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经济政策
一 新经济政策的由来
余粮征收制本是为解决粮食问题而实行的，但这一措施执行的结果却使国家的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国家的粮源越来越枯竭，城市里几乎到了粮尽食绝的地步。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首先，这种征收并不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它只是一种用行政命令和军事手段来强行再分配农村存粮的一种措施。这种存粮又常常是农民用以维持生存和生计的惟一手段，可在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法令里，这种存粮都被统统说成是“余粮”——多余的粮食。当时，在相当多数的农民家里都有存粮，但这存粮并不是余粮。真正有超过自己生存和生计所需的余粮的农民是有的，但他们的成分相当复杂，可政府在执行余粮征收制的过程中却把所有有余粮（包括存粮）的农民都视为富农，并宣称不上缴余粮的人都是反抗苏维埃政权的人民的敌人。这时，苏维埃政权很少有法令是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而余粮征收制日趋大刀阔斧的实施，却使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土地荒芜，耕种面积逐年减少，牲畜大量被宰杀，农业人口大批外流。当农村中的存粮和余粮被征收得越来越少时，国家就自然越来越感到粮食的匮乏。这种无异于杀鸡取卵的政策，只能把国家推向绝境。
其次，这种粮食征收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进行的，其目的是防止和杜绝农民手中的粮食在国家的“粮食垄断”之外流向市场和城市。因此，在余粮征收制上所反映出来的斗争，首先主要是国家的粮食垄断政策（或者说是粮食专政）同农民的粮食非垄断、反垄断（或者说是反粮食专政）的意识、情绪和行为的斗争。当时的征粮队实际上叫做“拦阻队”，它们大多位于铁路车站、水运码头和公路线上，拦阻（实际上是强行征收）“背口袋的人”携带的粮食。这些“背口袋的人”有真正的农民，有投机的和不完全是为投机的商人，也有城市里下到农村来找粮食维持生计的工人和其他城市居民。余粮征收制所收集到的粮食，大多是从“背口袋的人”手中获得的。仅仅1918年的6、7月份，就从这些人那里剥夺了200万普特的面粉。 [106] 国家对“背口袋的人”的处置是极为严厉的：剥夺自由，判10年以上徒刑，强迫劳改和没收财产。尽管如此，却也无法禁止住“背口袋的人”的活动。拦阻队在铁路上查得严，他们就走水路，就通过各种途径把粮食背到市场和城市里去。所以，在余粮征收制上的斗争，实质上是禁止粮食自由贸易和实际上粮食自由贸易之间的一场真正的战争。
最后，国家征收的余粮主要用于战争，小部分用于大城市里国防工厂里工人的需要。国家对居民的口粮规定了由国家供应的最低定量标准，但却只能供应其中的一小部分。居民的口粮大部分要靠那些“背口袋的人”来供应。从1918年末到1919年，“背口袋的人”对城市和工人居民点的粮食供应，在产粮省份占总量的58%，在缺粮省份占总量的65.2%。 [107] 国家对“背口袋的人”的惩罚性措施，实质上切断了居民的大部分粮食来源，不得不使城市居民，进而使城市工业处于粮荒之中。因此，这里的问题依然是农村和城市如何结合，工人和农民如何联合的问题。列宁说，余粮的征收是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支持，然而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恰恰是在征收余粮最多、最激烈的地区，比如乌克兰南部地区，乌拉尔地区和其他一些产粮省份，农民对苏维埃政权最为不满，所表现出的反抗也最为激烈和最有组织，也才出现了像坦波夫的农民骚动那样大规模的对政府的反抗行动。
那么，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能够拯救无产阶级政权，能使苏维埃国家走出内战的困境？是粮食垄断还是粮食的自由贸易？是余粮征收制还是另一种什么样的政策？当内战趋缓、接近尾声时，这个问题就日益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实际政策，并提到了俄共（布）的议事日程上来。
事实上，即使在内战时期，也有些地方没有执行余粮征收制。比如，在察里津和卡卢加一带，那里的苏维埃没有剥夺“背口袋的人”和禁止粮食的自由贸易，而是向他们征收赋税，并将所获得的钱财和粮食支援战争和挨饿的居民。当然，中央政府不承认这样的行动是正确的，认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动。从1918年8—9月份起，关于城市没有粮食，国家征收不到粮食和群众情绪越来越不满的报告，不断从各省送到中央。除了农民的骚动和起义外，特维尔、梁赞、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科斯特罗马这样一些大省份，工人也开始集会，要求政府取消粮食专政。这时，在中央决策层对此也不是没有异议，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可夫、拉林等人，就较早地接触到了这方面的材料，感到危机的严重，曾向中央建议放松余粮征收制。当时的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也曾同意实行一种较为宽松的政策——“一个半普特行动”，即发给“背口袋的人”到产粮区去的铁路特许通行证，只准许一次性地背运一个半普特的粮食。这一措施执行的时间很短，但在它实施过程中，私人背进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粮食，比粮食人民委员部计划采购的多一倍以上。这一措施在1918年10月被禁止，但在1919年和1920年初，国家的粮食征收政策实际上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是不断强化余粮征收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粮食和政治危机尖锐的地区，实际上作出某种让步——准予实行“一个半普特行动”这样的政策。
然而，从总的方面来说，余粮征收制被执行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过火。所以，农民和工人的不满就集中表现在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军队里，在1921年2—3月间爆发了所谓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列宁开始意识到国家政策脱出了轨道，于是，迅速在某些方面作出了修正和调整。
二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列宁在俄共（布）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一项新的经济政策——粮食税。正像“战时共产主义”的核心措施是粮食政策，处理目前危机的关键也是粮食政策。列宁这时对改变粮食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收制的解释是：第一，粮食税“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户方面着眼”。 [108] 而余粮征收制只是单纯从国家方面着眼的。第二，实施粮食税是不仅要向农民征购粮食，而且要“给小农许多刺激，推动他们来扩大生产，增加播种面积”。 [109] 第三，粮食税的实施主要是从政治上着眼的，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调整好工农这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
但这时的粮食税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苏维埃俄国的粮食政策，着重改变的仅仅是策略上的转换和方法上的更替。关于这一点，列宁本人也讲得很清楚。第一，他并不认为造成“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和工人对苏维埃俄国政策的不满，国家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不是决策和领导的危机，而是“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和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自发势力造成的”。 [110] 第二，列宁这时并没有完全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全部危害性，他只是意识到国家在执行这样的政策时，分寸掌握得不对。余粮征收制的全部问题就在于是否允许粮食的“自由流转”，而列宁只是说，“在这方面，我们做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事情；我们没有掌握好分寸，也不知道如何掌握好这个分寸”， [111] 粮食税并没有取消粮食垄断，并没有开放粮食的自由流通和粮食的商品市场。第三，对列宁来说，需要寻求一种能为农民和广大群众所能接受的新的粮食政策，而粮食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却“是一项更能为农民接受的经济政策”。 [112]
所以，尽管这时列宁对俄国农民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承认中农利益和小农发展的必要，承认过渡时期，并“在这个过渡时期里，在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我们必须会采取从经济上满足农民要求的办法，采取尽量多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 [113] ——尽管如此，这时的粮食税毕竟还不是一项完整的、周密的经济政策，而是一种解决迫在眉睫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紧急措施，是一项缓解政府和群众间紧张关系，使农民松口气，鼓励可以惟一将国家拯救出深渊的小农业发展的非常措施。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这种“实物税是这方面的一项简单而又绝对必要的措施”。 [114]
1921年3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其主要内容是：（1）粮食税税额应比余粮征收制时低，并且随着运输业和工业的逐步恢复，还要不断降低；（2）粮食税额应根据农户的具体情况确定，对贫苦农户可以减免，对恢复农业生产得力的农户以减税作为奖励手段；（3）税额要在春耕前公布，以刺激农民提高农业产量；（4）农民有权支配纳税后的余粮，用来交换必要的物资，但交换只能在地方范围内。这次全会还作出了《关于保证农村居民正确的和稳定的使用土地》的决议，禁止频繁地重分土地和任意侵占耕地，保证农民正常地经营土地。从此，以减轻农民负担，刺激农业生产，扩大耕地为主要目的的粮食税付诸实施。
一个月后，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在承认经济的五种成分和强调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后，进一步准确地解释了粮食税是怎么回事。他说，无产阶级国家正确的粮食政策，就是能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而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却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粮食税就是向这种粮食政策的过渡”， [115] “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过渡的一种形式”。 [116] 但在这里，列宁仍然高度强调“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 [117]
在粮食税实施后，苏维埃政府还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其他经济措施，如颁布了租让法令和出租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企业的程序，推行工业中的租让和出租，扩大产品交换，准予私商活动等等。所以，直到这一年5月下旬的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才第一次用了“新经济政策”这个名称。也就是说，列宁这时才把包括粮食税和其他各项措施在内的经济措施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经济政策。他指出，这项新政策的核心就是“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经济上的联盟”。 [118] 这时列宁承认，余粮征收制使小农没有了正常的经济基础，从而使国家失去了正常的经济基础。关于流转自由，即贸易自由，列宁的观点也发生了某种变化。他虽然依然认为这种流转是资本主义的，他所说的商品交换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产品交换，但他却开始呼吁不要害怕这种自由，并把给予某种程度的自由提高到党的任务的重要地位上来了。他说：“另一个任务就是尽量实现农民的流转自由和尽量发展小工业，给在小私有制和小商业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一点自由。不要害怕这种资本主义，因为它对我们一点也不可怕。” [119]
但是，有一点过去是为许多研究者所忽略了的，那就是列宁在实施粮食税时并不反对采用强硬的和强制的手段，并且建议成立强制机构来征收粮食税。他说：“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农民占多数的情况下，想要不采取强制手段就能收到税，据我所知，这样的‘共产主义’现在还没有。” [120] 正是在这里，体现了列宁对余粮征收制的批评的保留。他承认这种政策虽然“在分配上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毕竟“还是增加了粮食储备”，“获得了很大的进步”。 [121] 他说得十分明白，现在虽然改行粮食税了，但粮食收购任务却是死的，“现在，如果不能保证国家获得大约4亿普特的粮食，就谈不到什么大工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谁要是经过这三年还没有懂得这一点，那就没有什么好同他谈的了”。 [122] 列宁这种对国家的紧迫任务采取强硬和强制措施来加以解决的做法，对苏联以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一切都是从农业开始的。粮食税使农民获得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某种可能，而1921年12月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确定了新的土地政策，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规定了在保持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农民在一定时期内使用土地的权利，并有选择土地使用形式的自由。1922年5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土地劳动使用法》，规定土地可以出租和在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同年10月3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通过了《土地法典》，延长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期和放松了使用雇佣劳动的范围。在这一系列政策下，农业得到了发展，其表现就是：（1）各阶层农户的实际耕地不断增加，尤以中等规模的农户增长速度最快，致使全国耕地面积迅速扩大；（2）各阶层农户拥有耕畜的情况有明显改善，从1923年起，无耕畜户的比例开始减少；（3）随着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商品粮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中农所提供的商品粮的比例愈来愈大；（4）各类农户的收入都有所增加，支付能力也不断提高，农民用于购买农机具的支出逐年增加。在农村中，出现了一个各阶层农民向普遍富裕道路发展的上升过程。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产品的流转扩大为真正商品交换。为了活跃商业，推动商品流转，促进贸易的发展，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私商的发展：（1）组织工业托拉斯和辛迪加，其产品通过私商来销售。（2）在国营商业机构周转不灵的情况下，国家的相当一部分销售和采购工作由私商来完成。（3）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成立中央商业局和商业调节管理局，加强对私商的调节和管理。此外，国家还在信贷和税收政策上，对私商提供方便和优惠。结果，私营商业获得了直线上升的发展。这种发展，使粮食、原材料和燃料等一些极为紧迫的问题，得到了改善和缓和，使一度处于危机边缘的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趋于稳定；同时，也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一定的资金。
农业的发展，商品流转和贸易的扩大，促进了以租让和出租企业为主线的工业非国有化的进程。1921年4月11日，列宁对租让的十条主要原则作了解释，指出租让的根本目的是吸引外资和国外的技术力量。随着租让法案的通过，苏维埃俄国开始了多方面的租让谈判和实践。5月27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废除1920年11月的国有化法令。7月5日，又通过了《关于出租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企业的程序》的法令。接着在8月9日，又颁布了《关于切实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所有这些法令和指令都一再重申，国家不再管理全部的工业企业，只管理一定数量的最重要和规模最大的企业，其余的企业均可出租给合作社、联合体或私人经营。到1923年7月1日，出租企业的数量达到了约5000家，工人人数为8万人左右。这些出租企业多是生产粮食制品和日用生活必需品的中小工厂。租让和出租政策的贯彻，保证了国家能集中力量管理4500家重要的企业，促进了工厂开工率迅速上升，工业产量不断增大，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人民对粮食制品和日用工业品的需求和流转的正常进行，部分地解决了失业问题。
三 新经济政策的意义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际执行，列宁有关新经济政策的解释也在随之发展和变化。在这最后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列宁究竟是怎样说明新经济政策的呢？在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前，列宁只谈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而不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到1921年10月，他开始承认在这种过渡中还需要“过渡阶段”，“为了做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 [123] 也正是在这时，他对战时共产主义错误的认识有了重要的变化，第一次明确提出，这种错误就表现为“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 [124] 列宁提到，在十月革命后他曾指出计算和监督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过渡过程，就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没有着重计算和监督，“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道路”，都是不可能的。 [125] 然而，我们在他1918年前后的文章中，却找不到这样明确的表述。不过，列宁毕竟是把“战时共产主义”当成一种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错误加以批判了，因此在他的认识里，新经济政策首先是一项纠正“战时共产主义”错误的政策，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 [126] 纠正错误的惟一结论，就是“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 [127]
也正是在这期间，列宁承认了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必要性，甚至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使国家变成一个批发商或者学会经营批发商”，“就是经商做买卖”。 [128] 两个月后，列宁对从产品交换转为商品交换有了明确的阐述，指出交换和商业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质，说“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 [129]
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多之后，即1922年3—4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再一次阐述了这一政策的要点，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系统地表明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实际上是他对新经济政策的一种总结。列宁确认了下述几点：
1．在俄罗斯当前的形势下，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是绝对必要的事了。但布尔什维克党现在已经“有找到这种途径的惟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在这里，列宁的逻辑思维是非常清楚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同一个概念，新经济政策并不是这种“真正的途径”，而是“找到这种途径的惟一方法”。 [130] 历来的研究者都忽略了列宁的这句话，把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等同于新经济政策。为什么新经济政策会成为找到这种途径的惟一方法？列宁说，是因为这种政策能检验布尔什维克党人是否真正做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而这种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对苏维埃政权是生命攸关的事，按照新的方式建设新经济，就能建成这种结合，而新经济政策提供了这种方法。至于新经济政策的前途如何，列宁的态度还比较谨慎，“我们还应该弄清楚，新经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既建立这种经济，又不破坏我们在不熟练的情况下开始建设的东西”。 [131]
2．虽然新经济政策是这样一种惟一的方法，但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中，随着小农经济的成长，俄国的资本主义也发展了起来，苏维埃政府尚没有本领将国家资本主义纳入所设想的范围。所以，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要“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他还将这种斗争说成为“最后的斗争”。他说：“这里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斗争，准确时间不能确定。这里将进行‘最后的斗争’，没有任何道路——政治的或其他的道路可以绕行。” [132]
3．列宁把新经济政策视为一种对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让步的政策、退却的政策。所以要这种让步和退却全是为了大农业、大工业、真正社会主义的发展。他认为时至这时，新经济政策对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所作出的让步和退却已经到了极限了，再也不能让步和退却了，因为这一政策的实施已经超出了布尔什维克党人所能控制的范围。列宁是这样表述自己的思想的：“我们已经可以停止而且正在停止我们所开始的退却。够了。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并且毫不隐瞒，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我们走得比我们能够控制的远了一些，但斗争的逻辑就是这样。” [133] 当然，这种停止退却并不是要停止执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则和主要措施还是要继续执行下去的，因为已经找到了方法，必须为同小农经济的真正结合踏实地工作，但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再后退了。列宁说：“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谈停止退却” [134] 。所以，他说：“因此新经济政策仍然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囊括一切的口号。” [135]
随之，相当多的领导人就误以为，停止退却就意味着停止执行新经济政策。于是，直接过渡的思想抬头，用强制的和镇压的办法来解决国家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的趋势迅速加强，出现了收缩私营工商业，变更农村中的土地使用和经营政策，限制贸易流转等一些严重改变新经济政策的措施。接着，出现了因价格不合理而造成工业品的大量滞销，产生了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形成了一种新的危机。而1924年1月俄共（布）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四月中央全会和5月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却以强化上述措施来克服经济危机，结果几乎切断了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和销售之间的通道，使工农业间经济上的结合面临新的危险。直到1925年4月的中央全会，才初步扭转了这种强化和镇压的措施，使新经济政策有了某种程度的转机。不过，这都是列宁重病和去世后的事了。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苏联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是重大的和深刻的，这主要表现为：（1）它充分肯定了商业和贸易的重要性，是发展小农经济，进而发展整个农业的必要手段；（2）它揭示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仅不能是直接的，而是要经过多重过渡的，在这里和农民经济的结合是问题的核心，而能否找到这种结合点则是个关键；（3）只能用为农民所更容易接受的办法来解决同农民的结合问题，所以一种应该特别加以肯定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4）社会主义大工业的资金来源主要要靠农业的发展，商业和贸易是这种资金积累的重要手段；（5）主要应该用和平的方式、经济的方法来逐步变更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任何经济政策是否正确的惟一标志，是看它能否提高劳动生产率。
有些研究者把新经济政策阐述成是一项无所不包的，完善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或蓝图。这显然是不确切的，因为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列宁本人从来就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这样一种计划或蓝图。对他来说，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前期的政策，是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打基础的政策，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政策。至少有下述三点可以说明这个问题：（1）新经济政策只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策，但这个过渡时期是很长的。它将在这个很长的过渡时期内长期地执行下去。这个范围是很明确的，不能把这个长期扩展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那个长期中去。（2）新经济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政策，这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 [136] （3）在讲述新经济政策是一项退却政策时，列宁反复强调这种退却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在日后最终转入进攻”。 [137] 此外，在作这种解释时，他总是要说到“眼下还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 [138] 可见，列宁并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建设社会主义本身的政策，而只是退却时期的政策，在转为进攻之前的过渡时期的政策。
总之，新经济政策作为一项从战争的、镇压的手段向和平的、经济的方法过渡的政策，作为一项找到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真正途径的惟一方法，在内战结束后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它使国家平稳地转向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巩固，并且在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的概念上令当代人重新思考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对列宁逝世后的苏联，对其漫长的社会主义进程起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但这一切并不等于是说，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就为未来的苏联，甚至为未来的世界勾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或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