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柏林的苦兔儿（Kultur）

“到柏林去…”大约是我前世的憧憬。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柏林留学，在二月冻土的故乡，柏林是我年轻母亲魂牵梦萦的天外梦境。一九八五年整个春天，我在几乎是新建的柏林不停地走着，常常在想六十年前母亲的旧梦好似在此复苏，那个没有见过父亲的，孱弱的婴儿，如今到柏林来担任客座教授，德国人坚持和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不同。

正式讲授给学份的文学课程，印在厚重的课程表上：“台湾文学”。就在那半年前，我接到国科会人文组华严主任的电话，说西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at Berlin） 要找一位教台湾文学的教授，他们想推荐我去，问我能不能去？当时我手里拿着电话，怎么说呢？几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这么遥远、转折的邀请，隔了我父亲雷雨多难的一生，我要到柏林去了。我到柏林的时候是四月初，全城的树都是枯枝，只偶见一丛丛的淡黄色迎春花，接机的郭恒钰带我到大学单身宿舍，并且教我如何从邻近搭公交车去学校。我住的街名是Thielallee，读作“梯拉里”，好听极了，因此我从未迷路。第二天早上，我须乘U-Bahn（读作“乌邦”） 地下铁路到系里与学生见面。

原来的怕林大学（Hamboldt-Universitat zu Berlin） “沦陷”在东柏林，被迫走苏共的路线。三年后，大部份学生，还有教授出走，在西柏林集会，决议成立一个学术自由的大学。一九四八年初，在西柏林美军占领区，在美国大力援助下，创建“柏林自由大学” 。二〇〇八年，六十校庆，同时入选为德国第九所“精英大学”，有学生三万一千多人。

开设“台湾文学”为该校正式课程的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那时的校Dr．Dieter Heckelmann（海克曼） 。他曾在一九七〇年代两度到台大法律系任客座教授，带着妻子儿女住在台大宿舍两年，对台湾极友善。台大许多杰出教授如翁岳生、戴东雄、廖义男、陈维昭、王泽鉴等都曾前往担任访问教授。我在怕林时常是他的座上客，他也经常回台湾来与老友欢聚，且经常抽空到台北大屯山等地深入攀登。德国统一后，他曾出任柏林内政部长。另一位是负责中国研究所的郭恒钮教授，山东人，一九六〇年离开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前往西柏林，在怕林自由大学进修历史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一九九〇年初曾到台大历史系作访问教授，讲授德国史一年。

西柏林自由大学中国研究所座落在一幢名人的豪宅，上下五层，宽敞明亮，德国人百年根基的建筑。我很勇敢地从“梯拉里”宿舍的迎春花丛找到U-Bahn 的车站，到Podibielskillee 街四十二号，从外表朴实的门庭进去，才知道别有洞天。

郭教授用德文介绍我，他称我为“台湾来的教授”，又一再她提到“苦兔儿”（kultur，德文“文化”发音） ，“苦兔儿”这声音令我印象深刻，记得在孟志荪老师课上背过汉乐府“古艳歌”：“萤萤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想到台湾，乃至中国的文化，这百年来不也相当凄凄惶惶吗？

他们请我自我介绍及说明教学计划。我原以为只是与选修自己课的二十位左右的学生见面认识而已，如今却须对全系的一百多人演讲，内容和语气当然不同，我决定采取“大立足”点的讲述法。我先陈述自己出生时，年轻的父亲刚从柏林大学转学到海德堡大学读哲学系，一心想了解历史与人生，想如何用教育帮助中国富强向上。台湾的处境举世皆知，我们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学应该是最能了解的。我今日来此希望藉台湾文学作品作心灵交流，深一层同情东、西德两个份裂国家人民的生活态度和喜怒哀乐……。我教的台湾大学学生和诸位一样是追求自由思考的学术青年，我希望能真正认识德国，你们也真正认识我们台湾。郭教授后来一再提起，说我这一场订交演说得到学生的肯定，是个成功的开始。我赴德国前寄去三百多本台湾文学作品，全数捐赠自由大学中国文化系所，他们的图书馆做了一个印戳：“齐邦媛教授捐赠，1985” 。

我上课的教材以小说为主，有赖和《一杆秤仔》、吴浊流《先生妈》和《亚细亚的孤儿》、白先勇《台北人》。在我主编的选集作品之外，还加上一九八五年前已英译的作品，包括袁琼琼《自己的天空》、萧飒 《我儿汉生》等。按照学校的要求，每周上课时发一张授课大纲。我用英文上课，书名人名必须载明中译名。系里请讲师车慧文协助，必要时译出德文，讨论时用德文、英文与中文作为师生间进一步沟通。车慧文，东北人，二十年前在台湾就读淡江文理学院英文系，嫁给一位来台在师大语言中心修习中文的德国青年Erik von Groeling，随夫回到科隆，但年轻的丈天意外死于手术台上，她辗转来到柏林，靠抚恤金独力抚育四岁和一岁的稚子。这样的生命历程。使我同情感佩。柏林期间，课内课外她也对我协助照顾，我们因而成为好朋友。她也是我在柏林的导游，使我在那里不致瞎撞，如识途老马，带我认识真正的柏林。

上课两周之后，决定找一所自己的住处，慧文带我按照广告到处看房子，那真正是认识一个城市的最好方法。我唯一的希望是有一张书桌，窗外有个院子。我原以为柏林是文化古都，当然家家都读书，但令我惊讶的是，看过的六、七处出租屋子都没有书桌，即将放弃时，来到一个树荫绵延的小街，在大花园似的巷里一幢小楼，楼下前后两大间和小厨房、餐桌，走进里面一间，第一眼看到一张大大的、真正的书桌！

桌旁全扇的窗户，外面是一座花树环绕的真正的庭院！租金比别处加倍，但这就是我在柏林最合理想的落脚之地了。那四个月间。我每天看着全街不同的花圃由含苞到盛放，从树荫中走进来走出去，忧患半生，从未有如此长时期的悠闲境界。刚到那几个周末，远远近近听到礼拜堂的钟声，收到海音寄来“纯文学” 出版的书，写信告诉她：“礼拜日，满城钟声。”她以一贯的急惊风速度回信：“恨不得也到柏林来！”五月八日，郭教授告诉我，柏林的学生都得去看一部记录像片《柏林沦陷四十年》。我到市中心库当大街我赖以衣食维生的Kadewe 百货公司门口，车站和街上充满了各种游行的队伍，静静地举着不同的标语，在保存炸毁面貌的大教堂四周有些激昂慷慨的演说。这部记录片真是令人意外的完整与清晰，从希特勒开始鼓动人心到开战，战争重要场面及人民生活；而大部份是纳粹末日，欧洲战场溃败。盟国空军按城市地图，有系统地轰炸柏林，而且事先预告，你们如仍不投降，明天炸毁哪几条街。影片上逐日照出地图区域和轰炸前后实况，可谓弹如雨下，只见整排整排的街道都在盟军炸弹之下灰飞烟灭成为瓦砾，原来这权力之都百外之六十以上是如此毁灭的。五月二日盟军进城之日，幸存的百姓躲进地下室，被抢先进占的俄国兵拖出来刺死、强暴，接着进城的英国军车在路边捡拾小孩，带他们去吃饭，美军在旁警戒……，画面清晰详细，不忍看也得看。这是德国人自己摄制的记录，留给后世子孙看的。

这天我回到住所天已黑了，全楼未亮灯，原住楼上的房东太太气喘病发。住在医院。我一个人夜坐灯下，反复出现《柏林沦陷四十年》许多城毁人亡的场景，不免想起重庆在日机轰炸下的那些年，我们对死亡不得不采取赌命的无奈态度。看了柏林被炸毁的区域地图，才明白这美丽的新城原是盖在废墟上的！这书桌、这床铺下面会不会原是上一代的埋骨之地呢？悚然而惊，连续数日夜不成眠。

那一周的《时代》杂志以怕林投降四十周年为主题，有一篇社论《空前的灾祸》，大意是德国投降时，苏俄坑杀降卒二十万，埋在由汉堡流往捷克的易北河沿岸：而日本投降前，广岛、长崎毁于原子弹，两国都认为自己灾难最大，但是遭受最大灾难的岂不是死了数百万的犹太人吗？其实，灾难是无法比校的，对每个受苦的人，他的灾难都是最大的。

半世纪以来犹太人的悲痛成书近千，而中国人在八年抗战中的悲痛几乎无人详记。一九四九年中共占据大陆后，那八年正面抗日的是国民党，留在大陆侥幸末死的都必得否定过去一切，那时殉国的热血军民，在政权改变之后，都在“第二次死亡”时被湮没遗忘了。而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二十年来在国际文学交流之际热切地宣扬“我们台湾文学”，又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从此。我和自由大学这班学生问答之间就有了一层层沉重的涵义。阅读王祯和《小林来台北》时，他们认为你必须到柏林才能感觉到德国近代史的深度，这吸引观光客的围墙，只是一道浅浅的象征罢了。我提到初闻柏林钟声的喜悦，有人说，战后许多不同宗教教派在不同的灾难地点修筑教堂，不仅是追祭亡魂，也是希望有持久的赎罪，终得平安的祈求之地。你看……柏林的教堂特别多！从此，我听到钟声再无喜悦之感。

回到台湾，连寒山寺夜半到客船的钟声也没有。小林到了台北又如何？

战后柏林复苏，在废墟上重建大城市，遍植树木，用欣欣向荣的生命覆盖死亡。英美占领的西德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她最大的愿望是恢复文化大国，所以国际文化活动很多。我到柏林不久即见街头挂出“地平线（Horizon） 世界文学会议”的预告，也知道将有盛大的大陆作家团参加。开会前我收到白先勇短简，他与陈若曦、钟玲、李欧梵和郑树森受邀将代表台湾和海外华文作家参加。他们到柏林后，郭教授与我和车慧文竭诚招待，但是主办单位虽在节目表上排出他们五人的发言及作品朗读时间，会议大厅树立的大型广告牌上有大陆的作家，却无台湾五人，我们都很愤慨。虽然自由大学先举办台湾文学座谈会，但是，形势比人强，大陆十位作家受到的关注和接待明显热烈。柏林和旧金山一样，对这些早期由铁幕来的作家充满好奇和趋炎附势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