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蒋为何始终坚持政治解决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就深感粤变难以处理。
此次反蒋事件同以往历次反蒋事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动员面之广，参与的派系之多，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以往历次反蒋战争多是以地方实力派为主，附以国民党内个别派系的支持。而此次反蒋运动，则是党内各派系前所未有的大联合。而且先是由一批在党内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领袖发起，再带动地方实力派的加入。甚至连胡汉民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党治之分裂，自北伐完成以来，已非一次，然多半出自党外之离间挑拨。而一九三一年之分裂，则纯出于党中之内讧。” [1] 蒋介石在收到四监委弹劾电后，曾感慨道：“此四人非军阀，乃监委也。” [2] 所以蒋介石很难再以军阀反叛为借口，直接采取武力讨伐。他不得不力争政治解决。
当时，一向以中立自居的天津《大公报》就曾发表社论，论及这次反蒋运动与以往历次反蒋之不同：
自广东事起……旬日以来，国民会议及各方之电，皆以陈济棠为事实的对象。有所劝，劝陈济棠；有所责，责陈济棠。察其用意，岂不为陈负军事责任，陈果就范，则问题可立决乎？……
而自另一方面论，则挑起此次问题者，为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监委，而非陈济棠。日来各省有力者之发言，奈何只问陈济棠，而不问四监委。 [3]
在广东“非常会议”前夕，蒋介石始终期盼能够通过政治手段解决。5月初，在接获四监委弹劾通电后，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即复电古应芬，希望调解宁粤对峙，并拟定办法10条：
一，广东主席任伯公；二，各要职由伯公推定任命；三，粤财政由中央与省府协定，以后变更办法必经协定；四，一切形式仍旧，丝毫不能有与中央隔膜之态度；五，中央绝对不取一时和缓之计，实图尽释前嫌；六，今省政府绝对顾全党国而受任，决不为养精蓄锐之准备；七，桂事粤不过问；八，始终严拒改组派等之反动团体；九，双方绝对如无其事，马上回复旧状；十，协定后展公愿任大政留京或乐暂息他处或返故乡，均听展公自定。公等最好即日回京，倘欲续请短假亦听尊便。 [4]
但粤方对此毫无反映。5月底，在蒋氏授意下，司法院副院长张继追到广州希望说服粤方不要组织政府，粤方仍不为所动。27日，张继电南京报告：
此间负责诸同志一致意见，以为爱护和平，人有同心，如介石兄能俯从众意，即日引退，则和平必不致破裂。此间明日成立国民政府，惟介石兄若能引退，则成立之后仍可取消，当与诸先生共图善后。 [5]
蔡元培等人立即复电张继，请转告粤方“诸同志”：
使方负责者引退乃决裂，非调和矣。使已引退者重负责，乃真调和。其条件可尽善美，其范围可较广大。请先生本情理兼至之原则，缕告诸同志。 [6]
第二天，张继复电南京称：
此地诸负责同志并不欲党内再战，昨日宣言亦主张以建设谋统一，弟意调和仍有希望。 [7]
蒋介石得知“粤事有和平商量之余地”后，于6月5日晚宴请立法院全体委员，公开表示：“粤变发生事，不过为党务和政治上之一种纠纷，中央应付绰有余裕。故中央对于粤事，一本和平精神，决不轻启兵戎。” [8]
粤变的发生，主要是因蒋介石扣压胡汉民而起。当时身在美国、参与四监委弹劾案的林森为了缓和宁粤关系，特致电蒋称：“展公居都调摄自较他处适宜，奈反动者造谣惑众，至为痛心。现届暑天，务请展公暂栖庐山疗养。一转移间，群疑尽释，纠纷自平。” [9] 而蒋则复电谓：“展公则近日自以留京为安也。如公能速回劝解，公私皆有大益也。” [10] 这实际上是拒绝了林的建议。自然蒋想拉林回京，以此分化粤方的目的也不可能达到。而刚从广州返回南京的张继也“主张胡外游”，并得到蔡元培等人的同情。但蒋对此举极不以为然，在蒋看来“余以为留其在京，非惧其反对余个人，而患其分裂本党，自组党部。此有可能，而党事更难问矣。故既做之事，既定之针，不可自变也”。 [11]
蒋介石既不肯释放胡汉民，而粤方又坚持蒋氏必须下野才肯合作。第一轮的宁粤和谈可谓毫无结果而散。
自7月下旬起，长江流域突然发生了六十年来未有之大水灾，受灾地区之广与损失之重，及被灾人民之众，都打破此前任何天灾的历史记录。此外，东北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更加剧了中日间的冲突。蒋氏寻求政治解决的意图，更加迫切。 [12]
8月2日，李石曾致电蒋介石表示：“赤匪、石逆已将次肃清，粤事应贯彻前议谋和平解决之道。古、孙、邓有来电，（张）继拟日内南行，继续接洽。” [13] 为了迅速解决粤变，蒋当即指示：“请粤派员来沪相商，以俾就近接洽。” [14] 此时，蒋还考虑到下野问题，只要粤方“有整个接收政府之计提出，愿开诚相见，共商大局，至于个人进退，则所不顾也”。 [15] 为此，蒋于8月4日亲笔致函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人，表示：
三年以来，弟之重要主张无一得以实现也。若弟历来之主张苟得实现，则谓三年以来之纠纷不致发生可也……至弟个人之去留决无问题。弟之求去非一日，徒以国难未平，责任未了，故负疚待罪，以至今日。今赤匪将告肃清，正弟求去之日也。如兄等果有合法之手续，整个之组织，使革命大业不致中坠，总理遗志可以完成，俾弟得安心为一在野之党员，对党、对国、对总理、对已死之将士先烈无内疚，此实弟所祷之祈之者。如广东政府能即宣告取消，则统一既成，弟志已酬，决不恋栈朝夕，自负其生平之愿。 [16]
第二天，蒋介石考虑辞职问题时，更详细分析了此时辞职的利弊得失：
辞职问题，应慎重考虑。如为革命计，有辞职之必要，则当立辞。否则，如为个人或家庭关系，则不可以私而废公也。兹将各方关系分析之：一、辞后本党中央如何办法；二、各军如何办法；三、干部如何办法；四、对粤对桂如何处置。甲、蒋蔡不愿回粤；乙、粤桂以放宽自讧；丙、退让能自白其志，得国民谅解；丁、亲戚友朋关系以退为能自立，如此以退为上。否则，甲、中央主持无人，为反动派窃据；乙，退而不得，经济更难；丙、军中无主惶惑；丁、时局扰乱，欲退不得。是则不能退也。如决心引退，则不顾一切，对党务与政治发表意见，听其取舍。对各军则略与安置，勿使失所。顾（祝同）长苏，蒋（鼎文）长浙，朱（培德）长闽，熊（式辉）长赣，鲁（涤平）长沪。四军团移浙，二军团移苏，一军团移汕，三军团移闽；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廿三、第五十三、第廿六路、第四十七、第五十四、第七十七、第廿八各师暂驻江西。 [17]
8月6日上午，蒋介石再次“研究下野时机与布置，未得其道”，他只好期待说服“济棠部离广州南开，而令真如回省恢复政府为约。至于取消其政府与余下野事，暂不提及”。 [18] 此前一日，他还由南昌急电南京，指示“对粤态度请暂缓决定”。 [19] 而这时南京在处理粤变问题时，意见也不统一。“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等多人主张和解，陈立夫等则主讨伐，李石曾等主张再开国民会议，修改约法，容纳粤方意见，党政分治。主战者则以陈铭枢将该部布置妥当，拟扩为讨伐军，即以回粤。” [20] 何去何从，颇令蒋难以决定。8月14日，吴铁城自北平致电南京贺耀祖，详细分析了宁方的尴尬处境：
阎虽回晋，与冯复行勾结，有所企图，惟察知大势已去，现对外极力间接解释，缓和攻击目标，而暗中从事团结内部及联络他方工作，不遗余力。今幸华北在我军严重监视之下，向方兄维护和平统一态度又极明，彼等不无顾忌，一时或可无事。但粤中纠纷尚未解决，日、俄为患边疆，利用阎、冯正切，对粤或晋总须及时稳定一方，否则粤、晋有同时发动之可虞。稳定晋孤粤之势，使粤中就范。缓和粤，晋在大军严重监视之下，当不敢异动。汉公（张学良）亦认解决大局关键在粤，故欲粤中纠纷能和平解决，并愿稍尽其力也。 [21]
宁粤对峙中，部分亲蒋的党政要人和将领
张学良当时还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想请李济深来调停宁粤对峙。“闻任潮左右有人在平由何柱国介绍，为任潮奔走，拟请汉卿兄建议中央请任潮调停两广事。汉卿兄尚未置可否。” [22] 李济深曾在1929年蒋桂战争前被蒋介石扣禁于南京。当时蒋扣李得到了胡的鼎力支持，而李的部下陈济棠不但不反蒋，还乘机夺了李的军权。尽管李对胡、陈等人极为不满，但始作俑者终归是蒋。因此，蒋介石更希望调停人不要同粤方有任何瓜葛。当蒋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电示孔祥熙：“任潮回粤，此非其时。” [23] 此时，蒋介石或许觉得张继的角色更为合适。因此，当张继建议“党讧不已，国步艰难甚于明末，请与展兄及早恢复感情”时，蒋立即表示：“对于展兄恢复感情于公私皆有裨益，自当遵循进行也。” [24] 于是，张继再次积极联络粤方，希望促成政治和解。8月21日，张继致电粤方，沉痛说道：
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举国所要求者为和平。甲倒乙，乙倒甲，同为蜗角蛮触，引不起国人何等同情，可止则止，为革命家最高情绪。此弟等所以尽力调解，绝非独为一方利益。 [25]
而粤方回电时的态度仍很强硬：
窃谓今后和平之责，仍在公等。公等于蒋之不能服众，亦已深知，倘能发公道之论，勿为掩盖之词，蒋复何恃可以恋栈？此乃真正革命情感，不缘私而害公，深望公等竿头再进，有以慰同志而安国人也。 [26]
9月1日，粤方下总动员令出师讨蒋后，蒋介石的求和心情更加急迫，这主要是因为此时蒋的军队大都用于“剿共”和震慑北方，实在无力抵抗粤方攻湘。为此，蒋又通过同桂系李、白关系密切的吴忠信联络汪、桂。12日，吴忠信持汪精卫等人的复电见蒋后，蒋在日记中写道：
礼卿得汪等复电，先要我下野，乃停止军事行动。余拟以亟望兄等推一二人来沪，极愿面商一切，并属礼答以介石望和之意甚切，惟望不用武力强迫方式，更易进行之意复之。彼或仍以只要介石先通电下野，弟等即可来沪之意，或以如介石不下野不能来沪之意相答乎？ [27]
9月15日，朱培德通过黄蘅秋首先得到汪精卫的复信，粤方仍坚持要求须蒋“形式上辞职而后广东取消伪政府，两方派代表开会”。 [28] 两天后，吴忠信也得到汪精卫的复电，当蒋向吴询问电报内容时，吴仅答道：“贱逆狗彘之人，其言无理，不足以闻于我公焉。” [29] 可见，粤方态度依然未改。而当日孙科等人却电张继表示：“粤出兵系各委员会议决，非予等之意。予等虽极力主张和平，奈不能贯彻此苦衷，希见谅。” [30]
此时，张学良也积极参与宁粤调停，密派罗文幹赴粤疏通。而粤方则派王葆真在天津会晤胡若愚，“磋商粤奉合作问题”。 [31] 据王伯群电蒋报告：“罗文幹赴粤确得张同意，其任务（一）观察粤状况；（二）申明阎果无碍华北安全，绝不与之为难；（三）劝粤提和平条件，彼愿作调人。” [32]
9月18日，蒋介石“筹划对粤对匪策略”时，暗下决心：“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共为四届委员。余在四全会中引咎辞职，而属陈、蒋、蔡等应之，如粤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否难见效也。” [33]
就在这天晚上，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