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四年级
一
在大学里的第四年，以前空空荡荡的信箱忽然满了起来，我开始收到推销各种东西的邮寄广告：时装、皮衣、首饰、化妆品、成套的唱片、CD、LD、丛书、文库等等。有些东西过去买不起，有些东西人家不卖给我们；现在这些东西我都有了，堆在双层床的顶上。到目前为止，我还没付过钱，全是赊购。它们不仅是商品，还是我已经长大的证明。有一样东西人家在努力推销，我还没有买，那就是公寓的入住权。我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再有一年，就要毕业，搬出学生宿舍，住进黑铁公寓。以前的事情未必值得记述，对我来说，大学的四年级是第一个值得记录的年度。
所有上过大学的人，都必须住在有营业执照的公寓里。据说公寓里特别好，别人想住都住不进去。假如你生在我们的时代，对这些想必已经耳熟能详，但你也可能生在后世，所以我要说给你知道—假如有样东西人人都说好，那它一定不好，这是一定之理。我有一个表哥，开着一所黑铁公寓。我和他说，想到公寓里看看。他说，我正要搬家，你就不用过来了。他正要搬进我们学校对面的旧仓库，正在那里装修房子。闲着没事时我常去看看，但装修公司的人不让我进去，说是这种地方不准学生来看。我说我是业主的表弟，表哥让我来看看工程质量，他们才让我进去了。
我表哥的公寓里地下铺着黑色的水磨石，四壁上涂着黑色的油漆。整个楼层黑得一塌糊涂，看起来倒是蛮别致的。地面和四壁都做好之后，在装修公司的泛光灯照耀之下，这地方像个夜里开放的溜冰场。但这地方想要住人的话，就得隔成房间才对。后来他们开始打隔断—水磨石地面上早就留好了地脚，他们在地脚上竖起了若干铁柱子，在铁柱子之间架起了铁栅栏，又在铁栅栏上涂上了黑漆。一面做这些事，一面往里面搬粗笨家具。等到这些活做好了之后，这地方倒像个动物园，放着很多关动物的笼子。和兽笼不同的是，每一间里都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有床，有桌子，这就让你不得不相信，这些笼子是给人住的：狮子老虎既不会坐抽水马桶，也不会坐椅子。我在滑溜溜的地面上走着，冷风刺着我的耳朵。时值冬日，北风在拆去了窗框的方洞中呼啸着。工人正把这些洞砌起来，此后这里会是一所没有窗户的房子，不点灯会伸手不见五指。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留着窗户。
我表哥的房子装修好了，他搬了过来，带着他的家具、杂物，还有六个房客。家具装在大卡车上，由搬家公司的人搬上楼去，房客装在一辆黑玻璃的面包车上，一直没有露面。那辆面包车窗子像黑铁公寓的窗子一样，装着铁栅栏，有个武装警卫坐在车里，还有几个站在了周围。等到一切都安顿好了，才把面包车的门打开，请房客们下车。原来这些房客都是女的。有两位有四十来岁，看上去像学校里的教授。有三位有三十来岁，看上去像学校里的讲师。还有一位只有二十多岁，像一个研究生，或者是高年级同学。大家都拖着沉重的脚镣，手里提着一个黑塑料垃圾袋，里面盛着换洗衣服，只有那个女孩没提塑料袋。她们从车上下来，顺着墙根站成了一排，等着我表哥清点人数。
我表哥搬家那天，北京城里刮着大风，天空被尘暴弄得灰蒙蒙的，照在地面上的阳光也变得惨白。有两位房客戴着花头巾，有三位房客戴着墨镜，其他人没有戴。我表哥说：老师们，搬家是好事情，大家高兴一点—这回的房子真不赖。但她们听了无动于衷，谁也不肯高兴。我想这是很自然的，披枷戴锁站在过往行人面前，谁也高兴不起来。我听说监狱里的犯人犯了错误时，就给他们戴上脚镣作为惩罚—这还是因为他们已经在监狱里，没别的地方可送了。我们不过是多读了几本书而已，又没招谁惹谁，干吗要戴这种东西。当然，给犯人戴的脚镣是生铁铸的，房客们戴的脚镣是不锈钢做的，样子非常的小巧别致。但它仍然是脚镣，不是别的东西。我表哥见我在发愣，就解释说：这不是搬家吗，万一跑丢一个就不好了—咱们平时不戴这种东西。我表哥像别的老北京一样，喜欢说“咱们”来套近乎，但我觉得他这个“咱们”十足虚伪，因为他没戴这种东西。这些房客里有五个戴着手铐或者拇指铐—这后一种东西也非常的小巧，像两个连在一起的顶针，把两手的大拇指铐在了一起。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假如没有钥匙，不把大拇指砍掉是取不下来的，而把拇指砍掉了就会立刻成为残废。她们双手并在前面提着袋子，像动物园里的狗熊在作揖。我表哥又说：手铐出门时才戴，不是总戴着的。那个年轻的女孩倒是没戴手铐，双手被一条麂皮绳子反绑在了身后。她挺起胸膛，好像就要从容就义的样子。我表哥解释说：这位老师讨厌手铐，所以用根绳子。他还对我说，要是你将来讨厌手铐，或者对铁器过敏的话，也可以用根绳子—他是在和我说笑话。我听说癌病房里的病人总拿死和别人开玩笑，已婚的女人和未婚的女人间总拿性来开玩笑。但我觉得这个笑话十足虚伪，因为他自己并没有用根绳子嘛。所有公寓的人肘弯都扣着一根铁环，被一根铁链串在一起，只有我表哥例外，这件事让人看着实在有气。
有句话我们经常听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而我正要变成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一个精英。以前我听到这里就满意了，现在不满意。现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应该怎么对待这些精英。这些房客们都穿着郑重的秋季服装—呢子的上衣和裙子，这些衣服都是很贵的；脸上涂了很重的粉，嘴唇涂得鲜艳欲滴。只有一个人例外：那个年轻的女孩没有化妆。她穿着花格衬衫，袖子挽到肘上，那个扣住手臂的铁环被掩在袖子里。下襟束在腰带里，那条小牛皮的腰带好像是名牌。腿上穿着褪色的牛仔裤，脚下穿一双雪白的运动鞋。那条不锈钢的脚镣亮晶晶的，镣环扣在套着白袜子的脚腕上。背着手，姿势挺拔，四下张望着—她排在队尾。混在这样一群人里，她非常抢眼，我不禁盯住了她。她的领口敞开着，露出了锁骨和一部分胸口，随着呼吸平缓地起伏着。后来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她的小臂修长，手腕被黑色的皮条纠缠着。有时她握紧拳头，把双手往上举着，这样双臂就构成个W形；有时又把手放下来，平静地搭在对面的手臂上。与此同时，别的房客低着头，一动都不动。直到一切都安顿好了，我表哥才说：好，进去吧。房客们从黑铁公寓的前门鱼贯而入，像一伙被逮住的女贼。那个女孩走在最后，她在我脚上踩了一脚，说：小傻帽儿！看什么你？既然她说我是傻帽儿，想必我就是傻帽儿了，但她也该告诉我，我到底傻在哪里。我还想和她说几句，但她已经走过去了。电动的铁门哗啦啦地关上，把别人都挡在了门外。
二
我住的宿舍离学校的南墙很近，学校的南墙又和我表哥开的公寓很近，有一段南墙是砌锅炉的耐火砖砌的，黄碜碜的，看起来很古怪。墙下有窄窄的一条草坪，出了南墙就能看见，总没人浇水，但草还活着。草坪里种了一丛丛的月季，夏天草坪上满是西瓜皮。草坪前面是马路，过了马路就到了黑铁公寓门前。人们说，所有的聪明人都住在公寓里，住在公寓外面的人都不够聪明。聪明人被人像大蒜一样拴成一串，这件事却未必聪明。你知道的吧，这世界上最不幸的事就是：吃了千辛万苦，做成一件傻事情。
黑铁公寓是一座四四方方的混凝土城堡，从外面看起来是浅灰色的，但它名副其实，因为它里面非常的黑。在高高的天花板上，亮着一盏遥远的水银灯，照着这间宽大的房子，好像一座篮球馆内部的样子，但是这里没有篮球架子。从底层的中央乘升降机到达四楼，你会发现自己在十字交叉的通道的中心。每条通道通向一个窗子，窗子的大小刚够区别白天和黑夜。在通道两边，雕花的黑漆铁栏杆后面，就是黑铁公寓的房间—房间里的一切都一览无余，你怎么也不肯同意，像这样的小房间可以要那么多的房钱。但是人家也不需要你同意，他们径直把你推进其中的一间，然后你就得为这间房子付钱了。隆冬时节，黑铁公寓里面流动着透明的暖风，从铺在地面上的橡胶地毯上方流过，黑铁公寓里面一尘不染，多亏了有效的中央空调系统。这里有第一流的房间服务—一日三餐都有人从铁门上的送饭口送进来。从这个口子送进来的还有内衣和卫生纸、袋装茶和袋装咖啡—在动物园里，人们也是这样给笼养的猛兽送东西，只是不送袋装咖啡—住在这个笼子里，你大概也用不着别的东西。这个地方过去是座旧仓库，现在是黑铁公寓。打听了这所公寓的房钱之后，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黑铁公寓可真是够黑的。
经过深思熟虑，我在表哥那里打了一份工。大学四年级功课不忙，现在放寒假，我又需要钱。至于为什么要到表哥那里打工，我也说不清楚：深思熟虑的结果往往就是说不清楚。上工的头一天，我表哥说道：咱们这里什么都好，就是少了一样东西—他让我猜猜是什么。我想了半天没有想出来，他告诉我说：这里有七个房间，但只有六个房客，所以少了一个房客，空了一个房间。四〇二室就是空着的。算数我是会的，但我没有注意过这件事。我倒注意到他说到空了一间房时看了我一眼，我马上就感到不舒服。他让我想想该怎么办，我又没想出来。他告诉我说：应该去买一个来。原来房客还可以买卖。这件事我不知道，想不出来也怪不得我啦。他打电话请人来替班，我们俩开车去了房客市场。这地方在中关村路口，食品商场二楼。最早是电脑市场，后来是股票交易所，现在卖人—什么能赚钱就卖什么，用我表哥的话说，什么牛×这里就卖什么，这话把我逼入了两难境界。如果说房客，也就是社会的精英，是不够牛×的货物，我没法同意，这等于说我也不够牛×。但若说他们是牛×的货物，我也不喜欢—谁也不愿被比作一个牛×。
市场里熙熙攘攘，有很多摊位，每个摊位上都拴着好几个很牛×的货物，穿着打扮和我表哥的房客搬家时差不多，但每人手里都有一把折扇，假如有人来问，就打开来遮着脸，隔着扇子和他说话—看起来像日本的艺伎。假如人成为商品，就应该遮着脸。
你未必去过那个房客市场，但你早晚是要去的：不是作为买主，而是作为货物。这间房子很高，没有天花板，在透光的塑料瓦中央有一个长方形的天窗。从底下看上去，天窗就像个亭子，或者说，像一道长廊。盯着它看得久了，脑海里还会冒出些木字边的中国字：“榭”“枋”之类；这些建筑都是木头造的，但现在天然的木头很少了，这个天窗是角铁焊出来的。你正看得出神，忽然手上一阵冰凉。低头一看，眼前是一件黑皮夹克和一个秃头，他正把戴着黑皮手套的手放在你手腕上。当然，你是货物，对方是主顾。此时你如梦方醒，连忙用扇子把脸遮上。对方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你要告诉他，是学中文的，除了从口袋里掏毕业证给他看，还要告诉他：我每月都有作品在刊物上发表。对方小声嘟囔道：这才几个钱哪。然后他后退半步，上上下下打量着你，摇摇头说：你该减减肥了。为了回答这种轻蔑，你要挺起胸膛，收紧肚皮，刷地把扇子一收，朗声说道：大家评评理，我这样子难道还算胖吗？有人给你鼓掌，都是卖主。有人嘘你，都是买主。有人一声不吭，都是货物。所有的货物都一声不吭，抬头看着天窗。
我表哥说，有些公寓的房客多房间少，有些公寓房客少房间多，互相之间需要调剂。这是合乎道理的，但此地交易的方法实在古怪。看好了货以后，把他带到市场中心的公平秤那里，卸掉了手铐脚镣，脱掉外衣和裤子，往磅上一站：论斤约，每斤一百块。不管秃顶大胖子还是苗条小姑娘，都是这个价钱—就算是卖肉，也该分个等级。要是有什么争论，也都围绕这分量。买主指着房客说道：早上你给他揣了不少吧？这是指早饭而言。卖主则说，甭管揣了多少，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这就是说，现在已经过了十点，早饭都消化了。我觉得这种买卖方法实在太笨，禁不住嘟囔了出来。我表哥听到了，就问我：照你看，应该怎么卖？我就提出了一个公式：用房客的收入乘一个权数，加他的预期寿命（这可以从他的健康状况估计出来）乘第二个权数，减掉他的消费。我表哥听了就说：扯淡。像你这么会算账，我都该进公寓，还开什么公寓呢……还是得论斤约！这话听得我目瞪口呆，因为它包含着精深的道理：有件事情你看着很笨，但别人都那么做，那就是因为不这么做就要倒霉—有这么一条，一切聪明与笨都要倒过来说。我表哥一点都不笨，甚至还可以说很精明—像这么精明的人却没有考上大学。也许这另有内情，但我不敢想下去了。
从理论上说，我表哥是个文盲。他受过九年义务教育，但所有的功课都是零分，既不识字又不会算数。像这样的人才能开公寓，因为他不会和房客串通一气。实际上没有比这更虚伪的事了：现在哪有文盲呢。就拿我表哥来说吧，他不仅会算数，而且三位以下的加减法心算起来比我还要快。他还有阅读的嗜好，床底下的纸箱子里放了那么大一堆话本小说。在市场上他看过了一个待售房客的文凭，回过头来问我：表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A-N-T-H-R-O-P-O-L-O-G-Y。气得我差点骂了出来：别装孙子了！你要是不认识这个字，这么长一个单词，怎么能拼得一个字母都不错呢？
我说表哥精明，还表现在他知道买大胖子不值。这种人不光是压秤，而且往往有一身的病，有时会犯心脏病，有时会中风。不管犯了哪种病，结果总是一样—用他的话来说，叫做“砸在手里了”。他专找苗条的人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个苗条小姑娘，看样子不超过四十公斤，明眸皓齿，虽瘦精神却旺盛，大概在三十年之内不会有砸在手里的问题。他很中意。一问职业，却是个画家。我表哥就嚷了起来：画家不要！都是穷光蛋，扔在街上都没人捡的！女孩很受打击，蹲在地下就哭起来了。我也蹲下去安慰她—她说自己毕业一年多了，每天都被牵出来卖，不得安生，也没法工作。要是今天再卖不出去，回去就自杀—但看她的样子不像是当真的。她一眼就看出我不是个买主，就问我是学什么的。我说是学应用数学的。她说你没这个问题—专业好，人又瘦，会很好卖。想到自己好卖，稍微有点得意，过了一会儿，又连打几个寒噤。
三
一般以为，有学问的人聪明，必须把他们关进公寓里，没有学问的人比较笨，让他们在外面跑跑没有什么—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有学问的人往往很笨，没有学问的人反而很聪明。这是因为假如学问会给人带来好处，聪明人就不会不要它，或者有了学问也不让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黑铁公寓里的房客就是一伙傻瓜，但她们都以为公寓里有个比她们还大的傻瓜，那就是我。
每天早上我要从床上爬起来，送四〇三室的房客去上班。这张床放在公寓的走廊里，紧贴四〇三室。这位阿姨身材颀长，肤色黝黑，刚起床时头发乱糟糟地垂在脸两旁，像个印第安人。洗漱之后，她要把头发编成一根辫子。在我看来，这比任何一种发式都要麻烦。然后她又给脸化妆，这段时间也是非常的漫长。我还没有活到等女人的年龄，所以禁不住催促道：阿姨，能不能快一点？她答道：小表弟，不要急嘛。我要去上班。有两件事使我感到不快：第一，我不喜欢她强调自己要上班。在这所公寓里，只有她要上班，因为她是银行的职员。第二，我不喜欢她叫我表弟—我不是她的表弟。弄完了脸以后，她取出一叠衣服：外衣放在下面，内衣放在上面，都叠得整整齐齐，脱掉身上的梳妆袍，仔仔细细地穿戴起来—古代的武士上阵前披挂也没有她仔细。她穿的是一套暗色的男式西服，里面是薄薄的毛衣，所以显示出婀娜的曲线。我没看见她的大衣在哪里，看来她不准备穿大衣。今天外面在刮西北风，最高气温是零下十度。有句老话叫做“爱俏不穿棉，冻死不可怜”。我没有提醒她外面冷。既然是冻死不可怜，我可怜她干什么。
四〇三室的阿姨终于穿戴整齐，戴上了耳环，隔着铁栅栏让我看“可以不可以”。我答道：很可以。就打开铁门走了进去，手里拿了一个黑色的公文箱。这回轮到我问她可以不可以。她叹了一口气，把手伸了过来—这不是公文箱，而是一种手铐的式样。我怀着暗藏的快意，把她的双手铐在皮箱的把手上。
北京的三环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有一些铁柱子，以前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早上有些铁柱边上有人，一只手拿着一张报纸在看。此时北风正烈，会把报纸吹走。吹走了一份，他会从大衣口袋里拿出另一份。在旧报纸飞走之后，新报纸展开之前，你会看到他的一只手被铐在柱上的一个铁环里。这就是黑铁公寓的房客，在等上班的班车。我把四〇三的房客带到过街天桥下，那里有一根铁柱子，是银行的班车站。此时我穿着一件破旧的蓝棉大衣，把头缩在领子里，从口袋里掏出一条铁链和一把大锁来，说道：伸伸手，阿姨。只要她一伸手，我就可以把铁链从她腋下穿过去，往铁柱子上一套，把她锁在这里，然后我就可以回去睡懒觉—班车司机有开锁的钥匙。但是她不伸手，反而把双臂夹紧说：你陪陪我。我偏过头来，看着她，用很不讨人喜欢的口吻说道：为什么呀？这座天桥底下是个风口，别的地方刮着五级风，这里有七级。四〇三的房客跺着脚，把双手缩在袖口里，往四下看着，忽然把嘴凑到我耳畔说道：我怕在这里碰上性骚扰。这倒是个使我不能推托的理由。我往四下看着，看到几团废报纸神速地呼呼飞过，没看到有人经过。现在没人不等于总没人，我不好意思就这么溜掉。
早上六点钟，黑铁公寓笼罩在一团黑暗的温暖里。虽然这里总是这么黑，但人的生物钟还在起作用，所有的房间里没有一丝声音，大家都在睡着。我睡在走廊的行军床上，被一阵刺耳的闹钟声吵醒，然后一盏雪亮的泛光灯直射我的面门。我像蝙蝠、像猫头鹰一样，讨厌这种突如其来的白光。四〇三室的房客在白光下起身，脱下身上的睡袍，在卫生间里出出进进。我和她说过，换个红色的暗室灯就不会这么晃人。但她瞪着我看了好半天，然后说道：红灯怎么成？我要化妆。我要去上班，不化妆怎么成？我无话可说，只能眯着眼睛看她出出进进。她的样子当然无可挑剔，否则也不能在银行里做事。但我总觉得她小腹那里黑蓬蓬的一片，像生了一个大黑痣—起码那地方就难看得很。后来在马路边上，我心里一直想着那个大黑痣，对她的种种暗示就无动于衷—她在我身边不停地跳着脚，说道：冷啊，冷。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希望我把这件蓝色的破大衣解开，让她钻进来。但我不肯这么做：我不愿担上性骚扰的恶名。
早上七点钟，灰白色的街道变成了淡蓝色，路边的楼房的墙壁出现了红色的光斑。这个红蓝两色的世界只有一个寓意，那就是冷。我从桥底下探出头去，看到天空明亮，空气透明。风在割我的脸。四〇三室的房客转过身去躲避迎面来的风，她忽然叫道：你看。我转头看去，见到一个小个子，身穿一件破旧的军棉袄，双手揣在袖子里，从桥边走过。我没看到他的脸，只看到那一头乱发像板刷一样竖着。他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看来小时缺钙给了他一双O形腿。我想他是一个四川来北京打工的民工。开头我不知道她叫我看什么，后来想起了她说自己常在等车时遇到性骚扰—这就是她说的骚扰者吧。我在心里冷笑了一下说：别扯淡了，人家会骚扰你吗？
我表哥常常关照我说，要尊重房客。起初我觉得这种叮嘱是多此一举：我自己将来也是房客，我会不尊重自己吗？但后来发现这不是多此一举，在天桥底下四〇三喋喋不休时，要不是想起了表哥的叮嘱，我早就出言顶撞了。她说到银行里的种种好处，不但发工资，还发东西：香水、唇膏、山美子牌的内衣（看来她穿在里面的就是山美子了，样子是有点怪，但她不说我是看不出来的），还发香烟，我表哥抽的骆驼牌香烟就是她们那里发的。这种烟是用土耳其烟草手卷的—我说我表哥这两天怎么满身的鸡屎味，原来是她祸害的。我不喜欢听到这些事，这可能是因为银行不雇数学家。但我也不是冷酷无情之辈：听到她说话声发抖，我几次想把大衣脱下来替她披上，但马上又变了主意—她又说到那家银行是外资的，有不少外籍职员，也许有天嫁个外国人，就可以出国，不住公寓了。我不喜欢听到这些话，也许是因为我是个男人，不做变性手术没人肯娶我。到后来，我听到她牙齿在打架，已经在解大衣的纽扣，但这时班车开来了，这个善举就没有做成。班车紧贴着马路牙子停下，前门打开，戴太阳镜的司机低头看看外面，说道：啊哈，有人送啊。四〇三马上就振作起来，一面往班车上爬，一面说道：可不是吗，我们管理员的表弟，在我们这里打工—那辆班车方头方脑，所有的窗口都钉了铁条，叫人想起了运生猪的车—在车门关上之前，她对我说：晚上早点来接我，别忘了。我答应了一声，心里却在想：我要是能把这事忘了才好呢。
我想把接四〇三房客的事忘掉，但没有成功：我才二十二岁，忘不掉上课，忘不掉交作业，也忘不掉去考试，单把这件事忘掉，有点说不过去。但我磨磨蹭蹭，迟了二十分钟出门，我想这是说得过去的。走在路上我又在想心事，这就不可能走快。总而言之，走到天桥底下，天都快黑了。远远看到她抱着铁柱子站在那里。我表哥说：这种铐人的方式叫做恋人式，取人柱相亲相爱之意。但这种方式很不好，没给房客留任何的颜面：挺体面的人，当街搂根大柱子，算干什么的嘛。有些房客会想：你既不仁，我也不义—假如他身手敏捷，就会设法爬上柱子，从柱顶逃掉。当然他也没地方可去，最后还得回公寓，但先让你着一宿的急。四〇三室的房客当然没有能力从柱顶逃掉，但这么铐着她也不好：天气这么冷，铁柱又没什么暖意。我赶紧脱掉大衣，走过去披在她背上，一面说：阿姨，我来晚了，对不起对不起。一面在各个口袋里搜索公文箱的钥匙。此时天色已暗，桥底下更黑，看不到她的脸—能看见我也不敢看。她低声说道：你能帮我擦擦鼻子吗？我当然能。她鼻子下面有好长一溜清水鼻涕，三层手绢都挡不住寒意。我说：鼻涕够凉的。她哼了一声，听不清楚是哭还是笑。
晚上我陪四〇三的房客回公寓，我走在她的身后。这也是表哥关照的：他说，你刚得罪了房客，千万别走在她的前面。在苍茫暮色中，她显得瘦小了很多，按说披上了一件棉大衣应该显得高大一些。走着走着，我觉得心里热辣辣的，禁不住说：刚才你碰到性骚扰了吗？她说道：刚才没有—从声调里听不出什么来。我又问：刚才没有什么时候有？她说：白天，在银行里。我说：那就不该怪人家民工。她叹口气说：是啊是啊。声音没精打采的。这可是少见的事，在所有的房客里，就属她总是精神抖擞。后来她跺起脚来，带着哭声说道：坏小子，还不快来暖暖我！她想让我钻进大衣，搂着她让她暖和一点。这件事也是我的日常工作。但我不肯去，还说：阿姨，这可是性骚扰。她终于哭了起来，说道：你干吗这么和我过不去？我不过是爱慕虚荣，没做什么坏事呀！
四
我表哥终于买到了中意的房客，但不是在市场上买的。但这件事说起来话就长了，暂时不必提起。寒假里，有一天下了雪。我表哥没在公寓里，他带房客散步去了。这本该是我的事情，但我回学校去听报告了。那天下午他在办公室里喝茶，看到四〇一号的红灯亮了起来。红灯连闪了两下才熄灭了，这表示住户想要出去散步。此时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把脚从桌子上拿下来，穿上大头靴子，套上他的黑皮夹克，从办公室里出去，走到四〇一门前，看到里面的女孩已经准备停当：她把头发束成了马尾辫，脸上化了淡妆，穿着白色的衬衣，黑色的紧身裤，脚上穿着长统皮靴—看来她已经知道外面在下雪。她手里拿了一个白信封。这间的管理员是个秃顶的彪形大汉，他从皮带上提起钥匙串，把铁门打开。此时那个女孩把信封塞到他上衣口袋里—信封里是小费。管理员说：用不着这样—然后又改口道：用不着现在给。但是钱已经给了。管理员看了一下这间房子：这里的每一样家具都是黑色的，黑色的矮床，床上罩着黑色的床罩，黑色的钢管椅子，黑色的终端台上，放着黑色的PC机—机器是关着的。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用不着他尽督促、管理之责。正如他平时常说的，四〇一的房客最让人省心。桌面上还有一个黑色的瓷杯子，里面盛着冒气的热咖啡。管理员建议道：先把咖啡喝了吧。那个女孩没有回答，只是面露不耐烦之色—这位房客虽让人省心，但是很高傲。于是他走向那张几乎看不见的黑皮沙发，叉开双腿坐了下来，然后那个女孩走到他面前，站到他两腿之间，然后转过身去，跪在地板上，把双手背到身后。管理员在牙缝里出了一口气，俯下身去，用手按住她的后脑，让她把头低得更低，直至面颊贴到冷冰冰的地板，然后从袖筒里掏出一根麂皮绳索，很熟练地把她的双手反绑在身后—我说的这件事发生在黑铁时代，黑铁时代的人有很多怪癖。这位管理员像一位熟练的理发师在给女顾客洗发，一面缠绕着绳子，一面说：紧了说话啊。但那个女孩没有说话—看来松紧适中。等到捆绑完毕，他把她扶了起来，转过她的身子，左右端详了一番，看到脸上没有沾到土，头发也没有散乱，就从衣架上拿起黑色的斗篷，给她围在身上，系好了带子。随后他又看到墙上还挂有一顶黑色的女帽，就把它拿到手里，想要戴到她的头上。但那女孩摇了摇头，于是他又把帽子挂在墙上，然后打开了铁门，让她走在前面，两个人一起到漫天的大雪里去散步。
我在表哥的办公室里坐着时，桌面上的红灯也会亮起来。他已经告诉过我，红灯亮是房客要散步，还告诉了我应该怎样做。我站起身来说：表哥，我去。我表哥犹豫了一阵，在扶手椅里艰难地侧过了身子，从腰上解下了钥匙串，和袖筒里拿出的皮绳绕在一起扔给我说：对人家客气一点—最好叫声阿姨。这种关照是多余的，虽然她比我大不了几岁，我乐意叫她阿姨。我走到四〇一室门外，里面的女孩瞪大了双眼看着我，大概没想到会是我。我开了铁门，走到她的面前说：阿姨，我表哥叫我替他。她又发了一会儿愣，然后叹了口气说：讨厌啊，你。就转过身来，把双手并在一起。我坐在终端椅上，用那根皮绳把她的手反绑起来。平时我的手是挺巧的，但那一回却变得笨手笨脚，捆了个乱七八糟，而且累得两只手都抽了筋。办好了这件事，我站起来，拿了斗篷，笨手笨脚地要给她围上，又被她喝斥了一句：笨蛋！你先把我的衣领竖起来！后来我把斗篷给她披上了，带她出了门，到外面的小公园里去散步—那是在初冬的早晨，天气干冷干冷的。大风把地面上吹得干干净净。至于天上，就不能这么说。每个树枝上都挂着一个被风撕碎了的白色塑料袋，看起来简直有点恶心。
四〇一的房客想让我表哥带她去散步，不想让我带她去，我以为她是爱慕虚荣。对于女人来说，爱慕虚荣不算个毛病。我不会爱任何一个不爱慕虚荣的女人。那天晚上，四〇三的房客，那位银行的职员，检讨说自己爱慕虚荣，我听了以后钻进了那件棉大衣，抱住她说：别哭了，阿姨。我喜欢你。她听了马上就破涕为笑，说道：坏小子，别撒谎了。我知道你喜欢谁。四〇一的房客神态傲慢，姿势挺拔，我当然喜欢她，这是明摆着的事。四〇三告诉我说，她是刚进来的，所以这个样子，过上一段时间就和大家一样了，但我不信。四〇三知道我说喜欢她是撒谎，还是叫我搂着她，走完了到公寓的路。我对她没什么意思，但也喜欢搂着她。看来这个谎言很甜蜜。过去皇宫里宫女和太监谈恋爱，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我和四〇一室的女孩在公园里，她在长椅上坐下来不走了，我站在她面前，搓着手—我穿得单薄，感觉到冷了，尤其是耳朵上。就这么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道：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告诉她说：我在这里打工。她说：到哪儿打工不行，偏偏要来这里—真讨厌啊，你。我说我在上大学四年级。她说：那又怎么样—口气很噎人。我说：照你看，我应该看都不来看看，径直就住进来？她说：这是你的事，我怎么能知道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我说：你不喜欢我，所以就说我讨厌。要是我表哥你就不讨厌了。听了这话，她皱起眉头来说：混账！然后又说：谁告诉你的？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还用人告诉。她发了一会儿愣，然后对我说：你坐下吧。我在她身边坐下来。她接着发愣。又过了一会儿，她说：要是你乐意，不妨搂着我。我就搂着她，过了一会儿才说：这不算性骚扰吧。她笑了起来，说道：油嘴滑舌，讨厌啊你。然后把头放在我肩上了。
我在表哥这里打工，他给我一本《公寓员工守则》。那上面第一条就是：禁止对房客进行任何形式的性骚扰。但所有的人都没把这一条当回事。人都被看起来了，还说什么不准骚扰，简直是胡扯。要是公寓里换两个女的来看管，这些房客肯定要造反，因为她们不是同性恋者。这个小公园本是管理员和房客散步的场所，她不把头靠在我肩上，反倒显得不自然。她在我肩上伸直了脖子，说了一声：不准讨厌啊！就把眼睛闭上了。以后我就成了她打盹的枕头。因为我喜欢她，就心甘情愿地被枕着，肩膀压麻了也没说什么。
黑铁公寓的管理员终身生活在皮革的臭味里，他们必须赤膊穿皮衣，请不要以为这是种好受的滋味。我就不肯这样穿衣服—到了热天要起痱子，冬天衣服里又是冷冰冰的。假如他是男人，就必须是条彪形大汉，脸相还要凶恶。像这样一位管理员在雪天带着四〇一小姐在公园里散步，此时天上降落的雪和米粒相似，有时大块的雪还会从杉树枝上跌落下来。公园里空无一人，他跟在小姐身后从松软的雪层中走过，同时在心疼脚上的皮鞋。小姐在一棵树前站住了，他也趁机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来。就在此时，她转过身来，径直走到他面前说：我也想吸一支烟。此时他面临着抉择：他可以说，不要吸烟，吸烟对身体没好处。他还可以不回答径直走开，这些都是管理员对待房客的方法。但他从烟盒里取出一支揉皱的骆驼牌香烟递了过去。小姐笑了一下，说道：谢谢，我想抽自己的，在斗篷里面的口袋里。管理员把自己的烟收了起来，俯身撩开她的斗篷到里面找香烟。这件斗篷的里面异常的深，他在里面翻来覆去，终于找到了一盒红色的硬壳坤烟，从中取出一支放进嘴里，然后把烟盒放回口袋里，为小姐整理好斗篷，系好颈下的带子。把一切都整理好之后，他取出自己的打火机，点燃了这支香烟，吸进了一口带有荷花苦涩味的烟—这种味道使他联想到女人阴部的气味，所以他不喜欢这种烟。他把这口烟全都喷了出来，然后很熟练地把香烟掉过头去，放到小姐嘴里—此时他细心地关照了一声：用牙咬住，不然会掉的。而小姐也闷声说了声谢谢。她转过身去，在公园里继续漫步，直到天色变暗，她感到心满意足时，才回到黑铁公寓。她很喜欢今天的雪—可惜的是，不是每天都下雪。管理员跟在她的身后，他的时间也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在内心深处，他感到无奈。但他知道，必须理解房客，尤其是在这天地一色的天气里。外面一片洁白，你却待在漆黑的屋子里，这种处境让人想到失去了的自由，因而变得心痒难熬。你不能光想着收房钱，有时也要迁就一下房客的心境—管理员就是这么想的。他还想道：好在不是每天都下雪。这件事发生在雪天，这个管理员是我的表哥。
五
从前，有位二十三岁的女孩子，一个有才华的音乐家，收到一纸通知，说她已被判定为专门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因此她必须搬入一家领有执照的公寓，享受保护性的居住。乍一拿到这纸通知，她像别人一样感到天旋地转，还觉得世界末日已经来临；或者说，像从医生那里知道自己得了癌。但她很快又镇定了下来。她也像别人一样，注意到通知末尾那一行字：在二十天之内，她拥有选择住入哪家公寓的权利；过了二十天，当局就要替她行使这种权利，代她指派一个公寓，这样的公寓必然又贵又不好。所以她也像别人一样匆忙地利用了这个权利—把京城里每一家公寓都看了一个遍。实际上，要选择一个终生居住的地方，二十天是根本不够的。但她也和别人一样，对自己最后选定的地方深感满意—这主要是因为，她不满意也搬不出去，除非她住的公寓赔钱，把她卖给别的公寓。她住的这家公寓实际上只有一个管理员，此人同时又是经理、主要股东、法人代表等等；中等身材，长得很结实，头顶光秃秃，粗糙的脸上有很多面疱留下的疤痕。起初她很害怕此人的模样，后来就不可避免地爱上了他—但也不一定是真的爱上了。到了雪天，她要请他带她出去散步……如你所知，这个女孩住在我表哥公寓的四〇一室里，这个管理员就是我的表哥。他身上有股鱼腥味，脸相凶恶，主要是因为他的眉毛很浓。我和我表哥都是自由的，但他将要自由下去，我却自由不了多久了。这是很大的区别。想起了这件事，我就会觉得万念俱灰，找个借口不去上班。下雪那天我该在公寓里，但我扯谎说学校里有事，就没有去。
除了我们学校对面的公寓和我表哥这样的管理员，黑铁公寓和管理员还有别的模样。比方说，有这样的公寓：从正面的大铁门进来时，身后照进来灰色的天光，你可以看清眼前是一大片四四方方的空场，地上满是尘土、旧玻璃、陈年发黄的废纸，还有大片干涸了的水渍，靠墙的地方堆放着拆成了木板的包装木箱，靠墙的地方有些粗铁条焊成的小笼子，看起来和马戏团用来搬运狮子老虎的笼子没什么两样。隔着铁栅栏，可以看见里面放着大大小小的包装木箱，有些小木箱上放着棉垫子，这就是椅子，有些中等木箱上放着蛇形管工作台灯，这就是桌子。有人坐在这样的椅子上，从嘴里呵出热气，去温暖手上的冻疮。还有个大木箱铺着肮脏的棉门帘子，在门帘下面露出发黄的旧报纸，这就是你睡觉的床。被推进一间空置的笼子里时，假如发现角落里有干硬的陈年老屎，你千万不要感到诧异。等到电动的大铁门隆隆关上时，头顶那些蒙满了尘土的天窗玻璃继续透入半透明的光线，这地方原来是旧车间，现在是黑铁公寓。所以这个故事又可以重新讲述如下：
当办公室里的红灯亮起来时，管理员把腿从桌子上拿了下来。她拿出一面小镜子照照自己的脸，这张脸的上半部盖着一层绿色的刘海，嘴唇涂得乌黑。她对自己的样子感到满意，就放下小镜子，披上黑皮上衣，从办公室里走了出去。她在走廊上歪歪斜斜地走着，弄出很大的声音，来到四〇一室的门外，哗啦啦地打开铁门，大声大气地问道：要干什么？这就使待在里面的人几乎不敢说自己要干什么。此人是个肤色苍白的秃顶的大汉，低头看着自己的鼻子，唯唯诺诺地说道，想出去散步。那女孩说道：讨厌。从自己腰带上解下一副手铐放在桌子上说。自己戴上，然后就一头闯到卫生间里去了。于是他就像戴手表一样，很仔细地自己把手铐戴在手腕上，然后瞪着大眼看卫生间敞开的大门—门里伸出两只穿着皮靴的脚，还能听到一种湍急细流的响声。这个男人按捺着心跳，等着他的管理员。在黑铁公寓里，管理员总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哪怕她正坐在马桶上撒尿……她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一面系黑色皮裤上的腰带，一面喘着粗气，端详着面前的男人。后来，她从衣架上拿下一件黑色的长袍，像用包装袋套住一台高大的仪器，把他罩在袍里（这件长袍没有袖子，只有两个伸出手来的口子，但已经缝死了），用黑布的头罩把他的头套住，只留下一双眼睛在外，就像伊斯兰国家的妇女，这样带他出去散步。上述两个故事发生在同一时间，但地点稍有不同—黑铁时代有不止一所黑铁公寓。有些人必须住在黑铁公寓里，因为他们太聪明。这个男人像一个会行走的黑布口袋一样跟在绿头发的管理员身后。他爱她，依恋她，因为她是自由的。
我们学校对面原来是一片工业区，现在破败了，长满了荒草。有很多厂房、仓库，现在都空着。原来人们也没发现这些房子有什么用场，后来他们发现这里可以办公寓。短短几个月，有好几家黑铁公寓搬了进来，眼看这里要成为一个公寓区。下午时分，我从窗口往外看，看到有两对人从不同的大门出来。一对是我表哥，带着四〇一的房客，他们往西面走了。穿过一片平房区，走过一座久已废弃的铁路桥，运河对面有个小公园。还有一对往东面走，这条路的尽头有条竖着的街，那条街叫做市场街，街上有个农贸市场—往那个方向走比较热闹。那个绿头发管理员我认识，最早时她在我们学校食堂里卖饭，后来有一阵子她在农贸市场上摆烟摊；连账都算不清楚，而且喜欢说个“操”字。我也认识那个秃头—他在市场街上修过手表。和别的修手表的不同，他不是浙江人，而是本地人。这个人说话文质彬彬，不像个手艺人。他还托我到学校书店里买过书，买的什么我已经忘了。四〇一的女孩走在我表哥前面，姿势挺拔；秃头跟在绿头发的身后，弓着腰。我从窗内看着，不停地擦去窗上的呵气。玻璃上有一大片水，后来留下了一片白蒙蒙的污渍，和白内障病人的眼珠很相似。
六
绿头发的女管理员总用手指挖鼻孔，除了其状不雅，还会使手指甲开裂。她走起路来就像一个醉汉一样东歪西倒，说话声音粗哑，但是她很温柔。四〇一的房客，那条秃顶大汉和她出去散步，在街道上走了一会儿，就说：咱们到啤酒馆去坐一会儿吧—我请你。那个女孩想了想说：好吧—下回我请你—其实不管谁要请谁，都没有下一次了。于是他们来到一家熟识的啤酒馆，在一个僻静的车厢座里并肩坐下，要了两升啤酒，把头发染绿的管理员抬头看了看，没有人在注意他们，就撩起他的风帽，把啤酒杯端到他嘴前喂给他喝。桌子上有一碟花生米她一粒粒地拣给他吃，还说：小心点，别咬了我的手。假如驯兽员养了一只海狮，她就会这样喂它东西吃，也会关照海狮别咬她的手—驯兽员对海狮就是这样温柔。此时啤酒馆里静悄悄，好像没有几个人，但这只是一种假相。啤酒馆里其实有很多人。
忽然之间，一伙大汉好像从地里冒了出来，拥到了桌前，用一根裹着胶皮的钢筋棍子把染绿了头发的管理员打晕，架起了穿黑袍的房客就走。后者是一条彪形大汉，但因为双手被铐住，无力抵抗。他能做的只是努力回头看倒在地上的女孩，但架住他的那些人说：快走吧，没你的事—她死不了的。他轻声答道：我知道。但又问了一句：你们不会把她打坏吧？她会不会得脑震荡？对后一个问题，劫人的人回答说：不知道。与此同时，他在别人的挟持之下飞奔着—这地方和黑铁公寓很近，被人撵上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天晚上，他就被卖掉了—请不要从字面上理解这件事。办公寓的希望有房客，而假如没有什么政策上的变化，房客就不会增多。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事：有些人把某家公寓的房客劫走，介绍给另外一家—当然，这是要收钱的。这些人被叫做房客贩子。菜贩是蔬菜的来源，正如房客贩子是房客的来源。买卖房客只是改变他的住址，这和买卖人口是两回事。
劫走了秃头的房客贩子们把他拖到农贸市场附近，塞进一辆小四轮拖拉机的拖车里，在他身上盖了一床肮脏的棉门帘—这样这辆拖拉机就像一辆运菜的车，而他就像一堆容易冻坏、必须盖上的蔬菜。在拖拉机开走之前，人家又把棉被撩开，很客气地问道：先生先生（大家都知道，住公寓的都是有文化的人），嘴里要不要塞东西？秃头想了一下，皱起眉头来说：不用塞—我不叫唤。就把头缩回棉被之下了。棉被下面虽然暖和，但有一大堆白菜。房客贩子们尊重被劫者的意见，就没有塞他的嘴。贩子们只对管理员坏，对房客是很好的。与此同时，绿头发的管理员在地上醒了过来，感到头很晕。她看到自己的房客不见了，就赶紧回去叫人，去追那些房客贩子。此时她的样子不大好看，满头满脸都是血。后来才知道，她的后脑勺上打了一个大包，很久都不能平躺着睡觉。
我说过，我请这个秃头修过表，他还托我买过书。后来才发现，他还是我的老校友。他读的也是数学系，只比我高六级。但他没有念到毕业，念到大三，说是得了神经衰弱跟不上功课，就退学了，躲在市场街上修手表。和他同年的学生一个个都进了黑铁公寓，他还在修手表。看到我到市场街上来，戴着大学的校徽趾高气扬的样子，他心里免不了要暗自得意，还觉得我是望乡台上唱山歌，一个不知死的鬼。直到后来他被办事处的人堵在修表亭子里，人家拿出一纸公文，告诉他说：根据新规定，你读过三年大学，也算个知识分子，应该住进公寓里。当时他还很不虚心，对来人大叫大嚷说：不该有新规定。此人身体健壮，躲在亭子里负隅顽抗，别人拿他也没什么办法。直到那个绿头发的女孩拿出一样东西给他看，并且说道：你想跟我们走呢，还是想被它在头上敲一下，然后再被我们拖走？那东西是根铁管子，有一头套着浇花的胶皮管子，很有分量，足可以把人打晕过去。秃头被她说服，跟他们走了，来到了办事处办的公寓里。他很感激她，因为她也可以不说服，径直就来打他一下。后来就是她管着他，所以他对她百依百顺，很有感情—这些事情都是后来这秃头亲口告诉我的。
天黑以后，四〇一室的小姐和管理员乘电梯回到自己的楼层，他把她带进自己的办公室，为她解去斗篷，忽然把她推倒在办公桌上。如前所述，她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无法支撑身体，这下几乎把脸磕破。管理员一手握住她脑后的马尾辫，另一只手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把大剪子，嚓嚓几剪，就把她的长发剪短，剪得乱蓬蓬的像一个鸟窝。这意外的暴力早把女孩吓呆了。假如管理员的剪子停不住，就会把耳朵剪掉。她赶紧呜咽着说道：知道，我在衣服里藏了烟。管理员更加心平气和地问道：烟应该放在哪里？女孩说，应该放在办公室，要抽时出来抽。管理员说：看来你知道自己犯的错误，这就省得我费嘴了—还有一条，你最好别抽烟。这样身体会好。说完了这些话，他把女孩带了出去，带到楼层中央的十字路口，这里有个矮矮的圆笼子，看上去像个字纸篓。管理员打开了笼子上面的锁，把女孩塞了进去。她在里面蜷着身子，就像母体里面的婴儿。管理员把笼门锁上—这是一把定时锁，和银行金库用的相仿—管理员说，等到锁开了，你自己出来，到办公室里找我，看看该拿你怎么办—说完就走了。剩下那个犯错误的女孩，在笼子里尽量坐直，等着面颊上的泪自己干掉，等着笼门上的锁自己打开。在黑铁时代，人们总是在等待着什么。
在黑铁公寓，女孩缩在笼子里，已经睡着了，又被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惊醒。一伙穿黑色皮衣的人拖来一个裹在黑布长袍里的男人。那个女孩没有看到他的脸，但是闻到了他的气味，并且嗅出了他是一个男人。住在黑铁公寓的人嗅觉都很灵敏。他们把这个人拉进了四〇二室—那间房子原来是空着的，把他推倒在床上，然后出来锁上了门。此人从床上挣扎起来，追到门口来，从袍袖里伸出双手来说：你们先把我的手铐打开了啊。那伙人里为首的转了回来，看看他戴着手铐的手，态度很好地说道：你先忍忍，明天早上我们找锁匠—你还有张合同要签。然后他们都走开了。
新来的人撩开长袍上的风帽，甩掉头发上的白菜叶子，环顾四周。这地方和他以前住的地方相仿：高高的天花板上悬着一盏水银灯，照着黑铁的笼子，唯一不同的是眼前有个圆形的小笼子，其状像鸟笼，里面有个女孩，双手反剪着缩成一团。他朝她笑了笑说：Hi—这是什么地方？女孩答道：这里是黑铁公寓—你住的是四〇二室。那男人苦笑着说，还是黑铁公寓，只是从四〇一搬到了四〇二—这倒不足为怪。生在黑铁时代，不住在黑铁公寓，还想住在哪里？又过了一会儿，那女孩忽然想表示一下礼貌，就说：Hi—我就住在四〇一。我们是邻居。现在她有了个男人做邻居，但是并不开心。因为她觉得此人身上的气味不好，是一股铁腥气。她皱了一下鼻子，那男人马上就察觉了。他道歉说：不好意思，我身上味儿不好。不能怪我—我们那里几个月洗不了一次澡。女孩说：这里好多了。卫生间里可以洗淋浴。那个男人走进卫生间，发现果然如此，而且喷头里流出的还是热水。虽然如此，这里还是黑铁公寓，说不上哪儿比哪儿更好。而且他还戴着手铐，根本不能洗澡。他又走回门边，看看对面笼子里的女孩，清清嗓子说道：想不想聊聊？女孩把头扭开，轻声说道：还怕以后没的聊—别聊了吧。谁也不想被装在一个笼子里，反剪着双手和别人聊天。但她马上又改变了主意，把头转回来说：好啊，聊吧。但是，在黑铁公寓里又能聊些什么呢。
对于以上事件，我还可以补上几句：下雪那天傍晚，有人在街东头的啤酒馆里打翻了一个管理员，劫走了一个房客，装在拖拉机上，转了一圈转到街西口，把他卖给了我表哥—此时我在场，因为房客贩子在门口用对讲机和他谈生意时，我表哥打电话叫我过去，还让我带着点家伙：和房客贩子打交道，谨慎一点可不是多余。于是我到了公寓外面，后腰上别着一把黑市上买来的钢珠手枪，站在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我表哥见我来到，就把门打开，让那帮人进来，上了楼，把劫来的人送进房间，然后给了他们钱，让他们出去。在此期间我一直远远地跟在他们身后。这种一前一后的架势给他们一定程度的威慑。等到把这帮人打发出了门，我表哥对我说：干得不坏。我们表兄弟俩就到办公室里去喝咖啡。
又过了不一会儿，原主，也就是那个绿头发的女孩，给我表哥打电话，说她那里丢了一个人。我表哥说，这个人在我这里，但是我花了钱。对方也就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她又问：那帮劫人的家伙是什么样子？我表哥说：四个人，穿蓝色的旧工作服，开一辆“冀”字头的小四轮拖拉机，往京石路上走了。对方说：谢谢，欠你一个情。就把电话挂上了。我表哥也把电话挂上。我想这四个人要糟了。绿头发的那伙人肯定要开着卡车去追。拖拉机跑不过汽车，追上他们肯定要倒大霉—后来京石路边上就翻了一辆拖拉机，烧得黑漆漆的。车厢里散放着四具黄碜碜的骨头架子，上面一点肉都没剩，像啃过了一样—也不知怎么烧得那么干净。我表哥知道了以后，对我说：该！就该这么整。让他们知道知道，在河北撒野成，北京容不得他们撒野。后来才知道，北京城里常能见到外地来的房客贩子，开着小四轮拖拉机、农用汽车，还有各种可怕的交通工具来推销他们的货色。公寓管理员、警方等有关人士完全知道他们是些贼，到京城来销赃，但只要他们不在本地犯案，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因为北京是文化城，需要他们贩来的货物。把外地的知识分子贩到北京，对此地的繁荣有益。但假若他们敢在此地作案，就对他们毫不客气—一定要让他们知道，在京城作案是死路一条。那些骨头架子知道了这些没有，却没法问了。
过了漫长的一刻，也许已经到了早晨吧，管理员来到四〇二室，带来了一纸合同。秃顶的男人双手接住那张纸，眯起眼来凑近了瞧了一会儿，说道：看不见—我没戴眼镜。别人告诉他说：看不见没关系，你先签了吧，有什么问题以后还可以修改—这种话总是在骗人时说的。被骗的人知道这一点，但没说什么，乖乖地签了字。等到管理员走开时，他对笼子里的女孩说：这里好像不错—起码还肯骗骗我。那个女孩没有回答，只是歪着头。那男人关切地说：你哪里不好？女孩转过头来，想了一会儿，终于直言不讳地说道：我憋了尿！那个秃顶男人就去按了铃。管理员来了以后，问明了情况，把笼子打开，把女孩放了出来，解开她的双手，让她进了卫生间。她方便以后，重新化了妆，换了一件衣服，跪在地下，被反绑好双手，然后又钻进了那个鸟笼子—等到管理员吹着口哨走远之后，她抱怨了一句道：都是你多事—这回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来了！
七
有关我就要失去自由这件事，我表哥告诫我说：你别太拿它当回事。我觉得他说得太轻巧。我表哥这么想得开，他怎么不进公寓里当个房客？听了这话，他说：我不是想住都住不进去吗？这又是一句气人的话。我听了以后不想理他，但他还要理我，说道：表弟，处在你这种地位，想把自己气死是很容易的。他说的也有道理。我想了想，强把心头的火气散去—虽然我也知道，这最后一句话也是在气我，但我只好听他的劝。与此同时，被关在鸟笼子里的女孩终于等到了那激动人心的一瞬：笼门上的定时锁咔的一声，门自己敞开了。她挪动着坐麻了的肢体，从笼子里艰难地钻了出来。能够离开这座小笼子还不是激动人心的原因—离开了小笼子还要走进大笼子—激动人心的是她总算是等到了什么。此时大概是午夜。在灰蒙蒙的水银灯光下，她朝前走去，一直来到了办公室门前。这扇门是开着的，她用肩膀推开门走了进去。管理员仰坐在扶手椅上，脚跷在桌面上。这张桌子是黑色的终端台，和她自己房间里那张一模一样。这间房子里还有一些黑色的钢木家具，和她自己房间里的也是一模一样，但这里明亮一些。管理员把腿从桌上拿下来，说道：到时间了？那女孩点点头，走上前来，转过身去，让他解开捆在手腕上的麂皮绳子。如你所知，绳扣过了夜，变得异常的结实，根本解不开。管理员把女孩拉近了一些，但绳扣还是解不开。他伸开了大腿，让女孩坐在他的腿上，女孩就坐下了，坐得笔直，就如一位淑女坐在抽水马桶上，身上散发着荷花的苦涩味。这种气味使管理员感到一定程度的兴奋，他用一只手解绳扣，另一只手绕过了她的腰，从衬衣下面伸了上去，伸向她形状精致的乳房—她的皮肤逐渐变得粗糙了，很快出现了粟米状的颗粒，不言而喻，那是一些鸡皮疙瘩。管理员把手抽了出来，问道：你讨厌我？那女孩轻声答道：不讨厌，但我害怕你。管理员说：这就好。害怕我是应该的，讨厌我就不好了。他还给她把衣服整理好。不管怎么说吧，绳扣总是解不开的，最后管理员拿起一把大剪刀，嚓的一声把绳子剪断了。女孩马上站了起来，揉着自己的手腕。管理员说道：回去吧—你的房门是开着的。进去以后把它撞上。女孩向房门走去—猛然转过身来说道：你可以去再买根绳子—记在我的账上—还有，我对新来的房客宣传过你的公寓了。
管理员确实对房客们说过，你们都是老房客了，有新房客来时，多宣传宣传咱们这里的好处。四〇一的女孩照他的嘱咐办了—我们说过，她告诉秃头说，这里有热水。但他不喜欢她说话的方式。“我宣传过你的公寓了”这样太直露。他喜欢大家把房客和管理员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合作关系，但是谁也不肯这样理解这种关系。他还希望房客不要说“你的公寓”，而要说“我们的公寓”。他在每个笼子里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勿乱抛碎纸，爱护你自己的家。但房客都把牌子扣过来挂着。我表哥虽然不高兴，拿他们也没辙。后来，他把牌子都摘掉了。
我表哥告诉我说，他喜欢女房客，女孩管着省心。他的房客都是些女孩，管起来是省心，可惜她们收入有限：有的是教师，有的是艺术家，没人挣大钱。开公寓的收入除了房钱，还可以按一定的比例从房客的收入里收取管理费，这一算我表哥就很亏了。后来有了这个秃头，我表哥就赚了。这家伙在网络上开了家软件公司，我表哥听了就说：在网络上开公司—很牛×呀你。秃头很谦虚地说道：很一般—不牛×，不牛×。但是一查他的账，发现确实牛×。表哥倒没收他什么管理费，只是请他做自己的合伙人，把他的全部钱，还有全部收入都拿来入了股。秃头也无话可说：反正住在公寓里，要钱也没什么用处。我表哥还说，你要钱时管我要。那秃头也没管他要过。连网络的月费都不管他要，这一点实属可疑。表哥对我说，看来秃头有私设的小金库。这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狡猾，要是我在表哥这里住，也要私设小金库。
这个秃头最早住过的公寓设在一座放蔬菜的土库里。这座土库在北京西面的一条运河边上，那时有道高高的土岭，有人说是元大都时代遗下的土城。不管是不是吧，那土岭的土质异常的坚硬。土库挖在光秃秃的土台里，土台周围有几小片菜地，一片乱糟糟的小树林，再远处才是新建的高层建筑。总而言之，那是都市里很难得的一片荒凉地方。夏天的傍晚，那位后来染绿了头发的管理员会走进土库去找那个秃头，手里拿着一根细长的铁链子，打开铁笼的门，把铁链套在他脖子上说：走，秃头，陪我去游泳。此时秃头可能在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台灯下修手表（有一段时间他靠修手表来挣公寓的房钱），看编程序的书，或者是用最便宜的线路板拼凑一台PC机—不管在干什么吧，他马上要扔下手中的事情跟她走，否则就会被链子勒死。管理员身上穿着花花绿绿的尼龙游泳衣，手里拿着塑料垫子、浴巾、消闲的妇女杂志，很快她就把这些东西随地抛撒，而秃头不等东西落地都一一接住，捧在手里。这位管理员对房客性别的看法和表哥完全相反，她说：我喜欢男房客，男房客管起来放心。
河边有片沙地，沙地中央有棵白杨树，到了这个地方，管理员取出一把将军不下马的锁来，把秃头像一只奶山羊那样锁在树上，把钥匙挂在脖子上，一头扎进河水里去。秃头待在岸上百无聊赖，就蹲在地下扒沙土。每逢有人偶尔骑着自行车经过，他就低下头去，用湿沙子堆筑城堡、坦克，还有一切童年堆筑过的东西。有时候那位骑车人还会从车上下来，走下斜坡，一直走到秃头面前蹲下问道：哥们儿，你丫玩的这是什么性游戏？秃头把脸别转过去不回答。这位骑车人又站起身来，对河里的管理员大声说道：姐们儿！你们玩得够野的啊！管理员只顾游水，也不理他。那个人见没有人答理，只好艰难地往堤岸上面爬，嘴里还说：我行我素，目中无人，我真服了你们了。然后他就骑上自行车走了。有时候这位过路人实在磨磨蹭蹭，管理员就在水里大喝一声道：别讨厌啊！他是我们的房客！过路人听了，瞪上秃头一眼，说道：我还以为是干什么的，原来住公寓的！他朝秃头脸上啐了一口，然后就走掉了。
在岸上百无聊赖时，秃头经常在把玩项上的锁链。那条链子是公寓里的人自己做的，用铁丝弯成环，再用电焊机把缺口焊住，就做成了一条铁链，做工实在是很糟，链环七大八小，焊点七扭八歪，还尽是虚焊。样子更是别提有多难看了。把这样的链子套在脖子上实在丢人，后来秃头买了一瓶黑油漆，把它油了一遍，这回好看多了。只可惜油漆是劣质货色，经常掉色，常把他脖子染得漆黑。等到秃头当了网络工程师，挣了一些钱，就买了一条尼龙链子。这东西乌黑乌黑，看上去像是铁的，但又轻又暖，而且异常坚固，永远也挣不断，但这是以后的事情。当时发生的事情是，管理员在水里游够了，爬上岸来，把系在树上的链子解开拿在手里说：你也游游。秃头打量着自己—他穿着一件无领上衣，一条肥大的裤子，是用看不出脏的黑色合成纤维布料做成的（那种布看起来油脂麻花的，表面凸起了很多线头，结实得很，但穿在身上非常不舒服），说道：我没有游泳裤。管理员往四下看了看—我说过了吧，这里比较偏僻—说：有什么关系呢？你是男的啊。他想了想，说道：是啊，我是男的啊。就把上衣脱了下来，在身上乱抓了几把，然后又解开了拦腰系着的布带子，就跳下水去。管理员坐在岸上，手里抓着那根链子，那链子有五六米长—她看上去像个放风筝的人。秃头的水性很好，一切人类游泳的姿势都能运用自如，所以他就采用了被拴住脖子时最适用的一种姿势：狗刨式，打出很多水花，把头高高地扬在水面上。
等到他游够了爬上岸来，管理员已经给自己铺好了垫子，戴上了太阳镜，躺在垫子上打起瞌睡来。秃头想去把衣服穿上，但管理员已经把铁链绕到自己脚上，链子因而变短，够不着衣服了。他只好在管理员身边蹲下，看上去像一只很乖的狮子狗。管理员一觉醒来，看到的情形就是这样：秃头蹲在地下，双膝紧靠在肩膀上，双手抱着膝盖，阴囊下垂，阴毛披挂在阴茎周围，像个芋头，天几乎已经黑透了。此时她大叫一声道：好啊，打道回府！
秃头过去待过的那所公寓是办事处办的。众所周知，办事处是城市里最低一级的行政单位，什么好事都落在后面。这家公寓就办在了菜窖里，也拉不来好的房客。所以他们把自己管辖范围内一切有点文化的人都抓了起来，关在菜窖里。就说这个秃头吧，他只念过两年多师范就退了学，在街口修手表，也被抓了起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人被关进了菜窖，反倒奋发上进，开了不少高科技公司，公寓的收入大增，从菜窖搬进了废车库—这位秃头说得很坦白：既然修手表都免不了被抓，倒不如发点财，让自己也过得好一点。等到有了钱，秃头就给自己买了一条尼龙锁链，买了皮革的护腕和护踝，还买了一块假豹皮苫在腰间。出门时，他戴上黑皮面具，让管理员用不锈钢手铐把自己反铐住，用锁链牵住脖子，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上街了。不管被谁看到，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个性变态，不用说是见不得人的公寓房客了。管理员经常牵着他逛街，给自己买东买西；秃头也有机会到处去遛遛。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有钱就可以买到自由。管理员牵着他走到街口的公共厕所，递给看门的三毛钱和链子的一头，说道：大娘，替我牵着点。看厕所的看看秃头，说道：带进去吧，没人见怪的。然后管理员去上厕所，他在屋角蹲着。有个小女孩走过来说：大叔，可以往你脸上撒尿吗？他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道：这不是我的爱好—我们在此说到的，就是自由。管理员上完厕所回来，问他道：你撒尿吗？秃头想了想，答道：撒。于是管理员把他带到抽水马桶边上，撩开那张豹皮，取出他的把把，对准了马桶说：尿吧。秃头红着脸说，你拿着我不好意思，尿不出来。管理员就说：没关系，没关系，尿吧。为房客服务，是我们的责任嘛。说得这么好听，你要是没有钱，她肯定记不得自己有这种责任。然后，秃头就在管理员手里尿了起来，他感觉自己像个小孩子，不像个男人。因为这个管理员，秃头对那个公寓很满意。但是后来他被人劫到了另一家公寓里，此后就没有这种待遇。后来我或者表哥带他上街，只管撩起豹皮，就让他尿，谁也不给他拿着，有时尿到了腿上，有时尿到豹皮上，弄得他骚烘烘的。他对这种前景很有一点感慨。假如他的邻居肯听的话，他想要说一说，但她总是不像要听的样子。如果他执意要说，她就让他说上两句，然后用一句评论来打断他：你觉得自己太重要了。听了这样的评论，秃头先是愣上一下，然后同意道：是啊，我觉得自己太重要了。然后就不说话了。
我说过的吧，我表哥新买来的这个秃头原来是个牛×人物，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君子，所到之处与人方便，很少给人添麻烦。他在网络上开了一家软件公司，用户经常打电话、发电传，问他软件的问题，他也不厌其烦地解释着。无奈有些用户实在太笨，怎么解释也不管用，这时他就要亲自去一趟。如果就在本市，那还好办，要是外地，就得发个特快专递，把他自己寄过去。我送他上邮局办有关手续，开着我表哥的吉普车。这辆车的特异之处是在挡风玻璃后中央有个大铁环，可以把房客的一只手铐在上面，我和秃头出去时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特异之处在于房客的座位比驾驶座矮很多，秃头坐在我身边，比我矮了半个头，他东张西望，嘴里哼着一支不知所云的歌。
有关我表哥的这辆吉普车，还有些需要补充的地方：它是蓝色的，既没有顶篷，又没有门，但车上总带着一块大苫布，到了地方就把它苫上。我表哥出门时总带着一个房客，他说是帮他算账—我表哥是个文盲，但只在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他能算账，三位以下的加减乘除算得比我还快。他还有阅读的嗜好，喜欢看话本小说，床底下纸箱子里有老大一堆。虽然如此，他还是老问别人：这是多少啊？或者是：这上面说些什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总得装装样子吧。当然，我表哥带房客出门，不光是要她算账—我和他出门时，也坐在那个座位上，我表哥常常下意识地把手放在我大腿上。
我和秃头上邮局，帮他办有关手续。手续相当烦琐，除了填单子，还要打手印，照相片，留血样，万一他在邮递的过程中逃跑了，要靠这些资料把他追回来。这些手续办好后，邮局用三十天不褪色的荧光染料在他额头、手背、前胸等部位盖了章，上面写着：邮递物品，交回有奖，藏匿有罪。万一他跑掉了，别人看到这些印迹，就会把他逮送回来。他长叹一声对我说道：出门受罪啊，小老弟。在这座公寓里，只有秃头真正把我当小老弟，这让人感到亲切，又让人感到绝望。我说：你也可以不出门，没人逼着你去。他说：那怎么成？我不能让用户失望。办好了这些手续，就要把他装箱—当然是装寄人的专用集装箱。我和他在邮局后面的库房里，看着传送带上运来的三个箱子。箱子有大号写字台那么大，是深蓝色的，绘有EMS标志，顶面漆成黄色，侧面有箭头，有大字，写着此面向上。有两个巴掌大小的窗户。打开椭圆的箱门一看，里面衬有塑料衬垫，有个大箱子占了四分之一的空间，人可以坐在上面，箱里有个化学马桶；顶上有盏不碎的节能灯。里面当然不舒适也不宽敞，但若只待四十八小时，看来还能坚持得住。三个箱子都是这样的，但装箱的小姐还是说道：挑一个吧。这位小姐穿着绿色的制服。戴着绿色的大檐帽，可是穿了一双雪白的运动鞋，色调不协调。秃头挑也不挑，就朝头一个箱子里钻进去了—但他被小姐制止住。这位小姐抬起腿来，用脚尖勾住了秃头的胳臂：邮局的小姐的脚像功夫师的那样灵巧，看上去真是怪怪的。她厉声喝道：穿着衣服就钻进去吗？这话不但让秃头意外，连我都感到意外：我手里提着一条黑色的塑料垃圾袋，秃头的全部衣服鞋袜都在里面，除了他身上那条破破烂烂的内裤。他直起身来，说道：连裤衩也脱？以前不是这样啊。那小姐只说了一句：衣服和人分着邮。别的就懒得再说了。他只好把裤衩也脱了下来—他那个东西真是大极了，垂在两腿之间老大的一嘟噜。小姐看了不好意思起来，飞腿去踢他的屁股，说道：还不快钻进去—他妈的，怎么能这么大。秃头的屁股上留下了一个黑色的鞋印，这使我感到不快。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竟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个人是我送来的，要踢也得踢我啊。所以我就瞪着那个小姐，把她瞪跑了。好在邮局里人多，瞪跑了这个还有别的。
躲在箱子里，秃头领到了邮寄途中的给养：一袋饼干、一瓶矿泉水。他还要求邮局的职员给他一个坚固的塑料袋子。邮局的人给了他袋子，还说：一听就知道你是个专递油子。我想这是指他常被邮寄，颇有经验而言，所以就请教他为什么需要这个袋子。他说：首先，这个化学马桶里盛的不是专用的药剂，而是颜色相近的蓝墨水—这原因很简单，药剂贵，墨水便宜；用墨水来代替药剂，有关人员就能赚钱。其结果就是屎屙到马桶里还是屎。其次，集装箱外面写着顶面朝上，但在运输的过程中哪面都可能朝上。马桶里的东西全会洒出来，他可不想吃到自己的屎。至于袋子派什么用场，他还没有讲到，邮局就要发货了。秃头钻进那个箱子，别人把门关上，上了锁，打上铅封，他就被寄走了。过了几天，用户把他寄了回来，集装箱送到我们公寓里时，果然是侧倒着的。我们把箱门打开，他从里面钻了出来：此时他已经变成了个蓝色的人，手里紧握着一袋自己的屎。虽然出门是如此不便，但他还是经常出门，一会儿把自己寄到海南岛，一会儿把自己寄到吐鲁番，去给用户排忧解难。他的脸上身上都盖满了戳记，就像一封到处旅行的公文。秃头就是这样的。我受他精神的感召，虽总要送他去邮局，也不觉得麻烦。
八
我一直等待住在四〇四室的房客有事叫我，最后总算等到了机会。我到她门外时，她已经着装完毕，等着我带她去散步。隔着铁栅栏我对她说：我是你的学生，猜猜看我是谁？这位老师是近视眼，留着一头短发，穿着无袖的长裙和绒线衫，把嘴唇涂成了褐色。她一直教我们班，从一年级的数学分析教到了现在。我认识她，在闭路电视上天天见到。她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她眯着眼睛看了我很久，终于叫了起来：你的拓扑考了七十五分—你这个小傻帽。我的脸忽然阴沉了下来。她说得很对，我的拓扑是考了七十五，这说明我是个小傻帽。但我还是很不高兴，冷冷地说道：请你转过身去，背着手。然后我开门进去，握住她背着的手往上提，压低她的脖子，使她跪倒在地板上，然后从腰上取下手铐，冷冷地说道：对不起了，老师。我把她反铐了起来。
我的老师已经四十六岁了，嘴角处有很深的皱纹，但远看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她生得娇小玲珑，看起来比较年轻。我带她上公园，心里想着自己在学校里的事。数学系的功课很难，而且一年比一年难，有很多人都被刷掉了。上学期我的拓扑考了七十五，还不是补考时得到的。这不仅是这门课的全班最高分，也是自我们入校以来的全班最高分。为了这门课我经常熬夜，但被老师称作傻帽。我想着这件事，隐隐听到老师在叫我。我不想答理她，就装作没有听到。后来她用肩膀撞了我一下说：喂！叫你傻帽你不高兴了？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没有回答。她又说：不要生气。你还傻得过我吗？这话说得有道理。这位老师是数学博士，我们刚入学时，她是副教授，现在是正教授—这些都是她比我傻的证明。我的火气正在散去，同时也注意到，虽然年龄大了一些，老师依然是有魅力的女人。
我和我的数学老师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老师披一件半长的呢子斗篷，戴一顶黑色女帽—这身装束很时髦。傍晚时分，天上飘落着零星雪花，公园里游人稀少。我把她抱了起来，放在自己身上，让斗篷搭在自己肩上，在里面抱住她的身体。老师很柔顺地躺在我身上：除了是个有魅力的女人，她还是个讨人喜欢的房客，像住四〇二室的秃头一样。她穿着一件紧身的绒线衫，束在腰带里，双手被反铐在身后。那副手铐是防弹尼龙做的，上面有一行小字：“Made in U.S.A.”。我用手指捏住绒线衫，问道：“老师，可以吗？”开头她说：随你的便。这话使我感到冷淡，所以我就僵着不动。她后来又说：没什么不可以的。这话又让人感到振奋。我把她的腰带松开，把绒线衫从腰带里拽了出来，把手伸向老师赤裸的身体。虽然皮肤略显松弛，老师的身体依然美好。在我的爱抚下，起初她保持着矜持的态度，后来就哭了起来，说道：别这样对待我。我说：我爱你呀。她说道：你以为我会相信吗？我把手缩回去，同时说道：不信就算了。老师又说：别，就这样吧。我很仔细地抚摸了各个地方，然后替她束好衣服，就如一个小孩打开属于自己的糖盒子，取出一颗糖，然后把盒子仔细盖好。她使我兴奋不已，因为她不是一般的房客，她是我的老师啊。
有关我的老师，还要补充说，在小学里我有好几位老师，在中学里我有更多的老师，但在大学里只有一位老师，每一门功课，从一年级的分析到三年级的拓扑都是她教，而且一门比一门更难。至于考试题目，简直是匪夷所思的古怪刁钻。考完之后，你会在电子信箱里收到必须补考的分数，加上一首骂人的打油诗：“你是一个无脑汉，两耳之间屎一团……”假如你有这样的老师，自然也会对她有极深的感情。后来在公园里，我把她抱在怀里时，她也承认自己是存心整我们，理由是：“眼看一群小傻瓜，死命念着傻功课，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既然小傻瓜里有我一份，我听了当然不高兴。然后她就安慰我说：别不高兴—你们谁也没傻过我。现在落到了你手里，想怎么弄我就弄吧。听了这样的话，我马上替她束好衣服，理好头发，整理好项上束的丝巾（在公寓里干了这些天，我做这些事已经很内行了），把她扶在我身边坐好道：老师，我怎么会弄你？我是尊敬你的。她静坐上一会儿，又把头靠在我肩上，脸上却已经潮湿了。在黑铁公寓里，尊敬就是最大的虚伪，虚伪就是最大的轻蔑。我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的老师呢？我把她抱在怀里，吻她冷冷的嘴唇、松弛的下巴。与此同时，我一点都不爱她—这也是虚伪，但比尊敬要好多了。
九
我表哥很早就开始歇顶，还不到三十岁，头顶就光秃秃的了。假如所有的头发都掉光还好一点，偏偏在额头上方还剩了一小撮黑毛，看上去像过去小孩子留的盖头，或者是早年间彝族人留的那种天菩萨；还可以说，他有一撮卓别林式的小胡子，可惜长得不是地方。要是一般人头秃成了这样，肯定要把这撮毛剃光，免得别人看到他时发笑。但我表哥没有这样做，他身上有股狠劲儿，叫别人笑不出。他自己也爱和别人说个笑话，别人听了也只好苦笑一下—住在黑铁公寓里，谁敢不买他的账。只有四〇一的房客敢不买他的账，听了他的笑话，把小嘴一瘪，小声说道：无聊。我表哥听不到，就算听到了也不以为忤。虽然表面上对她严厉，但他喜欢她。这也不是什么难想象的事，假如你是公寓的管理员，又会喜欢谁呢。
晚上我到公寓里，在办公室里看到我表哥，他正在愁眉苦脸，好像刚拔了牙一样。他瞪着死鱼眼睛看了我好半天，忽然解下钥匙串扔给我说：你去告诉四〇一，让她在一号等我。一般来说，一号是指厕所，但黑铁公寓里没有一间房子是专门的厕所。看我表哥的样子，他好像无心给我详细解释。我拿了钥匙到了四〇一室门外，对里面说道：我表哥叫你到一号等他。那女孩对此看来已经有些精神准备，因为她没在终端台前，而是坐在床上等待着。听了这话，又问了一句道：去一号，是吗？我点了点头。她往四下看了看，说道：你转过身去。然后，在我身后就响起了窸窸窣窣的衣服声。这时我问道：哪儿是一号？那女孩懒洋洋地答道：你不知道，是吗？—我可不是不知道嘛。
假如你认识我，一定会说我有点呆头呆脑。这也不足为怪，假如你像我这样总在盘算着，一定也会呆头呆脑：我一面在黑铁公寓里出出进进，观察着这种生活，一面又在盘算逃开它的办法。说老实话，要逃还是有办法逃的，天涯海角，地方很大。但我逃到哪里都没有身份，怎么谋生可是个大问题。打个比方说，我可以跑到山西去，找个私人开的小煤窑，下井去背煤—窑主看到我有胳臂有腿有脊梁，肯定会满意，多半不会向我要身份证件，但是干这种事还不如住进公寓。我正在想这些事，忽然听到有人在敲身后的铁门。回头一看，四〇一的女孩站在铁门前：她上身着一个无肩带的黑色胸罩，下身着一条黑色三角裤，脚下穿着一双塑料拖鞋—她的皮肤非常之白。她简单地化了一下妆：涂了嘴唇，还画了眉毛，手里拿了一条浴巾。我把铁门打开，她走了出来，在我肩上拍了一下说：走啊，上一号。这时我以为一号必然是桑拿浴室。此时她脸上红扑扑的，很是兴奋，但假装轻松，吹着口哨—但不大会吹，噗噗的。她带我走到一个小门前面，让我拿钥匙打开门，里面是间灰蒙蒙的房子—从地面到天花板都是裸露的水泥。我不知道还有这间房子。地中间有张木板床，是用很厚实的木板钉成的。但是这间房子不是桑拿浴室—这里面太过凉快了。她走到床前，愣了一会儿，把浴巾铺在床上，然后就趴了上去，把手脚都伸直，对我说道：来，把我的手脚都拴住。这时我发现这床上钉有一些皮带。我把她的手脚都拴住以后，她又说：把背带解开。我把她胸罩的背带解开了，然后就不知做什么好—我发现这女孩的腰很细，身材也很苗条，但这不算什么新发现。忽然之间，这间房子里响起了我表哥的声音，但我表哥又不在房子里。这件事又让我愣了一愣，然后才想到，这间房子里必然有暗藏的对讲设备。
实际上，这间房子里不但有对讲设备，还有暗藏的摄像机：我们的一举一动表哥都能看到。我表哥叫着我的小名：小×，给阿姨用酒精擦擦背。女孩听了哧地笑了一声，说道：原来是小×啊。而我在东张西望地找酒精。女孩说：在床底下。笨蛋，往哪儿找。床底下果然有个广口瓶，盛了半瓶酒精，还有一大包脱脂棉。我拿酒精棉球在她背上涂时，她在看自己的手，先看手心，后看手背。擦着擦着，我表哥就进来了，双手窝着一根黑色的藤条。他的脸涨得通红，不尴不尬地咳嗽着。女孩也抬头看我表哥，急促地说道：别打屁股，打了就不能坐—我还有事没做完呢。与此同时，她羞得满脸通红。看来我表哥要打这个女孩，在这种地方也不是什么不能想象的事情。但他们俩都很不好意思，既然如此，还不如不打呢。表哥走到了床前，说道：这件事不能怪我—是你自己招的祸。女孩打断他说：要打快打吧，别说教了。此时我躲到门外去，用牙咬着指节，开始盘算在这件事里我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我表哥从那扇门里出来时，已经恢复了正常的样子。他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我走进那间房子，看到她在板床上，把身体伸直，面侧向门口，脸上红扑扑的，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在她背上有八道血痕，排列整齐，间隔划一，但我没敢仔细看。我走向前去，解开她手脚上的皮带，同时问道：打得厉害吗？她很冷静地答道：一般。但她的牙齿在格格地响着，浑身直打哆嗦。然后她反手扣上了胸罩上的带子，慢慢地坐了起来，双脚在地面上搜索着拖鞋。此时我发现她虽表面上镇定如常，其实疼得很厉害，因为她的脚哆里哆嗦，而且在拌蒜。我建议道：我背你回去，如何？她先是皱了一下眉头，然后说道：也好。就这样我把她背回了四〇一室。她的身体很滑腻，还有很多汗。等到她在自己床上趴好，把枕头拉到颏下时，我还在她床边站着。她说道：你走吧。等会儿我能动了，就去冲个冷水澡。我说：不行吧，会化脓的。她说不会，这里很干净，没有细菌。我还想问问这种事情是不是经常发生，但她说道：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好吗？这件事情的始末就是这样。后来我做了一夜的梦，梦见自己背了很多女人回自己的房间，像一个龟奴。
表哥告诉我说，他有权利责打房客。他给我一本小册子，叫我自己去看。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公寓员管理手册》。书上确实提到了管理员可以用藤条打房客，因为这是为了房客好，但这一点在鞭打之前必须对房客说清楚。他可以把他（或她）打疼，但不能把他打坏。而且假如房客生了病，发烧在三十八度以上，白血球在一万以上，就可以免受鞭责。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给他吃止疼药。我看了这些规定很不满意：其中并无一条规定说到，假如房客是管理员的表弟却当如何。我表哥力气大，打起人来一定很疼，我不想让他来打我。手册上还写着，一定要营造一种平静祥和的气氛，让打的人愉快，挨的人开心—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越是不可能的事情，就越要往纸上写—这件事情我们都是知道的……
我很想知道四〇一女孩的脊梁后来怎么样了，所以常去看她。当天下午她就起了床，坐在终端台前工作。那些鞭痕起初是鲜红的，后来是紫色的，然后颜色越来越淡。再后来她穿起了衬衫，那些鞭痕就看不见了。我到表哥那里要来了钥匙，走进那个房间，走到那女孩身边，拿手遮住屏幕，她看到屏幕上有手，抬起头来看着我。此时我说道：阿姨，我想看看你的背。她说：讨厌。因为头上戴着耳机，说话声音很大，简直就像斥责。但她没有斥责我的意思。她把一只手从键盘上拿了下来，解开腰间的皮带，把衬衫的后摆从裤子里拉了出来，说道：自己看。就去做自己的事了。我撩起她的衣服，看到那些鞭痕已经变成了浅灰色的，用手去触也只能感到很轻微的下凹。看这个趋势，这些鞭痕很快会不留痕迹地消失掉。但不管怎么说吧，挨打总不是个好滋味，而且我也不能相信让我挨揍是为了我好。
四〇一室的女孩说，我表哥打她，完全是公事公办。首先是有关部门给我表哥打了个电话，说道：你还管得住管不住自己的房客？要是管不住就早点关门—然后就把电话挂上了。我表哥没有办法，只好叫小力巴（该力巴就是我）把她带到一号去拴上。然后他到那里去，等小力巴走后，先问明了情况，然后说：没办法，只好打你了。他先用藤条在自己手心上试了一下，确认它既不太锋利，也不太钝，然后开始抽打她的脊梁。他还是不大好意思，关照她说：要是打疼了，你不妨叫唤出来，这样会好一点。女孩说道：谢谢。你也不妨抽一下，问一声“你改不改”，这样也会好一点。对于坐着工作的人来说，打人家的屁股实属缺德。我表哥从来不往屁股上抽。当然，被抽的地方很疼，但不疼又不行。我表哥不肯在责打时逼问“改不改”，他说这不诚实：你就是说改，我也要接着抽。女孩说，我表哥很诚实，所以她爱他。这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人在黑铁笼子里待久了，难免郁闷，最后就会撒起癔症，到处乱发E-mail。发到别的公寓里是没有问题的。就怕发到国外和有关部门，内容再带有歪曲性、挑逗性和侮辱性。这类行为必须制止，所以要抽一顿或者打一顿。此后起码有两个月不想再干这种事情—巴甫洛夫学说对此有很好的解释。疼痛和外伤又可以增加机体的免疫力。总而言之，我不该把此事想得太坏。当然，这也不是好事—既不好，也不坏，不过是公事公办罢了。我听了还是不开心，就说：那你们就别撒癔症了。她说：胡扯，不撒癔症怎么能成！看我瞪着眼睛，她又进一步解释说：不是我们要撒癔症，而是我们已经有了癔症—但她看样子还是蛮正常的。看到我还是瞪着眼睛，她说：别这么傻帽成不成？我顺嘴说道：不是我要装傻帽，而是我本身就是傻帽—我是真心的，但听起来像一句玩笑。听了这话，她笑起来了。
四〇二的秃头也说，挨两下打没有什么。在他原来的公寓里，绿头发的管理员也打过他。比方说有这么一次，夏天的中午，她走进土库，对他说道：秃头，我不得不打你了。这种事情来得很突然，不由他心里不慌，急急忙忙地把桌上的东西收拾了一下，然后问道：脱裤子吗？女孩说道：脱。他就把裤子脱掉，围上一条浴巾，精赤条条地走到院子里。大槐树下放了一个板凳。秃头趴到板凳上，把胯部横担在凳面上，屁股撅得高高的，把浴巾解开，好像对方是个肛门科大夫。女孩说道：用手把阴囊兜住，别打坏了；就拿起一块木头搓衣板，双手抡动，劈劈啪啪地打了起来。这个秃头身体健壮，也经打；但不是一条好汉：他怕疼。挨了几下就哼哟哼哟的，又挨了几下，就说：差不多了吧。那女孩住了手，看看他的屁股说：不行，还得打几下。过一会儿秃头又说：歇歇吧。女孩说：我不累。但她不问秃头疼不疼。直到把他的屁股完全打肿，红彤彤亮晶晶像熟透的苹果，她才把板子丢下，擦擦脸上的汗说：打完了。唉呀，手上都打了疱了。还把手伸给秃头看。当然说的是她自己的手，秃头手上不会打疱。后者哼哟哼哟地说：可以抹点红花油。她就去抹红花油，当然，是抹在自己的手上，没抹在秃头的屁股上：这个部位面积很大，没有那么多红花油。实际上，这座土库只有一半是公寓，另一半放着苹果。那女孩拿了一个熟透的红苹果作为样板，放在板凳边上，先把秃头的屁股打得像苹果一样，然后就把苹果吃掉了。此时秃头已经不能动弹，只好叫人把他架回去，趴在板床上。假如库里没有苹果，就得拿茄子当样板，工程也因此变得浩大，从早上打起要一直打到天黑，把屁股打得像马路一样平坦。用手指弹弹，丁当有声。四〇一的女孩打断他说：行了行了，你别编了……但秃头说，他一点都没有编，说的完全是真的。他也说，总不挨打就要撒癔症了。我想了一下说：我知道你们撒的是什么癔症了—你们都是受虐狂！四〇一的女孩听了说：胡扯。就转身去工作，不再理我了。四〇二的秃头却说：我们要真是受虐狂倒好了！在这个世界上，羡慕什么人的都有，就是没有羡慕受虐狂的。他的话把我彻底搞糊涂了。
十
四年级的寒假我们不准离校，要受毕业教育。在这项教育里要告诉我们毕业以后会是怎样的前景，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所以必须请学长出场作报告。第一场报告请了我们学校最有成就的一位校友，她是计算机系毕业的，才三十五岁就得了图林奖—这是信息科学的最高奖项。我在会议室里看到了她，瘦瘦的，穿一件紫缎子的旗袍，脖子上束一条白色纱巾。人长得一般，胳臂也很细；但是手臂上肌肉的线条清晰，简直像个轻量级的拳击手。她把双手放在桌子上，手腕上套着一副铐人猿泰山都不过分、亮晶晶、黄灿灿的大手铐。据介绍，这手铐里还裹了贫化铀的芯子，这可是做穿甲弹的材料。万一钥匙丢了，用电焊气焊都打不开，用等离子束才能割开；或者到医院里去，先截肢，把手铐取下来，然后断手再植。铀的比重很大，所以那副手铐有二十公斤重。难怪她手臂肌肉发达—是练出来的。报告是照稿念的，内容都是套话。最激动人心的内容是大家排着队去看那副手铐。那上面镀的是24K金，上面镌了四个大字：“国之瑰宝”。这评价也不为过分，只是没有说清楚什么是瑰宝：是手铐呢，还是戴手铐的人。我提出这个问题，马上得到了好几个不同的答案。坐在瑰宝旁边的一个男人说：手铐是瑰宝。我身后一位同学说：人是瑰宝。一位在场的领导说：都是瑰宝。而那位手臂强壮的学长本人却说：你是瑰宝—小兔崽子，别在这里装骚鞑子了。她的意思是说：我提这种问题是存心捣蛋。但我不是的。我没有捣蛋的胆量。除此之外她的话还有一重意思：什么都不是瑰宝……
大字底下还有一行小字：三部一局监造。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说三部是公安部、人事部、劳动部，一局是技术监督局。然后顺嘴嘟囔道：监造归监造，钱可是我自己出。旁边有人把话头接了过去，说不管谁出钱，总是国家监造。这是政治待遇，表明了国家对她的重视—别人想买还不卖给他哪。这位瑰宝把嘴闭了起来，脸上挂上了冷峭的微笑。那副手铐之中，她有一双很美丽的手。
大学四年级时，你还会收到个人用品公司的邮购广告，推销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产品目录上注明了是“外出用具”。从名字来看它该是牙刷、旅行包、男人用的剃须刀、女人用的唇膏。但从图片上看，和这类用品有很大距离。那些东西怎么看怎么像些脚镣、手铐，而且价格不菲。不管卖多少钱，总不是好东西。假如这些东西要给我们戴着，还要我们来出钱，简直是岂有此理。但我表哥的房客每人手里都有一大堆，而且还在不断地买。我问她们为什么要买，回答是：“闲着没事，总要买点东西”“出门总要戴，这是个门面”或者“这是首饰”。我表哥从来不买这种东西，他自己用不着，给别人买吗，他说是：这太肉麻了—我看他是舍不得钱。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秃头来时戴着一副不锈钢手铐，后来撬坏了，但他还保存着，说是绿头发女孩给他买的，留着作纪念：看上去是有点肉麻。报告会结束时，有人用丝带把那副大手铐拴好，挂在我们那位校友的脖子上，使她看起来像个前线下来的伤兵。这是合乎道理的，这东西太重，会砸坏东西，更会把自己砸坏。两个保镖夹住她，把她架了出去，上了一辆装甲运钞车—她住在香山公寓，那是国家级的公寓，出来一趟要国务院批。
听完了报告，我回到公寓里，替我表哥值班。我不喜欢坐办公室，喜欢搬把椅子坐在走廊里，和房客们聊天。说起我们这位校友，房客们都知道。知道她戴着一副贫化铀手铐，知道她住在香山公寓，还知道她是个傻逼。对图林奖她们没有敬意，还说越能得奖越是傻逼—要是谁能把诺贝尔奖得来，他才是个大傻逼。这些话也有点道理。意外的是，她们被关在笼子里哪儿都不能去，消息反而比我灵通了百倍，连我刚刚在会场上问什么叫三部一局都知道了。我问她们怎么知道的，四〇三室的房客朝前努了努嘴。在她面前的终端台上，放着一台黑色的Roax机，和光缆连着，光缆连着网络。我们学校里也有网络的终端，但和这里的大不相同，设备水平差了两代。我们那里要受种种限制，他们这里一点限制都没有。拿电影来打比方，我们的终端是PC级，她们是X级的。这道理很明白：我们在校园里，怕我们学坏。她们被关在这里，不怕她们学坏。假如她们做了坏事，自会有人用藤条抽她们的脊梁—连我们那位学长兼国之瑰宝也不例外。当然，她有政治待遇，所以用马来西亚的藤条，请新加坡的刽子手。此人乘一架公务机从新加坡飞来，抽完以后吃两个汉堡包，又飞回新加坡去。当她被抽得惨叫时，刽子手还会用鸟语来安慰她说：小姐，你是国宝啦；别这样叫啦。待遇归待遇，所有的费用都是她自己出：请人的钱，飞机钱、藤条钱，还包括刽子手吃的两个汉堡包。
大学四年级时有种感觉，人们好像不再像过去那样怕我们学坏了。所谓学坏，无非就是调皮捣蛋、逃学、得零分、不想进黑铁公寓。我隐隐地感到现在学坏已经晚了。千辛万苦考进了大学，千辛万苦念到毕业，都是为了进黑铁公寓。现在要下个决心不进来，总是心有未甘。我禁不住多想黑铁公寓的好处，尤其是那台Roax机。从寄来的广告和说明材料上，我知道那是一种技术奇迹，使我魂梦系之。想买必须先定下自己要住的公寓，这种机器只准安装在公寓里。但定公寓我还有点犹豫：别的尚在其次，挨打这一条，不管打屁股打脊梁，打得像苹果还是打到像茄子，总归是有点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