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转变”
正当斯大林彻底战胜布哈林少数派的时候，迎来了十月革命胜利12周年。为庆祝这个周年纪念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以《大转变的一年》为题发表文章，郑重宣布：“过去的一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生大转变的一年。这个转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的标志下进行的。” [245]
作为指导和驾驭事变的当事人，斯大林对从1928年第四季度起，到1929年第四季度止这一年的界定，是比较准确的。的确，过去的一年是“各条战线上发生大转变的一年”。“大转变”同所谓反“右倾”斗争实际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布置反“右倾”斗争的同时实施“大转变”，在“大转变”过程中开展反“右倾”斗争。斯大林给“转变”一词加上着重号，可见对其概念和内涵的着意和强调。“转变”也确确实实像军事行动一样，是在“各条战线上”（连用词概念都来自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发生的；因其“转变”之急，规模之大，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因而又冠之以“大”。所以“大转变”是名副其实的，是不折不扣的。不过，从整个苏联历史发展着眼，确切地说，“大转变”是从1929年开始，到30年代初结束的一个历史过程，并不限于1928年第四季度至1929年；斯大林所说的“大转变的一年”，实际上仅仅是“大转变”的开始。
“大转变”期间又迎来了1929年12月21日斯大林50诞辰。在整整一周的大规模隆重庆祝期间，《真理报》拿出大量版面报道全国各地、各方面的祝寿活动，刊登来自全国、全世界的贺信、贺电。短时间，“伟大领袖”、“英明导师”的桂冠满天飞，个人崇拜的气氛弥漫全国。借助当时形成的这种气氛，不经党中央批准的斯大林言论开始具有比以前更大的法律效力。这实际上给“大转变”注入了更大的推动力。
一 国家全面的“大转变”
政治上的“大转变” 这场“大转变”，是苏联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一次全面的转变。首先是政治“战线上”的“大转变”。这实际上是与反“右倾”同步，在反“右倾”过程中展开的“反耐普（即反新经济政策）运动”。这一运动是在联共（布）党内和共产国际中以反“右倾”的形式开展的。实质上，凡是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原则的，凡是主张采取稳健、谨慎政策的，都统统被扣上了“右倾”。在党内、国家机关内，在工会和合作社组织中，这类干部是不算很少的。为撤掉这批人，又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其矛头所向，是对准人民委员会、最高经济委员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国际执委会、教育人民委员部和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等等机构。起初，是在党的上层扫除一切“右倾分子”。随着运动的扩大，按照1929年4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决议精神，在“劳动群众监督下”对党和国家机关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全面清洗。在1929年十一月中央全会上，凡属“右倾”的人被认为同留在党内不能相容，因此，在短时期内将14.9万党员（占党员总数的11%）开除出党。 [246] 据认为，这个数字基本上同党内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党员人数相接近。在组织上从上到下将新经济政策的拥护者，即“右倾分子”，悉行清除出党，为“新的总路线”提供保障，这就是政治领域“大转变”的实质内容。这一“大转变”是1929年11月以布哈林的彻底垮台和同时在党内展开的全面清洗为标志而告完成的。
经济上的“大转变” 经济上的“大转变”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以工业战线开展群众性社会主义竞赛为内容的高速工业化运动；二是以消灭富农为动力，普遍建立集体农庄为内容的全盘集体化运动。
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是在1929年初开始的。在短短几个月内，由《真理报》带头，包括党、工会和共青团的所有报纸，都加强了各种劳动倡议活动的宣传，并得到工人的响应。一霎时，各种形式的竞赛运动，包括争做突击手运动、“赶超”资本主义国家运动、响应各种计划指标运动、取消休息日运动等等，一齐提了出来，并大张旗鼓展开。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已宣告开始。社会主义竞赛运动被宣布为完成五年计划的主要方式之一。它使人民群众热情飞扬，使人们坚信，通过突击、跃进和一个个热潮，可以达到一切只要愿意即可实现的目标。于是，本来指标已经几次上调的五年计划，宣布四年完成。这同新经济政策时期冷静的现实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当时曾遵循列宁的这一指示——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凭借热情”；而现在则是“直接依靠热情”，认为有热情就可以创造出一切奇迹。
认为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条件已经成熟”，是斯大林在1928年6月提出的。 [247] 这预示着要由十五大规定的逐步合作化方针向“全盘集体化”转变。通过批判“右倾”过高估计小农个体经济，“姑息宽容”富农，“向富农投降”等等，在1929年4月十六次党代表会议上，作为农业发展道路提出了组织“社会主义大农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方针，同时也提出了反对富农的农村工作路线。但是，这次党代表会议决议也仅仅规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占总农户约20%，即500万至600万农户联合成社会主义农业组织。 [248] 粉碎布哈林后，斯大林在1929年12月27日马克思主义土地专家代表大会上，通过批判布哈林的“自流论”，进一步论证“集体农庄的伟大意义”；同时，第一次提出了作为阶级“消灭富农”的口号。 [249] 正是在这期间，即1929年11—12月，发生了苏联农业政策的真正意义上的“大转变”：它不仅急遽改变了十五大决议，也改动了不久前召开的十六次党代表会议决议，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在“绝大多数”农耕区实行集体化，而在主要粮产区，要在1930年秋天以前，最迟到1931年春天以前，完成这一过程；其他粮产区要在1931年秋，最迟到1932年春予以完成。这就是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对集体化提出的进度表。这样重大的问题，既未经过党代表大会，也未让中央全会批准，仅凭中央一纸决议就一锤定了音。
思想文化的“大转变” 与此同时，在各个文化领域也发生了一连串重大事件。抛弃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关于耐心对待中间思想形态的方针，提出无论在科学和文艺方面还是在日常生活劳动中，要坚决同敌对的思想意识、各种思潮、传统习惯作斗争；对知识分子加大思想压力。斯大林亲自写信给“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领导，支持他们在文艺界掌握领导权。“拉普”把高尔基看作“并非完全纯粹的”无产阶级作家，将马雅可夫斯基也视为“同路人”大加批判。其实，1929年才仅仅是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大转变”的开始，一连串思想批判运动还是在日后，即在1930—1932年间大规模展开的。
对外政策的“大转变” 国内政策的“大转变”，事实上也延伸到了对外政策方面。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显出了严重危机的征兆。据此，按联共（布）主导思想，仿佛资本主义崩溃已指日可待，世界革命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于是，各国社会民主党被联共（布）宣布为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是“社会党叛徒”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理由是，他们宣扬改良主义，妨碍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样的方针，很快引起了工人运动的分裂，对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国际关系带来了深远影响。
二 “大转变”的性质和根源
由于“大转变”和反“右倾”斗争实际是同时进行的，在其整个过程中贯穿着对新经济政策原则的一步步清算，所以伴随着“大转变”，在经济管理和社会政策方面的新经济政策也逐步陷于瘫痪。由于向高度集中的指令计划轨道转变，整个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经历着全面的改组。透过改组的体制，明显看得出它从“战时共产主义”承袭来的种种特征。国营的辛迪卡，实际上垄断了物资的供给和销售；在这类辛迪卡的基础上，建立了生产联合组织。这种组织很像革命初年那种无所不管的总管理局。这就是形成“部门经济管理”的开端。从上到下，所有一切规章制度的细则，包括工人劳动报酬的定额，都是由中央高度集中制定出来的。全国各行各业、各个部门的生产千差万别，都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企业实质上按照配给制运行，无偿得到一切需要的原材料和物资供应，而生产出来的一切又交给国家支配，几乎没有利润核算。这样，就再次恢复了城乡间的直接计划产品交换；这样一来，就再次谈论起了取消货币的好处，也大谈配给供应和分配制度的优越性。许多银行和股份公司被取消，许多市场和信贷合作机构又一次被关闭。在生产中实行一长制，企业领导对完成工业财政计划直接负责。大型建筑单位和企业的经理们，这时又无一例外地按照特别的官职等级名录册予以任命。这样，就在“大转变”的过程中经历着经营管理体制的转型。所以，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大转变”，“就其意义来说，是可以同当年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等同而论的，不过，这次是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变”。 [250]
那么，这次“大转变”的深刻根源何在？其动因又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向来为俄罗斯及各国史学家和政论家争论不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同对这一转变的性质的认识紧密相关。
关于“大转变”的性质，有人认为是“反革命的热月政变”；有人看作是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还有人将它解释为是斯大林专权自负而进行的夺权斗争；另有人提出，是因为俄国缺乏民主传统或农民崇拜最高权力而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性，等等，说辞不一。我们难以苟同上述种种看法。我们认为，历史是极其纷繁复杂的，上述每一种说法都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解释这场“大转变”。因为这场“大转变”扎根于俄国社会历史的深处，它同样是十分复杂的。它既有历史传统的因素，又有具体革命条件的因素；既同群众干部文化水平相联系，又同他们对俄国革命特点的认识程度、革命经验的多寡有关，等等。所有这一切因素的综合，就使这场“大转变”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用斯大林的个人性格、个人品质和个人行为不可能对它作出解释，也不可能用上述各因素中某一、某两个单方面可把它说得清楚。
俄国本身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而俄国革命又是在经历了世界大战，在经济破败、民不聊生的条件下爆发的；由于种种的复杂原因，又发生了帝国主义干涉和国内战争。为在战争条件下保存革命，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集平均主义、行政命令主义，及其诱发的官僚主义、特权主义等等之大成，对党、对革命，对党员思想影响很深很深。而在革命前，俄共（布）党员的数量又很少，正是在革命后不久爆发的国内战争中，在“战时共产主义”的条件下，才有大批新成分涌入党内，并被提拔到了各级，特别是中下层干部的岗位上。他们参加革命的第一课就是“战时共产主义”，在他们的头脑里，这种政策不啻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在这个时期的政策措施，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袖们这个期间的著作、文章和言论，他们学得很入脑；相形之下，转向新经济政策后，列宁从进一步认识俄国革命特点而提出的战略策略，集这种战略策略之大成的后期著作，以及布哈林对它们所作的阐发，不仅广大中下层干部，就连最高层的领导人也学习不够，理解不深，甚至如过眼烟云，并未留在他们的脑海中。他们只是在党内斗争中将列宁晚年著作和言论作为打倒政敌的武器，在日常工作中并未把它作为指导革命的向导。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又产生了大量矛盾；在新矛盾、新问题面前，广大中层包括相当高层的干部和领导，只知道“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陈年老办法、老经验，而缺乏依据新理论和专门经济知识，应对新问题的足够能力。广大群众和干部有被人民革命激发出来的高昂热情，充满迅速改变国家面貌的强烈愿望，因此，高速工业化、全盘集体化一经提出来，便很快吸引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斯大林就是在这一总的历史背景下被推举出来的一位有代表性的领袖人物。他领导苏联广大干部和群众实现转变，走上了“大转变”这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虽是一条代价昂贵、崎岖艰险之途，但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也是一种必然的合乎逻辑的选择。当然，它并不是足够正确的选择。但在当时的俄国，像列宁这样善于驾驭革命事变，善于应对复杂时局，并能深刻认识俄国革命特点的领袖人物；像布哈林这样能够深刻理解列宁，在当时革命仅有十一二年经验积淀的条件下，便通过列宁晚年的言论著作，以其卓见提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的理论；——像他们这样的人物，在那时的俄国真如凤毛麟角！我们不能期望当时的俄国能有一批这样的人物，更不能期许在当时条件下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能跟上他们的思想和理论。
三 苏联在意识形态“大转变”中形成的思想文化模式及其特点
苏联20年代末发生的这场“大转变”，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意识形态领域，这场“大转变”开始于1929年，完成于1932年。在这当中，先后在哲学界、史学界和文学艺术界等部门展开了一连串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并进行了领导体制的改组，这样就形成了苏联的思想文化发展模式。
现将这场意识形态“大转变”的发动、进行过程和形成的思想文化模式及其特点，分别加以说明。
意识形态“大转变”的发动 斯大林所以需要发动一场意识形态的“大转变”，一方面是要适应20年代末开始的政治经济领域的“伟大转折”，同时，也是为了同布哈林这个非同寻常的理论对手作斗争，全面占领思想理论和科学文化阵地。
取得反“右倾集团”的政治胜利之后，对联共（布）领导来说，消除布哈林的思想理论影响是摆在面前的一项急迫而又十分困难的任务。与斯大林工作相处三十多年、很了解斯大林意图和想法的莫洛托夫，在斯大林去世数十年后仍然承认，同布哈林“右派”的斗争是一场“十分困难”的斗争。 [251] 诚然，这种困难是十分明显的：布哈林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内在经济学、哲学、国际政治和文化学说等方面卓有建树的“最大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学说和思想观点几乎覆盖了人文社会科学、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所以，布哈林是斯大林最强大的理论对手；而且布哈林的理论哺育了十月革命后一整代革命者，他在苏联党和国家各个理论阵地都有自己的弟子和信奉者。最重要的是，列宁病重和逝世之后，他在理论上是布尔什维克党政治、经济和文化战略的制定者，是党内对列宁思想领悟最深、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也是被列宁评定的“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 [252] 。要打倒布哈林，全面夺取并占领思想理论阵地，没有一场“全面进攻”，没有一场全局的“大转变”，是根本不可能的。斯大林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因此在反布哈林的政治斗争刚一取得决定性胜利，便宣布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 [253] 当然，他在这里主要是指对布哈林“右倾集团”的胜利，是指全面转入超高速工业化，开始全盘农业集体化，即在政治经济领域实行“大转变”。而意识形态的“大转变”，则发生在这一宣布之后。
事实上，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土地专家代表会议上所作的《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就是对意识形态“大转变”进行的一次总动员。
斯大林在讲话中指出，当前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的需要，二者之间发生了明显的“脱节”。 [254] 这句话的实质是指，他当时在理论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处于劣势地位，阐释其“总路线”的“理论思想”赶不上需要，而布哈林在各个思想理论阵地还有巨大影响。因此，他号召对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流行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予以“反击”。斯大林说，“新的实践产生对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的新的看法”，现在“对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不同于过去的“新的提法”。 [255] 这实际上是要求思想理论界在意识形态领域来一个“大转变”，以适应反“右倾”斗争带来的政治经济领域的巨大转折。
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大转变”，实际上是以经济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突破口。这样做是不奇怪的，因为布哈林首先是位经济理论大家，扫除他的经济思想是斯大林面临的当务之急。他归纳出国民经济成分“平衡”论、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小农经济“稳固”论和集体农庄道路等几大经济理论问题，对布哈林及其一派展开了批判。
批判布哈林的“平衡”论，是为实行工业化的超高速度，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提供论据，实际上是否认国民经济需要平衡发展，为斯大林的工业化模式提供论据，开辟道路。
把列宁的合作社混同于集体农庄，把列宁主张的“合作化”混同于“集体化”，实际上是对列宁合作制思想的曲解。在不了解列宁晚年思想和20年代末党内斗争的人看来，列宁主张的“合作社”和斯大林提出的“集体农庄”，列宁的“合作化”同斯大林的“集体化”，似乎并没多少差别，充其量只是规模大小、速度快慢之差，实质上都是要发展农业集体经济。他们甚至认为，斯大林的“集体化”正是继承、发展了列宁的合作制思想。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发展合作社还是发展集体农庄，搞列宁的“合作化”还是搞斯大林的“集体化”，这是关系到工业化资金积累、工业化道路、工农联盟、涉及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总体战略的一个绝大问题。斯大林拿1923年苏联还没有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为借口，说列宁当时“在他的《论合作制》一书中指出的是合作社的一切形式，既包括它的低级形式（供销合作社），也包括它的高级形式（集体农庄）”。 [256] 这是有意无意的一种曲解和混淆。实际上，斯大林在这里用了一个三段式的论法：列宁的合作社等于社会主义；同样，斯大林的集体农庄也等于社会主义，因此，列宁的合作社等于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这样，就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变成了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计划，而且把集体农庄形式说成是惟一真正的农业社会主义形式。
这里需要说明，斯大林在作这个《讲话》前六天，即12月21日，刚刚举行了他自己的50诞辰盛大庆祝活动。在庆寿期间，《真理报》在前后长达一周的时间内，拨出大量版面报道各地、各方面的祝寿活动。并且发表了卡冈诺维奇的《斯大林与党》、伏罗希洛夫的《斯大林与红军》等不无失实和夸大之词的文章，进行歌功颂德。随着《真理报》和其他媒体的大规模宣传，“伟大领袖”、“英明导师”的头衔也随贺电、贺信从四面八方飞来，个人崇拜的气氛开始风靡全国。借助这种气氛，不经党中央讨论批准的斯大林言论已开始变为“金科玉律”，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他对学术理论问题的表态和处分意见，已具有不同于以前的更强大的法律效力和行政干涉力。这样，就将斯大林推上了偶像崇拜的地位，从而给意识形态的“大转变”注入了更大的推动力。
正是继斯大林同布哈林发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大辩论，并在政治上、组织上战胜布哈林之后，在以斯大林50寿辰盛大庆典为标志，开始确立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背景下，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超高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理论，便以空前的强制力确立了下来。
斯大林在以布哈林的经济理论为靶子作意识形态批判动员的这个讲话中，也以政治论断扼杀了经济学中“进化论”派和“目的论”派在经济计划方法问题上的学术争论。而在这个讲话不久，于1930年2月9日在回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提问时，又对1927—1929年政治经济学中就该学科对象等一系列纯学术问题的论战作出结论，说什么争论双方，即以经济学教授鲁宾为代表的“唯心论”派和以亚·亚·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机械论”派，都“陷入了学究式的抽象议论”，他们的争论“当然是合乎我们的敌人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的”。这两派实际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派别，这样对他们一语论定，一概从政治上加以压制，这无疑就禁止了这场对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的正常的学术争论。
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 伴随着斯大林的上述结论，在苏联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场批判正方兴未艾之际，哲学界由刚毕业留校的马·米丁和在校学员弗·尤金，按照斯大林讲话的口径，在红色教授学院向著名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主编德波林及其学派发起批判，指责以德波林为首的“哲学界领导”理论脱离实际，背离哲学的党性原则，应对哲学战线理论“落后实际的状况”承担责任。
德波林学派是在20年代中后期同哲学界“机械论者”论争中成长壮大的一个哲学派别。该学派作为“辩证论者”，在这场争论中立足于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任务，推动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研究。连米丁等人在他们发起批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也承认，该派在同“机械论”的斗争中路线是“基本正确的”。德波林学派的缺点是带有若干经院气息，忽略了一些现实问题的研究。米丁等人抓住这一把柄，对其大施挞伐。他们指责德波林及其学派不了解当前哲学战线“转变”的“全部实质”，而这一实质恰在于“把哲学问题‘政治化’和‘现实化’”。 [257] 在这里，实际上包含着对德波林学派的政治论罪。
米丁等人是刚出校门的“哲学新兵”，有的甚至是尚未在红色教授学院结业的学员，其学术造诣和理论修养实在难为德波林学派的对手，况且他们反德波林的真正论据也欠充足。但他们的“基本观点”得到了《真理报》编辑部的支持。这清楚表明，实际上是有最高领导在为他们做后盾。
米丁等人受到上面支持后，更进一步把这场哲学争论往政治问题上拉，说什么，德波林学派不联系现实就是对“右倾”的态度问题，还攻击德波林贬低列宁，说他在政治上有“机会主义表现”等等。这就将一般学术和认识问题夸大成了政治问题。
1930年10月17—20日在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会议上的一次辩论中，德波林对会议的蛮横批判强烈不满，当场插话，与报告人唇枪舌剑，激烈争辩，甚至出现了戏剧性场面。当争论达到白热化，处于难解难分之际，与会的党史学家、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雅罗斯拉夫斯基，当场公布了德波林早在1908年身为孟什维克时写的一篇文章，同时又授意别人大揭“老底”，这一下挫败了德波林的理论锐气，逼其就范，承认了“政治错误”。
在反德波林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斯大林于1930年12月9日接见了以米丁为首的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成员，以《哲学战线的状况》为题发表了重要谈话。这个《谈话》的详细内容，半个多世纪来一直秘而不宣，只是通过米丁的讲话、文章和联共（布）中央有关决议透露出了主要精神。60年以后，苏联学术界才从米丁去世后送藏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笔记中得知这次谈话的具体言论，得以公布于世。
斯大林这次《谈话》实际上是对意识形态“大转变”的再次动员，也可以说是在点燃意识形态斗争烈火后亲临前线的一次再发动。所以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讲得更具体、更尖锐、更集中，打击和进攻的目标也更明确，其主要意图也表达得更清楚。“谈话”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进一步指示，要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和各个思想理论阵地展开“全线进攻”，强调为此可使用“各种武器”。斯大林告诉米丁等人：“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全面展开批判。展开攻击是主要问题。向各个方面展开攻击，在没有攻击过的地方展开攻击。” [258] 斯大林承认，被批判一方“在哲学、自然科学和一切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他甚至对自然科学领域也大表怀疑，说：“鬼知道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做些什么，写些关于魏斯曼主义等等，把这一切冒充为马克思主义。应当把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积攒的粪便（！）全部翻摊和倒腾一遍。应当把德波林派所写的东西全部翻摊出来，摧毁全部错误的东西。可以把史登、卡列夫 [259] 打掉……为了进行战斗，必须使用各种武器。” [260]
2．号召不仅要清除德波林学派，还要在思想上政治上批判迄今有碍斯大林理论地位的一切有威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理论家，包括梁赞诺夫、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甚至恩格斯本人。斯大林指示，要“把布哈林的著作彻底翻腾一遍”，进行“严厉批判”；“应当揭露普列汉诺夫”及其“哲学观点”，也“别忘记梁赞诺夫”，“就是恩格斯也不是全部正确……如果这项工作在某个地方涉及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 [261]
苏联学者认为，这是要“为斯大林攀登哲学奥林普山扫清道路”，把斯大林推崇为“随后各个时期的哲学泰斗”。 [262] 德波林在60年代证实，1930年底，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曾向他宣布，“从现在起，要在各个领域包括哲学领域在内确立一个权威，这个权威就是我们的领袖斯大林”；米丁等人也曾要他在大会上“把斯大林本人宣布为伟大的哲学家”。 [263]
3．最重要的是，《谈话》公开把学术问题混同为政治问题。当参加会见的一位支部委员向斯大林提出，是否应当把理论领域的两条战线斗争同党内政治倾向联系起来时，斯大林回答说：“可以而且应当联系起来，因为任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 [264] 在这次谈话中，甚至连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认，德波林学派并不曾提供“反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上的根据”，但他仍一口咬定，“他们已经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孟什维克主义的唯心主义者”。 [265] 因此明确指示，对德波林学派首先是进行毁灭性的批判、攻击，而不是与之争论。
正是在这次谈话后，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通过了第三个关于哲学战线任务的决议，取消了以前两个决议中肯定德波林路线“基本正确”的断语，使批判运动全面升级，转入了对德波林学派的全面的政治大批判。紧接着，联共（布）中央按照斯大林《谈话》的精神，通过了《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解散原编辑部，撤去德波林主编职务，批准成立以米丁、尤金为主要成员的新编辑部。
斯大林对米丁等人的这个《谈话》，不仅是指导这次反德波林学派的纲领，也是指导整个30年代以至斯大林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纲领。这从30年代曾不止一次举行《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发表和斯大林《谈话》周年纪念活动就可看出来。每逢此机会，米丁总发表纪念文章或集会讲话，阐发《谈话》精神及其重大意义。
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的这场反德波林学派的斗争，是苏联哲学史和整个思想文化史上一个影响巨大的事件。它从思想理论上和组织上为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奠定了基础。从运动伊始，米丁等人就是打着将哲学“政治化”、“现实化”和强调哲学“党性原则”的旗号登上舞台的，但他们用粗俗庸陋的“政治化”和“现实化”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哲学的党性应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应能揭示社会、自然和人类思维的客观规律。而米丁学派粗俗的“政治化”和“现实化”恰是对科学性的粗暴歪曲。正是出于这种粗俗的、简单化的需要，他们歪曲对立统一规律，不谈统一性，大讲斗争性，从理论上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党内残酷斗争提供了根据。正是在这里为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打下了理论思想根基。同时，通过这场运动也组织了理论队伍，形成了以米丁为首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派。他们利用哲学在意识形态中的特殊地位，成了日后向各领域发动进攻、夺取思想理论阵地的先锋，并把这次斗争的模式作为范例，推广到了以后的思想文化斗争中去。
对史学领域的进攻 在这个《谈话》的推动下，反德波林学派的政治浪潮尚未平息，斯大林便于1931年11月公开发表了《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又向“没有展开攻击过的地方” [266] ——史学领域，发起了“攻击”。
这次“攻击”的起因，是《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30年第6期发表了共产主义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个普通学者斯卢茨基的一篇文章，题为《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该文在论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时认为，列宁在战前对考茨基中派主义的危险有某种程度的估计不足。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错误，但作者在全篇文章中从整体上是肯定列宁功绩的，因此这个提法只是学术讨论中一个局部性的错误。联系到20年代以来形成的学术辩论气氛，发表这种观点并非大逆不道；在当时，这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探讨，像斯卢茨基这样自由发表意见者，也并非个别现象。
然而，正是这种自由发表意见的正常学术探讨气氛，为斯大林所不能容忍。斯大林为确立对领袖人物特别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自然不许可对领袖说三道四，因此，他“不能容许”把20年代沿袭下来的这种较为自由的学术探讨传统继续保持下去。正是这个缘故，他声色俱厉，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发表此文提出“坚决抗议”， [267] 并把作者的错误无限上纲，给作者和一系列史学家戴上了“反党”、“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和“伪造者”等等一大堆政治帽子，认为该杂志编辑部刊登此文，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立场问题”，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公理问题”拿来讨论，是“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 [268]
斯大林对斯卢茨基这样一个普通学者，以雷霆万钧之力如此大施挞伐，其矛头所向，指的是一系列“历史学家”和“著作家”，其中不仅包括他所谓的“托洛茨基的私贩”，而且也包括“不带引号的历史学家”，“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像雅罗斯拉夫斯基这样的在20年代写过党史的史学家，认为他们也犯了“许多原则性的错误”。 [269] 斯大林这样广泛出击，实际上针对的是当时苏联整个史学界，目的在使持独立见解的史学家俯首就范，从而控制整个史学阵地，为日后改写党史做思想准备。
因此，斯大林的《信》一发表，整个史学界和意识形态领域又都卷进了一场新的批判浪潮。史学界受灾最重：《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被改组，杂志被勒令停刊一年；所有已出版和准备出版的史学著作都遭到审查；斯卢茨基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与他有工作关系的学者统统被解职，其他不相干者因有史学论著而遭批判的，不计其数。
这次以斯大林的《信》为开端直接向史学界发起的进攻，其学术上的武断和诸多错误（如完全否定卢森堡等）姑且不说，起码开创了意识形态斗争的下述模式：（1）由领袖宣布终极真理，以钦定“公理”的形式，明确划定“禁区”，禁绝学者涉足；（2）领导人可以出言为法，不经其他程序，治罪普通学者。此外，还确认“纸上文件”，即原始文据档案不能作为研究、了解历史真实情况之凭据的原则，这就否定了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这些，对于历史研究和日后思想文化的发展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次干涉党史和整个史学，横扫了党史界的几乎所有史学家。随着对他们的严厉批判，又对他们进行了清洗。联共（布）早期的著名党史学家安·谢·布勃诺夫、В．涅夫斯基等人，日后相继被捕和被害。对活着的党史学家，包括雅罗斯拉夫斯基，也进行了“重新改造”，迫使他们亦步亦趋地按照斯大林的调子改写党史。这便为日后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做了思想上的和组织上的准备。
对待“拉普”的政策和夺取文艺界 在经济学界、哲学界和史学界相继出现批判浪潮的同时，也向文学界和各艺术领域发起了全面进攻。
在文化艺术领域，从1928年5—6月在全苏宣传鼓动和文化建设会议上拉响阶级斗争警报时起，政策基调便发生了明显变化。已不是像以前那样遵循并贯彻1925年6月18日《决议》精神，而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激化；对“同路人”已不是着眼于对他们的团结，而是着重于强调他们的“分化”和对其“右翼”的揭露和斗争；在批评问题上，已不是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中间的思想形态，而是转向反对所谓折中主义，对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斗争”。 [270]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艺术界一天天紧张起来，越来越背离1925年《决议》的轨道而滑向极“左”的方向。但从20年代初以来就存在的各文化艺术团体和派别，这时还较为活跃，论战接连不断，尽管争论气氛已迥异于前，政治火药味已经因党内斗争的加剧而一天天变得浓烈起来。
到30年代初，文艺界斗争的焦点渐渐围绕“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而展开。“拉普”自20年代中期以来就是文坛上最大的文学团体，由于它的骨干和主要成分来自内战前线从事政治宣传的文学青年和党员作家，它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潮和党内干部思想情绪联系相当密切；加上它又有一部与整个革命文化运动相联系的红色历史，这就使它在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情况决定，党对“拉普”的政策就同当时的文化艺术领导体制密切相关。
“拉普”在20年代实际上代表着文坛上和党内的极“左”文化思潮。1925年《决议》批评的主要目标就是“拉普”及其代表的这一潮流。《决议》发表后，“拉普”领导发生分化，多数派表示拥护《决议》，开始注意克服“左”的倾向。但1928—1929年的反“右倾”斗争又把“拉普”推向“左”转。特别是斯大林于1929年春写信“支持”“拉普”领导后，更使其“左”倾病症复发，滋生了吞并其他派别、垄断文坛的野心。但当时文坛上还存在着比“拉普”更左的派别和团体，它们从“左”边指责“拉普”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逼使它走向更“左”的道路。当“拉普”领导被作为政治依靠对象时，这种有关“拉普”“右倾”云云的指责，只不过是一种极“左”势力的嗡嘤之声，“拉普”是不以为然的。可是一当“拉普”的主要领导被发现在政治上不大可靠时，这种指责就有了足够的政治分量。
1929年10月，《真理报》发表文章，指出“拉普”“在党的一般路线问题上没有明确性”。 [271] 后来，“拉普”主要领导人阿维尔巴赫又被揭发，说他同所谓“右倾调和主义者”划不清政治界限，而“拉普”领导层又对他采取姑息态度。对“拉普”提出这一指责，“拉普”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就令其可畏了。在这一形势下，从“拉普”中分裂出来的极“左”派别和哲学界的米丁、尤金等人，都一齐祭起在哲学和史学批判中分别使用过的口号——“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和“腐朽的自由主义”，把它一股脑儿扣到了“拉普”头上。
斯大林本来已为“拉普”规划好了未来的发展模式：解散各个文艺团体，以“拉普”为基础，并让它成为包括文艺左翼“各个不同部分”的“单一机构”，以此组建全苏作家协会。但这个消息传出后，成百上千作家投书党中央，反对对“拉普”的委任；正是这时，发现“拉普”主要领导人同“右倾调和派”有政治牵连，这样，斯大林便一改初衷，决定改组并解散“拉普”。于是，便展开了对“拉普”的大批判。这里主要还是批判“拉普”政治上的“右倾”，这就把文坛推向了更“左”的方向。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组文学团体》的决议，宣布取消“拉普”，解散所有文学团体和派别，成立全苏“大一统的”苏联作家协会和各个艺术团体。 [272]
在贯彻中央决议的过程中，不仅批判“拉普”，也对各文艺派别及其代表人物展开了批判。这样，苏联文坛便结束了各文艺派别和团体多元竞争的局面。20年代以来存在的各文化艺术团体和流派都被宣布解散，从组织上统一到了全苏文艺协会中来；它们各种各样的文艺主张和纲领也被取消，统统给纳入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和创造方法的轨道；它们各自出版的刊物也都被勒令停刊，改由其他刊物取而代之。从此，苏联的文化艺术结束了20年代繁荣活跃的局面，进入了30—40年代大一统的单一化时期。
随着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批判运动的开展，联共（布）中央关于解散文艺团体和派别的决议精神也扩而大之，被应用到了整个学术文化领域。到30年代末，人文社会科学和文艺创作团体总数的九成以上，普通文化教育团体的绝大多数都被解散，自然科学和技术学会的将近一半，也都停止了活动，而官方建立的社会文化和学术团体也大多走上了统一化、行政化和国家化的道路。这样，随着意识形态“大转变”的进程，20年代在思想文化领域由列宁奠基、布哈林具体阐述而形成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思想文化模式，便转型而演变为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
经过30年代中后期史学界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清洗”，特别是1936年宪法的公布和在1938年发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又给这一思想文化模式注入了新的内容，并以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就使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思想文化模式最终得以确立。
苏联思想文化模式的特点 苏联思想文化发展模式的特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树立起了对斯大林个人及其理论的崇拜。凡事以斯大林的是非为是非，以其理论公式为衡量真理的惟一标准。
（2）确立了以超高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而工业化又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整个经济发展以集中计划，产品交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也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概念的主要内涵。
（3）确立了随着社会主义愈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加尖锐化的理论，而党内斗争则是这一阶级斗争特点的反映。
（4）提出了社会主义超阶段的理论——完成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即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
（5）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文化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而消灭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及其残余，必须抛弃一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文化。
（6）以文化艺术的单一性取代其多样性，以钦定风格流派的垄断地位代替各风格流派的自由竞争。
（7）意识形态斗争的目标，是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残余，包括一切中间的思想形态；以大批判、大斗争和整肃的手段推动学术文化的发展；以隔离、封闭的方式在“纯社会主义”的环境中培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垄断的方法，通过以政治和哲学粗暴干预文化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式，控制意识形态。这样就造成了思想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也导致了教条主义根深蒂固地长期统治。
由于这一思想文化模式是经过意识形态各领域的历次大批判、大斗争建立起来的，同时，又通过一整套威慑机制确立、巩固了下来，加上通过各种方式、各种途径，日后数十年如一日地宣传灌输，人们已把它视为铁的法则和常规，这样，就使这一思想文化模式在人们思想中扎根很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牢固性。
它不仅长时期在苏联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给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从而也给苏联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也深刻影响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给它们带来了重大损害。
苏联20年代末发生的这场“大转变”，是决定苏联未来发展模式的一次重大抉择，也是苏联社会主义史上的一大历史悖论，其代价是昂贵的，其后果是沉重的，影响极为深远。我们在下面的历史叙述中将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