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反“右倾”斗争
一、反“右倾”斗争的缘起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最终粉碎了托季反对派。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对新经济政策这一基本路线提出疑义。但是，代表大会刚刚过去一个月，由于显现出粮食收购危机，在1928年初，斯大林就签发指令，以中央名义通过了采取非常措施的决定。
粮食收购困难，以至通称“危机”，在十五大后立即爆发，这是代表大会所没能预料到的。此前，全党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党内斗争和党内危机上来，对经济工作中的各种比例关系和价格政策等等，缺乏应有的研究和分析，因此很快发生了连在代表大会上提也没提到的这一严重危机。
原来，1927年底至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情况是严重的。1926年底苏联收购粮食总额为4.28亿普特，而1927年底收购量才达3亿普特，缺口为1.28亿普特。这一严峻形势不仅直接影响到城市居民和军队的粮食供应，而且全面波及国民经济各部门。本来靠粮食出口换取外汇，以进口机器设备，现在没粮食可供出口，就什么也谈不到了。为解决粮食收购问题，联共（布）中央从1927年12月14日到24日，十天内连发两道指令，要求加紧收购工作，但均未见到成效。
为改变这种局面，中央政治局于1928年1月5日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负责领导粮食收购工作，并于第二天发布了由该委员会起草、斯大林签署的《联共（布）中央就粮食收购给各地方党组织的指令》。该指令严厉批评了各地党、苏维埃和合作社组织以及党员个人在粮食收购工作中的懈怠和迟缓，给各地领导人下达了死命令，要求如期完成收购定额，否则将“面对撤换的必要性”问题。 [215] 为督促各地收购工作，近三万名全权专门工作队员分赴全国各地。斯大林本人也置身于工作队员之列，奔赴西伯利亚地区巡察。总书记所到之处，向各地组织“施加布尔什维克压力”，要求他们按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07条精神，惩办那些不愿按国家价格交出全部余粮的富农和其他投机分子。 [216] 为贯彻这一指示，还在各地组织了武装征粮队，到处搜查，没收“余粮”。这种做法，很像是恢复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粮食征集制。照此办法，干部当中“所有不中用的一律撤职”； [217] 各地组织，凡不能保证完成收购任务的，悉行解散。
在西伯利亚巡视期间，斯大林还首次提出“展开集体农庄建设”，认为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是“农业发展的前途”。
斯大林的这些做法对全国起到了指导作用。作为中央特使前往乌拉尔的莫洛托夫和斯维尔尼克、前往北高加索的А．安德烈耶夫等人，都照此行动，并由中央将这种办法推广到全国。这种粮食采购措施，曾被取名为“乌拉尔—西伯利亚方式”。
按照这种方式，由党政机关、各地检查司法机构、国家政治保卫局和警察署一齐采取行动，立即收到了成效。从1928年1月到3月，总计收购2.57亿普特粮食。
但是，新经济政策毕竟已实行达六七年之久，它的思想和传统还是为人们所了解的。因此，这种粮食收购方式立即在各地干部和农民群众中引起了强烈不满。不少地方干部和农民同声叫苦，大喊“吃不消”，有的说“这是扼杀农民”，有的说这是“发疯”，比战时共产主义“甚至还要糟糕”。他们认为，“在和平环境下农民是不会接受这种急剧转变的”。农民的不满情绪甚至发展到了公开议论反抗的地步。一个村庄的农民说：“这种压榨有1920年的味道，看来只好去打长矛了……” [218]
实行这种非常措施及其在干部和农民群众中引起的不满情绪，必然在党内高层引起反响。部分党的领导人原同意最初发出的指令，本以为是临时性措施，并指望靠说服和动员进行粮食收购，没想到最后竟至回到“战时共产主义”方式，使非常措施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因此，在1928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会议上，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发生了明显分歧。这从会后，即4月13日，斯大林和布哈林分别在联共（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得出来。但有关四月全会的详情材料至今未见披露，总精神大体是要求收缩非常措施，谴责对中农的过火行动和破坏市场的行为。这次会议之后，从4月到6月，粮食收购量再次急遽减少，于是挨户巡视，非法搜查，破坏法规等等非常措施，又重新实行起来。这更加恶化了国内的政治局势。这种情况似乎给党内造成虚假印象，好像只有以斯大林为首的几位领导人积累的经验，才是摆脱粮食收购困境的出路。可以说，总书记及其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当时正是以这种精神说明时局的。
事实上，当时的粮食和农业问题是同工业投资、工业化速度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28年1月底，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党组书记乌格兰诺夫就反对向重工业过火投资，反对过分依赖大型农业经济，即建立集体农庄。他认为，这是遥远未来的事。 [219] 3月份，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建议收缩对冶金和机器制造业的投资，也在这个问题上同政治局多数发生了冲突。而在此前后，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计委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泽组成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却决定在一年内把基本建设规模扩大一倍，集中用来建设大型重工业工厂。正在这时，报上揭露了发生在顿巴斯矿区的“沙赫特事件”，仿佛这是由资产阶级专家和外国间谍相勾结，为制造煤炭危机、引发群众不满而进行的“阴谋破坏”案件——其实，现已查明，这是国家政治保安局制造的一桩假案。接着，紧锣密鼓，对这起案件牵涉的旧专家进行了审查，在春夏之交对其中53人进行了长达数周的公开审判，最后5人被判处死刑，其他人被判刑期不等的徒刑。围绕着“沙赫特案件”，当时的许多报刊按照斯大林对它的解释，掀起了一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宣传浪潮，认为城乡阶级斗争空前严重起来。其实，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实质上是利用这个事件，为解除新经济政策，为消除有关“和平组织建设”的思想，加剧社会对抗，总之，为转变方针政策而寻找社会支持。
自然，当时的人们并不能拨开“沙赫特事件”的迷雾，就连布哈林也是相信其存在的。但是，布哈林在相信这一事件存在的前提下，却对它作了与斯大林截然不同的解释。
这样，主要以粮食收购危机和“沙赫特事件”为导火线，围绕着对这两件事的不同解释和对策，发展到对解决粮食危机和整个农业问题的出路、工农业投资比重、工业化速度、工农联盟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在全党发生了分歧和斗争。这就引发了联共（布）党内1928—1929年的反“右倾”斗争。
二 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的政治论战
联共（布）党内主要由粮食收购危机和“沙赫特事件”引发的分歧，实际上很快发展成了一场以斯大林为一方、以布哈林为另一方的政治论战。论战涉及农业发展道路和工业化路线，关系着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方法和道路，实际上关涉到为实施党的整个政治经济纲领而采取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一句话，这场论战在苏维埃国家史上，实质上是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模式和政治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
双方的争论从1928年4月联席会议开始，到1929年4月中央全会基本结束，前后持续了整整一年时间。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先是以暗示的、含沙射影的方式进行，渐渐发展到在党内高层会议上公开点名，最后发展到唇枪舌剑、相互攻击的白热化程度。双方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下述几个重大问题上：
第一，关于粮食收购危机和“沙赫特事件”问题。
双方围绕这两个事件的起因、后果和解决办法，阐述了各自观点。当时因为分歧初起，尚能平心静气，各抒己见，摆出道理，展开对话。关于粮食收购危机问题，斯大林认为，危机爆发的原因，是“城市和农村建设中的困难”，即在城市表现为工业发展速度过慢，工业产品不足；在农村，则是小农经济潜力不足，农业增长太迟缓。造成收购危机的直接原因，在斯大林看来，是富农力量上升，并且从中捣乱，抬高粮价。因此，他的结论是：“收购危机反映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在我国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即粮食收购问题上，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 [220] 布哈林则认为，不能把收购危机仅仅归结为富农捣乱，仅仅归结为“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应该同时看到经济方面的原因，即市场关系和经济比例问题。也就是说“不能把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割裂开来，即不能把阶级和经济，把经济和阶级割裂开来”。 [221] 他对收购危机直接原因的解释是，这与富农力量比重开始上升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计划和管理领导方面的错误造成了比例失调。斯大林和布哈林对危机起因所作的不同解释，导致对克服危机采取不同的方针。就近期措施来说，布哈林提出，主要应是从调整各种经济关系入手，提高对上层阶层（主要指富农）的课税，调整谷物作物同技术作物、畜产品之间的比价等等，以此来克服收购危机。斯大林则主张用超经济的非常措施来克服危机。从长远战略来说，斯大林主张以高速工业化、立即实现集体化的办法作解决问题的出路，而布哈林则提出要在使国民经济保持正确平衡的条件下发展工业，逐渐通过合作社的轨道解决这些困难。
在“沙赫特事件”问题上，斯大林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专家集团同国际资本相勾结，对苏维埃政权的一次“严重进攻”，也是西方资产阶级对苏联的“经济干涉”行动。他从这一事件中引出的措施是，应该改变选拔经济干部的条件，加快高校对干部的培养，吸收工人群众参加工业管理。布哈林从存在“沙赫特事件”这一前提出发，虽然看到了顿巴斯破坏事件的严重性，但他不像斯大林那样，把国内国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那样严重。相反，他认为，这一事件提出的“非常重大的问题”，是“整个传递带系统——群众、阶级、工会、苏维埃、党——遭到了破坏。党组织脱离了工人群众，工会组织脱离了非党工人群众，经济工作人员脱离了这些工人群众”。 [222] 因为不只是在顿巴斯，在其他地区的事件中，如在梁赞事件、索契事件、“沃罗涅什”事件中，在“阿尔季奥夫斯克”事件中，也都发生过党的干部飞扬跋扈、贪污盗窃、欺压群众，以至整个组织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因此，布哈林从整个形势得出的结论是，迫切需要“大大发扬党内民主”，要“少搞一些委派制”，以便加强无产阶级民主。
从粮食收购危机和所谓“沙赫特事件”引起的一系列分歧可以看出，对于国内出现的严重政治困难，斯大林着重于从国内外敌人那里寻找根源，而布哈林却侧重于从党政机构和体制本身的主观方面去追寻原因。从国内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方面着眼寻找解决困难的出路，就必然对新经济政策时期“和平组织建设”，以致对新经济政策本身产生怀疑，而倾向于通过向资产阶级的“全面进攻”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侧重于从党政机构的成败得失和调整体制本身出发来寻求摆脱困难的出路，就必然遵循新经济政策的原有轨道，而倾向于通过调整党政领导体制，改善经济的组织管理，而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这样，就产生了是维护还是放弃、是继续还是终止新经济政策这样两种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的分歧，这实质上是通过什么途径建设社会主义的分歧。
第二，关于农业发展道路问题。
粮食收购危机直接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即农业发展道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认为，根本的出路是发展“大农业经济”，建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因为“大农业”能够比小农业提供更多的商品粮。他的依据是“列宁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后来又在刚刚取得胜利之后，就向党提出把小农经济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的任务”。 [223] 与斯大林观点不同，布哈林依据列宁晚期思想论证了俄国农业发展道路问题。他说，列宁在论述农业经济的“组织基础”，“具体说明……使日益增长的工业和小的以及最小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时，阐述了自己的‘合作制计划’”。 [224] 他不像斯大林那样，认为日益增长的工业与“个体小农经济”是不能相容的。在这里，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对“个体农民经济”的评价。布哈林不同意那种认为个体经济已经发展到极限的说法，认为现在仍需“强调发展个体经济的重要性”，主张把个体经济同个人刺激挂起钩来，促使其发展，而集体化本身应建立在发展个体经济的基础上。 [225] 他批驳了对个体农业发展潜力的估计不足。
关于农业组织形式问题，斯大林主张建立集体农庄，而且认为“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条件已经成熟”； [226] 布哈林则主张按列宁的合作制计划办事，强调“全体农民的合作化”是列宁“为整个时代”提出的“任务”。 [227] 斯大林将他主张的集体农庄同列宁的合作社等同起来，认为集体农庄“是最明显的生产合作社形式”，并把“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归之于十五大决议，但仔细对照列宁著作和十五大决议，并不能得出斯大林这样的结论；而与之相反，布哈林则严格遵循了列宁的晚年思想，他的主张也是与党的十五大决议相符的。 [228]
第三，关于工业化道路和速度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严格说来，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论并不在工业化的重要性和高速度的必要上，而在于如何保持国民经济平衡条件下的工业化，以及怎样取得工业化资金和如何保持合理、科学的高速度。
斯大林主张迅速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尽量增加工业的基本投资”，实行“绷紧计划”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由控制数字委员会提出，经联共（布）中央1928年十一月全会通过的基本建设投资，78%被用于重工业，投向轻工业的仅占22%。这就完全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布哈林依据党的十五大关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平衡”的要求，针对工农业之间农业发展过慢、农业内部谷物业发展过慢、工业内部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投资过大、日用轻工业发展缓慢的情况，反对把资金最大限度地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上来保证工业的最大速度。他认为，只有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才能长期保持国民经济的最大速度，“工业的发展要依靠农业的发展”，并以此为前提。在他看来，在当时国民经济的所有问题中，“基本建设和谷物业问题”最突出，因此，他要求提高谷物价格，刺激谷物业发展；要求限制基本建设投资，要考虑基建和积累的限度，要以必要的后备为前提，否则，就会弦“绷得太紧”，造成“商品荒更加尖锐化”；就会使建筑和其他部门“不能以同样规模跟上”，“最终会减慢发展速度”。 [229]
布哈林在《一个经济学的札记》中，以其经济学家的内行眼光，通过严谨的逻辑、充足的论据阐述了上述思想。这一思想被斯大林作为“反党的折中主义”加以痛斥和摈弃。
在工业化的资金来源问题上，斯大林和布哈林都主张内部积累，但内部积累的途径不同，因此在这里也发生了尖锐的分歧。斯大林主张向农民索取：一是收取直接税和间接税；二是索取“贡税”，即“额外税”，指的是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即国家从农民购买工业品时所付的高价与他们在出卖农产品时所收的低价之间所获得的差价收入）。布哈林认为，对农民收取这样的重税，只能使农业萎缩，这实质上是对农民的“榨取”，在争论的火头上甚至把它说成是“军事封建剥削”。他主张按列宁指出的“另一来源来积累资金”，“首先是尽量缩减一切非生产性的开支（这笔开支在我们这里确实是巨大的）以及提高质量指标，这首先是提高国民劳动生产率”——“这就是积累的主要来源”。 [230] 此外，他还注意到，只有这样为工业化积累资金，非但造成不了同农民的决裂，还能达到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
关于工业化的速度问题，布哈林与斯大林分歧的实质在于应有一个什么样的高速度：是在平衡发展前提下的高速度，还是严重失衡条件下的高速度；是合理的、良性的、科学的高速度，还是恶性的、冒险的、违反客观规律的高速度；是照顾长期的高速度，还是只顾眼前短期的高速度。斯大林主要着眼于国内外的政治需要提出了高速度，布哈林则从政治和经济的结合中，从分析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机制出发，主张能有一个照顾到长远发展的良性的高速度。他在那篇被斯大林斥为“反党的文章”中谈到速度问题时，原原本本引用的正是十五大决议中的这一段文字：“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必须……注意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这里必须考虑的不是最近一年或数年内积累的高速度，而是能保证长期的最快发展速度的国民经济各个因素的对比关系。” [231] 正是十五大决议主张“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比重的最完满结合”，防止“将国家资本过多投到大规模工程上的危险性”，“因为这类建设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出产货品”，而“轻工业的周转较快，可以让我们在发展轻工业的条件下，利用其资本来从事重工业的建设”。 [232] 所有这些论点，正是布哈林关于工业化速度问题的主张。
第四，关于基本阶级关系和工农联盟问题。
粮食采购当中实行的非常措施，使城乡结合、工农联盟面临破裂的严重威胁。鉴于工农联盟攸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这个问题成了斯大林和布哈林争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斯大林坚持工农联盟的出发点，是加速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加速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他认为加速工业的发展，就能壮大工人阶级的队伍，加强工人阶级的阵地；同时，加速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不仅能给农民提供生活需要的纺织品，更重要的是能给农民提供生产所需要的机器和化肥。这样就能加速大农业的发展，就能使工农联盟内的工农矛盾“日益消失”。因此，在他看来，这才是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发展道路。 [233]
布哈林则相反。他认为，通过向农民征收“贡款”，通过加大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所取得的资金来发展工业，这样榨取农民，会使农民无力扩大再生产，造成农业萎缩，这才会对工农联盟造成威胁。布哈林坚持列宁晚年的下述思想：“为了保证我国的工人政权，为了保持工人政权在我国小农和极小农中间的威望和对他们的领导，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小心。” [234] 为此，他主张采取列宁的这一策略：“靠大力节约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靠建立廉洁高效政府，而不是靠向农民挖取“贡款”“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 [235]
在布哈林看来，对处理工农关系问题应极其谨慎小心，还应坚持列宁的合作制思想，“‘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向‘新制度’过渡”，这便于使农民“根据个人的利益通过合作社走向社会主义”。 [236]
工农联盟是党在农村的基本阶级政策。但斯大林坚持的是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工农联盟，他认为，列宁在1918年11月，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提出的口号——“善于同中农妥协，同时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完全地紧紧地依靠贫苦农民”——整个适应于1928年的新经济政策条件。他认为“只有坚决进行对富农的斗争”，才能加强农村阵地。 [237] 他把富农看作“劳动人民的死敌”、“我们整个制度的死敌”。 [238]
布哈林坚持列宁晚年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一文中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阶级路线：“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 [239] 按照列宁关于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这一习惯说法，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容许这个农村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参加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是合乎逻辑的。布哈林并没有明确这样说，但布哈林在引用上述思想后特意指出，列宁“在这些文章（即指列宁晚年的五篇文章——引者）里一般不提富农”， [240] 实际含义是指，列宁把富农包括在“‘耐普曼’即资产阶级这一概念里了”。这样，应该怎样对待富农，当是一目了然的。鉴于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从中农和贫农中新成长起来的富农，显然已不同于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之后的、那些来自旧制度下的富农，这样的阶级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即使这样，在1928年粮食收购危机形势下，布哈林仍注意对富农的限制和斗争，这主要是指经济上的限制和斗争，即提高对他们的征税，从经济上排挤他们等等。斯大林对布哈林的这一富农政策是坚决批判的，认为他“宽容和放纵富农”，对富农投降，并以此作为他“右倾”的一大罪状。
从上述论战可以看出，布哈林和斯大林都是坚持列宁思想的，区别仅仅在于，布哈林处处引用的是列宁晚年著作，坚持的是列宁晚年即新经济政策时期发展了的思想，而斯大林则大量引用列宁1921年之前的言论，坚持的是列宁前期，即在战时共产主义及其以前时期的思想。他们的这一思想分野是十分明显的。我们查遍了斯大林在1928—1929年4月同布哈林争论的文章，斯大林除在揭露布哈林是“理论侏儒”时引用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一晚期言论外，他在与布哈林争论时，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引用过列宁晚年的言论和文章。
这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布哈林充分注意到了列宁晚年对俄国落后性的痛切认识，因此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是“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它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它尚处于自己发展的初期阶段”。 [241]
三 布哈林“右倾”少数派的失败
在论战过程中，斯大林方针的拥护者在联共（布）十五大选举产生的九名政治局委员中，并不是很快就占了优势。这从1928年四月全会和七月全会通过的较为折中、并且较多采纳布哈林意见的决议中就可看得出来。但随着双方争论和斗争的继续，以斯大林为首的一方渐渐占了优势，不仅起初举棋不定的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和鲁祖塔克态度渐渐明朗，连最初明显同情布哈林方针的加里宁也倒向了斯大林一边。加上一开始就紧跟斯大林的莫洛托夫，这样在九名政治局委员中，拥护斯大林方针的就占了六票，站在布哈林一边的仅有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和中央工会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共计三票。布哈林处于明显少数派地位。
布哈林虽处于少数地位，但他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理论上的优势是明显的。首先，列宁逝世后他在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决策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大影响，同时，他的著作和言论也拥有坚持列宁政治遗嘱和晚年思想的强大理论逻辑力量。凡是细读布哈林与斯大林论战的文章，并将它们同列宁晚年著作和斯大林有关文章相对照的，都会深信这一点。列宁在世时曾把布哈林称作党的“最大的理论家”和“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列宁身后他成了当之无愧的新经济政策的最有权威的解释者和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捍卫者。在一段时间里，他是公认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的最大代表，是主要负责党的理论和政策的制定者，甚至连斯大林当年也曾对他尊重有加。据斯大林一个秘书回忆，那时每逢政治局通过传阅方式表决某一问题时，斯大林接到传阅件，往往埋头书案连头还顾不得抬，第一句话就问：“布哈林是什么意见？” [242] 可见布哈林在政治理论和重大决策问题上所占分量之大！
其次，布哈林拥有一大批理论思想的拥护者，掌握着关键的思想理论阵地。布哈林是权威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在社会学、国际政治和文化理论等领域也造诣甚高，他以其崇高的威望和渊博的学识影响了党内一代青年理论家，形成了一个所谓“布哈林学派”。该学派对于列宁主义的正统性，就连一直紧跟斯大林的重要理论家雅罗斯拉夫斯基当年也曾予以肯定。他说：“布哈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学派，布哈林学派其实就是列宁主义学派。” [243] 这个学派作为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遍布党政理论宣传各机关，不仅同布哈林一块执掌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和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还散布在国家计委、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等机构，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再次，布哈林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兰诺夫分别担任共产国际、人民委员会、总工会和莫斯科市委的领导职务，在这些部门也拥有很大权力。
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党内少数派，虽拥有这些权力并具明显的理论优势，但在斯大林的“无限权力”面前，特别是在其行政组织优势面前，却显得相形见绌。这里，首先存在一个干部和群众的文化理论水平问题。由于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文化水平低下，特别是干部理论水平不高，对布哈林严格从列宁晚期思想出发，按照经济规律进行的深刻理论分析，是难以接受和理解的，这样，布哈林的理论就无法掌握干部、群众而变成物质力量；相对的，斯大林提出的那些通俗而简单的政治道理，对当时那样水平的干部和群众却易于接受和明了。正是这个缘故，布哈林发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和《列宁的政治遗嘱》等论战文章，虽异常深刻，很有分量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但在党内干部中间却反应淡漠。对干部尚且如此，更别说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了。
此外，党内干部的思想基础也与布哈林坚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不太合拍。当时，党内大量中下层干部（包括一部分高层）都是十月革命后在国内战争时期投身革命的，战时共产主义思想和那个时期进行“阶级战争”及采取行政命令的传统行为方式，在他们的脑海里和行动中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们习惯于“战时共产主义”那一套思维和行为方式，对于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他们许多人最初是相当抵触的，后来在思想上也没能较好转变过来，加上列宁晚年思想和著作在他们中间也传播不广，影响不深，所以他们大部分人从根本上就没有接受新经济政策思想。这样一来，斯大林的非常措施，行政命令和与此相适应的高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赶超资本主义的方针，也更适合他们对革命、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因此接受起来就容易得多。鉴于这种情况，加上斯大林所具有的行政组织优势，先是利用1928年7—8月共产国际六大，借修改布哈林起草的文件，陷其于困难境地，实际上排除了他的领导。接着又在同年10月莫斯科党组织的第六次全会上向乌格兰诺夫发难，派去莫洛托夫和鲍曼，夺取了莫斯科的权力。此后，又利用《真理报》一工作人员的告密信，撤换布哈林的拥护者，委派新人，架空布哈林。在12月工会八大召开之际，又通过政治局决定，把卡冈诺维奇等安插在新的中央理事会，使托姆斯基难以工作。接着，又进一步往人民委员会派去奥尔忠尼启泽，往《真理报》派去萨维利耶夫（不久改为麦赫利斯），往共产国际派去曼努伊尔斯基，用这些中央代表享有的否决权，一手控制了这些部门的大权。这样，就等于事实上夺取了少数派掌握的全部权力。
斯大林在战胜布哈林少数派的过程中，也采取了较为讲究的策略：先是只批“倾向”而不提“右倾”，接着提“右倾”而不指名道姓，运用策略让布哈林承认党内存在“右倾”这一既成事实。随后，是先拿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打板子，点出他的“右倾”，最后才指出“右倾分子”布哈林等人的名字，向他们发起猛攻。这样按部就班，一步步行动，逐渐陷少数派于被动。布哈林最大失算之一，是在斯大林最初提出党内存在“右倾”时，他没从根本上否认，而是承认了这种倾向的存在。甚至为表示自己不是“右倾”，还书生气十足地亲笔起草了有关“右倾”的文件。这就使他作茧自缚，在日后陷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不过，布哈林少数派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党内“左”的思潮、倾向和势力十分强大。这同俄国是一个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密切相关。列宁说，小生产者受到旧社会反动势力的压迫，被逼迫到了发狂的程度，因此容易产生一种极端的革命性。社会上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使俄共（布）自十月革命后“左”的思潮、倾向和派别层出不穷，列宁为同它们进行斗争也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代价。托洛茨基派的实质是极“左”，他们的根本敌人是他们所说的“右派”，即布哈林派。斯大林在同托、季斗争时实际是政治上的“中派”，他主要是在领导权问题上而同托洛茨基和托季联盟发生冲突的。战胜托季联盟后，他便转而倒向政治路线上的“左”，被公认采纳了托洛茨基的若干政纲，开始反对布哈林的“右倾”。所以，布哈林少数派面对的是党内十分强大的“左”的倾向和势力。他原指望可以在斯大林与托季联盟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因而在政治上迈出了十分危险的一步——会晤了加米涅夫。但殊不知托季联盟一看到斯大林路线变“左”，便转而滋生了靠拢斯大林的意向， [244] 因而1929年1月在派别斗争错综复杂并趋向激化时，他们便公布了布哈林与加米涅夫会晤的谈话记录。斯大林恰好利用这一“幕后谈判”事件，又加以夸饰，以“非组织派别活动”论罪布哈林等人，这就在1929年政治局和监委主席团二月联席会议上把布哈林置于难以置辩的被审判席上。斯大林历数布哈林的“右倾投降主义”罪行，并且抛出档案，拿他同列宁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的争论清算他的历史。甚至暗示布哈林参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阴谋，在历史上有“反列宁”的“不赦罪状”。这就为四月中央全会彻底粉碎布哈林准备了条件。四月全会通过了谴责布哈林集团“背离党的总路线”的决议，解除了他的《真理报》主编和在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同时也撤了托姆斯基在全苏工会担任的中央理事会主席职务。1929年8月，《真理报》把反布哈林“右倾”的斗争推向全社会。十一月中央全会以把布哈林开除出政治局宣告了“右倾”少数派的彻底失败。
布哈林“右倾”少数派在这次党内斗争中的失败，更加改变了联共（布）党内的政治生活状况，不仅使党内派别和思想倾向的存在成为非法，更进一步使党内对方针政策不同意见的讨论也变为不可能。这就使党内民主成为一句空谈，把一言堂、一种声音、一种调门变成了党内生活的常规。这就造成了以最高领袖的脑袋代替全党的脑袋，以一人的智慧高于全党智慧的不正常局面。党和国家的内政外交，问题浩繁，堵塞言路、阻断思考，其后患之大，不言自明。同时，由于布哈林的失败，阐发列宁晚年思想、选择新经济政策发展模式之路，已被堵死。从此，以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为标志，开始了苏联各条战线的“大转变”；从此，列宁晚年著作被束之高阁，斯大林理解和阐发的列宁思想以及据此而制定的发展模式，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惟一合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