骗到南京，扣押于汤山。此种手段与两年后囚禁胡汉民如出一辙。而李济深的主要部属陈铭枢自北伐以来一直同蒋关系密切，陈济棠则对亲蒋的胡汉民、古应芬言听计从。蒋介石利用二陈的支持很快打败了桂系。战后，为了奖赏两人的忠诚，蒋介石分别任命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主持省政，而由陈济棠接任李济深的第八路军总指挥一职（支持李济深的徐景唐部大都被陈济棠接收）。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这一布置，很大程度上对二陈带有相互牵制的作用。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陈铭枢立即致电蒋介石表示忠心，并称所部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已作好准备，随时可听候调遣”。不久，张桂联军乘机再起反蒋，直入湖南，企图出武汉与冯玉祥、阎锡山相策应。当时武汉空虚，南京震动。蒋介石急调陈铭枢部出韶关抗击。结果，张发奎部几乎全军覆灭；黄绍竑、白崇禧的桂军也被迫退回广西。湖南战事刚一结束，蒋光鼐、蔡廷锴即率部南下津浦线与晋系阎锡山作战，出奇兵克济南，扭转了蒋介石军事上的败局。随后蒋、蔡两师又调往平汉线，再与西北军冯玉祥作战，大获全胜。 [140] 为了表彰陈铭枢的战功，蒋介石将陈部扩编为第十九路军，任命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并犒赏全军100万元。 [141]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往江西“剿共”。这支由粤军演变而成的能征惯战的部队，在此次宁粤对峙期间刚好夹在双方中间，它的政治倾向，自然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
自中原大战结束后，拥有军权的陈济棠同主持省政的陈铭枢之间矛盾不断。陈济棠借口中央要他对付广西，拼命扩充实力。而陈铭枢则以省政府名义组建“保安队四团，分驻各县负地方绥靖之责”。陈铭枢对陈济棠“总揽军权，且不断扩充实力，野心勃勃，因此更加不满其所为”。 [142] 然而在汤山事件前，对于二陈之间的矛盾，蒋介石是偏向陈济棠的。这主要是由于广西善后事宜未了，蒋还要利用陈济棠的武力对付逃往广西的李宗仁残部。为此，蒋多次致电陈铭枢请其“忍辱负重”。2月初，蒋即电劝陈铭枢：“为国惟有相忍，不可泄一朝之忿，以忌所负责之大。内部事终有妥商办法，好在伯南极明事理也。共匪未清，隐忧尚多，务请忍辱负重为要。” [143] 15日，蒋介石再次致电陈铭枢，主动表示愿调解陈铭枢同陈济棠之间的误会：
私事固不可发愤，公事更应相忍。此时当无万难隐忍之事。如为军费，则可平心讨论，由中居间公评；若为党事，则可直告以兄之意，当由中设法斡旋。诸事可由中正负责，任怨勿辞，无须兄自受过为难也。兄意究何？请详复办法或即派最亲信者来京面详。俾中有所裁择也。 [144]
蒋介石此时对陈济棠的态度则明显不同。同样是为了钱，蒋对陈铭枢用的是一个“拖”字，对陈济棠的要求则迅速满足。2月14日，蒋介石即请在广州的古应芬转告“伯南欠饷允另发公债……请勿念”。 [145] 第二天，当蒋再次接到陈济棠“电称军费困难”时，立即复电，痛快地表示：“由财部昨直接汇去七十五万元，由特派员转交外，并于日内再凑二三十万元交兄带去。” [146]
胡汉民被扣后，蒋介石仍希望二陈能向扣李济深时一样，继续效忠中央。3月1日，蒋即电请黄居素转告陈铭枢事件原委，旨在争取陈的支持：
国民会议约法案与庇护廖案嫌疑犯事，中央对胡展堂同志已提弹劾。中正在负责调解。刻胡已自动辞职，中央当可照准。中对此事力主勿使扩大。请转告真如兄亦照此进行。 [147]
最初，陈铭枢的态度是相当暧昧的。自1927年宁汉分裂后，陈铭枢在政治上一直追随蒋介石，而同胡汉民、古应芬等粤派元老的关系远不如陈济棠密切。特别是陈济棠掌握广东军权后，每当二陈出现矛盾时，元老派明显袒护陈济棠。因此陈铭枢对广东胡派势力极其不满，他曾回忆说：
其时，最使我伤脑筋的倒是留在广东的胡派人物。自张发奎、黄琪翔在广东失势后，汪派在粤已无立足余地。胡派在粤势力最雄厚，党政军各界都有。其代表人物为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林云陔、李文范、刘芦隐、胡毅生（胡之胞弟）等人，都以国民党元老自居，奉胡汉民为正统。 [148]
因此，当他最初得知胡汉民被扣消息后，先是站在蒋的立场上密电蒋介石表示：“京政情变动，诸要员似不可离京。哲生准七日来粤，请止之。” [149] 蒋立即复电表示赞同：“中央要员一致团结，对展堂辞职皆以为理应如此也。哲生暂准不回粤也。” [150] 同时，蒋还命令下关戒严，限制党国要人擅自离京。据马超俊回忆：3月2日中常会“散会后，我返训练部，当时秘书史维焕向我报告：‘下关现已戒严，凡自京乘车赴沪者，须受检查。据闻孙哲生与部长，非有主席手令，不准离京’”。 [151]
此时，尽管陈铭枢同广东胡派元老派不合，与陈济棠矛盾重重，但在形势尚未明朗之前，还不愿意公开同粤派分裂。为此，他仍同陈济棠联名电蒋表示：“连日报载展堂先生病剧，又言汤山距城稍远，医药不便，将迁私第疗养。现已否迁移，甚为悬念。” [152] 这封电报实际上是二陈在道义上对胡汉民的支持。因此，粤方最初还是积极争取陈铭枢参加反蒋。古应芬、陈济棠并表示愿以陈铭枢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蒋政权对抗。而当时在广东，论地位、论资历，陈铭枢都在陈济棠之上，所以他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任由古应芬四处联络，而他则借口视察地方暂时离开省城广州。 [153]
据陈公博观察：“广东的省政府主席陈真如是蒋先生拿得稳的，而总指挥的陈伯南则非靠胡先生和古襄勤先生，不容易拉住他替蒋先生卖力。” [154] 因此，当蒋介石得知陈铭枢外出视察，任由古应芬等人四处活动后，立即致电陈铭枢，请其速返广州：“近因真兄离省视察，反动派又大造谣言。请真兄暂回省城，以待国民会议后再行视察可也。” [155] 4月27日，蒋介石再电陈铭枢，要求其“留粤镇摄，不必来京参加中央委员全体临时会议”。 [156] 同时，为了保证国民会议的顺利举行，蒋还特意电陈询问：“粤省国议代表选出分子，是否纯粹能受兄指导，其各人关系请告大略。” [157] 此前，蒋还致电陈铭枢、陈济棠二人表示：“改组派近日皆纷纷离津赴港，并声言两广已有把握于国民会议前发动等语，请兄等特别注意。” [158] 这一信息引起了他的警惕。
最终令陈铭枢放弃与粤方合作的主要因素是，古应芬等人暗中联络汪精卫。粤方确定的“联汪反蒋”方针是陈铭枢所不能接受的。 [159]
陈铭枢同汪精卫之间的矛盾始于宁汉对峙。他是第一个提出“打倒汪精卫”口号的。此后数年他一直助蒋打汪。最初，当陈铭枢得知胡、陈等人有联汪意图时，曾竭力反对，想以此“挽回局势，但古、陈等已与汪精卫拉拢，情况极为复杂，且已到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这与陈铭枢的初衷不合，因此“悄然离开了广州”。 [160] 陈铭枢的亲信许锡清对陈氏当时的心境及出走的影响曾有一段颇为精彩的评论：
这次陈铭枢出走，在他的内心是恐汪，在主观上是表示不拥蒋，但在行动上则表明了在广州受着陈济棠、古应芬等反蒋压力而出走的。也就是说，他这次出走在客观上又是一种拥蒋的表现。他出走是冲动的，仓卒的，不仅远在江西的十九路军的领导将领事先不知，就是近在广州他的保安部队将领也不得而知。 [161]
陈铭枢的出走，使古应芬、陈济棠等人也同感愕然。第二天陈济棠即派他的哥哥陈维周追到香港劝他回广州。但陈铭枢表示即离开了广州就不能再回，并表示出对古应芬的不满。 [162]
正如许锡清所言，陈铭枢的出走“客观上又是一种拥蒋的表现”。29日一早，陈铭枢抵港后即致电蒋介石表示：“两月以来苦心消弭祸乱，不图事至于此，惟有离粤以明真相，冀可挽回危局已。” [163] 有趣的是陈铭枢到香港后直接住进了黄绍竑的寓所。 [164] 而此时的黄绍竑已同桂系分裂，接受了蒋介石委任的广西善后督办一职，随时准备李宗仁、白崇禧出洋后，入广西收拾残局。而蒋介石得知陈铭枢出走的消息后，心中也为之一安。他在当天日记中记道：“真既到港则公私皆得转危为安，表示粤中内部不一致，则伯南当亦不能附和叛逆也。” [165]
当天，蒋致电陈铭枢：“请兄暂留香港，忠告伯南，俾其临崖勒马。”“如其为权利或为中央不信任故计，则兄可推其代主省政，而兄自来京就军政或实业一部之职，先安其心，以挽党国之危局。” [166] 蒋同时致电陈济棠表示：“真如兄既离省，不必招其急回，以免外人造谣多着痕迹。请兄先将通电代列其名，共同发出，则外谣立止。真如即有误会亦可解释也。通电似因简单明了，不必冗长也。” [167]
陈铭枢接蒋介石电后，立即复电向蒋建议道：“出京来粤之同志，应即召其回京，即可挽救危局。枢于今晨抵港，决计远游，粤事请任伯南继任，以全公私。”蒋则完全接受其建议，密电陈济棠：
中意真如既不愿回粤，当成全其志，故不必强留，拟即内调长“军政”或“训练”之一部，决于星二国务会议……务希力促勷（指古应芬）离粤来京，不惟于公有益，而且于私为避嫌之地，亦应如此。 [168]
然而，就在这一天，以古应芬为首的四监委终于公开发表了对蒋介石的弹劾电。此时，蒋介石对陈济棠还没有最后死心，仍想挽回被动的局面。5月1日，蒋再电陈济棠，称：
此时挽救危亡之道，只在兄不为邪说所动，毅然拥护中央，以保党国一线之生机。 [169]
蒋同时电陈铭枢，请其继续努力调解：
兄暂勿来京之意甚是，请即在港设法以图补救。刻接邓泽如、林森、古应芬、萧佛成四监委通电，而未列入伯南等之名，其后当另有续电响应也。好在伯南未列名，请兄再告其公私是非与利害之别，勿为少数政客之故，以乱党国之大谋。且挽救危亡之道，亦只有伯南不附和邪说，毅然拥护中央，以挽狂澜而定国基也。 [170]
陈铭枢接蒋电后立即复电表示：“广州已发出弹劾通电，此必古等见伯南动摇为先发制人之计。闻附和该电续有省市党部，最后乃为伯南。” [171] 但蒋此时还试图做最后的努力，并指示何应钦：“对伯南来电，仍以正言善导复之，使其悔悟时有斡旋余地也。如其果能临崖勒马，则粤政真如本已力辞，当委其继任也。” [172]
事态发展正如陈铭枢所料，5月3日，陈济棠率第八路军全体将领通电反蒋，这才彻底浇灭了蒋介石的希望。当晚，蒋得报告知陈济棠已抽调驻桂军队集中韶关后才无奈地承认：“乃知粤事已绝望矣。” [173] 而此时的粤方也还抱着一个希望，就是想劝说陈铭枢回粤共同反蒋。为此，陈济棠再派李文范、陈策赴港劝说。但据陈铭枢左右云：“陈绝不出此一说”。 [174]
此时，原属陈铭枢掌握的十九路军正在江西“剿共”，距广东省境最近，它的动向至为关键。尽管“蒋（光鼐）、蔡（廷锴）两师态度尚未表，显然亦必以环境为转移”。 [175] 自陈铭枢出走香港后，宁粤双方都把焦点集中于十九路军身上。
4月29日，当蒋介石“闻伯南派何犖以劳军为名来赣说项”的消息后，立即致电蒋光鼐、蔡廷锴表示：“伯南果有其事，请兄严词峻拒，则逆谍不难消灭，党国前途即可转危为安。” [176] 为安蒋、蔡军心，蒋介石还请何应钦及时转告：“第十九路军饷项如粤方不解，则自五月份起全由中央发给。请兄等专心剿匪，勿必分心，免致功亏一篑也。” [177] 此时，十九路军的军费仍由粤方按月供给，“其后方司令部，尚照常存在。颇闻蒋、蔡对陈军感情尚佳，对联桂则颇多微词，与张发奎部，感情最恶”。 [178]
每当出现危机，为了分化对手，蒋介石是从来不惜财力的。4月30日蒋介石收到四监委弹劾电后，为稳住十九路军，即于5月1日电告陈铭枢：“蒋、蔡之部已先发其本月饷五十万元。”原电稿中最初写的数额是“卅”万元，后改为“五十”万元，不知是蒋笔误，还是有意又增加了20万。 [179] 第二天，蒋介石又电告蒋光鼐：“贵路军五月份饷项五十万元即日汇到南昌行营，请兄派员在南昌领取，不足之数补发可也。弹药应否补充？盼复。” [180] 此时粤方并没有断绝十九路军军饷，但处理这类问题，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拖泥带水、讨价还价的，而且他所付出的往往会超过对方的期望值。6日，蒋介石再电蔡廷锴表示：“前电本定先换新枪五百杆，兄处既需急用，准提前发一千杆，并发步弹廿万颗，解交南昌行营转发。” [181]
在稳住十九路军的同时，蒋尽全力争取陈铭枢的支持。5月2日密电陈，称“事既绝望，则兄无在港之必要，请速约同季宽（黄绍竑）兄入京，以筹划进行”。 [182] 3日，再电陈铭枢：“兄如不便入京，则请先来沪与中相晤后，再定行止，万勿即行出洋。” [183]
出人意料的是陈铭枢离开香港后，并没有直接去南京投蒋，而是去了日本。陈铭枢的亲信刘叔模对此评论道：“因为他这次离开广州，不肯参加非常会议，已经得罪了广东人，而他又不肯，也不敢过分得罪广东人的，因此故意做出姿态来，以挽回广东人的观感。” [184] 从陈铭枢出走香港后致蒋光鼐的一封电报中，颇能反映陈氏的此种心态。陈电嘱蒋光鼐“非至万不得已”，对粤方“总以免决裂为上策。伯南政治全无立场，恐不免投汪之帜下，张桂乘机得志，可虑在此耳”。“伯南恐弟在港主持兄部与抗，兹决于庚（8）日东渡，以免迁怨。” [185]
陈铭枢临行前，还曾秘密拜访了蒋介石派在香港的代表欧阳驹。据欧阳驹报告：“真如拟到日本考察，到后绝无秘密。彼意此时为大局计不必谒见。”陈铭枢并提醒欧阳驹：“粤乱可考在汪耳，料伯南必投汪。闻汪有将赴粤组织军委会消息。” [186] 陈氏临行前并指派孙希文晋京向蒋报告一切。 [187] 蒋介石得欧阳驹的报告后即电命欧阳驹：“汪之香港住址请速探密告港政府，必可下驱逐令也。近日粤港要闻及重要每日电告。” [188]
与此同时，粤方也在极力拉拢十九路军，陈济棠密派香翰屏赴江西，希望说服蒋光鼐、蔡廷锴支持粤方反蒋。蒋介石得知消息后，立即致电蒋光鼐，谓：
陈伯南将派李扬敬或香翰屏来赣说项。如其果来时，请兄照龙云与何敬之（何应钦）等通电严词驳斥，令伯南觉悟。如其果有悔过之意，则准其自动辞职，且可由其自荐一人，以接八路总指挥事。否则即由中央免其总指挥职，而以香墨林（香翰屏）继任。至省主席于真如兄未回任之前，暂由许崇清代理。如此则可免除战争……而伯南亦不致陷于叛逆之例。 [189]
而陈济棠为了巩固自己的后方，趁陈铭枢赴日本期间，先后动用海陆空军围缴原陈铭枢组建的省保安队，分别将驻扎广州、惠州、黄埔、琼州的保安队数千人全部缴械。 [190] 此举虽然加强了其对广东的控制，但同时又引起正在极力争取支持自己的十九路军将领的极大不满，据蔡廷锴回忆：
时粤既驱逐陈铭枢，复围缴省保安队枪械，一面却派香翰屏为代表，欲与我军联络，此种矛盾举动，诚难使我军同情。香君与我在私人友谊上，确甚密切，但我不能因私而有所偏袒……及抵兴国，即同往晤蒋（光鼐）总指挥，公开谈判，商讨两日，均无结果。当时我虽不知蒋、戴（戟）心里如何决定，但我始终表示反对内争，投粤更属不能。香君不得要领，知无可联络，旋归去。当时大局如是，我们均心灰意冷，对于剿赤任务，亦只得放弃。我与蒋总指挥即决心回师赣州，静观时局之演变。 [191]
尽管十九路军表面上决定“回师赣州”，“静观时局之演变”，实际上在他们内心深处存有强烈的无所适从感。而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的去向也是担忧之至。5月26日，蒋介石截获蒋光鼐致陈济棠电后，曾自叹道：“阅哲生致季陶电及蒋憬然（蒋光鼐）致陈济棠电，皆中反叛之毒计，岂人心真死乎！？”第二天，当他得到蒋光鼐、蔡廷锴来电时，又不禁喜曰：“蒋、蔡久不来电，正疑虑间，忽得其一电，胜值千金矣。” [192] 为此，蒋介石复电蒋光鼐指示今后方略道：
此时对伯南暂勿表示态度，应设法促其不疑，如能多保持一日常态，即于大局多得一日之益。如能得到下月饷糈更好。至友已起程回来。请兄或贤初（蔡廷锴）兄秘密来京面商一切。 [193]
同日，为了保证十九路军的安全，蒋还电示何应钦：
吉安附近已闻炮声，是赤匪必犯吉安。中意第十九路应速移泰和、吉安附近，免失联络，致陷孤立之地位。且汪与陈友仁到粤，其惟一外交政策为联俄，因之其不能不容共，虽不明显表露，亦必暗中收容。若十九路孤立赣南，则必腹背受敌，其势至危。中意令十九路迅速北移，待十八军到后与十九路合为一路，归憬然指挥。如此无论剿匪、回粤，皆有十分把握也。请与憬然兄详商即复。 [194]
但蒋光鼐同何应钦会商时态度十分消极。蒋介石得知后，尽管在内心自我安慰道：“蒋、蔡部下或有异心附逆，此在意中事，失马不足忧也。” [195] 但同日又急电何应钦表示：“接憬然兄致何部长电，不胜骇异”，并请何转告“憬然兄切勿消极，务望主持一切，以安党国”。 [196]
蒋光鼐、蔡廷锴的无所适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陈铭枢的态度不明。蔡廷锴曾直接电蒋介石，称“请转真如来赣，否则恐军心涣散”。 [197] 因此，获得陈铭枢的明确支持对蒋介石来讲是十分重要的。自5月下旬以后，蒋介石几乎天天电催陈铭枢回国。24日蒋电陈云：“梗（23日）电悉，请兄速回国运用。” [198] 25日电云：“电悉。诸事待兄到方能商决，请即速回。何日命驾盼复。” [199] 26日电云：“有（25日）电悉，请兄与季宽兄提早回国。” [200] 27日电云：“感（27日）电悉，宥（26日）电意见与中主张全同，但惜情形复杂，非面商莫决也。请即回。” [201]
从以上电文可知陈铭枢对蒋是有电必复，可惜笔者未能查到陈致蒋的电报，尚不知陈对蒋所提出的条件。但蒋介石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正当十九路军无所适从之际，陈铭枢决定秘密返国。蒋介石获得陈回国的消息后，立即要求陈的代表孙希文“速乘飞机赴赣，勿迟延。恐粤方来人太多，被其摇动”，并请孙转告：“请憬然或贤初即密来京”。 [202] 由此可见蒋的焦虑心情。6月3日，蒋再电十九路军谓：“真如兄已到，即日来赣，请兄等勉为其难，诸事必有办法，当不使兄等为难也。” [203] 4日，蒋介石确认陈铭枢第二天即到南京的消息后“甚慰”。因为蒋介石有一基本判断：“蒋（光鼐）之部队虽变，但其本人必不负真如，如真如果来，必有把握，仍能指挥也。” [204]
而此时粤方也在积极酝酿迎陈返省，但因古应芬公开反对， [205] 陈铭枢“即应蒋召入京”。据陈回忆：
抵南京后，蒋见我欢喜异常，当天即将他悬而待决的腹案告我，即要我到江西重领十九路军，将部队集中吉安，并要我担任“剿赤”右翼军总司令官。他并对我说：“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不难看出，他要我到江西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图粤。 [206]
蒋介石当天上午与陈铭枢“商谈甚欢”，晚又与陈长谈。 [207] 为进一步拉拢陈铭枢，蒋还主动向陈表示愿结拜为异姓兄弟。陈却当场对蒋言道：“总司令，你现在是国家元首，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只要你能开诚心、布公道，政策方针昭示得正确，自然是四海归心……倘若不然，单凭极少数人的恩情结合，将示人心不广，反杜塞了贤路。因为现在是民主时代，人人都在看你的所作所为来决定对你的向背。” [208] 对陈铭枢的反应，蒋介石非但不以为忤，还难得地在当天日记中自谦道：“晚与真如长谈，彼规我在客观上注意与思想上领导，甚有理也。” [209]
为了保证陈铭枢迅速有效地掌控十九路军，蒋介石于陈抵京前一日，即电示何应钦：“真如兄拟二三日内来南昌，即飞赣州。请电蒋、蔡即在赣州速设水陆飞机场。” [210] 电宋子文要求：“速电汇南昌五十万元交真如收，并请汇香港廿万元由陆文澜转交欧阳驹。” [211] 蒋介石要求宋子文汇给欧阳驹的20万元并没有说明用途，但5天后蒋曾电陈铭枢表示：“妥抵赣州甚慰。佳（9日）电已转惜白照办矣。”惜白，即欧阳驹。这20万元明显是因陈铭枢的要求而汇港。至于此款转交何人，用途如何，可惜在“蒋档”中并未寻见陈致蒋的“佳电”，所以无从考证，但从中可以断定陈从蒋处获得了不小的财政支援。 [212]
蒋光鼐、蔡廷锴得知陈氏回国消息后，对粤态度也立即明朗起来。6月6日，蒋、蔡联名致电粤方，表示“本军亟须回粤休养，请让出潮梅防地”，并“对粤设施多不满，对古应芬尤指摘，陈济棠接电颇焦急”。 [213] 蔡廷锴在得知陈铭枢回国的消息后，还曾致电蒋介石表示：“最近观察将士归粤心切，攻粤极有把握。” [214]
陈铭枢一到赣州重领部队后，立即通电拥护中央统一，并责问汪精卫等人：“试问蒋公即下野，公等以何术统一时局，弭消祸乱？”“又试问公等此时杂凑之内容与形势，以何术能求得本党之真正的民主政府之实现？” [215] 13日，陈铭枢再致电陈济棠，要求：“一、古应芬交出政权；二、恢复保安队。”“自陈铭枢抵赣，蒋、蔡态度陡变，匪特无合作可能，且恐粤赣战祸一触即发。” [216] 对此，陈济棠只好针锋相对，于18日下令财政厅“停发十九路军饷月百二十万，令宪兵及公安局解散该路后方办事处及募兵处”。 [217] 蒋光鼐、蔡廷锴则复电陈济棠，指责其“不应煮豆燃萁，甘为共匪张目”，并威胁道：“全军将士为义愤所激，环请回师靖乱，惟本人不忍糜烂桑梓，望善为自处。” [218]
如前所述，陈铭枢从广州出走时的心态是复杂的。陈自日本回国后，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积极联络陈铭枢反蒋。他向陈表示：“反蒋的主要关键应从黄埔军内部着手，外面的力量只能作为一种辅助作用”，并声称蒋介石的黄埔系有五个师与他有联络，对山西阎锡山他也有办法。 [219]
邓演达曾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队长、教育长，同黄埔学生关系密切。他在组织第三党时，介绍过多位留学生在陈诚部下做事，“邓演达原来打算以陈诚的部队作为‘第三党’的实力基础，布置严密”。 [220] 因此，邓信誓旦旦地对陈铭枢表示“陈诚是他的人”。陈铭枢同邓演达“计议好后，即同蔡元培联系，立得同意”，蔡并派其秘书杨铨到吉安陈铭枢军中密商。据陈铭枢回忆，他的计划是“决定利用蒋要我出兵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占领东港和闽南一带，然后推蔡元培领衔，我与择生（邓演达）共同署名，发表对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对宁粤双方则采武装调停办法，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其时，我认为蔡元培有政治威望，择生有群众基础，我有军事力量，我三人合作计划实现，定可另开一新局面。” [221] 陈铭枢的表白即充分显示了他对宁粤双方的不满，也暴露出他个人的领袖欲望。
陈铭枢的计划后因邓演达的被捕 [222] 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被迫中断。但蒋介石在得到陈铭枢的表面支持后，信心大增。6月12日，蒋在思考如何处理粤变时慨叹道：“每念粤事，阿斗病狂，不胜愤激，夜难安眠……见真如通电颇是自慰，以托人不负我也。” [223] 此后，蒋对十九路军更是不惜本钱，可谓“关怀备至”。7月2日，蔡廷锴谒见蒋介石后，蒋在内心对蔡赞道：“是人可以国士待之，以良心中之人也。” [224] 当蒋得知蒋光鼐赴沪就医的消息，即电宋子文告以“蒋憬然兄在沪病况如何至深悬念。请兄代为问视，并送医药费一万元为盼”。 [225] 粤方停发十九路军军饷后，蒋再电示宋子文：“增加十九路之五十万元，此月请仍由财部筹发，经费虽困难不可减少也。” [226]
7月9日，是蒋介石誓师北伐五周年纪念日，他摆脱了几个月来的忧虑，在日记中又一次自信地写道：
本日为我誓师之纪念日，誓师五年而广东反叛，赤匪枭张，国家分裂，不能统一，上对总理与已死之将士，下对民众，实不自安，心之焦灼未有若此之甚。但觉精神较佳，自信亦深，有我中正，则必有中国完成独立之日，三民主义实行之日也。 [227]
[1]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第82页。
[2]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74页。
[3] 郭廷以、王聿均、刘凤翰：《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第141—142页。
[4]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4日。
[5] 《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2月28日，第175页。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终日在汤山修正致胡函，与吴、李、蔡等议事。”
[6]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第710页。
[7] 《蒋主席致古文官长并转真如伯南二兄东电》（1931年3月1日），《两广政潮卷·统一时期》第11册（以下简称《两广潮卷》），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之“革命文献拓影”，以下简称“蒋档·革命文献”。
[8] 《蒋主席致古应芬等支电》（1931年3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9] 《事略稿本》第10册，1931年3月4日，第212—215页。
[10] 《戴院长诵经超度》，《民友》第1卷第1号，1931年4月6日，第16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第18页。一次，戴氏对前来向他请教营救胡汉民方法的马超俊表示：“‘胡先生所居双龙巷，为最大不吉之处。’一语双关，意指两雄相争。而其无意斡旋，亦由此可见。”见《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46页。
[11] 《古应芬呈辞李文范留粤养病》，《大公报》1931年3月8日，第1张第3版。
[12]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70页。
[13] 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22—123页。
[14]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中央导报》第3期，1931年7月15日，第56页。
[15] 《胡辞职经过》，《大公报》1931年3月6日，第1张第3版。
[16] 蒋氏之演讲词后经修改发表，见《华字日报》1931年3月3、4日，第1张第1页。
[17] 据《国闻周报》载：“胡宅前及双龙岗口均已易警察守卫。吴思豫特派手枪队二十名到宅保护。”见《胡汉民下山返京邸》，《国闻周报》第8卷第10期，1931年3月16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页。据蒋介石3月2日日记载：“令交通部禁止京沪电话与电报。”“令各报不准登载中央未发表之消息。”
[18] 《中执会通电述胡辞职经过》（1931年3月8日），《大公报》1931年3月9日，第1张第3版。据胡汉民回忆：“第二天（3月1日）早上，我写了一封辞职书，内容很简单，只说：‘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后来报纸刊布，听说有‘况国民会议开会在即，尤不胜繁剧’等语，是吴稚晖等冒我的名，私自添加上去的。我不能承认。”见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第120页。
[19] 《黄郛日记》第6册，1931年3月2日。
[20] 《胡汉民诗重录》，《华字日报》1931年3月10日，第1张张1页。
[21]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6日。
[22] 沈云龙：《广州非常会议的分裂与宁粤沪四全代会的合作》，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8辑“十年建国”，第130页；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下），台北：跃升文化公司，1988，第22—23页。汪精卫在3月14日发表的《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中，也提到此事，他说：“登载胡之七律诗，复令停版。”见《反蒋运动史》，第282页。
[23]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6日；另见《困勉记》卷17，“蒋档”，文字略有修饰。
[24] 《反蒋运动史》，第271页。
[25] 《蒋主席国府纪念周报告》，《中央日报》1931年3月10日，第1张第3版。
[26] 《李宗仁回忆录》，第417页；《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40页。
[27] 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下），第22—23页。
[28] 《国民会议将讨论大总统总问题》，《华字日报》1931年3月6日，第1张第1页。
[29] 张朋园、林泉、张俊宏：《于达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第46页。
[30] 《反蒋运动史》，第273—274页。
[31] 蒋介石：《国民会议只应制定约法》，《中央日报》1931年3月23日，第1张第3版。
[32]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16日。
[33] 《黄郛日记》第6册，1931年4月14日。
[34] 《蒋主席之谈话》，《国闻周报》第8卷第12期（1931年3月30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页；蒋介石：《国民会议只应制定约法》，《中央日报》1931年3月23日，第1张第3版。蒋介石在《中央日报》发表他的演讲词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发表不做总统之谈话，必有影响，否则至友亦将疑我有虚荣也。用人不患其专权，且欲其专权，惟恐其不负责，存私心以捣乱耳。”
[35] 《天津冬日特讯》（1931年5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微缩胶卷，48/1164。以下简称“阎档”，并径注档案号。
[36] 《邵元冲日记》，1931年3月2、3日，第712页。
[37]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5页。
[38]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天岁月——陈济棠在粤时期见闻实录》（《广州文史资料》第37辑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第83页。
[39]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22页。
[40] 《蒋委员中正在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对粤事之重要报告》，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市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编《粤变文件汇编》，编者印行，1931，第39—40页。
[41]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4页。
[42] 《陈济棠电京请加爱护》，《大公报》1931年3月6日，第1张第3版。
[43]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3页。3月11日，李文范还同古应芬分别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辞职。见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19页。
[44]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29页。
[45] 《李宗仁回忆录》，第418页。
[46] 《粤挽留陈铭枢》，《大公报》1931年5月4日，第1张第3版。
[47]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5页。
[48]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5页。
[49] 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28、29日；另见《困勉记》卷17，“蒋档”。
[50]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1页；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30页。
[51]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4—105页。
[52]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6页；《汪精卫对扣胡案谈话》，《华字日报》1931年3月6日，第1张第1页。
[53]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05-6。
[54] 《国民党驻美总支部致陈济棠电》，《国民党胡蒋内斗材料》，二档馆藏：七一一（6）134。
[55] 《天津有日特讯》（1931年5月2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208。
[56]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05-6。
[57] 陈公博：《苦笑录》，第265页。孙科亲信周一志在《关于再造派》一文中，也记下了同样的内容。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37页。
[58] 《天津俭日特讯》（1931年5月28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212。
[59] 《古应芬李文范林直勉致国民党驻美总支部电》，《国民党胡蒋内斗材料》，二档馆藏：七一一（6）134。
[60] 汪精卫：《过雁门关》，《双照楼诗词稿》，香港：国粹学社印行，无出版日期，第47页。
[61]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5页。
[62] 《粤拟组机关在酝酿中》，《大公报》1931年5月14日，第1张第3版。
[63] 《天津佳日特讯》（1931年5月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178；《汪精卫致李白张冬电》（1931年5月2日），《大公报》1931年5月9日，第1张第3版。
[64] 《邓林萧古之卅电》，《民国日报》1931年5月4日，第1张第3版。
[65] 《黄郛日记》第6册，1931年4月30日。
[66] 《汪精卫先生通电》，《民友》第1卷第5号，1931年5月4日，第4页。
[67] 《陈济棠等粤军将领讨蒋通电》，《民友》第1卷第6号，1931年5月11日，第19页。
[68] 《李宗仁等桂军将领讨蒋通电》，《反蒋运动史》，第303—304页。
[69] 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30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0册，第491页；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98页。后两种资料均对日记原文有较多文字润色，但意思大体一致。
[70] 《反蒋运动史》，第289—290页；《事略稿本》第11册，台北：“国史馆”，2004，第33页。
[71] 《邵元冲日记》，1931年5月2日，第729页。
[72] 《吴铁城复古应芬冬申电》，《中央日报》1931年5月4日，第1张第3版。
[73]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31页。
[74] 《孙科关于“粤变”及恢复胡汉民自由等事致蒋介石电》（1931年5月5日），二档馆藏孙科个人档案：三〇〇四·41。
[75] 《孙科关于“粤变”及恢复胡汉民自由等事致蒋介石电》（1931年5月5日），二档馆藏孙科个人档案：三〇〇四·41。
[76] 《孙科关于调停宁粤之间矛盾给古应芬陈济棠的电报底稿》（1931年5月8日），二档馆藏陈友仁个人档案：三〇〇五·25。
[77]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98页。
[78] 《邵元冲日记》，1931年5月3日，第729页。
[79] 《蒋主席五月四日在国府纪念周讲词》（1931年5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80] 《国内一周大事述评》，《民友》第1卷第6号，1931年5月11日，第14页。
[81]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4日；另见《困勉记》卷18，“蒋档”。
[82] 《蒋主席在中央纪念周报告》，《民国日报》1931年5月12日，第1张第4版。
[83] 《蒋对粤事之报告》，《大公报》1931年5月5日，第1张第3版。
[84] 《何应钦等诰诫陈济棠电》，《中央日报》1931年5月12日，第1张第3版。
[85] 《国民会议第六、七、八次会议记录》，《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144、214页。
[86]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第36页。
[87] 《吴敬恒呈蒋主席函》（1931年5月18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88]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6页。
[89] 《反蒋运动史》（上），第319页；《粤事已图穷匕首见》，《国闻周报》第8卷第20期，1931年6月2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页。
[90]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2页。
[91]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6页。
[92] 《开封戎纪五致周口梅达夫养电》（1931年5月22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043。
[93] 《“欧阳驹致蒋主席五月养电”批语》（1931年5月22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94]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3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220页，其文为：“何我总理竟生此阿斗也。可叹！”
[95]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第433页。
[96] 《开封戎纪五致周口梅达夫哿电》（1931年5月20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016。
[97]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19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217页。
[98] 《孙科态度渐明其意不在调解》，《大公报》1931年5月25日，第1张第3版。
[99] 《汪精卫唐绍仪等限蒋四十八小时下野电》，《民友》第1卷第9号，1931年6月1日，第15—16页。
[100] 《孙科在广东省市党部扩大纪念周之报告》（1931年5月25日），《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102页。
[10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宣言》（1931年5月27日），《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1—2页。
[102] 《国府委员就职通电》（1931年5月28日），《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49—52页。
[103] 《非常会议宣言》，《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2页。
[104] 《反蒋运动史》，第336页。
[105] 《反蒋运动史》，第401—402、405页。
[106]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05-6。
[107] 《广州陈济棠致南宁李宗仁佳午电》（1931年5月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187。
[108] 《陈友仁致驻平各公使通告》，《民友》第1卷第11号，1931年6月15日，第16页。
[109] 《反蒋运动史》，第387页。
[110] 《陈济棠发库券千万充军费》，《民国日报》1931年5月24日，第1张第3版。
[111] 5月30日，南京政府立法院审议通过“中央政治会议交议之发行统税公债八千万元”。（《邵元冲日记》，第738页）宋子文在中政会上解释之所以要发行8000万，主要就是为对付广东和石友三。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81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7月22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5。
[112] 《反蒋运动史》，第387页。
[113] 《蒋作宾日记》，1931年5月28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第326页。
[11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82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7月29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5。
[115] 《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中央导报》第1期，1931年7月1日，第60—61页。
[116] 《长沙周维致汉口何成濬梗酉电》（1931年5月2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073。
[117] 《广州唐生智致长沙何键刘建绪陶广有电》（1931年5月25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0094。
[118] 《凤凰陈渠珍致廿五军司令部转王秘书恍岩文参电》（1931年5月12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03。
[119]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1册，第24页。
[120] 《蒋主席昨复孙科电》，《中央日报》1931年5月29日，第1张第3版。
[121] 据周一志回忆，此时孙科在“非常会议”中地位相当高，孙的亲信梁寒操做了“非常会议”的秘书长，钟天心做宣传部主任秘书，王昆仑做《中央导报》的主编。甚至连汪精卫都不得不对孙科的这批手下表示“十分客气”，“把我们捧得很高”。见周一志《关于再造派》，《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37—138页。
[122] 《孙科痛斥蒋介石电》，《反蒋运动史》（上），第331页。
[123] 《何应钦等电箴孙科》，《民国日报》1931年6月3日，第1张第3版。6月1日，何应钦电蒋请示：“转呈唐绍仪等十四人以伪国府委员名义电湘鄂赣剿匪各军将士，拟电各总指挥勿庸置复。可否？乞示。”蒋即批示：“请由兄处拟稿驳复为宜。”见《“何应钦呈蒋主席六月东电”批语》（1931年6月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24] 《萧佛成痛诋蒋介石函》，《民友》第2卷第1号，1931年6月29日，第17页。
[125] 《蒋在纪念周之重要报告》，《大公报》1931年5月26日，第1张第3版。
[126] 《反蒋运动史》，第417页。
[127]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0日；另见《省克记》卷4，“蒋档”。
[128] 《蒋主席致蒋总指挥转香师长墨林五月删电》（1931年5月15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29] 《南京蒋中正致蒋光鼐蔡廷锴李扬敬余汉谋删电》（1931年5月15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33-2237。
[130] 《香翰屏揭破蒋中正挑拨离间电》，《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65—68页。香翰屏公布的《蒋中正致香军长电》同原电内容有一定出入，见《为什么讨伐蒋中正》，第70页。
[131] 马超俊：《发难讨蒋之回溯》，《中央导报》第10期，1931年9月2日，第5页。
[132] 周佛海：《盛衰阅尽话沧桑》，《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1971年再版，第210页；另据刘叔模回忆：杨永泰“到香港的任务，是收买余汉谋的”。见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28页。
[133]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民友》第2卷第2号，1931年7月6日，第15页。据陈铭枢的亲信许锡清回忆陈氏4月底出走广州时，“陪他出走的只有欧阳驹一人”。（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103页）欧阳驹在蒋陈之间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还是一个谜。
[134] 《王伯龄呈蒋主席七月宥电》（1931年7月26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王伯龄又为王柏龄。
[135] 《蒋介石复王伯龄电》（1931年7月28日），《事略稿本》第11册，第450页。
[136] 《蒋介石复陈立夫电》（1931年8月23日），《事略稿本》第11册，第559页。
[137]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记》，《民友》第2卷第3号，1931年7月13日，第10页。
[138]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4页。
[139] 《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第47页。
[140] 《陈铭枢回忆录》，第66—67页。
[141] 《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第228页。
[142] 《陈铭枢回忆录》，第65—66页。
[143] 《蒋中正电陈铭枢以共匪未清隐忧尚多请相忍为国并询邓铿后人见复》（1931年2月），《筹笔》第55册，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毛笔原件，档案号03-2301。以下简称“蒋档”，并径注档案号。
[144] 《蒋中正电陈铭枢愿居间公评斡旋军费与党事希派亲信来京面详》（1931年2月15日），《筹笔》第55册，“蒋档”：03-2308。
[145] 《蒋中正电古应芬中央允代陈济棠解决欠饷与公债并询戴传贤归期》（1931年2月14日），《筹笔》第55册，“蒋档”：03-2306。
[146] 《蒋中正电张难先转陈济棠询抵沪日以托其携款至穗济军费》（1931年2月15日），《筹笔》第55册，“蒋档”：03-2310。
[147] 《蒋主席致黄居素三月东电》（1931年3月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48] 《陈铭枢回忆录》，第67页。
[149] 《陈主席铭枢呈蒋主席三月冬电》（1931年3月2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50] 《“陈主席铭枢呈蒋主席三月冬电”之批示》（1931年3月2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蒋中正电陈铭枢准其意进行》（1931年3月3日），《筹笔》第55册，“蒋档”：03-2319。
[151]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46页。
[152] 《陈铭枢陈济棠呈蒋主席三月阳电》（1931年3月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53]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48—50页。
[154] 陈公博：《苦笑录》，第190页。
[155] 《蒋中正电陈铭枢因反动派造谣请陈铭枢暂回省城待国民会议后再视察》（1931年4月18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385。
[156] 《蒋中正致陈铭枢电》（1931年4月27日），《事略稿本》第10册，第483页。
[157] 《蒋中正电询陈铭枢粤省国议代表能否受其指导并从速来京》（1931年4月27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399。
[158] 《蒋主席致陈铭枢陈济棠四月删电》（1931年4月15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59] 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102—103页。
[160]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0页。
[161] 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103页。
[162] 《陈铭枢离省后之粤局》，《华字日报》1931年5月1日，第1张第3页。
[163] 《蒋主席致何应钦等四月艳电》（1931年4月29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64] 《粤中忽有种种传说》，《国闻周报》第8卷第17期，1931年5月4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165] 蒋介石日记，1931年4月29日。
[166] 《蒋主席致陈铭枢四月艳电》（1931年4月29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67] 《蒋中正电陈济棠不必急召陈铭枢回省先将通电代列其名谣言立止》（1931年4月29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10。
[168] 《蒋主席致陈总指挥四月卅电》（1931年4月30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69] 《蒋主席致陈济棠五月东电》（1931年5月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70] 《蒋中正电陈铭枢在港设法补救并告陈济棠不附邪说拥护中央》（1931年5月1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18。
[171] 《陈铭枢致蒋主席五月东电》（1931年5月1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72] 《蒋中正电何应钦正言善导陈济棠若其悔悟则粤政当委其继任》（1931年5月2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25。
[173]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3日。
[174] 《天津冬日特讯》（1931年5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8/1164。
[175] 《某致潼关顾祝同元电》（1931年5月13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05-6。
[176] 《蒋主席致蒋光鼐蔡廷锴四月艳电》（1931年4月29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77] 《蒋主席致何应钦等四月艳电》（1931年4月29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蒋中正致何应钦并转蒋光鼐蔡廷锴艳申电》（1931年4月29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072。
[178] 《粤传蒋蔡先发部队昨迫南雄》，《大公报》1931年6月19日，第1张第3版。
[179] 《蒋中正电陈铭枢在港设法补救并告陈济棠不附邪说拥护中央》（1931年5月1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18。
[180] 《蒋中正电蒋光鼐派员至南昌行营领取该军五月份饷五十万元》（1931年5月2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28。
[181] 《蒋介石致蔡廷锴电》（1931年5月6日），《事略稿本》第11册，第79页。
[182] 《蒋中正电陈铭枢事既绝望速约黄绍竑入京以安蒋蔡各部之心》（1931年5月2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23。
[183] 《蒋主席致陈铭枢五月江电》（1931年5月3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84]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19页。
[185] 《香港陈铭枢致赣州蒋光鼐鱼未电》（1931年5月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145。
[186] 《欧阳驹呈蒋主席五月庚电》（1931年5月8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87] 《南京王式辉致南丰朱绍良寒电》（1931年5月1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79/2223。
[188] 《蒋中正电告欧阳驹速探汪兆铭香港住址并每日电告粤港要闻》（1931年5月12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39。
[189] 《蒋主席致蒋光鼐五月寒电》（1931年5月1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90] 《国议闭幕后之广东问题》，《大公报》1931年5月19日，第1张第3版。
[191] 《蔡廷锴自传》，第241页。
[192]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26、27日。
[193] 《蒋中正电蒋光鼐对陈济棠暂勿表态并设法使其不疑来京面商》（1931年5月27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57。
[194] 《蒋主席致何应钦五月沁电》（1931年5月27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95]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3日。
[196] 《蒋中正电何应钦等陈铭枢来赣面谈仍请蒋光鼐主持一切》（1931年6月3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23。
[197] 《蔡廷锴呈蒋主席六月支电》（1931年6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198] 《蒋中正电陈铭枢速回国运用》（1931年5月24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52。
[199] 《蒋中正电陈铭枢诸事待商速回国》（1931年5月25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53。
[200] 《蒋中正电陈铭枢黄绍竑提早回国》（1931年5月26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55。
[201] 《蒋中正电陈铭枢彼此意见相同因情形复杂非面商莫决请即回国》（1931年5月27日），《筹笔》第56册，“蒋档”：003-2456。
[202] 《蒋中正电孙希文速飞赣并请蒋光鼐蔡廷锴密来京》（1931年5月31日），《筹笔》第56册，“蒋档”：03-2464。
[203] 《蒋中正电蒋光鼐等陈铭枢即日来赣请其勉为其难诸事必有办法解决》（1931年6月3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24。
[204]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4日。
[205] 《广东酝酿迎陈铭枢》，《大公报》1931年6月8日，第1张第3版。
[206] 《陈铭枢回忆录》，第70页。
[207] 《事略稿本》第11册，1931年6月5日，第240、242页。
[208] 《陈铭枢回忆录》，第71页。
[209]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5日。
[210] 《蒋中正电何应钦谓陈铭枢即飞赣州请电蒋光鼐等在赣速设水陆飞机场》（1931年6月4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30。
[211] 《蒋中正电宋子文速汇南昌陈铭枢五十万元香港欧阳驹二十万元》（1931年6月5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35。
[212] 《蒋中正电陈铭枢来电已转欧阳驹照办》（1931年6月10日），《筹笔》第57册，“蒋档”：04-0047。
[213] 《大公报》1931年6月10日，第1张第3版。
[214] 《蔡廷锴呈蒋主席六月支电》（1931年6月4日），《两广政潮卷》，“蒋档·革命文献”。
[215] 《陈铭枢电汪精卫等》，《中央日报》1931年6月14日，第1张第3版。
[216] 《张继到京报告粤事》，《大公报》1931年6月15日，第1张第3版。
[217] 《陈济棠停发蒋蔡两师月饷》，《大公报》1931年6月19日，第1张第3版；《十九路人员离粤》，《民国日报》1931年6月19日，第1张第3版。
[218] 《广东局势混沌》，《国闻周报》第8卷第25期，1931年6月29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5页。
[219] 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105页。
[220] 杜伟：《我所知道的陈诚》，《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43页。
[221]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5页。
[222] 8月18日，邓演达在沪被捕。在审讯过程中，蒋介石获知邓演达在十八军中秘密安插人员，为此特电陈诚指出：“黄琪翔与邓演达介绍到十八军工作人员并与邓黄有关系者，望切实注意。获邓致黄函，其证据中有：‘已找出极好能手在十四师大规模的进行’语，望详查速复。”见《国闻周报》第8卷第34期，1931年8月3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9页；《蒋中正电陈诚注意黄琪翔邓演达介绍到第十八军人员活动》（1931年9月15日），《筹笔》61册，“蒋档”：04-0451。
[223]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2日。
[224]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2日。
[225]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1年7月25日），《事略稿本》第11册，第441页。
[226]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1年7月13日），《事略稿本》第11册，第371页。
[227]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9日；另见《省克记》卷4，“蒋档”。其文字略有润色：“本日为余北伐誓师之纪念日，时渝五年，而广东又叛，赤匪枭张，国家分裂，不能统一。上对总理与已死之将士，下对民众，实不自安。心之焦灼，未有若此时之甚者。但自觉精神较佳，自信亦有我蒋中正在，必有中国完成独立之日、三民主义实行之日也。努力前进，勿躁急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