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空间的力量：3M与3D

10多年前，我意识到将政治经济学分析用于研究中国的区域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地区间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之后，我和我的同事、学生一起研究了地区间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在那些研究里，我们说了这样的意思：在中国，地理与政治是一对矛盾，经济开放和工业化使得地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成为一种趋势，然而，地方间的政治逻辑却使得每个地方都想最大化自己的经济规模，从而阻碍着生产要素的流动，成为一种反市场的力量。

2007年，我参加了《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背景论文的写作。13对于这本报告而言，我的工作只是沧海一粟，更重要的是，参与报告的研讨让我感觉到了学术生涯中难得的“心有灵犀”的碰撞。事实上，我认为这本报告在2008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出版是当年经济学界最为重要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是克鲁格曼在当年凭借对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贡献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地理”绝对是当年经济学界的关键词。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东京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会议上，项目负责人吉尔（Indermit Gill）总结道，城市发展的问题核心是解决“3M”问题，即分别用Time、Grime和Crime三个词表示的拥挤、污染和犯罪问题。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其规模经济收益，而“3M”则构成了城市发展的成本。城市发展的政策就是应该不断地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改进来降低“3M”，释放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

进一步地，报告将地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总结为城市问题、区域问题和国家问题。报告用三个D——Density（密度）、Distance（距离）和Division（分割）——来构建自身的整个分析框架。其中，密度带来规模经济，而城市是规模经济的集中体现。距离产生地区间的贸易成本，而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降低贸易成本，就好像拉近了地区之间的距离。相应的，区域发展政策的重点就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地区间的距离，降低贸易成本。

三个D中，最厉害的是分割，分割体现了政治。此话怎讲？传统的经济学分析通常有两个假设，边际收益递减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有了这两个假定，地区间和国家间的收入水平在长期一定是趋同的。对这个道理最简单的理解是，只要存在收入差距，穷国的居民如果可以自由地转移到富国去，那么，穷国就会不断向富国移民，直到两个国家的收入一样。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也不要紧，只要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效果也一样，如果资本不断投入富国，最终会出现回报下降，这时，就不如向穷国投资反倒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如此直到两个国家之间的投资回报一样。

事实上，现代经济发展并没有实现国家间的收入均等化。原因何在？因为传统经济学的两个假设都不太符合现实。一方面，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是可以打破的，如果生产有规模经济性，生产要素的集聚可以使高技术的劳动力和企业产生知识的外溢性，加快技术进步，资本的收益将相应提高。另一方面，就和政治有关了。发达国家是以本国居民的幸福——而不是全人类的幸福——为目标的，因此，他们的国界不会对所有人打开，他们要吸引的移民，或者有钱，或者有技术。于是，高技术的劳动力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向发达国家移民，而且主要是向发达国家的少数人口密集区集聚，这些地方对于高技术人才的需求更大。同时，对于低技术的移民，除非特殊原因（比如亲属团聚或者政治避难），发达国家的大门是关闭的。这种分割的局面，就是由国家间政治决定的。

国家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不自由其实主要就是劳动力流动不自由，资本相对来说是自由流动的，而且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自由。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不断在缓解其资本回报递减的趋势，结果，发达国家反而成了资本流入地。这看上去似乎有点儿不合理，缺钱的不应该是穷国吗？在经济学里，是否缺钱不能按谁钱少来理解，这个世界的实际情况往往是，当技术创新的力量非常强的时候，富的地方反而资本回报高，更缺钱。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欠发达国家的前景的确黯淡。在国家间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实现追赶的唯一途径就是参与全球化，实现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不是穷吗？那么，就发挥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生产在价格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卖到发达国家去，让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无利可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结果，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而致富，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被替代。

在中国，我们可以用煽情的语言来告诉国人，我们挣的钱是“微笑曲线”中间的低端部分，研发和销售这两头都很挣钱，而这两头都在发达国家。可是，挣辛苦钱有什么错吗？这就是我们在现阶段能做的。要知道，中国恰恰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得益者，对此，看看加入WTO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知道了。而且，还要知道，中国恰恰是通过走一条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道路，积累了大量的资本，逐渐推进了产业升级。今天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向高端爬升的速度非常快。

当今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比如，以朝鲜为代表）不太相信自由贸易对于致富的重要性，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某种复杂的原因而假装不相信。在印度，也仍然有强大的势力在抵制自由贸易，不过情况正在好转；拉丁美洲曾经走过“进口替代”的道路，结果是经济停滞，不过拉美学者自己不太愿意承认这是政府战略出了错。不管你主观上怎样看世界大势，事实上，“二战”后，只有十几个经济体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加入了富国俱乐部，这些经济体有几个在东亚，他们的共同经验就是贸易开放，按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走的也是闭关锁国的路，没能如愿以偿地“赶英超美”。30多年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条经验也是开放。在这条路上，中国经济的规模早已经“赶英”，如果不出大的意外，过不了多少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将实现“超美”。即使在人均意义上中国与美国还差距很远，但如果不出大的意外，只要保持6%—7%的年均增长速度，过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将成为高收入国家。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中国经济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大市场。人口规模利用得好，它就不是负担，而是中国企业借助于国内市场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优势。城市化进程将带来城乡间和地区间资源的再配置，有利于提高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这将为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我已经反复提醒，中国要警惕地方利益超越国家利益，市场被零碎分割，每个地方都只想着做大自己，忘记了自由移民才是地区间实际收入水平趋同的实现途径。

到目前为止，我不断地在强化一个观念：规模经济是重要的，而在国家和区域的发展中，规模经济是与空间集聚相伴随的。理解“空间的力量”如此之重要，那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里说了些什么吧。

曾经有本书，书名叫《世界是平的》，那么，世界到底是不是平的？从空间的视角来看经济发展，世界从来都不是平的。世界经济发展是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的，而在这些国家内部是集中在少数城市的。如何去理解“世界不是平的”这样一个现象呢？《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问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涉及城市发展、地区发展和国家发展，我为这三个问题再分别加上三个与中国发展有关的问题。

区域和城市发展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与城市发展有关，为什么东京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如果按照东京圈的人口来统计的话，人口是3600万，而东京圈的面积相当于上海加上苏州。与此相关的中国问题是，为什么说上海的人口增长还会继续？不是说上海要做国际大都市吗？不是要让长三角成为全国经济的龙头吗？不是要让上海成为长三角的龙头吗？

第二个问题跟区域经济发展有关系，为什么西伯利亚人烟稀少？相应的，我要问另外一个跟中国有关系的问题，看起来不是很相关，但本质上是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朱玲教授在一篇文章里讲了一个故事：当苏联解体以后，新疆开始跟俄罗斯做边境贸易，在新疆某地有个宾馆，跟俄罗斯的贸易做得越来越频繁以后，这个宾馆变成了贸易口岸，有贸易功能，有娱乐功能。这本身就是一个微观层面的经济集聚的例子。朱老师观察到一个现象，在新疆把产品往俄罗斯卖的商人都是浙江商人，而不是新疆商人，而且浙江商人卖的东西都是在浙江生产的，不是在新疆生产的。于是她就问了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在新疆生产产品，然后卖到俄罗斯，这样不是省了长途的运费吗？14

第三个问题与国家发展有关，为什么非洲国家那么穷？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下一轮世界发展的重点肯定是非洲国家，非洲怎么脱离贫困？与之相应，我问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如何追赶沿海？中国一个省的人口规模和一个国家差不多。在本质上，问非洲国家为什么那么贫穷，就跟问中国中西部省份为什么相对欠发达是一个道理。比如最近这些年，贵州在搞工业强省计划，贵州是不是依靠加大投资，搞工业强省计划就能发展起来？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那么是不是非洲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援助，多搞点儿工业项目，就发展了呢？

对于上面三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换一个方式来问。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贫困，实现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如何减少贫困？是靠经济发展还是靠政府将大量经济资源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在中国，贫困减少主要是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发展带来收入水平提高，贫困就减少了。那么，政府通过转移资源的方式来开展的扶贫政策有没有起到作用呢？经济学家的研究显示，如果只是简单地进行财政补贴和资源转移式的扶贫，收效不大。15既然减少贫困主要靠经济发展，那么，经济发展主要靠城市还是农村？换言之，是应该主要通过发展城市来减少农村贫困，还是应该主要通过发展农村来减少农村贫困呢？

如果你相信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最重要的途径，你应该选择城市，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发展城市来让农民不断变为工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才能最终减少贫困。读者可能会问，那剩下的农民不管了？当然不能不管，随着农民不断减少，剩下的农民从农民变成规模化经营的农场主，或者农场里的“农业工人”，收入也将提高。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要素是土地，土地是不可能无限增加的，所以一旦土地决定了农产品的增长极限的时候，要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减少农业人口，这在卓玛与松茸的故事里也讲过。而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却可以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不断地创造就业。这就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工业和服务业比重很高，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没有差别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农民是农场主。

大家可能会怀疑，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能够实现75%以上的城市化率吗？问这个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在问中国能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最终成为发达国家。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到底能够提高到什么程度，主要是看城市部门是不是能够持续地提高生产率，并为农村进城的移民源源不断地创造就业，如果能做到，农民就可以不断地减少，最终，通过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少量农民的收入。事实上，这样的现象已经在中国出现了，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业的规模经营程度正在逐步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将家里的地转包给其他人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以前，进城务工人员在播种和收割的农忙季节都要回老家一趟，现在，收割季节已经不需要回老家了，因为在收割环节，机械化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一些农民在收割季开着收割机专门提供收割服务，这实际上就是机器替代劳动力的过程。在我走访的一个湖南农村，原来拴牛的牛棚，现在“拴”着的是拖拉机，这不就是现代农业的“牛”吗？只不过以前的牛吃的是草，现代的“牛”吃的是油嘛。很多人以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往往是山区，这些地方不适合大型的农业机械，所以无法搞农业的规模经营。其实不然，农业规模经营并不只出现在种粮食的平原地区，我在西部山区看到，一些地方成片地种鲜花，当地的农民把地流转给鲜花种植基地，自己再做农业工人，收入大幅度提高。（上述在农村出现的景象，请参见彩图2—4。）事实上，在农业中，机械化的潜力远远超过人们通常的想像，在新疆，棉花和葡萄的种植和采摘都已经出现机械化了。

第二个问题有关区域发展。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收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就出现了两个政策选择：第一个政策选择我称为“动钱”的政策，就是把资本移向劳动；第二个政策我称为“动人”的政策，就是劳动移向资本。16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大家都齐声叫好的所谓“产业转移”是在动什么？动钱。并不是说动钱都不对，关键在于是否基于市场机制，钱用在了什么样的产业上。我们通过财政转移和产业转移，希望中西部也获得发展空间。而在动钱的同时我们还在动另外一个资源，就是土地。我们把大量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投向了中西部省份，把土地的配置政策作为支持中西部发展本地工业的手段。

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理论问题是，你是否相信地理对于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如果你相信地理是重要的，中国经济又是高度开放的经济，那么港口就是重要的；如果你不相信地理的作用，就会把产业搬迁到中西部去，甚至搬到山区去。但是你要知道，企业家的目的是挣钱，他们不是传教士，也不是扶贫机构。在全球经济高度整合的今天，与中国的中西部相比较，企业为什么不去工资大大低于中国的东南亚国家？那里的深水港并不比中国差，而且离欧洲更近，还节省运费呢。所以，如果脱离中国的实际劳动生产率，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来“腾笼换鸟”，结果就可能是笼子腾出来了，新的鸟却没来，而被赶走的鸟却可能飞到了东南亚，没有飞到中国中西部去。

大家现在看到的往中西部的产业转移是怎么进行的？不能否认，其中有一部分选择转移到中西部省份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这一点，我们到后面再说。但与此同时，我们能看到的产业转移大部分是行政推动和扭曲市场的结果。行政干预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开发区遍地开花，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甚至几个产业园。大量中西部省份的产业园地理位置偏远，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同时，因缺乏规模，难以具备招商引资的基础设施条件，而大量产业园投资又依赖政府负债来实施，结果造成投资大、产出低、负担重的局面。

大约自2003年以来，政府希望通过给予欠发达地区更多建设用地指标的方式来鼓励这些地方的发展。不少地方因为获得了较宽裕的用地指标，能够实现以几乎“零地价”的方式来招商引资，一些地方甚至还为进驻企业配以商业地产开发权，但结果却并不足以抵消这些地区的地理劣势。这样的做法不仅难以推动产业集聚，不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使地的城市化和人的城市化严重脱节，而且使当地发展长期依赖于政府补贴，给地方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

我在西部某地调研时，问当地政府官员：“有没有工业园圈了很多地，却很少有投资项目？”接受我访谈的政府官员说：“这个我不能说，我说了，会犯错误的……”是的，他没说什么，但其实已经回答了。另一位当地官员比较开明，回答得也比较巧妙：“如果我们省有20个工业园，没投资是偶然现象；如果我们省有100个工业园，那这就是普遍现象。”而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省共有100多个工业园。我去现场看了一个在全省排名20多位的工业园，结果看到的是大量闲置的工业园土地。工业园的地圈好了，却没有什么投资项目（参见彩图5）。一个在建的项目，已经开始建设两年了，仍然只有钢结构，连厂房都没有建成。当时我就想，这是不是骗取当地优惠政策的假投资啊？带我去调研的朋友给了我下面这段回答：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企业实力不够，主要是圈地，等待土地升值收益（工业土地升值或变更土地性质，进行商业开发）；一方面是为获取短期政策优惠，如拿到商业用地，先行开发获取工业投资补贴，以寻求资金平衡，等待短期收益获取后，又辗转其他地方，如法炮制！原因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经济发展与考核指标的压力；一方面是实业难做，其他产业来钱太快，企业投机严重。

我调研的这个工业园所在地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目前人口是5万，未来的规划是建成30万人口的城市。为此，这个县城正在建大型的市政广场，连接县城到所在地级市的公路有八车道。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在短短两年内扩大到了过去的3倍。我想在此强调一下，如果这样的新城和工业园的投资都是依托于地方政府负债，那么，可不能仅仅因为这些投资在用于“经济建设”，就认为这是“生产性”的啊。类似这样超标扩张的工业园和新城，我在全国多处调研时都有看到，如果每个地方政府都想做本地的工业园和新城，读者就不难理解，全国的新城规划人口加起来有34亿这个结果了。17那么，中西部城市超标建设的现象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沿海地区就好些？我到后文会告诉读者，在全国范围内，城市规划过于超前，城市面积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确是普遍现象，但是，这样的现象在中西部省份确实更为严重。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有非常严重的“产业升级”倾向，总喜欢搞“高大上”的项目。我在一个西部省份调研的时候，当地的学者就跟我抱怨，说当地领导要发展汽车工业，全然不顾当地完全没有相应的产业基础。我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有严重的资本深化倾向，也就是说，即便中国当前仍然是城市化刚刚过半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远远偏离了当前劳动力供给的状态，这体现在一个“就业的GDP增长弹性”指标上，也就是单位GDP增长创造的就业。按照道理来讲，一个国家越发达，资本越便宜，劳动力相对来说越贵，它的单位GDP增长创造的就业就越低，而我们的这个指标甚至比那些较中国更加发达一些的发展中国家还要低。18这个现象在哪里更严重呢？在中西部，西部的资本深化速度比东部还要快。19这么大量的投资下去了，经济的产出是不是能够同步增长呢？研究显示，近些年来，整个中国的投资回报在下降，情况最严重的地方是哪里？又是中西部。20这就是严重忽视经济发展与地理之间关系的后果。

在“动钱”和“动人”两种区域间平衡发展的路径下，如果忽略地理对于经济增长发展的重要性，简单地依靠动钱，这样的发展是背离市场经济规律的。如果发展的目标是为了提高人的收入水平，为什么不能让欠发达地区的人流动到相对发达的地区呢？我们一边在讲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一边又阻碍劳动力流动。不让劳动力流动起来，地区间发展水平是更平衡还是更不平衡？有了前面的知识准备，大家应该能够自己找到答案了：劳动力不自由流动的结果是，在人均意义上地区间发展水平更不平衡了。所以，如果你相信国际贸易和市场接近度对于经济发展是重要的，地理就是重要的。如果地理是重要的，发展政策和追求区域间发展水平差异收敛的正确选择应该是“动人”为首选，“动钱”（财政转移支付）只能是建立在“动人”的基础之上。

如果一国内部的地区之间要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那么国家之间呢？国家之间是另外一码事。国家之间不可以自由移民，因为这是政治问题，美国不会说要跟中国缩小收入差距。发达国家才不会以天下大同为己任呢！所以，发达国家的政策一定是只要高技能人才，低技能劳动力他不要。作为发展中国家，大量受高等教育的人跑到美国留学，留在美国成美国人了，该怎么办？在理论上，可以对高技术劳动力的国际移民征税，提高人才外流的成本，只不过，这样的理论逻辑在实践上很难做到。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国家之间的移民和一个国家内部的移民完全是两码事。

当劳动力没有办法实现国家之间自由流动的时候，缩小国家间差距有一个办法，就是用贸易的自由化来替代劳动力流动。自由贸易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逐步通过贸易来推动发展，积累资本，再逐渐产业升级。当今世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发展，并且逐步晋升为发达经济体的成功例子有一些就在东亚，而这些经济体无一例外是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来发展自己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正在走的经济发展道路只是东亚道路的又一个成功例证。充分尊重经济规律，尊重市场，这是中国利用全球化和经济开放发展自己的宝贵经验，但是，一段时间以来，这一经验似乎被忘记了。

区域经济发展的三个D

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秘密就在三个D里。第一个D叫Density，即密度，密度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而城市就是规模经济最为重要的体现。规模经济体现为三大效应，第一是分享（sharing）——分享固定投入。生产者有固定投入，比如说基础设施，比如说开发区建设，都有大量固定投入。人口越密集，分享基础设施投资的企业和人就越多。从消费者角度来讲，也有固定投入分享，比如说在餐馆吃饭，餐馆客流量越大，平均每个消费者分摊的餐馆投入成本就越低。

第二个效应是劳动力市场的匹配（matching）。作为生产者，要招聘什么样的人在大城市里都能招聘得到，在小城市你就可能招聘不到，因为不够专业化。反过来从劳动者这个角度来讲，你学冷门的专业，在大城市更可能找到专业匹配的工作。温州的企业做大后，常常会搬到上海来，原因就在于，当企业升级了，需要更高技能、更专业的劳动力（比如设计师）和生产型服务业，温州就满足不了这些需要了。

随之而来的第三个效应是学习效应（learning）——劳动力专业化以后就越做越好，这叫自己跟自己学，积累经验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大学生为什么毕业以后愿意留在上海？我们很多人说大城市里大学生多，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大学生其实不傻，一个人在选择自己的就业地的时候，他考虑的是终身的收益，大学生初次就业后的起薪虽然只有几千块，但是他在一个会计事务所里干一年，跳个槽，收入可能会翻一倍。这就是学习效应的体现。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有个台湾朋友，他的姐姐原来在台北学中医做针灸，后来到上海来学习，学完以后不走了。他就问他姐，你为什么不回台北？她说，我在台北一天扎30个，我在上海一天扎300个。这句话很有意思。上海的人口大约是台北的10倍，诊所的业务量也大约是10:1，所以这里就有规模经济——客户多分享了诊所的固定投入。另外，这个例子里还有学习效应。所有以知识和技能为主要投入的现代服务业都有这个特点，那就是，越做越好。就比如我们做教授的，在大城市市场大，同样一门课，反复讲，就会越讲越好。如果是在小城市，恐怕就得上几门课，结果可能就是精力分散，都上不好。规模经济导致专业化，专业化又进一步产生学习效应。

除了自己跟自己学的“干中学效应”，更为重要的是，生活在大城市里，还能够向周围的高技能劳动力学习，在与别人的交流中提高自己，这叫做“人力资本外部性”。经济学家认为，城市里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学生要在大城市扎堆。为什么现在大城市人越来越多？因为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了，现代经济里面越来越多的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什么全世界一流的演员、教授、医生、做咨询的和金融的往往都在大城市？他们难道不知道大城市比较拥挤，并且房价贵吗？都知道，但他们还是到大城市来，因为规模经济、匹配效应和学习效应。

第二个D叫Distance，即距离。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不同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每个地方距离经济的中心城市不同，其发展的潜力就不一样。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地区和地区之间的距离是可以缩小的，虽然物理距离不能缩小，但是经济的距离（运输成本）和时间的距离是可以缩小的。在一定条件下，基础设施的建设、互联互通水平的提高，经济和时间距离的缩小会导致生产要素向大城市的集中。大家这样想，在骑马的年代，要把欧洲的东西卖到中国来，中国的东西卖到欧洲去，这成本太高了，所以大家都独自发展。后来有轮船了，再后来有火车、汽车、飞机了，交通运输不断的发展和流通成本的下降会导致什么？企业会充分享受集聚地的分享、匹配和学习效应，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当中，宁愿承担交通运输费，把产品集中生产，再卖到别的地方去，仍然是划算的。

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经济活动的高度集中，实际上跟基础设施的完善是有关系的。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和广西差别不大，为什么广东在后来一下子把广西甩到后面去了？道理很简单，因为广东距离香港近，距离香港近就距离国际市场近。与此同时，广东和广西之间的公路和铁路也足以让广西人到广东去打工，那企业就宁愿在广东扎堆了。

第三个D是Division，即分割。我给美国来的学生讲课的时候问他们，现在如果你是联合国秘书长，你想制定出一个政策让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均等化，你会怎么办？美国学生第一个反应是给中国人钱，我说谢谢，还有没有更好的政策？有些学生稍微想一想，能想到第二个政策，就是把美国国界打开，让中国人自由移民，这样中美收入差别就缩小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现实生活当中劳动力在国家间是不能自由流动的，所以，国家间的发展水平差异收敛未能实现，这是因为分割持续存在。尽管基础设施可以促使地区之间的实际距离减少，但是在国家间仍然存在国界。国家间持续地存在市场分割，就会导致国家间差距持续存在，一个具体的现象就是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国的只有大约三分之一（最近几年回国比例有提高的趋势）。高技能的走了，低技能的走不了，这样一来，要缩小中美收入差距当然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