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宁粤广州会议
9月30日，宁粤双方代表自香港抵广州，随即同粤方全体举行会谈，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等粤方党政军领袖，因汪精卫、孙科未能坚持粤方原定的须蒋先下野，而后开和平会议的主张，因此强硬表示：蒋氏下野“通电发表之前不能来沪”，“发表之期，希望在本（10）月五日”，并进一步要求：“自通告发表日至开会日至少三星期，并须十九路军全部到达京沪以后。两方所希告之十月十日四全代表大会，拟由两方亦于五日宣告展期。” [50] 此时，阎锡山也致电粤方表示支持，称“现在北方发动较易”，请指示“具体办法”。 [51] 同时电询汪精卫：“闻蒋复电拒下野，不知确否？弟意迁就当有界限。” [52]
10月2日，陈铭枢密电蒋介石报告：“广州若干老同志尚持异议”，“有人欲加提困难条件，对和议施其破坏伎俩”。他还向蒋解释和议之困难，“甚至张（继）先生与君佩（李文范）同志相对下跪，乃得议定”，并恳请蒋在其下野“通电中统议产生之国民政府成立，当解除任务，即日引退一节，乞勿更改，免至和议根本动摇”。 [53]
粤方此举，引起蒋介石的极大不满。蒋当日即复电拒绝，并对蔡、张、陈三人颇有责备之意，电曰：
中国只有一个政府，统一中国方能对外救国。故于此党国存亡之际，不得不在事理上求一圆满解决之道，特与兄等面定三个原则……舍此三者之外，而欲必有条件相要胁，则于情、于理、于公、于私皆不能通，无异背道而驰，殊非中正所愿闻也。兄等竟忘此三个原则及无条件三个字，而乃来此绝无磋商余地之东（一日）电，未知何意，诚令人不解……今粤中同志既不在情理与国难中求解决，又不能来此面商，则先发通电更滋纠纷，无补于事。 [54]
蒋介石更对粤方逼迫“先发通电”一事，斥之为“直等于儿戏”。他在日记中愤慨道：“国事危急至此，而若辈尚以敌对态度要胁不止，对国内与中央则施压迫，对倭寇则勾结迁就，是诚无人心矣。呜呼！人心已死，可叹孰甚。” [55]
粤方得到蒋氏此电后，双方和谈几乎破裂。10月3日，原拟返京的陈铭枢也深恐粤方“借口破坏”，再次从香港“与哲生重入广州，与汪同志密为挽救”，并电蒋解释道：
以职近日观察，钧座如通电后，汪、孙两同志必可离粤赴沪。汪、孙离粤，则中央对外对内均可绰有余裕……如通电不发，则某等必于双十节开四全大会，汪、孙两位再无术可以斡旋，形成更彊［僵］之局……生死关头，系于瞬息，恳再赐察核。 [56]
10月4日，蔡元培等人也电蒋解释说：
钧座对于培等东电似有误会。此间各同志意见颇多。所谓两方同发通电，全由汪、孙两同志苦心磋商之结果。通电一发，彼等次日即可来沪把晤。不过以通电为会晤之标纽，非作为条件也。江午钧电到后，误会者尤多。现由汪同志设法解释。结果如何，再行报告。 [57]
面对蔡、陈等人的解释，蒋介石仍毫不妥协。而此时粤方内部开始出现较大分歧。这一分歧又被刚刚返粤的陈铭枢所洞察。10月4日，陈连发两密电向蒋报告观察所得：
粤中群情庞杂，老同志成见极深，某等复存心破坏，精卫、哲生暗中调协，意甚诚切。
汪先生坚决主张赴沪，下午与某等大辩论。哲生与汪意见一致，伯南受激动亦甚赞成。明日他们开“非常会议”解决。他们即不通过，汪亦必行。枢极劝孙同行，前途可乐观。 [58]
蒋介石得到陈的密报后，态度更加强硬。第二天蒋致电蔡元培等人转告粤方：
对于通电原则，前电本已赞同，且甚愿早发，无所犹豫。惟当此外交紧急，存亡呼吸之际，不可一日无政府，此电文句虽发，电后仍未下野，而中外心理与事实已等于入无政府状态……通电发表之后，粤中同志尚未来到之前，中间负责无人，万一发生意外，不但无以自解，即粤中同志亦与有责。如粤中同志能早日来沪，或请精卫、哲生、襄勤、君佩诸先生来亦可。诸兄朝到沪，此电夕即发。诸兄若不能来到，此电为国家计，实不能不负责审慎。 [59]
为了加强对粤方内部的分化，蒋介石首先将汪精卫列为主攻目标，密电陈铭枢转汪精卫，称赞道：“兄排除众议，毅然来沪，共赴国难，患难乃见真友，遥闻之下，无任铭感。” [60] 由于蒋的强硬立场和粤方内部不和，10月5日，“非常会议”被迫做出让步，决定：（1）最低限度先释放胡汉民；（2）全体联名请胡复出。汪精卫于会议席上亲笔致函胡汉民，写好后由各人连署，托陈铭枢带往南京面呈。函称：
展堂先生大鉴：蔡、张、陈三先生来，具述和平统一之必要，弟等皆同此心，惟弟等一致之要求在先生即来沪一行。如先生抵沪，此间即举出代表来沪共商统一之进行。弟等已托真如先生先回，与介石先生接洽一切。想对于此等最低限度之要求必能达到。惟盼先生俯顺弟等之意，即行来沪，以慰同志之望，而促进和平统一之进行。 [61]
同时，广州国民政府也做出如下决定：“（一）由蒋决定发表下野通电日期；（二）十九路军调宁后，粤代表方北上；（三）俟在沪商有头绪，粤委始赴京。” [62]
10月6日，广州“非常会议”公开发表其解决时局主张的“麻电”，强调“民主政治之先决条件，在使武力受政治之支配”，并提出四项具体办法：
（一）废除海陆空军总司令；
（二）设军区，军区之划分，不必同于行政区域之划分；
（三）军需之独立，革除以个人支配军队，以军队长官支配军饷之恶习；
（四）国防统于中央，保安属之地方，全国军队应负此两大任务，至于政治，绝对不容干涉。 [63]
至此，双方谈判暂告一段落。10月8日，蒋介石针对粤方态度，致电何应钦告之今后宁方所持立场：“对粤方针以无条件合作，并无所谓党政军分工之说；对日备有最后之决心，如逼不得已，惟维持革命之精神、民族之人格，以留历史之光荣。但并无联俄之策，亦决不屈服于日本武力压迫之下也。” [64] 10月10日双十节，蒋自省道：
自十七年双十节就国府主席以来，至今正三年矣。此三年之中祸患迭起，残乱频乘，而尤以最近半年内为特甚。此皆余智力不足，用人失当，不能自拔之过也。外侮内忧、天灾人祸之来，固由余德薄之所致，而所以致余至此者，乃自名为一般老党员争权夺利，舍责避怨，宁使党国灭亡，而不顾新进后起，其意气用事，实足以灭亡而有余也。世人不察皆加罪于余一人，余亦愿任其咎，否则无人能胜此重任也。余于此惟有忍辱负重，死而后已耳。 [65]
10月12日，陈铭枢由粤抵京，向蒋介石报告议和经过。蒋深知此时如再不释放胡汉民，尽管汪精卫、孙科等人愿意北上，“惟古（应芬）等以高压手段阻其行”，宁粤和谈很难实现。 [66] 此时宁方要员也“皆主展堂日内即至沪”。 [67] 蒋于是被迫答应粤方条件。
次日，胡汉民在陈铭枢、吴铁城陪同下先去见蒋。据陈回忆：“他们见面时，表现尚觉融洽，胡对东北问题发言甚多。当即由蒋决定推我及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同胡一起赴沪，候晤汪、孙等人，并欢迎他们入京，开和平统一会议。14日晨，蒋又亲往胡宅拜访，下午我们陪同胡赴沪。此为胡自1928年入京后第一次离开南京。” [68]
10月15日，胡汉民致电粤方报告平安，并对以往党内纠纷深刻反省道：
过去党内一部分力量属于己有，党即失去团结之本体。人每欲自私，则互相排他；排他则纠纷愈多，而各人遂忙于对人，忽于对事。而奸黠者流，乘虚以入，肆其恶行，亦遂莫由过问，驯致过则归于吾党，权则归于他人。久而久之，党不为人民所重，乃为人民所轻，积渐且为人民所忌恨矣。此其错误，皆不容吾辈各自诿卸责任，弟亦容或为过误中之一人。
但胡又不忘为自己表白，称：“然平日自检，担负既往之过误则较轻，而今日盼望吾辈纠正过去错误之心则最切。”为此，他请求粤方从速“推举代表来沪进行议和，共商大计”。 [69] 此前，蒋介石拜访胡汉民时曾表示：“余以过去之是非曲直，皆归一人任之，并自认错误。” [70] 但当蒋得知胡电内容后则慨叹道：“以粤方与展堂阻碍，内忧甚于外患，可叹。” [71]
就在胡汉民赴沪当日，陈铭枢根据双方和议要求，下令调所属十九路军开京沪驻防。 [72] 粤方看到胡汉民已恢复自由，符合他们的最低要求，于是决定派汪精卫、孙科、伍朝枢、古应芬、李文范五人偕同蔡元培、张继赴沪。后古氏因病无法前往，粤方又加推邹鲁、陈友仁两人为代表。同行的还有唐生智、张发奎、黄绍竑等，连同随员一百多人，于21日抵达上海。行程中还有一小插曲：船经台湾海峡时遭遇强台风，相当危险。黄绍竑曾开玩笑地对唐生智说：“孟潇，这回如果不是‘同舟共济’，就是‘同舟共葬’了……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会对国家有益的，因为同船的好些人，都是以前内战的捣蛋鬼。” [73]
粤方代表赴沪前，还分别致电阎锡山、冯玉祥等，通告粤府主张，并表示决定另设“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各国防分区”，“请领导北方同志一致主张”。 [74] 阎对“政府主张极表赞同”，立即复电表示“自当遵嘱催促北方一致行动”。 [75] 改组派还四处宣传：新政府将以“唐绍仪任国府主席，蒋任国防会主席，其他四国防分会主席以作相、宗仁、济棠、玉祥分任”。 [76]
汪精卫等人抵沪后立即同胡汉民会合。当时粤方许多人认为这回汪、胡两位领袖能真诚合作，国民党可以改变过去内部派系斗争的局面。当汪、胡二人在伍朝枢寓所见面时，汪也做出一副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说：“中山先生在日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于是胡也就用老大哥的口吻说了几句批评的话。 [77] 事实上，粤方内部的裂痕早已显现。据蒋派往香港执行分化粤方任务的杨永泰10月18日报告：
汪、孙、李、伍等明晨赴沪，伪府立场全失。故和议完满与否，汪、孙绝不再作回粤想。近日汪极亲孙、尊孙。彼二人亦欲自介于胡派与中央间之调人。当前和局纵不十分迁就，亦必事成。粤方畏赤如虎，不能派兵入赣填防，惟极注意四全大会。 [78]
同时，南京方面为显示诚意，于10月1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65次会议上根据中常委“现值国势危急，本党各同志亟须一致团结，以救国难”的提议，决议：“一，凡本党同志自第二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因政治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提请追认；二，前项恢复党籍者，即请中监会查明开具名单，以便提请四全大会追认。” [79] 计恢复党籍者有汪精卫、陈公博、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程潜、柏文蔚等35人。
10月22日，蒋介石乘飞机自宁到沪，首先在宋子文寓所同于右任、李石曾、陈铭枢、张静江、邵力子、邵元冲等会商。“对于与粤方代表接洽之标准，介石谓只要彼等对于党及政治之系统不动摇及对建国大纲不违反者，其他皆可让步。” [80] 其目的就是要继续维护原有的统治体系。
是日下午1时，蒋介石等人同往孙科在沪寓所和粤方代表会晤。彼此握手，互道问候后，旋即正式举行会谈。出席者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蔡元培、张继、陈铭枢、李文范、邹鲁、伍朝枢、张静江、李石曾、陈友仁、邵元冲、孙科、林森等16人。 [81]
众人入座后，由胡汉民及粤代表等请汪精卫先发言。汪起发言，先述同志年来离隔，致行动冲突，但系为公，非为私。此来代表粤方同志，解决一切，共济国难。遂述及粤方主张三项：（一）国府主席宜如德、法总统，由行政院负政治责任；（二）废总司令制；（三）由一、二、三届中委任党事。又对蒋所拟关于个人进退之电稿表示赞同。蒋继起发言，态度恳挚，先赞成汪言，谓：“本人亦如是，公而无私。诸同志皆党中前辈，本人为后进，向来服从前辈。此次诸同志议定办法，凡胡、汪两先生同意之事，我无不同意照行。我若不行，尽可严责。”言毕，李石曾起述国难及团结必要，主张大家即入京，已无需会议。蔡元培、张继和之。孙科略驳其说，谓：“此来系代表粤府，须照预定程序，议有端倪，始可入京。否则须电粤请示。”汪又起言：“入京本无不可，不过现状下若遽入京，则议定签诺之事，各方将误会为吾等自由意志，为不佳。”蒋对汪言表示谅解，赞同即在沪会议，胡先生可代表本人。复叮咛谓胡、汪同意事，无不照办。谈话至此结束。 [82]
此次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的会谈，是自1926年胡汉民因廖仲恺被刺案被迫离国后五年来仅有的一次会面。这短短的三小时会谈，也是他们三人毕生中的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后，蒋借口京中有事，当日返回南京。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八时由京乘飞机与妻出发，十时到上海。阅各报所载粤方所谓代表者谈话，诋毁讥刺未改旧态，为之骇异。与各中委相见，乃知对方提推倒中央现有组织，否认根本法纪，是胡汉民有意倒乱，使余进退两难，而若辈既不敢负此重责，又不愿知难而退，更不愿置之不问，可痛、可鄙、可恶、可笑、可怜，莫甚于此，而反以此为得计，不仅壁上观火，下井投石，必欲使一切罪恶责任归之一身，置党国败亡于不顾，立使国家纷乱而后快。此种卑劣政客，既陷总理于前，今且毁卖党国，不顾一切。胡贼之罪，是在毁灭党国于其一人之手也。余于下午往访若辈，而以阿科为最不争气，甚为总理叹惜也。相谈约一时余，乃乘原机回京，已六时矣。 [83]
蒋介石离沪后，双方代表继续会谈，达成两点决议：外交方面“须求得一致，共赴国难”；党政军方面，“由京派定代表与粤方代表先在沪详商办法，俟将草案拟定，再入京开正式会议”。 [84] 会谈结束后，粤方代表六人又共同联名致函蒋介石，单方面提出粤方共赴国难的七项条件：
（一）为共赴国难计，先谋外交之一致行动。
（二）关于党国诸疑难问题，拟请尊处派出代表数人，在沪与弟等详细讨论解决方法。俟彼此同意，乃开正式会议，以决定实行。
（三）弟等认定党国根本问题，最要在集权于党，而按照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民主政治。此点乃根本原则，尚希鉴察。
（四）关于党务，拟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议，共谋解决产生健全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务扫除过去纠纷，以确定将来基础。
（五）国民政府主席，拟仿法、德总统制，以年高德劭之同志任之，现役军人不宜当选。
（六）陆海空军总司令一职，拟废除之，另设军事机关，其详另定之。
（七）目前在粤所拟双方通电，其用意在使从前纠纷得一结束，决非彼此抛弃责任。故会议决定以前彼此应尽之责任，应照常担负。至于此后对于党国如何服务，一听命于会议。 [85]
这封信由蔡元培、张继二人携带入京，在10月23日晨召开的中常会上向蒋介石报告。粤方提出的七项条件中，前两条是蒋、汪、胡等人会谈时议定的，并没有新鲜内容。第三、四条重点是提高党权、削弱军权，目的在于恢复党权高于军权的组织形式。第五、六、七条，明显是针对蒋介石而发，同前一天蒋在宋宅和宁方代表议定的不变更现行政府体制原则，完全违背。由总统制（国府主席）改为责任内阁制、废除总司令制，目的都是限制蒋垄断政权，并再次要求蒋在正式会谈前公开发表下野通电。面对粤方的七项条件，蒋在日记中愤慨道：
粤方托蔡、张携七条件来京，以为中央已无办法，故提此苛刻无理之要求。倭寇借粤方捣乱之机，以逼迫中国；粤寇借倭奴之力，以倒中国，而且其推出代表全为粤人，是广东毅然成一粤国与倭国攻守同盟，以攻中央形势，至此殊为我中华民族羞。对此叛逆不可再以理谕，惟有负责坚持，以报党国，岂有退步之余地乎！ [86]
对粤方“既不敢负此军国重责，又不肯知难而退”，蒋介石深表不满。 [87] 第二天，蒋复函粤方代表，表示：
目前第一要义，厥在以一致对外之精神，表现之于事实，使国际观听得所转移，国民期望得所安慰，救国救党，惟此最为急务。至关于党国根本问题，如何斟酌至善，借立此后良好之基础，而不种将来之恶因，事关内部，无不可以开诚相见，从容商谈。
蒋介石正式指定李石曾、张静江、张继、蔡元培、陈铭枢五人为宁方代表，在沪同粤方代表继续讨论，希望粤方“迅与石曾诸先生商定后，即日命驾来京，共赴国难”。 [88] 蒋氏复函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外侮为由，要求粤方尽快来京，“共赴国难”，至于粤方所提改组现政府组织形式等条件，则表示可“从容商谈”。其实他的内心所思，正如日记所言：“对此叛逆不可再以理谕，惟有负责坚持，以报党国，岂有退步之余地乎！” [89] 为此，蒋暗中“授意左右要人联名通电拥蒋”，“并暗行联汪拒胡，以延缓、分化手段应付粤方。” [90]
10月25日，就在张继将蒋氏复函送到上海当天，汉口行营参谋处突然公布了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同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二人间的两封往来电报。一封是21日陈电何，称：
1931年10月，粤方三巨头汪精卫、胡汉民、孙科摄于上海
西山会议派领袖邹鲁
宁粤和谈代表李文范、伍朝枢、张继、汪精卫、邹鲁、蔡元培、陈铭枢、张静江、陈友仁、孙科摄于上海
国难临前，赤氛未息，攘外安内，全在负责有人，无论如何更张，一国元首不宜更易。闻极峰（指蒋）因望和平，拟自引退，理应竭诚劝阻。
另一封是23日何成濬复电陈调元，谓：
当存亡危急之秋，欲一致对外，不应有统一和平等会讨论条件，自显破裂，贻人口实。请即起草通电以救危亡。 [91]
同时，汉口军方还表示何应钦、刘峙、何成濬、陈调元、何键、刘湘等赣、鄂、豫、皖、湘、川等亲蒋将领，拟由何应钦领衔通电，据称电文中有“国难方殷，元首不可轻易，借安民心”等语。 [92]
贵州省政府主席毛光翔得讯后，也立即致电何成濬表示积极参加：“御侮救国，惟恃总座领导。当此紧要关键，一国元首尤不应轻易纷更，请由敬公领衔通电劝阻及辞去沪会各节，弟极赞成，务祈即将弟名加入，以维正义。” [93] 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更电邵力子表示：“除由何敬公领衔通电，一致拥护外，敢请先生鼎力劝阻以固邦基。” [94]
10月27日，蒋介石复电陈调元坚定表示：“当此国难，岂用苟免，自当负责到底，任何毁谤，在所不计也。” [95] 当天，蒋同“稚晖、石曾二先生商谈时局”时，重复了同样的话语。 [96] 甚至有情报显示：“蒋密令沪公安局等秘组多数民众团体，使粤代表不敢提出蒋下野条件，如果提出，即不惜酿成大惨案。” [97]
这一系列舆论导向，不难使人感到是出自蒋介石的授意，在正式和谈之前，先由军方放空气，威胁粤方代表。
对此，孙科曾愤怒地表示：何应钦等人通电“如竟要发出，致碍和会，则惟有请彼等开督军团会议而已”。 [98] 27日，“非常会议”天津执行部亦急电阎锡山、冯玉祥，称：“此电发出显有破坏嫌疑，希速设法阻止，并电商次辰、明轩诸公预先防范有人代为列名。” [99] 阎锡山接电后即“着专员与焕章、明轩、殿英、次辰商酌阻止列名”。 [100]
尽管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应钦等人中止发表通电，并公开否认此事，但华北各将领的拥蒋通电，则未及阻止而公布于世。 [101] 有意思的是两天后“华北各军欠饷”即由北平“行营发放。晋军饷七十万”。 [102] 而何成濬等人也并未停止暗中活动。11月1日，何再次致电毛光翔，谓：“粤方代表坚持异议，以便私图。原拟推敬公领衔通电驳斥，嗣以敬公、经扶（即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与兄均有特殊关系，不便列名，遂未果行。现会议情形不见进展，最好由吾弟约甫澄（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云樵（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等先发表意见，以促粤方觉悟。” [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