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心理疲倦
我想我得了忧郁症。
六十年代，我家的艰难已经度过，弟弟考取公费，赴英国剑桥大学读书，得到博士学位，妹妹师范学院毕业，应聘到名校教书，她婚前婚后一直细心照顾父亲，妹丈也处处周到，真是应了家乡代代相传的老话：“有好儿子不如有好媳妇，有好女儿不如有好女婿。”我兼差，写稿，略有虚名，可以知足惜福，曾任台湾师范学院院长、台湾省教育厅长的刘真，每次在公共集会中相遇，他总要说一句“你了不起！”
可是我的健康出了问题。我觉得非常疲倦，早晨本是一个人精神最好的时候，可是我从起床那一刻就筋骨酸软。前额的皮肤慢慢变成黑色，像一片乌云遮下来，依照相书上的说法，我交了“华盖运”，冥冥之中小鬼替我打伞。也就在这时候，我读到王国维的那首诗，“出门惘惘欲何之，白日昭昭未易昏。”恨不得那就是我的作品。
然后是头痛，医生说这是肌肉紧张引起的，他开了药方，我吃了无效。另一个医生告诉我，头痛的原因有几百种，没有办法一一检查，他给我开镇静剂。我并不需要药物帮助我入睡，我的睡眠时间很长，军营中培养的好习惯——早起完全抛弃了，星期天的时间多半消耗在乱梦里。我眼皮沉重，依然头痛。
我非常容易感冒，感冒治好了，扁桃腺继续发炎，扁桃腺消炎了，咽喉里还有一块咽不下去的东西。一位医生劝我把扁桃腺割掉，另一位劝我不要割。扁桃腺是个累赘，脑袋也是个累赘，我身上的每一件器官都是累赘，但是一个也不能少，要命的重担我必须挑起来。
后来增加了胸痛，带来最大的困扰，症状很像狭心症，左臂发麻，呼吸困难，“发病”常在夜半，睡眠中喘不出气来，自己把自己憋醒了。狭心症可怕，赶快跑到医院急诊，医生看了心电图说“你回家吧”。第二天看门诊，医生劝我每天喝一小杯白兰地，我试过，慢慢啜一小口，心脏就剧烈地跳起来，加上头晕。渐渐的，台北市中山北路“美而廉”的咖啡本是我的最爱，我也戒绝了。渐渐的，茶也不敢喝了。
遍求名医，台大医院心脏科陈炯明，荣民总医院心脏科姜必宁，胸腔科星兆铎，中心诊所脑神经科施纯仁，台湾省立医院内科熊丸，他们受朝野上下一致信赖，可是他们甚至对我的便秘都束手无策。星兆铎医师没有药方给我，他只说“你的情况我知道”，奇怪啊，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什么呢？
厌恶公共集会和社交活动，我工作很忙，容易找到借口缺席。我厌恶和别人沟通协调，认为那是虚伪敷衍，我从未好好地处理人际关系。“中广”公司节目部教我做科长、组长，我坚决拒绝，我把行政工作看成“驮黄金的驴子”。王健民教授对我说：“一个人若是怕麻烦，他的事业前途就会受到限制。”（谢谢他这个好心人！）我是点不醒的，哈哈，事业前途！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觉得还可以活下去，那就埋头爬格子吧，今日有文章今日写，那时有一首歌曲流行：“你说什么我不知道，不要提起明朝！”
一度住进台大医院的精神病科仔细检查，主治医师写了很长的病历，却没有提到忧郁症，是否那时候（六十年代）还没有这个病名？我在精神病科也有收获，我看到关在铁栏杆后面的病人痛骂医生和护士，辱及祖先，而被骂的人好像一个字也没听见，照常工作。那时台大医院以服务态度粗暴闻名，病人形容医生护士像刑警，那时台湾凶杀案很多，我担心有一天退伍军人会闯进来丢个手榴弹，第二天图文血腥占满各报社会新闻版，接连炒作几天，成为“本周卖点”。来到精神病科，刑警都变成菩萨，打开了我的眼界，也打开了我的心胸。
骆仁逸对我说：“这么多名医说你没有病，你就是没有病。”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司马桑敦告诉我：“心理上的病，常借生理的状态显现。”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吴心柳介绍什么人的一句话给我：“越是接近头顶的病，越需要心理治疗。”是了！也许是了！
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那是冷战的年代，多少人的心理有某种病态。
一位收费高昂的名医说，他的病人都是达官显要，五十年代，人心郁闷，工作忙碌，求诊者大都患了胃溃疡，六十年代，酒食应酬频繁，求诊者多半患了糖尿病。他也没提到忧郁症。
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分成两个集团，一个以英美为首，一个以苏联为首，双方在经济、外交、文化和政治宣传方面对抗、冲突和竞争，称为冷战（Cold War）。由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九○年，多次发生激烈冲突，随时可能演变成全面热战（世界大战），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称之为“战争边缘”。这个说法，后来衍化出《中国时报》的“法律边缘”，民进党人的“暴力边缘”。法律边缘是报人作家喻舲居六十年代对时报采访政策的描述，据说余老板听到小报告的时候双眉一皱，七十年代，这四个字就成了余老板亲口说出的工作指示。
美苏双方都有核子武器，“战争边缘”也就是同归于尽的边缘，长期的紧张恐惧改变了人的生活，外电报道，英国人的胖子年年增加，许多人吃零食舒解压力，美国妇女的性行为更放纵，她们想做女人何必太规矩，也不知道哪一天苏联军队打进来把她们都强奸了！英国哲人罗素甚至发动请愿，宁可受苏联的专政统治，反对发展核子武器。
台湾是冷战的前方，人在台湾，忧虑更大。西洋人说国共战争是“美苏两国代理人的战争”（我认为这个说法很勉强，此处按下不表）。国共战争停滞对峙的一瞬，犹如电影的停格，围棋的长考。下一步怎么走？有人指出，台湾政局出现了三种矛盾：平时与战时的矛盾，临时与永久的矛盾，均权与集权的矛盾。有人指出，台湾社会出现五种差距：年龄的差距，知识的差距，财富的差距，地位的差距，历史记忆的差距。环境如此，人心不安，人群不和，人性也慢慢异化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共举行第一次原子试爆，据说那一夜，蒋介石整夜没有合眼，他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脸朝着西方。也许就在那一夜，他决定以“光复大陆”代替反攻大陆，也许就在那一夜，“建设台湾”从手段改为目的，也许就在第二天早晨，一向高歌“我们明年回大陆”的人由痛苦产生雅谑，我们一定会回去，自己打回去，或者解放军押解回去。
建设台湾，即使把台湾建设得尽善尽美，那又怎样！史家形容古希腊的灭亡，“水晶瓶撞在岩石上”，你有本事把台湾打磨成一粒钻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镶在五星徽上。有一天早晨，我陪一位乡长穿过新公园，看见一群中老年人打太极拳，个个面色红润，身手灵活。老乡长喟然叹曰：“这些人怕死！”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说，“也许留到中共的劳改营去烧大灶。”
“建设台湾”，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台湾呢？
“国富则多贪”，经济成长，贪官小偷娼妓也跟着成长。以我的感受而论，那时大官极少大贪（他们也没有机会小贪），小官则多半小贪（他们也没有机会大贪）。人到台湾，在蒋介石殿下为臣，升官和发财是两条频道，求富求贵两种人在他的阶下排成两个队伍，“政策性贪污”很少。可是每天执行政策的是小官，老百姓每天面对他们，等待他们高抬贵手，“技术性贪污”却很普遍。
以某些申请案为例，当年标榜“万能政府”，负责管、教、养、卫，事事需要政府批准，申请人多半要在申请表下面附一个信封，里面装好大钞，承办人看完申请表，顺手掀开，如果没有那个信封，他可能把文件向前一推，告诉你“手续不全”。有些承办人面前排着长龙，他的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是打开的，轮到你上前对话的时候，你站在他的旁边，悄悄朝抽屉里丢一个红包，彼此不动声色，保证风调雨顺。
有一次，“中国文艺协会”开理事会，管财务的人报告收支，特别说明有四百块钱不能入账，也没有收据，那笔钱送给管区警员了。“文协”在大门旁边设置了一个铁架，会员可以把脚踏车锁在上面防范小偷，这件事必须警员合作才行。新台币四百元是多少钱呢，那年上等香烟十元一包，警员说，他要买四条烟交给主管，主管会把香烟放在办公室里大家吸，他得时常带些“小零碎”回去才有面子，他要求“文协”谅解。“文协”的当家人是“立法院长”，二把手是资深“立法委员”，总干事持有出入警备总部的长期通行证，警察毫无顾忌，“文协”办事的人也遵守游戏规则，众理事皆无异词。
小贪官创造了许多小故事，对文学创作大有贡献，可惜没引起小说家注意。某机关招聘汽车司机，最后一关是交一篇自传，那个考试成绩最好的人不能报到，承办人说自传的内容是假的。这位司机找我商量，我带他去向一位刀笔老吏请教，老吏哈哈大笑：“谁的传记是真的？蒋介石的传记是真的吗？”他说阴历年马上来到，你穿上西装到那承办人家里拜年，左边的口袋里装三个红包，每个五百元，右边的口袋里装两个红包，每个一千元，如果他家有两个孩子，你掏右边的口袋，如果他家有三个孩子，你掏左边的口袋。照你将来的待遇衡量，你该送他一千五百元到两千元，少了没有用，多了不合算。我一听，他分明是在愤世嫉俗么！一个月后我在人行道上步行，一辆崭新的小轿车在我身旁停下来，我没想到那司机居然依计而行，结果是关节豁然贯通。他坚持用他长官的座车送我一程。
说到拜年的红包，我想起一位科长，他有资格在建筑案件上盖章，求他帮忙的人很多。他没有孩子，特地从孤儿院领来一个小养女，科长太太并没有爱心，平时常常打骂，惟有大年初一、初二这两天，她把小养女打扮得漂漂亮亮放在客厅里，拜年的人来了，掏出红包往“女儿”的口袋里塞。这个小养女是她家的“扑满”，那些奔走营求的人大呼“方便”。到了年初三，科长太太就把养女的新衣服换下来，“弄脏了难洗，明年还得穿。”
我又想起一个人来，他在主管农产品外销的机构做事，贪污受贿，判了七年徒刑。他带着一台录音机欣然入狱，每天听录音带修习英文，他太太整天坐在牌桌上，有时向牌友夸耀：“我们三代也吃不完用不完！”七年专修英语，囚徒服刑期满，带着全家到美国做寓公去了。
抗战时期，政府严惩贪官污吏，判刑一经确定，“家产除酌留家属生活必需费用外，一律没收。”抗战胜利，政府检讨战时法令，认为这一条文承袭君主时代的抄家，予以废除。监察院陶百川委员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指出，一个中级公务员每天的薪水是多少钱，一个贪污判刑的人，他一天的“代价”又是多少钱，这么一比对，贪赃枉法的收入比奉公守法超出百倍千倍，社会的不公不义完全凸显出来。我现在找不到这篇文章。
杂文短评跟着新闻走，千遍万遍，我问这样下去怎样立国。那时不准危言耸听，我只好说，生而为中国老百姓只有忍耐，“小不忍”害处更大。我只好劝贪官自己有节制，给子孙留余荫。
那时杂文的风尚是尖酸刻薄，我并不喜欢，可是出于职业压力，有时也得表示“我也办得到”。
我说过，到机关办事，你得托人疏通，你如果托国父孙中山先生出面，一定成功。钞票上面印着孙中山的肖像，我的意思是送钱。红包送进去，他们的笑脸就露出来了，我说他们都是卖笑的。那时有个“便民运动”，意思是给老百姓方便，我说为了便民，每个承办人的桌上设置一块牌子，写明承办人的姓名住址籍贯学历，便于奔走请托。我又说邮政有快信，坐火车坐飞机有头等舱，医院看病有“提前号”，收费高、服务的品质也提高，政府赶快增设“特快申请”的窗口，规费增加十倍二十倍，半数归公，半数归私，红包化暗为明。
社会缺少公义，平民百姓感受深切，买火车票电影票，看病挂号，申办户籍誊本，还有修围墙，装电话，尤其是涉及司法、税务、人事上的考绩升迁，处处有特权的影子。记得政府一度下令禁止赌博，警察可以闯入民宅突击抓赌，四个人同桌打牌，抓走三个，留下一个，三人当场质问：“你为什么不抓他？”带头抓赌的小组长立即反问：“你为什么不是他？”台词精彩，立刻传遍台北，这位小组长一夜成名。
积弊而后积怨，积怨而后积愤，于是社会不断出现暴力凶杀。
凶杀案照例是社会新闻版的头条，而社会新闻版是民营报纸的“头版”，每天读者拿起报纸，先翻出这一版来看，各报锐意经营，开拓销路，社会新闻的采访记者都是民营报社的王牌，读者贪得无厌，同行竞争激烈，他们工作压力很大。我编“人间”副刊的时候，一位名记者跟我同室而坐，他常从外面败兴回来，大台北父慈子孝，夫唱妇随，他无处着墨。有一天他愤然自语：“我去杀一个人，回来写新闻，他们谁也写不过我。”
我长年写“小方块”，大半从社会新闻取材，常在新闻的字里行间寻找可依、可疑、可议、“可异”之处，堪称最尽心的读者，年长月久，从微观中可以略窥宏观。
起初，心有怨愤的人纷纷写信向高层投诉检举，那时国民政府检讨为何失去大陆，誓言今后一定要兴利除弊，为民服务，他们相信了。这种投诉信大概到主任秘书或办公厅主任为止，主其事者依官场旧习，把检举信转给被检举的官员，要他“办理呈复”，若是下级检举上级，百姓检举警察，检举人的经验可就深刻惨痛了。我是国民党员，一度在当地参加小组会议，有人提出镇长勾结流氓，列入会议记录，呈报上级，这份记录竟辗转交到流氓手里。有一天，那位发言的同志遭几个“身份不明”的人痛打一顿。这样一来，哪个检举人还敢写出自己的名字？没有真实姓名的信叫匿名信，政府一律不予受理，投诉之路就这样断了。
附记一笔：到了七十年代，此风未绝。我一度兼任某大书局的编审，这家书局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每年年终，中央党部照例派出工作组检查业务。新上任的总编审本是军人，耿直爽快，他告诉工作组，书局里有很多人不尽责或不称职，工作很难进一步开展，工作组教他补写一份书面意见，他也老老实实地写了。中央党部收到意见书，以正式公文下达书局总经理，谁料这位总经理竟然把“书面意见”贴在布告栏里，书局同仁群情哗然，受到点名指责的人结合起来要找总编审算账，弄得这位退役转任的儒将天天带枪上班。
投诉之风既息，自杀之风继起，我有理由推论，有些人对政府的革新绝望，因之对自己的未来也绝望了。军中士兵自杀，报纸不敢披露，若是死在营房以外荒山野岭，记者忍不住含糊报道“无名男尸一具”，没有家属认尸，没有警察调查，新闻没有后续发展，读者可以猜测死者的身份。一般官商百姓自杀，记者照例炒作几天，死者往往留下遗书，一字一句都是新闻采访的线索，追追追，追到一丝不挂，等于为社会的病例写下诊断书。
自杀案发生了，新闻追追追，评论跟跟跟，话题源源而来，文章易成，也更受注意，我们好像成为受益人，有时候我会想起鲁迅的“人血馒头”。那时评论家的主旋律是责备死者逃避现实，甚至有人骂他是懦夫。我想起当年中国大陆左翼作家对自杀正是这个看法，田汉定的调子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到了台湾，前面四个字没有了，只剩下后面四个字，形同鞭尸。左翼所谓“争”，暗指革命，到了台湾又怎么个“争”法？他们的投诉就是争啊，我忍不住说，他山穷水尽，他放弃了一切，他把整个世界让给“你们”，他是多么善良啊！他选择了自己的路，要同情他，惋惜他，你总要给他一条路走啊！
紧接着，凶杀案件增多了，也许有关系，也许没关系，依我个人心证，痛不欲生的受了“舆论”的鞭策，由懦夫变成暴徒。有几件血案匪夷所思，冲击力最大。
例如台北市郊区有一所私立中学，体育教员和校长发生财务上的争执，校长把教员解聘了。这位教员有作战经验，家中藏着一把手枪，据说能在十公尺之内射中牛眼。他杀机一动，回到学校，杀死校长，杀死校长太太，杀死校长专用的三轮车夫，杀死校长信任的职员，连杀七人才罢手。怨毒之深可以想见！据流传，这个行凶的教员说，人不是那么容易欺负的，别把任何人看扁了。这话也算醒世警钟了吧，可惜有人还是不在乎。
例如一个青年囚徒，他在出狱前三天杀死了一名“看守”。想想看，再过三天他就恢复自由了，他还年轻，人生可以重新开始，他居然宁愿“拼上一身剐，皇帝拉下马！”到底是什么样的遭遇使他忍无可忍同归于尽？这就揭开了监狱的黑幕，老舍在他的小说里写过一句话：“监狱是个好地方，使人相信人性堕落到底之必然与无救。”这句话算是为他而写的吧。
某一天，台北市一辆公共汽车突然离开轨道，乱撞行人，一时街头大乱，有死有伤，幸亏这辆车撞上水泥桩，抛了锚，警车才追上来。这个司机名叫何明忠，警察问他动机，他痛陈公共汽车管理处考绩不公，那些年年成绩甲等的都是有钱行贿或者高官关照，他说“气难受，屎难吃”，三杯老酒下肚以后，越想做人越没有意思，但是临死之前总要先出这口鸟气。
凶杀新闻之后，又是一阵追追追，跟跟跟。那年代看过一部日本电影，片名叫《五瓣之椿》，椿花就是山楂，片中女主角连杀五人，每次都在命案现场留下一朵山楂花。警察逮到她，问她行凶的动机，她说世上有一种“法律不能处罚的罪”，只有自己用法律以外的手段救济。记得片中有人叫着女主角的名字说：“紫英，我无话可说，你做的事是否正当，我不知道。”“法律不能处罚的罪”当心招致法律以外的惩罚，而这种惩罚必然太重，造成另一种不公平，令人后悔莫及！我引用这部影片，要求强者多一点自制，也要求司法多一点勇气。
凶手犯了“法律能够处罚的罪”，死刑在前面等着他，吓阻了许多继起的行为。但是你常常可以听见有人说：“你除良安暴，我改正归邪。”每一件血案也迫使当局作出一些改革。流血五步的惨剧，《五瓣之椿》的观念，也对官僚构成潜在的威胁，脚底下的泥虽然很软，但是脚步仍然要放轻，或者绕道而行，避免践踏。这些死者也算是社会改革的“小先烈”吧！教育部甚至发生这样的喜剧，他们的工友忽然在办公室里磨刀，首长大惊，马上派人陪伴这位工友出去游山玩水，一切花费用公款开支。
清朝后期，政府偏袒洋人，引起民愤，群众自力救济，烧教堂，杀传教士。有一条民谚是：“官怕鬼，鬼怕民，民怕官”，我仿照它的句法写出“权势怕暴力，暴力怕法律，法律怕权势”，三者之间平衡，危险地平衡。
台湾以外的大环境也令人沮丧，那时美国和中国大陆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和台湾息息相关，“白宫打喷嚏，台北伤风”，“北京睡眠，台北做梦”。
中共在一九五一年彻底清除国民党遗留在大陆上的人员，一九五五年整肃文艺作家，一九五六年造成经济上的三年灾害，一九五七年全面“改造”知识分子，这些已经够了！谁料毛泽东又在一九六六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之久，我无法用简要的文句勾画这场大疯狂的轮廓，我只能说，这件事的确是“十年浩劫”！
美国在一九六二年介入越战，到一九七五年才勉强脱身，整个六十年代，从美国传来的消息是：行政效率低落，国民道德败坏，学生罢课占领校园，青年逃学、逃家、逃避兵役、集体流浪、吸毒杂交。这样的美国如何能救世界？如果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此情又何以堪？
“美国有，台湾一定也会有”，但是档次照例低一级，美国的“嬉痞”还有道家返回自然的意味，台湾的太保太妹只能算是不及格的流氓。中国的黑社会也有他们的规范，像强奸少女这种事他们不屑为之，台湾的太保却结伙侵犯夜校的女学生，报纸称为强暴和轮暴，学者称为强制性交和“多人强制性交”，校园、公园、车站、新拓宽的马路、未完工的大楼，都是极其恐怖的地方。受害者忍辱吞声，警察多半是侦破抢劫、重伤害等“大案”时附带发现这一类罪行。
我还记得这样一个案子：一群太保横行台北郊区某大学的校园，伺机向女生下手，如果发现她已失童贞，立即重重地打一顿耳光：“你这个贱货，老子白费劲了！”原来他们预先立下目标要破坏多少个处女膜。
太保中间有许多官家子弟，警察面对“某某人之子”只有从轻发落，即使捉进拘留所，做母亲的也很容易营救，而且瞒着父亲，即使做父亲的有心管教，也往往失败。我知道有位将军统兵在外，难得回家，他倒很尽责任，人到台北，第一件事拜访警察局派出所，查看儿子的记录，回到家中第一件事把儿子吊起来毒打一顿，他一面打一面痛哭。放下鞭子，回到驻地，下次再来，再打，再哭。多少年来我一直挂念这个家庭，盼望故事能有个好结尾。
青少年，尤其是出身上流社会的青少年，德行如此败坏，岂非气数已尽？社会上普遍有个说法，戏称当今文武百官为“一代完人”。
我年轻的时候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以为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后来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问题没有解决。冷战的年代，美国推销一种理念，只要实行资本主义，这些问题就能解决，我又盼望实行资本主义，看美国经验，他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奈何奈何！前面再也没有一个新的什么主义了！
国民党枉称注重思想教育，完全失去传道解惑的能力。
六十年代，台北人在居住、饮食、穿着、交通、娱乐各方面不断提高水准，许多人丧失理想，追逐享受。小说家徐到台北小住，我问他对台北的观感，他说：“台北是肉体的天堂，灵魂的地狱！”
我实在厌倦了一切。台湾每年选拔“十大杰出青年”，其中有一个名额给文艺人才，先由五人小组提名，只提一人。一九六四这一年我四十岁，“文协”的当家人陈纪老对我说，今年提名小组的五位委员有三位可以支持我，纪老打算推荐我，他必须先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意愿。我赶紧拜托他打消此意，我一九六○年得到“中国文艺协会”的文艺奖以后，论作品并没有多大进步，论社会地位没有什么远景，愧对“杰出”二字，一旦当选，必须力求杰出的表现，我实在不能再承受那么大的压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