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藩创办小说研究组

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天翻地覆”，我由上海乘船，基隆登岸，台北居住，虽然踏上土地，我的感受却像是上了另一条船，这条船漏水，罗盘失灵，四周都是惊涛骇浪。

那时我读到一个故事，汪洋大海中，一艘轮船快要沉没了，船上有一位科学家，他远洋航行作调查研究，他赶紧把此行研究的结论封在“海漂”专用的瓶子里，丢进海中。船沉以后可能无人生还，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有这么一条船，他希望天涯海角有人捞起瓶子，享有他的成果。

受文学潮流影响，那时我们都崇拜小说，尤其是写实主义的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字数多，讯息量大，反映大时代需要这种“大块文章”。那时批评家说，如果你看见一条河，你把它写下来，你要使读到文字的人真的看到那条河，跟你所看到的一模一样。那时创作者说，小说家不忍他的经历被“时间的流沙”掩埋，他要使那景象永远受后人谛视。如此这般正是我的愿望，我的野心，我在崩盘幻灭之中能够抓住的人生意义。

可是小说是怎样写成的呢？那时我没听见任何人讨论这个问题，我从未看到传授小说写作技巧的书，甚至没看过一篇自述创作心得的散文。那时前辈作家把“方法”当做不传之秘，“江湖一点诀，休与旁人说。”我开始读小说，常言道“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我只看见热闹，没看见门道。

天无绝人之路，“中国文艺协会”开办的“小说创作研究组”招考学员，我赶快报名。小说组的大学长程盘铭每天写日记，保存了一些重要的记忆，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文协对报名参加小说组的人举行笔试，试场设在南海路国语实验小学，共一二○人应考。我记得应考人要写一篇自传，还要“列举小说名著十篇并略述其艺术价值”（出手与众不同，没教我们略述思想主题）。我记得还有一道题目也很特殊，测验考生的听写能力，考试委员念了朱自清的一段《背影》，我跟着记录下来。

依程盘铭日记，笔试录取五十六人，二月二十五日进行口试，试场借用“中广”公司台湾电台会客室和发音室，每一个应试者经过两位考试委员问话。轮到我，先是蒋碧薇，张道公的爱人，我只记得她的神态娴雅柔和。世事难料，她后来和张道藩分手，口述《我与道藩》一书爆料，态度相当强悍。后是李辰冬，他问我：“如果你在一篇作品中写几个人物，你能不能把自己的心分裂了、分给每一个人物？”我的回答是不能，那时当然不能，那是利用小说口诛笔伐的时代，我读到的小说没有几本做得到冤亲平等。

三月一日放榜，正取三十名，我总算挤了进去。小说组借用公园路台北市女子师范附属小学上课，李辰冬为教务主任，赵友培为总务主任，他俩都是台湾师范学院教授，抗战时期追随张道公做文化运动工作，直到台湾，张氏创办小说组，李、赵是实际上的负责人。三月十二日、星期一报到，同学们互相自我介绍，推举张云家为班长，程盘铭为副班长（正式名称好像是总干事和副总干事）。三月十五日在台湾电台会议室举行开学典礼，张道藩主持，记得来宾很少，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低调处理”。

开课典礼没有多少事可以记述，倒是开课之前、三月十二日那天，开课前的预备集会，赵友培出场讲话，有“新生训练”的意味。他首先说，小说组的正式名称是“中国文艺协会文艺创作研习部小说组”，全名太长，简称“小说组”。他用声明的语气说，小说组不是文协的附属组织，前来参加研习创作的人可以不是文协会员，结业以后也不必参加文协做会员，为什么要用文协的名义办呢，他说因为经费是以“中国文艺协会”的名义筹措的。“文艺创作研习部”的架构很大，“小说组”仅是其中一个门类，以后可能继续办戏剧组、诗歌组、绘画组。他这番话澄清了某一些人的疑虑。

既是“文艺创作研习部”，当然强调“创作”。他说，以前这一类活动总是谈文学的主义流派，作品的思想意识，先生讲，学生听，发讲义，记笔记，参加学习的人得到很多文学知识，对创作的帮助很小。现在创作第一，不谈主义，不发讲义，直接阅读作品吸收技巧、领略风格、体会意境，按时交出作品给大家看，欢迎批评，不怕修改。这一套做法，当时确是创举，许多人将信将疑，后来夏济安教授从美国爱荷华大学归来，对我们演说“国际写作班”办理的情形，恰和小说组心同理同，大家才认可小说组的做法。

赵公还有警句，他说小说组教大家怎样写小说，并非要大家一定写反共小说，“不管你提倡什么小说，都得先有小说！”我那时还不了解他的话，小说千古事，反共只在一时，有人想把千秋大业交给我们。只听得他说，“每一堂课，我们要求讲座从小说创作的层面发挥，如果讲座没能完全做到，我们希望大家从小说创作的角度领受。”我立时通体舒泰，耳聪目明，自从我懂得“寻找”以来，第一次找到我要找的东西。

最后他说，我们不是师生关系，我们是朋友关系。他给大家定位，站着授课的人叫讲座，坐着听课的人叫学员，学员交出作品，讲座指导改进，学员质疑问难，讲座教学相长，同学间切磋启发，互为师友，“学员皆讲座，讲座亦学员。”这番话说得非常中听。

关于小说组的课程，我箱中保存了一份“本组课程概要”，学长程盘铭的日记里也逐日记下受教的情形。课程分成五个单元，“中外小说名著研究”取法前贤，“人生哲学及文艺思潮”探源求本，“创作心理和创作经验”反身观照，“基本训练”规矩方圆，“艺术欣赏指导”触类旁通，“作品批改”切磋琢磨，“讨论座谈”脑力激荡，“分组指导”师生交流。授课时间共二百五十个小时，其中“基本训练”、“讨论座谈”占去一百六十小时，那时，这是小说组的创意和特色。

讲座阵容“极一时之选”，国民党眼中的“泰山”，如高明、李曼瑰、罗家伦、张其昀、陶希圣、罗刚、陈雪屏固然承先启后，一向居高临下俯视国民党文化活动的“北斗”，如胡秋原、王玉川、何容、齐如山、梁实秋、沈刚伯也有教无类。今天拿“本组课程概要”和程盘铭的日记两相对比，只有任卓宣没来讲课。

国民政府失去大陆，撤到台湾，国民党检讨失败的原因，认为远因是思想战、宣传战先输给了中共，近因才是政治军事，所以任命反共理论家任卓宣为“宣传部”副部长，任氏也很想有一番作为。那时我结识了任卓宣一位老部下，他告诉我，任先生倡议国民党要走群众路线，提出方案，要把文艺作家组织起来。这位老部下愤愤不平地说：“谁料这个工作给张道藩抢去了！”今天回想，任先生历经沧桑，国民党的事应该看个清楚明白，从一九三九年起，张道藩就是国民党文艺工作的专业领导人，他怎么会抢你的工作，党中央又怎会把组织文艺作家的工作交给你做。

今天检点旧时课程，并未邀请当时的小说作家前来传灯。我猜，设计课程的人拉高了层次，只给我们“第一手”的东西。那时台湾当令的小说作家穆穆、王蓝、孟瑶、魏希文，应该列为“二手”，这些人都是文协要角，李辰冬、赵友培的朋友，取舍之间破除了情面。那时新的文学传统尚未形成，不但白先勇、林海音、七等生、陈映真还没有“出头天”，钟肇政、杨念慈、朱西宁、司马中原、彭歌也“初试啼声”。三年后，张爱玲才拿出《秧歌》，五年后，姜贵才拿出《旋风》。青黄不接，我们似乎是承接传统的种子，倘若如此，我们应该惭愧。

正式上课以后，发现政大教授王梦鸥也是重要人物，他的学术声望高，张道藩特别请他出山，补李赵二人之不足。他住在木栅，来往奔波，“基本训练”循循善诱，“分组指导”因材施教，那正是我最渴求的课程。那时我们称张道藩为“道公”，称李辰冬为“李公”，称赵友培为“赵公”，称王梦鸥为“梦老”，今天重温最初的称谓，发现我们不知不觉对他们四位作了区分。那年梦老四十五岁，李公四十六岁，赵公三十八岁，即便是道公，也不过五十五岁，他们有精力有热情，小说组六个月的教育，他们十分投入，每逢上课开讲，李公赵公一定在座细听，随手笔记。以后小说组又办第二期，上课的时间减少了一半，不但道公很少参与，赵公李公和梦老也未能与他们朝夕相伴。

不消说，我用心听讲，勤苦学习。梦老曾经告诉他的学生他如何“发现”了我，他说他讲课的时候，看见后排有一个剃光头的大脑袋，两眼发直，皱着眉头倾听，不停地写笔记，他借故把笔记要来看，既抓住要点也顾到特殊的细节。这个“剃光头的大脑袋”就是我！朋辈之间传为笑谈，我则觉得很温暖。结业以后，梦老继续对我有很多照顾。

小说组举行过几次讨论会，其中一次以“小说中的口语”为主题，同学们推我草拟大纲。恰巧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解、有思考，也恰巧那次讨论会由道公主持，他当场对赵公说：“以后每一次讨论会都要有这样一份大纲。”他注意到有我这么一个青年，以后发展出一些因缘。现在我手中还有一份“大纲”的原件。

我也曾连续缺课一个多月，幸而没有开除。那时我在“中国广播公司”节目部资料室上班，公司没有单身宿舍，特准我夜晚睡在办公桌上。节目部，小说组上课的女师附小，“总统府”，三个地方距离很近，有一天，大批军警从天而降，封锁附近的街道，把走路的人、买东西的人都抓起来。这地段是台北市闹区，入网的人很多，当年这叫“抄把子”，用意在震慑人心，有时也凑巧抓到罪犯。军方对抓来的人略加讯问，中年人和老年人提出身份证，或者由他们的家人送来身份证，立时释放，青年壮丁下落不明，这就是有名的“抓壮丁”。半夜查户口，由家中抓出来的叫“家丁”；顺手牵羊，把正在田里耕种抓来的叫“田丁”；突击包抄，从路上抓来的叫“路丁”，我们资料室有一位同事就这样“失踪”了！多亏公司有位老先生知道门径，他拿着“中广”公司的公文，前往可能关押的处所一一寻找，终于把这位同事保出来。

我那时心中还有许多“余悸”，三年怕草绳，不敢出门。节目部有大锅伙食，吃饭没有问题；胡子头发只有任它生长，行径怪异，招惹治安机关调查，有些同事以为我家中出了重大变故。等我冷静下来，恢复学习，出门第一件事是理发，那理发师悄悄问我“有什么冤屈”，他以为我是刚从牢狱里放出来的犯人。小说组的同学也用离心离德的眼神看我，那时候，若有人突然缺席，事先没请假，事后无说明，“被捕”是最合理的推断。以讹传讹，小道消息在空气中荡漾很久。

这件事，耽误学习事小，它影响我的思想，我开始往“自由主义”倾斜。有人说，如果一个自由主义者在马路上遇见强盗遭受洗劫，他会马上变成保守主义者。（反过来说，一个保守主义者如果无缘无故挨了警察一棍，他会马上变成自由主义者？）后来我读甘地传，甘地在火车上挨了英国人一个耳光，从此发愤推行印度的独立运动。这些说法也许太强调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了吧，不过我当时的心情确是如此。

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小说组举行结业考试，考试成绩有三个第一名：廖清秀“写作”第一名，他在结业前提出长篇小说《恩仇血泪记》；贾玉环“全勤”第一名，她在一百多里外的杨梅中学教书，每天坐火车来台北听课，没有请过一天假，从未迟到早退；我是“笔记”第一名。

依程盘铭日记，小说组的结业典礼延迟到十二月十六日举行，张道公主持。我记得张道公越来越忙，大家等他抽出时间。那天来宾官式发言，无甚可记，倒是“文协”二把手陈纪滢（大家尊称纪老）几句话余音袅袅，他的意思是：

文学创作好比跑道，起跑的人多，到达终点的人少。有些人，文学是他的洋娃娃，长大了就丢。有些人，文学是他的绣花枕头，起床了就推开。有些作家是候鸟，文学好比大户人家的屋梁，做个窝过春天，文学好比长满芦苇的池塘，歇歇脚住一宿。有些作家好比三春的蝴蝶，留在游客的照相簿上，不留在文学史上。不必羡慕他们，不必批评他们，问题不在他们是什么，而在我们自己是什么。

小说组第一期录取学员三十人，中途退出者三人，开课后要求“插队”研究者三人，结业时参加大考者二十八人。台湾省籍的同学男生一人，女生一人，那位女同学未提出作品，那位男同学在结业前完成一部十四万字的长篇小说，于是成为我们的明星。这位男同学就是廖清秀。

廖清秀面庞清秀，平时很少和别人交谈，座谈会上也没听见他发言，长篇出手，一鸣惊人。小说的名字叫《恩仇血泪记》，以日本统治台湾的恶法苛政为背景，反映台湾同胞的困苦岁月，今天看资料，都说它是台湾作家用国语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誉为“台湾小说家中文创作的开路先锋”，在文学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恩仇血泪记》经赵友培推荐，得到中华文艺奖金小说奖，当时为了避“师生”之嫌，商请葛贤宁写推荐理由，审查会上赵教授未发一言，顺利通过。依“文奖会”作业惯例，得奖小说要出版成书，《恩仇血泪记》却一直存在文奖会的档案里。后来我请赵公催促，赵说他早跟张道公谈过，道公的反应是：“咳，这个人麻烦。”我说廖清秀为人一如其名，哪会给人添麻烦？赵公说，“廖清秀无论有多麻烦，他又岂能麻烦到道公头上？分明是有人进谗！”文奖会也有人事矛盾，大人物都有“听小话”的习惯，“小话”使一桩美事虎头蛇尾，直到文奖会结束了，廖清秀这才取回原稿，自费印行。

今天谈论五十年代反共文学的方家们没人提到骆仁逸，他也参加了小说组，后来用笔名“依洛”完成长篇《归队》，写国军官兵在反共战斗中的挫折，描述国军被俘官兵逃出解放区回到国军阵营的故事。当时小说家处理正面反共的主题，似乎只有他做到如此真实细致，贴近人心。他也得到中华文艺奖小说奖。

想起骆仁逸说来话长。我和他差不多同时来到台湾，都有一段时间流浪台北街头，我俩都常有文章在中央副刊发表，偶然在新公园那棵伞盖形的大树下相识。我劝他给《扫荡报》副刊写稿，介绍他和副刊主编萧铁见面，不久《扫荡报》停刊，员工遣散，留下我一人看守印刷厂，有时候我俩就睡在排字房的拼版台上。后来萧老编把我和老骆都介绍进“中广”公司，一先一后紧紧衔接。

那时“中广”公司节目部的新闻组、编审组合在一个大办公室里上班，中间用甘蔗板隔开。我和骆仁逸都未成家，台北市民也还没有什么夜生活，下班以后守在昏黄的电灯光里看书。骆仁逸把《归队》的原稿交给我看，我读了放声大哭，我正是被俘以后又逃出来的军官，读他的描述深受震撼，悲从中来。这一哭惊动了坐在甘蔗板后面的一位老者，他走过来慰问察看，他因此也读了那部小说。后来知道他在节目部担任安全工作，负责查察同仁言行，我和仁逸两个小青年结伴而来，他当然很关心，在他的考量下，我这一把眼泪暂时保证了我和骆仁逸的忠贞。

那时编审组长由王健民担任，他读过《归队》，认为它的语言浅白生动，娓娓动听，就广播编审的观点看不可多得。他等不及小说出版，便用原稿在“小说选播”节目中播出，时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它可能是中国第一部以原稿播出的小说，你可以称它是第一部专为广播而创作的小说。在它之前，“中广”播出钮先钟翻译的《一九八四年》，应是中国第一部专为广播而翻译的小说。

一九五三年，《归队》由拔提书店出版单行本，那时出书的机会极少，证明骆仁逸已有相当的人脉。他赠我一册，并在扉页上写下一句话：“这本书有你这样一个读者我就值得了。”我前后写了三篇书评送报刊发表，并非所有的反共小说都能走红，即使写得相当好，《归队》并未引起文坛的注意。

施鲁生，笔名师范，他在一九五○年出版长篇小说《没走完的路》，叙述一个年轻人自学校到社会的冲击和适应，小说组的同学们纷称他为“施兄”（师兄）。

师范与金文、鲁钝、辛鱼、黄杨五位作家合资创办《野风》半月刊，位列《野风》五君子之首。《野风》于一九五○年十一月创刊，由创刊号到第四十一期，可称为“师范时期”，那时内战未歇，政论家以“危疑震撼”形容台湾政局，文艺多愤怒慷慨之词，批评家以“逼迫热辣”形容当时文风。《野风》独能“着重内心抒发、个人情感及生活经验”，如暑热中一阵清风，成为文艺青年的最爱，在文学杂志中销路第一，今日研讨五十年代台湾文学的论著纷纷高举《野风》，叹为难能可贵。

师范之外要数吴引漱（水束文），一九五○年十二月出版长篇小说《紫色的爱》，以内战时期上海的学潮为背景。那时大学生有人向往共产党，有人拥护国民党，两派人马剑拔弩张，所谓紫色的爱，就是共产党信徒和国民党信徒在斗争中产生了爱情，红蓝溶合成紫色。

包乔龄、陈玉川、程盘铭也都发表过小说，程盘铭、陈玉川、李仲山都曾在小说组的晚会上朗诵自己写的小说，程盘铭的作品叫《结婚费》，他上台表演，不看文稿，有声音表情、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介乎相声和戏剧之间，大受老师们赞赏。

王复古同学以“烟酒上人”笔名写武侠小说，一九六一年改名“慕容美”。那时武侠小说盛行，人民大众的口头禅：“先看武侠小，后看世界大。”无武侠不成副刊，有叫座的武侠才拉得到订户，名将周至柔有两大轶事，下围棋和读武侠，上行下效，围棋难学，武侠易读。那时我们把武侠小说看得轻，我笑王复古是小说组的“窑变”。

后来武侠小说价值提高，批评家叶洪生谈侠论剑，称王复古为“诗情画意派”的王牌，他说王复古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饱富生命力与人情味，擅长以对话推动故事情节，从这些评语可以看出正规文艺教育的痕迹。

小说组结业后，同学们有几次集体创作。最早的一次由包乔龄发动，他约几位同学喝茶，记得有褚绪、张炳华、罗德湛、骆仁逸在座。他提议大家分工合作写一本“理想小说”，以小说的形式想象反攻胜利了，大陆光复了，中国社会出现哪些变化，海峡两岸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那时崇尚写实，大家斤斤计较已经发生的事，不顾可能发生的事，何况不会发生的事？老包的构想冲破了条条框框。

这种题材脱离生活经验，或者说过分延伸生活经验，我们根本拿不动，可是消息上了报纸，“七青年作家写理想小说”，蒋经国看到新闻，约我们七人到“总统府”见面。那时八字还没一撇，老包召开紧急会议，问计于我，我建议他提出“写作计划”，每人写一个短篇，每篇小说一个主题，分工合作，表现中国大陆的破坏和重建。当时议定七个主题是：军事、政治、经济、司法、教育、家庭、宗教，我分到的主题是司法。

那时“介寿馆”人迹罕到，墙外行人汽车不准逗留，不准站在马路上对着大门观望照相。堂奥深深，连汗毛都会竖起来，入馆手续多，所幸没有搜身。蒋经国态度谦和，他说人生必须有理想，可惜今天的人丧失了理想，文学作品能帮助人建立理想，我们要写“理想小说”引起他的注意，“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地方？”

我们在老包催促下一一交卷，那一次，老包表现了组织才能，后来小说组办第二期，李公赵公退居二线，老包担纲。那次写作我们失败了（当然我们得到磨练），技巧幼稚，见解也陈腐，例如司法，我还猜想国民政府采取报复主义，我不知道报复主义使社会动荡，如果国民政府有机会重整山河，他最需要的是安定。几年以后，政府公布了一条消息，光复大陆以后土地由现耕农继续拥有，不再归还原来的地主，那些费尽心思保存着土地所有权状的难民哭了，我恍然大悟。

王梦鸥教授带动了最大的一次集体写作，他建议《畅流》半月刊的主编吴裕民开了一个专栏，刊载用唐宋传奇改写而成的新式白话小说，每月一篇，一年为期，这十二个执笔人竟然都是我们小说组的同学！我已经不能说出全部的名单，记得第一期学员有师范（施鲁生）、水束文（吴引漱）、罗盘（罗德湛）、程扶（楚茹），第二期学员有蔡文甫、刘非烈、舒畅。那时我们没见过影印机，买书借书都不容易，有些原材得从梦老的藏书里剪下来用，我们用过之后再贴回去。梦老提示我们怎样写，再指导我们怎样修改，我们对小说素材的发育、扩充、放大、照明，这才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改写那一系列的传奇故事，梦老分给我碾玉的崔宁，现在想想他含有深意。他在写给我的信里说，玉匠崔宁看似鲁钝，其实别有一番专注与执著，他在他愿意投入的工作中必定既精且能。梦老说，我的性格有近似崔宁之处，对崔宁这个人物的了解体会应该比别人深刻，适合写这个故事。梦老的信大意如此，他老人家是在随机施教。但我那时刚刚走出军队，军队教人的时候总是耳提面命，棒喝锥刺，不需要自己有悟性。我竟回信要求换一个故事，结果我写了入山求仙的杜子春。多年以后，名导演李行把崔宁的故事拍成电影，我看了李行诠释的崔宁，想起梦鸥老师诠释的崔宁，有感于他老人家的深心厚爱，潸然泪下。我写了一篇极其抒情的影评，我的“变体”影评，比我的变体杜子春写得好。

那年代，侨务委员会为了推行海外华侨的文教工作，常找赵友培做事，赵公建议他们出一套小册子，用连环图画的方式向侨胞说明某些事实的真相。制作这一套小册子要先有文字稿，撰写文字稿的人要用画面思考，必须特别约稿，他从小说组内选出十个作者来。侨委会欣然同意，委员长还郑重其事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由于工作上没有横的联系，我现在对十位撰稿人的印象模糊，只清楚记得有李鑫矩。毫无疑问，“用画面思考”是对我们的新启示、新训练。后来侨委会人事变动，也不知这套书出版了没有。

有几位同学不再创作，仍在文学的世界里徜徉。程盘铭提倡侦探推理小说，那时这是小说的新品种，他耕松了土壤。他后来研究福尔摩斯，有专门著述和长久影响。罗德湛（罗盘）起初写当代小说批评，后来兴趣转向古典文学研究，《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不在话下，并顺利进入“红学”之林。程扶（楚茹）翻译英美的小说，杨思谌转入儿童文学。

小说组第一期学员还有多位才俊，他们在学界、军界、外交界发展，跻入一时名流。他们多半另有大志，只是初到台湾，进小说组停停看看，然后“袖手”。我跟他们没有交往，他们是“在另一张桌子上打麻将的人”。第二期小说组的学员本来生疏，其中有几位志趣相投，职业接近，像舒畅、刘非烈、蔡文甫，后来反倒成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