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文化的融合将日益重要

城市发展一方面需要移民，但是移民的确会带来很多相应的问题。移民带来互补性和多样性，这对经济社会发展是好事，尤其是文化领域，文化和民族多样性有益于产生重大的思想。特大城市的真正挑战在于，不同的人，习惯、文化、宗教都不一样，如果移民的融合做得不好，多样性就可能转化为冲突。如果移民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那么，促进移民在人口流入地的融合就是必需的。未来，在公共服务逐步削弱直至消除户籍歧视之后，社会意义上的融合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一个长期以来缺乏劳动力自由流动，且地域文化非常强的大国来说，社会心理上的排外将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那么，中国各地是不是存在社会心理意义上的排外现象呢？我们不妨从方言的角度来管窥一下文化融合的问题。

方言能力对人的影响是农业社会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困惑。在农业社会，人们可能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小地方，不同地方的人交流甚少，虽然文字是统一的，但方言却各不相同。尤其是在南方，山多水多，加上古代从北方迁入的移民，便形成了更为复杂的方言。哪怕相邻的两个县，都可能说着完全不同的话，甚至相距不远的两个村，口音都有差异。

在现代社会，工业和服务业取代农业成为经济支柱后，人和土地的关系日益松散，大规模、长距离的人口流动随之出现，不同口音的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早已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按理说，汉语有统一的文字，而且普通话已经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通用的交流语言，这时，一个外来移民不会本地方言，不应该成为影响工作和收入的问题。可是，如果在某个城市中问周围的人：“你觉得说本地方言有用吗？”恐怕不少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有用。”

在上海，我家附近理发店里的理发师来自苏北，但说着流利的上海话。停车场的看车人、家里曾经请过的钟点工都学会说上海话了。甚至有一个同事和我说，他太太是做银行理财的，但不会说本地方言，结果本地客户还是更愿意找本地人提供服务。

人口正进行大量流动的现代中国，会说本地方言真的重要吗？

最近，我和哈佛大学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复旦大学陈钊、中央财经大学陈斌开一起做了一项有关方言的研究。这项研究使用了2005年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并根据语言学家的定义将中国划分为七大汉语方言区。

这项研究发现，在一个城市中，相对于来自同样方言区的外来人口，那些来自不同方言区的外来人口更难进入本地收入更高的行业和职业，特别是需要更高语言交流能力的服务业。而且，这种效应主要出现在与普通话差别比较大的几个方言区，包括吴语区、粤语区和闽语区。其中，“本地方言回报”特别高的又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吴语区。

既然我们在之前的研究里已经发现了方言的回报，那方言为什么会产生回报就成了一个需要探究的问题。本地方言的回报可能来自两个渠道：一是使用本地方言本身带来的经济价值，这可能是因为方言能够传达某种特殊的信息；另一个产生方言回报的机制是文化和身份认同，外来人口如果会说本地方言，可以传递出与本地居民有相同（或相似）文化和身份认同的信号，从而增进信任，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额外回报。

本地方言能力是否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是因为方言能力的确增强了经济信息的交流，还是因为方言成了一种有关身份的信号发送机制呢？在中国的大背景下，由于普通话是绝大多数人共同使用的交流语言，因此，本地方言能力主要起的不是交流经济信息的功能。即使一部分本地居民不会说普通话，只要外来居民能够听得懂本地方言，就不影响信息交流。

于是，我们的研究团队专门做了一项针对“上海话的回报”的案例研究。88为了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考察方言能力的作用，2012年，我们建立了一支由复旦大学95位学生组成的研究团队，在上海进行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问卷调查。调研覆盖上海有代表性的七个区，包括宝山、普陀、浦东、黄浦、闵行、嘉定和闸北。2011年的数据显示，这七个区的人口占上海总人口数的59.3%，而外来人口占上海总外来人口的62.1%。在问卷中，我们询问被访者是否听得懂上海话以及是否能说上海话，同时，我们也收集了有关外来劳动力就业和收入的信息。

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谙熟上海话的确是有回报的。具体来说，我们发现，掌握上海话可以提高外来人口进入销售行业的概率，而这一结果主要是因为一部分外来人口有选择地学习了本地方言。

上海话的能力中，听说之间的能力差异对收入的影响完全不同。我们发现，听上海话能力对不同行业外来人口的小时收入没有影响。然而，会说上海话则显著提高了他们在建筑业、制造业和销售业的小时收入。其中，说上海话的能力能够提高在建筑业和制造业中的小时收入，是因为这样的人更可能自己做“老板”。

无论是在建筑业和制造业中做老板，还是在销售业中工作，都更需要与人打交道，说上海话的能力产生的作用是显露劳动者的身份，显得在身份和文化上与本地居民更相似，从而提高本地居民的信任感。

在上海这样的移民城市，移民融入得越好，本地方言的能力越不应该成为人们身份的符号和相互信任的障碍。相反，如果在制度和文化上移民融入得不好，移民的流动性强，本地人与移民之间打交道的不确定性增强，反而会使方言能力成为判断移民融入程度的信号。

对比一下其他的国际大都市，就知道中国的特大城市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截至2008年，36%的纽约人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48%的纽约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另外，2011年英国的人口普查显示，在伦敦的常住人口中，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居民占37%，外籍居民占24%。而在伦敦的常住人口中，白种英国人比例从2001年的58%减少到45%，不到一半。

随着移民（包括国外移民）比重不断提高，语言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地发生变化。在20世纪的前半叶，上海曾经吸引着来自全球和全国的淘金者，上海话也曾经受到苏州话、宁波话和英语的共同影响。未来，多种语言（包括外语）在上海融合的情形完全可能再现，甚至上海式英语可能会夹杂进普通话和上海话的词汇，而这恰恰是上海这座移民城市充满活力的体现。

我们的研究从方言入手，特别是以上海作为案例，角度虽小，却想由此引出关于大国大城的文化融合这一大问题。随着中国的经济规模逐步成为全球第一，中国的一线城市都将成为“全球城市”。无论是在国际上与其他城市的竞争，还是在国内一线城市之间的竞争，本质上都是人才的竞争，而随着制度上的不断市场化，最后，人才的竞争将成为文化的竞争，如果没有全球城市应有的包容而多元的文化，全球城市的竞争力也将无从谈起。全球城市的定位决定了中国一线城市的人口将由本地人、中国其他地方的新市民和全球优秀人才共同构成，而这样的城市文化也必须由传统的本地文化、中国其他地方的文化、国际上所有国家的优秀文化共同构成。

移民带来互补性和多样性，这对经济社会发展是好事，尤其是文化和科技领域，文化和民族多样性有益于产生重大的思想。特大城市的真正挑战在于，如果移民的融合做得不好，多样性就可能转化为冲突。如果移民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那么，促进移民在人口流入地的融合就是必需的。在西欧，问题不是出现在移民本身，问题是有移民、缺融合。中国今天的特大城市如何去应对大量增长的国内和国际移民所带来的各方面影响，促进社会融合，这应该立即提上议事日程，不能再拖了。

面对全球化的大时代，地域的文化虽然也要珍惜，但决不应该固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