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列宁晚年思想及其在党和国家体制上的探索
一 列宁晚年的理论探索
列宁晚年思想从广义上说，应是包括从1921年转向新经济政策起，在其晚年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从狭义上说，是指列宁晚年病中一些言论和文章所体现的思想。我们在这里主要阐述列宁晚年病中的思考，但因列宁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晚年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发展和终结，因此，谈其晚年思想自然不能不同他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思想联系起来。
列宁在1922年12月中旬第二次发病后，他预感到自己的有生之年已经不多，而还有许多事情和构想尚需向全党作最后交代，因此他以极大的毅力勇斗病魔，紧张思考，克服种种困难，在尚可在病榻上工作的近三个月里，口授了一系列书信和文章。这些言论正像布哈林所说，“不是一些孤立的零碎的东西，而是构成一个大的整体”，是“列宁战略策略整个大的构想的各个有机部分”。 [155] 列宁从国际革命发展前景和国内阶级状况出发，为党和国家提出了战略策略的基本原则，指出了革命和建设发展的总方向和总方针。而他提出的这一构想和计划是围绕着在俄国这个“半亚洲式”国家能否建设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中心展开的，其中包括工业化方针、合作制构想、文化革命以及改革党和国家体制等等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由于列宁掌握着透辟的辩证法，他的思想直到晚年总是依据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一刻也没有静止和凝固过，因此必须运用动的发展的观点来理解列宁晚年的思想，任何用凝固不变的观点对待它，必然会停留在肤浅的了解上，甚或走到邪路上去。
经过十月革命后五年多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历了苏维埃国家风云变幻的事态发展和一连串的艰难曲折，列宁晚年在理论上思考和探索的焦点集中到了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来。如果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主要着眼于俄国面临的革命危机，着眼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战争给它带来的垄断，即“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 [156] 如果说列宁在革命初期主要考虑苏维埃国家初建和战争条件下的种种问题，那么，列宁在晚年则较多地把目光转向了对俄国广大地域内“占优势的”“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的改造上来”。 [157] 在估计俄国的文化发展状况时，列宁痛切地感到：“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字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 [158] 这种情况使列宁紧张地探索着在俄国这个农民的汪洋大海里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不能回避的一个敏感之点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多次提出并且仍在喋喋不休议论的问题，即：在俄国这样一个缺乏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前提的国度里能否建设社会主义？列宁预见到这必然是人们未来仍要继续争论的问题。因此，他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无可争辩的深刻的回答。他驳斥机会主义者在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危机面前仍拘守一成不变的理论公式，要等资本主义发展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论断时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159] 俄国作为“介于”西欧和东方之间的国家，在革命发展中势必表现出的这些特殊性恰是符合世界发展总路线的。因此他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160]
列宁在这里同机会主义者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俄国是否具备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前提，——对此，列宁倒认为是“无可争辩的” [161] ——双方争论的中心在于，在革命危机成熟时革命政党敢不敢以大无畏精神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手中夺得的政权这一强大杠杆，来“达到这一定水平的前提”，“赶上别国人民”。这里包含着真正革命的辩证法和大无畏的革命勇气，也包含着人们通常所说的革命后需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的任务。
列宁不仅以创造性的论断肯定了在俄国这样的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更多的是专注于探索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采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那么，列宁是怎样思考这个问题的呢？
首先，是把握国家发展的总方向，实现战略“重心”的转移。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刚刚五年，国内战争结束刚过两年，在党内一些人还未摆脱战时的思维方式，仍然大讲“阶级战争”的时候，就不失时机地立即提出了战略“重心”转移问题，这表明他对在俄国这样的国家转向和平建设，克服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急迫性是高度重视的。他在《论合作社》一文中，以这样尖锐的论题，——“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来提醒人们注意这个战略“重心”的转变。因为从前搞社会主义向来是把“重心”放在政治斗争、夺取政权等等方面的，“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列宁在此强调，如果撇开国际关系，撇开国际范围的斗争，“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 [162] 精研过列宁著作的布哈林，注意到列宁“在使用‘大’字眼时”是非常“严格”的， [163] 而列宁在此却使用了俄文中的“文化主义”（культурничество）一语。“文化主义”是俄国革命前在知识分子中传播的一种以文化教育救国，而取代实际斗争的思想潮流；列宁在此显然是用它来强调夺取政权后文化教育在俄国的重要意义，而绝不是否认阶级斗争。正像布哈林所说，“‘和平组织’‘文化建设’工作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而在个别阶段上，“实际上可能有阶级斗争以及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时期”。 [164]
其次，列宁“极其谨慎小心”地处理工农关系，把确保工农联盟看作是关系到工农政权能否生存下去的根本战略和策略原则。
应该说工农联盟思想并非是列宁晚年所独有的，但列宁晚年把能否维持工农联盟同苏维埃政权的生存紧密联系到了一起；而且只有从这一思想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列宁晚年其他一系列思想。列宁作为深谋远虑的思想家和战略家，从发动十月革命之日起，就一直对苏维埃政权能否生存下去保持着高度警惕。晚年，他怀着加倍的忧思，从国际环境和国内阶级关系两方面缜密地考察了这个问题。鉴于以前曾殷切寄托过希望的西欧革命已“不会像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发生，列宁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国家（印度、中国）的革命。他尖锐地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党为阻止西欧反动国家扼杀苏维埃政权而坚持到东方革命爆发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问题。他提问道：“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他作了这样的回答：“显然应该采取这样的策略：为了保持工人政权在我国小农和极小农中间的威望和对他们的领导，我们必须谨慎小心。” [165] 显而易见，列宁在这里把确保工农关系、工农联盟，看作苏维埃国家在国际白色包围中保持生存的国内保障。正是这个缘故，正像布哈林所说，列宁“在涉及工人政权同农民的关系的那些政策上极其慎重”。 [166]
那么，应该怎样保持工农联盟呢？列宁的回答是：“为了自救必须采取下面的政策。”
“我们应当努力建成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通过大力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厉行节约。” [167]
在这个极端简括的表述中包含着深刻而丰实的内容：——国家工业化的方式，亦即资金来源问题；——厉行节约，建立廉洁政府及其体制的问题，这里包含着改革党和国家体制及其管理方式的问题；——为确保工农联盟而以农民可以接受的便捷方式引导小农走向社会主义，即合作制构想问题。——这一切，无一不是关系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国家的大政方针。正是与此相联系——
第三，提出了合作制构想的问题。
在列宁晚年思想中，合作制构想是作为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用来引导农民（小农和极小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简单易行”而又易于为农民所接受的方式而提出来的。
商品交换“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被提到了“首要地位”，而合作社在新经济政策之初则是作为“实行商品交换的主要机构”而被利用的。 [168] 但这样做，列宁仍然认为，在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对合作社“估计不足”，忘记了合作社在引导小农“过渡到新制度方面”的巨大意义。 [169] 由此可见，列宁晚年在探索引导小农国家的农民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赋予合作社以何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在合作社这里找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这一形式是在可以确保工农联盟的条件下，使小农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因此，列宁改变过去对资本主义合作制的评价，认为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国家支配一切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170]
列宁在这里所指的合作社，是以消费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包括信贷和生产的各种合作社。合作社的发展，需要伴随一个同步文化的发展过程。列宁充分估计到俄国文化特别是俄国农民文化状况的落后性，因此他认为，实现合作制是一个长时期的渐进的过程。所以提出：“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 [171]
列宁认为，没有一个文化的发展过程，“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 [172] 因此，列宁从俄国落后的文化状况出发，又提出了文化革命问题。
第四，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
革命后五年来的实践经验，使列宁对俄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有了更加充分的估计，并对由此而给革命和建设带来的艰巨性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因此，他在晚年论及革命和建设问题时，每每与文化联系起来。这便是他在晚年五篇文章中，几乎每一篇都涉及俄国文化状况的缘故。可以说，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文化革命”问题是他整个思想的逻辑发展。
那么，应该怎样理解列宁的“文化革命”思想呢？为什么他在《论合作社》一文中谈到工作“重心转移”，即“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时，强调“工作的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 [173] 为什么在采用“文化主义”这一措辞之后，紧接着在下文提出了“文化革命”问题？这里恰恰是理解列宁“文化革命”思想真谛的关键所在。
我们知道，“文化主义”是革命前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一种类乎教育救国论的思潮，它以纯粹的文化教育活动来代替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这种资产阶级思潮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同革命和夺取政权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列宁在强调“重心转移”时，正像在对待“旧合作社运动”问题上观点发生变化一样，也对“文化主义”改变了看法，这是着重于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进行纯粹文化教育工作之必要、之重要，而在随后讲到文化工作的具体任务，即改造国家机关和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其经济目的是合作化时，其中又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改造问题，因此笔锋一转，采取了“文化革命”这一措辞。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提出的所谓“文化革命”同后来一些人所理解的“文化革命”，甚至因此而导致的“文化大革命”，其含义是根本不同的。列宁在行文中起初采用“文化主义”，接着在谈到面前摆着的“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改造国家机关和“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时，才转笔提出了“文化革命”问题。把列宁在该文中的思想同他一贯在文化问题上的思想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列宁的文化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即无产阶级在文化方面是以进行真正的文化教育工作，以继承过去时代的，包括资本主义的文化为前提，这其中当然也包含着扬弃旧文化、剔除其糟粕，但首先是以继承为前提，而且强调的重点是继承，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谈得到进行扬弃和改造。联系列宁的整个思想遗产，整个的思想体系，“文化革命”的本意正在于此。
列宁每提出一项任务总是很重视并着眼于所要达到的实际目的。文化革命任务所要达到的实际目的有两个：一是“改造”国家机关，二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其经济目的是合作化。按照布哈林对列宁“文化革命”思想的理解，在列宁那里，“群众是我们文化工作的中心”， [174] 而列宁既然谈到在农民群众中的文化工作，何以没有提到工人群众呢？布哈林说，国家机关是国家政权的“骨干”，而用马克思的话说，国家政权就是“‘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因此改造国家机关实际上就是改造作为国家机关组成成分的工人阶级，就是改造工人群众本身。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文化问题。 [175] 由此可见，列宁“文化革命”思想包含着广泛的提高工农群众文化的任务。而联系到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论述和苏维埃国家的整个文化活动，可以说，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任务包括普及和提高两部分。普及的任务就是提高工农群众的一般文化水平，包括普遍识字（扫盲），普及教育，发展国民教育，甚至包括消灭虱子、饭前洗手等等这些最最一般的文化。列宁说，没有文化就谈不上政治。在工农群众中普及识字，形成起码的文化，是走向政治、参与管理的入门，否则一切都谈不上。
提高的任务是在工农群众中培养干部，造就管理人才，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觉悟，使他们学习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提高管理国家的水平。这包括发展各类高等教育，办好各级党政干部学校，发展图书出版、新闻广播等各项文化事业。
列宁一向把在文化方面培养人、教育人看作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是从血管中渗透精神文化的一种教育方式，把在文化上解决问题视作最深层次的事情。而由于俄国原有的文化上的落后性，要在这块土地上进行“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 [176] 而因其困难性，实现这个“文化革命”也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需要整整一个时代”才能完成。加上文化任务本身的特点，所以列宁力戒急躁情绪，他说，“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 [177]
在俄国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文化的极大提高，需要高度发展的政治文化，也需要达到相当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只有有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才能得到保证。否则，社会主义是无从谈起的。因此列宁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 [178] 可见，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同高度发展的文化，同对社会主义的全面的文化改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除上述问题外，列宁晚年最为关注、最急切提上日程的，还有改造国家机关，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开门见山地提出，“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179] 。这表明，列宁在晚年已把克服官僚主义、改造国家机关的问题提高到了改革党和国家体制的高度。正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他同斯大林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分歧。
二 列宁晚年在党和国家体制上的探索和同斯大林的分歧
在列宁病休的十个月期间，正是斯大林于1922年4月就任总书记后对书记处所属机构和职能作一系列重要变动的时期。列宁在1922年10月2日恢复工作后，对党和国家权力机制和书记处地位的变化并不十分了解。但从9月份起同斯大林在对外贸易垄断和格鲁吉亚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以及恢复工作后觉察到政治局通过决议的情况，也使列宁感到了某种变化。他最早有所觉察的是，有些重大决定是在他未能出席或因身体不支、提前离席的会议上作出的，同时，他也了解到托洛茨基受到了某些排挤。 [180] 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对政治局通过决议的程序和会议时间及日程作了具体指示：作决定不能绕过任何一位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必须“每星期四开会，从11点至迟到2点结束”；议程及有关材料须提前送达。 [181] 在采取这一措施前，列宁就曾调阅文件，找人谈话，对有关情况作了一些调查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列宁调阅了干部任免名单及书记处其他有关文件，并找书记处主管干部的莫洛托夫和登记分配部部长瑟尔佐夫等人谈了话。在第二次发病前几周还特别同托洛茨基进行了一次深谈，这使列宁最后形成并加强了这一看法：官僚主义不仅存在于苏维埃机关，也蔓延到了党的机关。
对卧病期间发生的情况，列宁在细密而审慎地进行着观察和了解。然而正是这个当口，在12月中旬第二次中风，这给列宁拉响了死亡的警钟，他感到有许多重大事情需要向全党作最后交代，而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就是他最为关切、最为焦虑的问题之一。于是，他克服巨大病痛，排除种种困难和障碍，向十二大写信并口授一系列文章，提出了有关改革党和国家体制的主张和建议。综合列宁在党的十一大及其以后的一系列言论，包括他晚年在病榻上口授的书信和文章，有关这个问题的思想主张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划分党和苏维埃的职能。列宁在十一大政治报告和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的讲话（1922年10月31日）提出了以下具体措施：提高人民委员会的威信和各人民委员部的独立自主精神和责任心；加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和立法职能，保障其常会正常进行；恢复地方苏维埃原有的权威，加强省执行委员会的权力，提高区域经济会议的威信，“扩大并发挥”它们的“自主权和职能”。 [182] 上述各项原则，在这两次会议上都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和规定。
（2）加强监督机制和检查职能。对党和国家机关以及有关人物手中集中过大的权力，列宁主张实行严格的监督和检查。为此，列宁向党的十二大提出了一个“以特殊方式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为基础的”、改组工农检察院的“计划”和“建议”。 [183] 其实质是扩大中央监委的独立性并加强其监督权力。为此，列宁建议让中央监委享有与中央委员会并行的权力，其代表有权出席政治局会议，可以“不顾情面”，“不管是总书记，还是其他某个中央委员”，可以“对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同时，建议把扩大的中央监委同改组后的工农检察院的基本部分合并，对国家机构行使监督检查职能。 [184]
（3）加强法制，反对“纯行政手段”。这是走向国内和平、转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列宁处理党和国家体制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加强法制的重要措施，是改组契卡，限制其权限，相应提高司法机关的作用，同时也纠正了过去那种以党委越权代行司法机关职责的错误做法。这在列宁制定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初稿》和《关于党的机关同司法侦察机关的相互关系》中都有所体现。 [185] 反对“纯行政手段”，是列宁为克服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遗留下的军事命令作风而坚持的一贯主张。他对一些领导人“喜欢采取行政措施”，“或太热衷于行政手段”不断提出批评。在评述斯大林、托洛茨基和皮达可夫等人时都指出了这一缺点。而对斯大林在处理格鲁吉亚事件中站在动手打人者一方，对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采取“肉体的压制”和行政手段，则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评。列宁指出，这“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186]
（4）主张实行科学管理，倡导科学决策。列宁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管理制度、办文方式、机关组织形式和管理经验，看作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列宁提议派人到德国和北欧进行考察。同时，列宁还多方主张吸引专家学者参加国家管理，充分发挥他们的科学管理潜力。他主张把主要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并采纳托洛茨基建议，同意赋予它“立法职能”， [187] 以此把专家决策变成一种固定机制。在加大科学决策力度的同时，则对某些“对国家事务的方针起决定性影响的同志”提出批评，纠正他们“夸大行政”手段的做法。 [188]
除上述改革党和国家体制的主张外，列宁还建议把中央委员会扩大到50—100人，以防止中央可能发生的分裂；还建议“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此职。 [189] 在建立苏联的方案上，列宁的主张在前节已经谈及，这里不再赘述。
斯大林对列宁上述主张和建议采取了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隐曲的方式进行抵制。对党政分开，加强人民委员会、各级执行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作用问题，斯大林作为主管党的机关的总书记，明显不感兴趣；与列宁的主张相反，采取了一系列使党政机关合一、共生的措施。在1922年12月下旬召开的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批准干部任命条令的重大决定，该条令规定：中央登记考核并分配全俄和省州范围党的干部，而由中央组织局和书记处负责所有大大小小的任命；同时规定扩大对苏维埃和工会负责干部的考核，而对所有经济管理干部的考核登记则扩大到工厂管理局和各大工厂的负责人，并通过这种办法，实际解决对经济管理干部的选拔和使用问题。 [190] 这次会议以后，中央登记分配部部长瑟尔佐夫在1923年第1期《俄共（布）中央通报》上发表文章，把由登记分配部选拔任命干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财经、合作社和司法侦察机构。斯大林向俄共（布）十二大所作的《组织报告》中，非但对十一大关于党政职能划分的决议只字未提，还进一步提出扩大中央登记分配部的职权范围：“不能仅限于”委任省委和县委的同志，“必须毫无例外包括一切管理部门和党赖以掌握我们的经济机关并实现自己领导的全体工业指挥人员”。 [191] 这是要求党的机关不仅分配任命而且掌管一切行政管理部门和经济部门。这同列宁关于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必须监督苏维埃机关内部共产党员的工作调动”， [192] 必须把主要精力用于经济部门等指示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早在十二大上就有代表指出，“政治局害怕把关键人物安排到人民委员会”， [193] 就是针对斯大林弱化政府作用，造成以党代政、党政合一这种做法的。
针对列宁关于改组工农检察院，加强监督检查机制的主张，斯大林等人进行了几乎是公开的抵制。最初是企图阻挠列宁口授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一文的发表，当阻挠不成，不得不在《真理报》上发表时，一方面删去了文章中涉及监督总书记和中央委员的一段关键文字，另一方面，由中央书记处向省委书记和各加盟共和国中央书记下达了一封由政治局和组织局在莫斯科的委员签署的密函，否定列宁文章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而只是把列宁的主张和建议看作是他在病中不了解中央工作的情况下，“对未来历史时期党所面临困难的一般思考”。 [194] 下达该文件时还附有斯大林亲自签署的一封密信，强调该文件的绝密性， [195] 以此向全党封锁了这一情况。
除此之外，斯大林还采取了不少措施，对列宁的其他主张和建议进行了诸多抵制。
这时候，斯大林所以敢对列宁采取这样公开的抵制，是因为他看到列宁第二次中风后已经“完了”，所以他在政治局已发话：“不必期待列宁的指示和协助，应像他已不在我们中间一样工作。” [196] 事实上，列宁这时已处于斯大林及其“三驾马车”的“隔离”之中，他只能在病榻上以垂危之躯，指挥几位秘书人员调阅文件，给即将召开的十二大准备报告， [197] 以期作“最后的斗争”。但为时不久，在3月10日就第三次发病，完全失语瘫痪，失去了一切工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