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户籍制约了消费

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还不仅仅是个公平与否的判断，它还会产生对于经济发展的实际后果。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中国的城市化推进了生产，却没有同步推进消费。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农业GDP已经降到全部GDP的10%之时，其农村人口仍然占大约一半，而且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已经进城打工的农村人口。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如此低的消费率，在2009年，最终消费与GDP的比率仅为48%，而扣除掉政府消费后，居民消费与GDP之比率仅为35%。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相近发展阶段的印度和巴西比，或是与同处于储蓄率较高的亚洲文化下的日本和韩国比，中国的消费率都更低，甚至低于日本和韩国的消费率在历史上的最低点。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支撑了大量的出口，而消费增长却相对受阻。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受到了抑制。这两件事都与众不同，相互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联系，不会只是个巧合，一定是中国有些特别之处。解开这个困惑的关键在于户籍制度，这也是个与众不同的制度。它就像一个楔子钉进了中国的市场体制，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影响。一方面，户籍制度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制约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不能得到充分释放，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收益比较低，这也成为农民工进城的工资要求的参照系，长期的低工资形成了出口加工制造业对于低劳动成本的依赖。

故事的另一面是，进城农民工的消费受到了户籍制度的制约。根据我和陈斌开、钟宁桦共同开展的一项研究，在2002年的数据里，一个没有所在城市户籍的外来居民与当地城市居民相比，前者的消费要低大约30%。由于农民工的数量庞大，我们大致可以测算出这一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消费损失”究竟有多大。算出来的结果有点儿让人吃惊，它相当于数据所在年份的家庭消费的4.2%，或者中国GDP总量的1.8%。别以为这是个小数目，中国每年GDP的增长不过10%左右，这相当于说，户籍制约的消费相当于每年GDP增长部分的五分之一。由于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在持续增长，而且户籍制度的制约始终存在，因此，其对消费的制约效应也是年复一年地在发生。后来，我们又用2007年的数据重新作了估算，结果显示移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差异从2002年的大约30%缩小至16%—20%，与此同时，移民的总量有所增长，全国的总消费仍然受到巨大制约。81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人在面对风险的时候，需要储蓄以防不测，而如果社会保障健全则储蓄的动机将减弱。中国的社会保障日益健全，但农民工的状况却改善甚少。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一项数据显示，雇主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5.9%、9.7%、20.7%和1.8%。不难看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覆盖水平仍然比较低，绝大部分农民工都没有参加社会保险。而从农民工的工作性质和收入来源来看，他们签订短期合同的比率和来源于个体经营收入的比重均远远高于城市居民。

不能安居乐业的预期会制约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如果外来务工者是几乎不能在打工城市定居的，那么，他们的行为就将是能省的就省，能租的就不买，因为耐用消费品很难带走。有人可能会说，农民工将钱寄回家了，这其中也有部分是消费。在我们的研究里，即使将汇回老家的钱全部计入消费，户籍因素仍然使移民的消费大幅度地低于城市居民。

外来人口压缩他在居住地的消费，其中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外来人口缺乏在工作地安居乐业的预期，那么，他就会想，如果未来有一天回到老家，自己的收入就会大幅度下降，于是，他就会为未来而增加储蓄。我们的研究显示，农民外出打工的倾向在33岁之前大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之后就逐步下降了。一个外来劳动力即使当前收入水平和本地劳动力完全一样，前者未来返乡后收入就会下降，他必须为了未来而更多地储蓄。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对于外来人口的社会分割并不见得对本地居民就有好处。一方面，外来人口大量从事的是消费型服务业，如果限制外来人口，实际上就限制了本地的服务业劳动供给，结果就是服务业的价格更高，最后的成本还是由消费者来承担。同时，如果外来人口的消费受到制约，那么，他们节省的开支里有一大块就是消费型的服务业，而此类消费需求的减少最后会“外溢”到从事本地消费型服务业的本地居民那里。上海交大梁文泉的一项研究显示，外来人口汇款回家越多，他们所在城市中从事消费型服务业的本地居民工资越低。通俗来说，限制外来人口在本地安居乐业，他们就将减少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结果，从事服务业的本地居民受损了。82

农民工的数量稳定增长也会使户籍对消费的制约后果愈加突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4亿，2014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2.7亿。这部分居民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制约，他们的身份应该是城市居民，而不是农村居民，所以，农民工数量的持续增长也将使加总层面的“消费损失”日益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