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译介台湾文学的桥梁——中华民国笔会

我既是作学术交流的人，必须先站稳台湾文学的立足点。自一九八五年柏林经验之后，我得以从美国以外的大框架欧洲，思索台湾文学已有的格局和未来的发展。令我震撼至深的是一九八六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笔会年会上，西德著名作家葛拉斯（GUnterGraSS） 对支持俄共威权的东德作家，咆哮责问：“文学良心何在？”一九九二年在巴塞隆那的笔会年会，几乎是该城向西班牙争取独立的一个论坛，我们收到的档一半是使用该城的加泰隆尼亚语，以示他们古老语文的存在意义。而最强烈的启发则是一九九四年，在捷克布拉格的笔会年会，主题是“国家、种族、宗教、社会的容忍与文学”，由捷克作家总统哈维尔主持，其中有一场座谈会题目是“小语言与伟大文学，小语言写作者的难题”。另一场是“我们自知几许？”第一次看到语言有大小之分，第一次听到苏俄解体后，五十多位作家各自回到独立的国家，不用俄语陈述，而是重用小语言的母语创作，陷入另一种困境。

我曾根据他们的话写了一篇《我的声音只有寒风听见》，文中并未明言我的忧虑，世界的汉学界已将注意转移至中国大陆，台湾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笔，本土化的声浪日益高涨，当年大家用中文写作的热情不再，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也面临小语言、小文学的处境？从此，我对台湾文学的关怀，就不再只是单纯地鼓励与评介，而是它在末来的发展和定位。一九九二年正式接任中华民国笔会英文季刊总编辑的工作，将近十年，得以深耕台湾土她的文学创作，对这个大问题有切身的领悟。

这本英文季刊自一九七二年创办以来，我一直是个实质的顾问。主编选集后，我对台湾文学的发展，以不遗漏的阅读，保持真正的了解。因为“台大哲学系事件”（一九七三年） 而离开的赵天仪被教育部安排到国立编译馆任人文组编审。以及接办《现代文学》的柯庆明，都助我深入认识本土作家。当时台湾诗社如雨后春笋，我一直是订户读者，日后主编笔会英文季刊选稿来源仍是维持公平的态度，尤其没有“政治正确”的立场。

在自由世界，文学作者原不必有“会”，写作是个单打独斗的行业，文坛原本无“坛”，只是有时文人相聚也有可谈之事。一九二一年由英国和一些欧洲作家在伦敦成立了国际笔会（TheInternational PEN ） ，PEN 是Poet,Essayist, Novolist 的缩写。

一九二四年，中华民国笔会成立于上海加入总会，发起人有林语堂、胡适、徐志摩等人，第一任会长是蔡元培，开始做各种文化交流，作品互译，作家互访等拓荒工作。

我自幼逢书便读，读后常有难忘之事，他们邀请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的事，启发我多年的想象。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笔会会员国参加战争，立场对立，文学交流停止，直到一九四六年，在中立的瑞典重开。中华民国笔会一九五三年在台湾复会，第一、二届的会长是张道藩和罗家伦。一九五九年首次回归国际总会，参加每年一度的年会。

一九七〇年林语堂当选会长，在台北召开第三届亚洲作家大会，邀请川端康成、张大千等及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国重要作家前来，台湾作家将近百人参加盛会。王蓝、彭歌（姚朋） 和殷张兰熙（Nancy Ing） 三人负责办事，在刚刚落成的圆山饭店将大会办得有声有色，大大地提高了台湾的声誉。林语堂说，台湾应该有一份发表作品的英文刊物，让我们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搭一座桥。

一九七二年秋天，《中华民国笔会季刊》创刊号出版。由母语是英文的殷张兰熙担任总编辑，王蓝和彭歌是编辑顾问。从创刊到一九九二年，殷张兰熙独撑二十年，我继编九年，彭镜禧、张惠娟、高天恩和现任的梁欣荣都是我台大外文系的年轻同事，以拔刀相助之情前来兼任总编辑，助理编辑兼秘书只有一人，前十五年是刘克端女士，近十五年是项人慧，发书时增一工读学生，大出版社很难想象那种“孤寂” 。三十六年来，春、夏、秋、冬四季运行，和大地运行一样，《中华民国笔会季刊》至今发行一百四十四期，从无一季脱期，是国际笔会最稳定最持久的刊物。在一百多个会员国的文学界，台湾是个有信誉的地方。

殷张兰熙是最早作台湾文学英译的人。一九六一年美国新闻处资助Heritage Press 出版社英译小说和新诗，殷张兰熙就是《新声》的主编，选入者白先勇、赏虹、王文兴、陈若曦、叶珊（后改笔名为杨牧） 等作品。

因此执编笔会季刊之前，殷张兰熙已有数年孤军奋战的经验了。

殷张兰熙的名字和季刊几乎是不可分的。她选稿，翻译每期的诗，寻找高水平译者，读译稿、校对、发排。

创刊后三年开始用台湾艺术作品作封面，刊内介绍，她又增加了另一个领域的挑战，在这方面协助最多的是王蓝，我接编后是林文月、丁贞婉等好友。

殷张兰熙金发碧眼的美丽母亲，一九一七年嫁给中国同学张承标先生（来台后曾任审计长） ，由美国维吉尼亚州到中国湖北县城成家，生儿育女。十多年后兰熙长大，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一九四九年随夫婿殷之浩先生来台湾，创立大陆工程公司，因为出国开会而冠夫姓，文坛好友都只称Nancy。她爱文学，有时也写诗，一九七一年曾出版One Leaf Falls 诗集。

一九七二年我从台中搬到台北，恰巧与兰熙住在邻巷，街头路狗又常遇到。各自主编笔会季刊和《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最基本的话题是值得译介的书稿。英译的人才，字字句句斟酌译文，整体的安排，呈现的效果，国际读者的反应等等，好似长河流水，永不厌倦。

兰熙是个开朗温暖的人，忙碌中热情洋溢。每年在各地召开的年会前，催集论文，安排演讲和讨论议题，准备礼物，到会场结交天下士，握住那么多伸出的友谊之手。大陆的“中国笔会”文革后参加总会，多次在会场排挤我们。兰熙收起她自然温婉的笑容，登台发言愤慨迎击，保卫自由民主的台湾代表权。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他们不再出席年会。在今日政局情势下，会籍立场仍会被提出，但是兰熙与当年代表所建立的国际友谊，以及我们的季刊三十多年稳定的出刊，丰富的专业形象，已让中华民国笔会立于不易撼动的地位。中美断交后，兰熙受邀在美国十家地方电视台上“谈台湾”（Talk about TaiWan） 节目，侃侃而谈，以条理的外析，清晰的言辞，呈现台湾在文化、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进步。英文的笔会季刊更帮助增加了解。那些年，在西方世界为台湾发声的事，兰熙做了很多，但是在台湾反而少有人知。最可贵的是，这些奉献和她主编笔会季刊二十年的投入，都受到丈夫殷之浩先生全心全力的支持。季刊收入仅有外交部和新闻局所付国际赠送的那数百册书款，国内在诚品等地出售则不及百册，主要的支出如稿费、印刷、发行及人事费用，皆由殷先生资助。笔会会址原也设在大陆工程公司所在地，殷先生去世后，一九九六年开始租屋在温州街，即将面临断炊时，殷氏“浩然基金会”开始资助，得以编印发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