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以效率换均匀的代价

前面我说过这样的道理，如果要在一个大国内部同时实现统一、效率和资源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这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如果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违背市场规律，追求经济资源的空间均匀分布，一定会带来效率恶化。这里，我不得不再次强调，我指的“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违背市场规律”是指那些违背欠发达地区比较优势的生产性投资，而不包括必要的用于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那些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改变生产性投资空间分布的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图3-4　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效率的不断提升。如果仅仅是由投入增加带来的经济增长，而没有效率提高的话，这样的增长是没有竞争力的，从而也难以持续。因此，我们应该看看企业的效率是怎么变化的。图3—4是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的全国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TFP的含义是在经济增长当中不能由投入品数量增长解释的部分，这就被认为是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经济增长。我们先计算了每一家企业的TFP增长，再计算全国的平均增长率。请看，2003年之前，TFP的增长率是越来越快，但2003年以后，这个增长率是下滑的，这个拐点和政府大量把资源往中西部配置的时间拐点是吻合的。23

我特别需要作出四点说明：第一，在作这项研究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截至2007年，但是，2008年之后，中国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动用更多投资拉动来应对经济危机，而经济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到7%的水平，投入产出效率更加恶化了，因此，这不会影响我的结论。第二，TFP指标往往是顺周期的，在经济增长速度快的时候，企业产能利用率高，因此，TFP往往会较高。但是请读者注意，2003—2007年这些年，恰恰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而TFP的增长速度却出现了下降，这更加说明，经济增长的效率出现了恶化。2015年下半年，“供给侧改革”这个词突然火了起来，我想说的是，如果说供给侧出了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早在2003年前后就开始了，只是在2003—2007年这段时间，低效率的问题被高增长掩盖了。第三，有人可能会说，基础设施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外部性，因此，短期内看不出回报是正常的。请注意，我这里看的仅仅是企业生产的TFP，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正外部性关系不大。如果基础设施的投资有正外部性，那么，也只会提高企业的TFP，让仅仅由企业自身因素决定的TFP被高估，这样，2003年之后企业因素导致的TFP增长下滑实际上更严重。第四，就算是看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有研究发现近些年来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的下降非常明显，尤其是在中西部。24如果读者到中西部省份一些工业园和新城去看看，将会遇到我调研时的所见所闻，看看那些征好了地，却没有企业的工业园，看看工业园里宽阔的马路，再想想全国新城规划人口34个亿的数字，你就知道，正外部性只是个正确却不真实的逻辑，它在局部可能是存在的，但从全国情况来看，投资过多、过于分散带来的效率低下已经明显超过可能存在的正外部性了。说得通俗点，对于有些工业园和新城，你不要期待过些年会产生回报，它永远都不会有回报了。

图3-5　中国企业之间TFP标准差的变化趋势

不仅企业平均的TFP出现了恶化，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也出现了恶化。举例来说，如果有A、B两家企业，A比B的效率高，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下，由于A的效率高，A的规模会长大，B的规模会缩小，一直到这两个企业的效率一样为止。随着时间推移，企业之间的效率差距缩小表明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图3—5计算了中国企业之间的TFP差异（用标准差表示），在2001年以前，TFP标准差总体上是下降的，但是在2003年以后，却经历了一个较为明显的上升过程，这反映了中国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

再来看看区域之间的差异吧（图3—6）。我们把企业分成东部、中部、西部三组，于是得到TFP标准差的三条线。这三条线中位置最低的是东部，表明东部企业之间效率差别最小，东部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最强，然后依次是中部和西部。有趣的是，在2003年前，三条线几乎是平行下降的，表明三大地区在同时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而在2003年之后，三大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配置效率的恶化。从拐点来看，东部在2003年以后配置效率恶化的程度较小；而看中部，明显的拐点出现了，西部的拐点更为明显。图3—5和图3—6中2003年前后的拐点与前面说的政府政策在2003年的拐点是一致的。

图3-6　中国东、中、西部内部企业TFP差异程度（标准差）

政府将建设用地指标进行区域间均匀分配也导致了中西部土地未能得到有效利用。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多次讲中国出现了“地的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的问题，但很少有人把这个问题分区域地来看，其实，地的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主要是中西部的问题。表3—1是我在几年前一篇论文中计算的1990—2006年非农业人口增长与土地面积扩张的平均速度，正好已经跨过了2003年的政策拐点。在表中，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表示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而城市建成区扩张速度度量的是城市土地面积增长速度，由此可以看到，地的城市化的确明显快于人的城市化。当把中国城市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组的时候，可以发现，东部这两个指标很接近，但是到了中西部，两个速度的差异就扩大了。尤其是西部，城区扩张速度几乎是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的3倍。当中西部省份把大量的地用于建设工业园和新城的时候，如果没有同步地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那么，结果就是大量的土地闲置或者低效率利用现象。25

表3-1　非农业人口增长和城市土地面积扩张（1990—2006）

当中西部使用大量的土地建工业园，而东部的发展却同时受到严格的土地供应限制，当大量人口流入而用地又受到控制的时候，结果一定是地价和房价的上涨。一般来说，一个地方工资越高，房价就越高，工资和房价呈正相关关系。房价是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房价主要是由需求推动的，那么，房价反映收入，这样的高房价并不见得是坏事。如果房价上涨是因为土地和住房供给受到了限制，那么，当人口持续流入的时候，房价就会上升很快，甚至快于工资的上升。2003年之后，东部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房价快于工资上涨的情况，一方面人往高处走，不断地流入；而另一方面，在土地供给上，东部城市的土地供应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当房价上涨的时候，外来人口在东部城市会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同时随着地方政府在中西部投资的增加，中西部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一部分原本想流动起来的劳动力就会选择留在本地工作，结果是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出现劳动力短缺，需要通过涨工资来招到劳动力，最终导致东部地区工资上涨。这种由土地供给管制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工资偏离了劳动生产率，因此会危害中国东部地区的竞争力，相当于我们自己主动提前放弃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26

很多人会认为，这样的区域发展政策是在帮中西部，可是如果想深一点儿，当沿海地区出现工资、房价同步上涨的时候，中西部的发展其实并不乐观。举例来说，浙江生产成本上升，会出现大量企业关门退出的现象，原来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会向东南亚国家迁移，而能在沿海地区继续生产的企业生产效率一定更高，可以忍受高成本。所以迁移的更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中西部企业由于地理劣势，参与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太高，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并没有转移到中西部，而是直接转移到东南亚。近年来，这种产业外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此，只要在出国的时候留意一下国外出售的服装和玩具产自哪儿就知道了。而转移到中西部的企业不少是国有企业、资源型企业和污染型企业，尽管口头上说中西部不走沿海地区的工业化老路，但是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会愿意以环境换取GDP的发展，所以现在大量的污染企业在往中国中西部迁移，造成中西部的污染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的河流是从西往东流的，这意味着若把污染企业往中西部迁，污染从上游往下游流，还会加重河流的污染问题。此外，更让人担心的是，在政府行政干预的作用之下，中西部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新一轮与东部的趋同。有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的地理集中和行业专业化在2005年前后均由上升转为下降，致使省际产业同构现象加剧。27在一个大国里，原本各个地区应该分工明确，互相协作，而实际的情况是，各地区的产业同构趋势正在与区域间分工协作背道而驰。

上述种种分析均表明，如果违反经济规律，运用行政力量帮助欠发达地方发展，其结果可能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加大在中西部的投资加快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实际上，这些经济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当地的比较优势相违背的，而且过量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建设也伴随着地方政府负债，从长期来看，这只会造成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负担。而从全国范围来看，通过限制东部土地供应鼓励企业到中西部投资，结果是资源配置效率出现明显的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