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工业化运动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建立
一 工业化的提出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由历史本身提出的任务，其开拓者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农奴制改革以后，随着俄国资产阶级的出现，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在19世纪下半期就感到工业化势在必行。但当时是把实现工业化同必须利用外国资本联系在一块的。在1890—1899年第一次俄国工业革命期间，工业生产增长了一倍，其中重工业增长1.8倍，轻工业增长1.6倍。 [282] 在1909—1913年间，俄国工业又实现了第二次飞速发展。这期间，工业生产增加几乎一半，金属加工工业增长89%，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84%，日用消费品增长33%。 [283] 在俄国经济中，工业生产当时虽有增长，但农业仍占优势地位。到1914年1月，俄国国民财富的结构中，包括林业、渔业和牧畜业在内的农业，占34.7%，而当时包括小工业在内，工业仅占8.7%。 [284] 由于工业生产在两次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1920年下降到战前的12%—15%，这样，加快工业的恢复，实现工业的现代化和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就成了苏维埃国家紧迫的客观需要。
1924年底，苏联经济第一次达到堪与革命前相比的产量，这标志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从这时起，工业生产已不可能仅靠原有企业的开工来增加产量。显然，从旧俄继承下来的工业潜力不可能保证国家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因为原有设备在损耗，技术在老化，这就必然落后于当时时代的要求。加上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在20年代中期，由于苏英、苏中关系恶化，而“道威士计划”出台，德国又源源不断地得到来自外国，特别是美国的贷款，这就使苏联领导人感到处在战争的威胁之下。而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不可能同发达的工业强国进行军事对抗，这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实现工业的现代化和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就极为迫切地提上了日程。
二 发展模式的探索和争论
究竟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什么方式实现国家工业化，这在俄共（布）领导层中是有争论的。当时，参与这一争论的人们，包括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并非都很明白国家工业化不是经济政策中的一个孤立问题，而是包括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工业一个领域的事情，而且关涉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和农业，不仅关系物质生产领域，而且涉及社会阶级的复杂关系；同时，也涉及科学、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国家管理、国防安全，以及人民群众劳动工资和生活福利等等，总之，涵盖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对国家进行工业化改造，是一个使国家以什么样的新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的问题。
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速度实现工业化，怎样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这是国家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问题。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在苏联20年代实际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3年秋到1927年秋，第二阶段从1928年初至1929年11月。
第一阶段的争论，主要在以托洛茨基为一方，以俄共（布）中央大多数为另一方之间展开。托洛茨基主张发展工业要“力争确保最高的速度”。 [285] 他说：“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这规定着为了工业化，要在人力物力和资金上保持最高限度的紧张。” [286] 至于怎样实现这一速度，资金从何积累而来，他和以后也站在支持他一边的加米涅夫都主张，必须提高对富裕农民（富农和部分中农）的税收。
党中央的多数都反对他们的这一主张。在1926年4月的中央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对内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及政治局委员加里宁和当时的莫斯科市委书记乌格兰诺夫等都发表讲话，反驳这种主张。当时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对托洛茨基主张缩减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非生产性开支，以实现工业化最高速度的建议，反应尤其强烈。他说，绝不能“在增加文盲、降低全国文化水准的情况下”实行国家工业化。 [287] 斯大林在这一时期，尤其在这次中央全会的争论中，是支持李可夫的。他说：“如果以为可以在不要文化教育的情况下建设工业，这是错误的。我们不仅应当养活工业，我们也应该给医生、教师支付工资，建设学校，等等。”他也反对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只应靠农民负担的主张。他认为，“确定工业发展速度时，要顾及我们国家的资源”，在农村税收政策上“要讲究分寸”。 [288]
但在争论的一些问题上，托洛茨基的某些思想也有某种合理的成分。比如20年代上半期，在肯定党对经济管理应起主导作用的同时，有关党及其领导机关应当以何种程度干预经济机构，特别是干预工业活动的问题上，曾发生过争论。这一争论对苏联日后的经济和工业管理体制曾发生重要影响。在俄共（布）十二大前夕，托洛茨基曾反对来自党组织对工业企业事务的繁琐监督，而当时政治局主流派则认为，党对工业的领导是工业顺利发展所必须的条件。最终，双方达成妥协，这表现在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业》的决议中。但实际上党的机关并没有认真遵守这个决议，而往往凌驾在经济管理机关之上，对工业管理担负起了全责。到30年代，以党代政严重发展，党的机关甚至代行了经济机关的职责。这种情况早在当时就引起了党内许多有识之士的不满，但一直没能得到纠正。另外，托洛茨基在1925年10月俄共（布）中央全会上也曾说过，私人商业同国营相比有一定的优越性，私人商业更灵活，更注意社会需求，周转得也更快。在他看来，“国家化经营包含着官僚主义的危险性，特别是在文化落后的国家”。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提供的条件，可抵消国家化经营管理所产生的消极后果。 [289] 上述意见无疑都带有合理成分，但当时党内民主越来越少，不允许充分展开讨论，主流派往往压制不同意见，以撤职查办或开除党籍结束了党内争论。
第二阶段的争论，在所谓“右倾集团”同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多数之间展开。
早在1926年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上，斯大林和不少人在讲话中就强调生产的优先增长。这在实践中执行的结果，是对重工业的投资比重过大。据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提供的资料，对重工业投资所占比重，在1925—1926年度为66%，1926—1927年度为70%，1927—1928年度为71%，在刚开始的1928—1929年度，则为77%。 [290] 这种情况导致了工业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发展的比例失衡。早在1927年7月，李可夫就发现了重工业的非正常增长，他从国家工业化、改造交通运输设备和增长国防能力的观点出发，认为这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他又说，这“本身隐藏着一些危险，因为它将在市场关系的稳定性上反映出来”。因此，他建议下年度“在不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的同时，增加轻工业商品的产量”。 [291] 从轻工业能给重工业提供资金来源的角度看，这位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建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李可夫的建议却没有得到批准。在当时以“谁战胜谁”口号为实际任务、以“赶超”口号为无上命令的形势下，国家领导人把生产资料的生产作为优先发展目标，将超工业化作为优先任务，是很自然的。加上当时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以反苏侵略战争必将来临做官方宣传，也影响了一些干部群众；同时，这也鼓动军工综合体的代表和军队领导人要求不断向国防领域扩大和追加投资。这样，在有权施加影响和能作出决定的那些人们当中，拥护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人就不在少数。斯大林因其思想倾向并为这种形势所左右，在1928年又回到了1926年4月托洛茨基的立场上来，主张用贡税的方式向农民索取资金，高速实现工业化。而主张维持重工业同轻工业适当比例，反对向农民横征暴敛的人，则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
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乌格兰诺夫，在1929年四月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曾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他在中央政治局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上都提出了必须支持轻工业基本投资的问题，他认为，“纺织工业在国民经济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这是“一只能下金蛋的母鸡”，“能在未来提供利润”。 [292] 李可夫一方面认为从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向工业调拨资金不可避免，但同时指出，这种调拨应该遵守一个条件，就是“不能过分触动中农这个基本群体”。 [293] 但实际上在1928年冬至1929年春实行非常措施时，这个基本群体已被过度侵犯。李可夫认为，实行非常措施虽属必要，但不能将其绝对化，不能对这些非常措施“进行全面辩护”。布哈林对触犯农民利益的非常措施，像李可夫一样持批评态度，他要求取消这些措施，“因为它们太过火了，已历史地过时了”。 [294]
这些非常措施实际上使新经济政策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接着便完全取消了新经济政策。而在这一回合的党内争论中，主张保持工农业合理比例，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反对损害农民利益的反对派人物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格兰诺夫，都被宣布为“工业化的敌人”、“右倾分子”，先后被清除出政治局，并受到了撤职处分。在1929年11月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以“右倾”反对派的最终失败、政治局主流派的胜利而宣告这一争论的最后结束。
三 工业化计划及其实施
第一个五年计划 苏联的工业化方针是在党内争论过程中，主要于20年代中后期逐渐形成的。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就有这样的表述：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从这样的视角进行经济建设，即：将苏联由一个进口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一个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 [295] 1926年秋在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决议中，对有关工业化资金的来源问题又作出这样的规定：要把“工业内部生产的新的大量剩余产品投向工业”；要通过国家预算，利用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收入；还要通过合作社、储蓄所、信贷机构和国家借款等办法，吸引居民存款。但与会代表批判了托洛茨基等人关于通过向农民征税和价格政策积累资金的主张。
1927年12月，党的十五大通过了关于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令。该指令没有谈及五年计划任务的具体内容，但规定了制订计划的原则，即：要严格遵循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以及各种资源等等之间的协调发展。大会的出发点，是实行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正确方针。
会后，由国家计委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指令的基础上着手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控制指标。但计委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对工业化实施办法存在分歧，前者主张分阶段逐步改造国民经济，合理配置生产力，最后提高农业的商品率；后者则将工业化视为加速发展工业，首先是加速发展重工业。由于这两位领导人观点不同，因此提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案。按照计委主席的建议，对五年计划提出了最低和最高两个方案。最高方案的任务指标高出最低方案约20%。联共（布）中央拿这个最高方案作基础，在1929年5月的全苏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为法律文件予以通过。
苏联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个计划指标虽然规模巨大，但是周密审慎，有完成的现实条件。该计划指标规定，在五年间工业品产量扩大180%，生产资料生产增加230%，农产品增加55%，国民产值增加103%。这个速度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计划还指出，五年计划应在企业经济核算的基础上，通过刺激发展生产的市场方法，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加以实现。
然而，在清除“右倾”反对派以后，这个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变故。1929年12月，斯大林在突击手代表大会上号召：“五年计划要四年完成！”为此，计划指标又向上作了相应调整，提出：每年度基本建设扩大一倍，生产量增加30%，黑色和有色金属、汽车、农业机械和生铁等品类的生产，必须比原计划多出产一倍。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项目——库兹涅茨克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则要比其原设计能力提高三倍。这是一个在当时就称之为工业“大跃进”（“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的方针。这一方针与其说在很大程度上同苏联领导人和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有关，毋宁说与他们的革命急性病相联系更恰当一些。他们急于一步就克服所遇到的社会经济困难，并以革命的方法彻底摧毁业已形成的经济结构，来确保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时，以为在经济上也可像在政治上一样，只用崇高理想就可鼓舞和组织群众。上述错误观念，在布尔什维主义中扎根很深，这对该方针的提出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时候，“右倾”反对派已经被粉碎，推行这一方针已无阻力。而农业“全盘集体化”又已上马，这使国家对农业有了决定性的支配权，农业方面的人力、物力和资源可以随意向工业方面调配。这也助长了发展工业的“大跃进”方针。
向工业化“大跃进”方针的转变，也与当时国际政治局势相关。1929年下半年，西方国家从稳定进入严重危机阶段，在苏联领导人中又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即将迅速崩溃的错觉，他们以为，实现工业突飞猛进，跻身先进强国的大好时机已经来临。因此，斯大林在论证向超速工业化转变时强调：“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 [296] 这一说法在当时颇有号召力，因此，在人民群众中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响应。
这样，全国就被卷入了一场工业化的狂热之中。工农群众满怀热情建设国家，以忘我牺牲精神投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浪潮。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共有1500个新的工业企业投产。在东部出现了新的煤炭冶金基地——乌拉尔—库兹巴斯煤炭冶金联合企业。在马里乌波尔、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等地建成了冶炼优质金属和轧制套管的工厂。大型汽车厂在高尔基城和莫斯科投产，拖拉机厂在斯大林格勒、哈尔科夫和车里雅宾斯克开工。此外，一些农业机器制造厂、重型机器制造厂、化工联合企业、大型电站也在各地运转。这些重工业中，以机器制造业成就最大，革命前没有的部门，如飞机、拖拉机、电力、化学工业等，都接连出现。由于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工业中机床总数不长时间更新过半。这样，苏联就由一个进口工业设备的国家变成了设备生产国。
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也促进了工程技术干部的培养。苏联原本工程技术干部奇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工业中仅有2.42万工程师和技术员，占工人总数不到1%。经过开办各种各类学校多途径培养，在五年中获得了12.85万名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专家，其中有45%来自昨天的工人。 [297]
上述成就是很显著的，但工业“大跃进”也失误多多。首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不仅没能达到调整、提高了的控制数字，连最初的“最高方案”也没达到。非但如此，工业发展速度反而从1928—1929年度的23.7%，降低到1933年的5%。由于资金不足，在开工建设的1659个重工业基本项目中，有613个中断了拨款。 [298] 五年计划规定投产60座高炉，实际只投产了32座；规定试车57台轧钢机，实际只运行13台；计划开工70座平炉，事实上只有38座投产。 [299]
其次，即使新建成的企业也长期达不到预定设计的生产能力。当时有大批新工人涌入工厂，由于业务知识很差，技术掌握得很慢，往往使昂贵进口的机器设备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益。还因为技术水平低，不懂操作规程，新机器设备往往运行不久，就遭到损坏。许多领导人搞工厂基本建设还行，但对新企业的组织管理就捉襟见肘，力不能及，往往造成残次品率很高，仅莫斯科有些企业就达25%—65%。
第三，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失调。不仅轻工业和农业因投资不足，大大落后于重工业，就连交通运输也只有计划规定的三分之一新交通线路实现了运营。这种状况，使铁路、河运和海运交通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第四，引发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严重紧张局面。由于资金不足，过量投资，只好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弥补，这就加剧了通货膨胀。加上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从农村被赶出来的大量人口，一股脑儿涌向城市，造成本来不足的物资供应更加困难。这就引发城市社会生活的极端紧张，以至于到1931—1932年出现了尖锐的社会经济危机。但中央和地方报刊对斯大林工业化的“胜利”却充满了一片歌颂之声。这种假象难以遮掩政权上层的耳目。联共（布）中央委员М．柳京在1930年发表《告联共（布）全体党员书》，揭发了“工业化的冒险主义速度”引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实际工资降低等等情况。不同意见在党内受到压制，开始实行镇压，这便导致“全国深刻危机”、群众贫困和城乡饥荒。这预示着新反对派的出现，新一轮党内斗争和镇压的开始。
目前史学家们形成一种共识，认为斯大林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4年零3个月”提前完成，实际是该五年计划难以为继，以此提前宣布结束，转向对计划的重新修正和调整。 [300]
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 鉴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冒进和失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1937）进行了一定幅度的调整。十七大批准的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将工业品平均增长速度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30%，降低到16.5%。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轻工业发展的失误，第二个五年计划将轻工业生产平均增长速度提高到18.5%，使这一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增加了数倍，而将重工业生产降至14.5%，从而使轻工业的发展超过了重工业。 [301] 此外，在重工业企业也扩大了民用工业品的生产。在作这些调整的同时，也注意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降低生产成本；并在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中亚和巴什基尔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将重工业新建企业全部投资的将近一半用于这些地区。另外，这个五年计划也注意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靠近原料产地，大部分纺织企业建在中亚、西伯利亚和外高加索。不过，联共（布）中央的基本注意力仍然集中于能源、机器制造业、黑色和有色冶金业、燃料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关键部门的技术改造上。
第二个五年计划不仅对发展速度和工业布局作了适当调整，这期间还部分地恢复了新经济政策的一些原则，企图靠经济核算、扩大企业自主权、激励企业领导主动性，加强物质刺激，消除平均主义，来推动经济发展。这期间也批判了不久前流行的取消货币、实行直接商品交换的“左”的做法，把巩固卢布、加强信贷作用，使金融健康化发展作为基本任务。对所有这些做法，流亡中的托洛茨基甚至将它们称作是“斯大林新的新经济政策”。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奥尔忠尼启泽领导的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进行了不少经济实验，他在1934年12月的冶金工作会议上支持一个工厂的创意，提出把企业工作转变到不要国家补贴的轨道上。三个月后，该厂实现了这一目标。接着，奥尔忠尼启泽将该厂的经验推广到整个重工业部门，到1936年底，大大降低了对国家补贴的需求。这一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随着这位领导人的含恨而亡，重工业又回到了过去的亏损和依靠补贴的轨道。
随着斯大林对劳动工资平均主义的批评，工资政策发生了变化。1935年，在工业、农业、建筑和交通运输部门普遍实行了计件工资制。这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后，广为推行了计件加奖金的工资制度，这不仅按完成生产任务质和量的情况，并且按照各工种劳动条件、工作强度、业务熟练情况、技术知识和工龄，来确定工资的差别。这就建立起了一种普遍的劳动激励机制，不仅对劳动突击手是一种激励，就是对每一个想提高业务技能知识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激励。
正是出于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在这种劳动激励机制的基础上，从1935年夏秋起，在全国普遍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斯达汉诺夫劳动竞赛运动。矿工斯达汉诺夫在1935年8月31日夜班时，一连14次打破一个班时的劳动定额。接着，立即在全苏掀起了学习斯达汉诺夫的运动。全国各行业、各部门、各企业，普遍涌现出了斯达汉诺夫式的突击手和劳动英雄。这个全国性的劳动竞赛运动，堪为苏联工业化史上的光辉篇章，它表现出了苏联工人阶级忘我的劳动热情和爱国主义精神。
工业化年代，工人成分变化很大。在1926—1929年间，工人数量的45%、职员人数的7%，是由农村出身的人来补充的；而“一五”期间，在1250万新补充进来的工人职员中，就有850万人是农民。他们知识技能低，适应工厂的劳动需要时间，而新工厂很快建成投产，他们却难以适应。这就造成新企业很难达到预定的设计能力。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开工的情况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一例。该厂很快建成，但达到全部生产能力是在两年以后，最初每班仅下线一两台拖拉机，而预定计划是每班出产144台拖拉机。 [302]
这样，工业领域就极需要业务熟练的干部。经过努力，在“二五”期间，有140万工人通过了工厂徒工学校的培训，比“一五”期间增加了一倍。此外，还开设工厂附属的业务进修培训班和夜校，给工人提供不脱产的学习条件。为考核业务技术水平，还建立了国家技术义务考试制度，对在各种培训班学习的工人进行最低技术水平考核。1937—1938年通过国家技术考试的人数达400多万，其中280万是工业和建筑部门的工人。 [303]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计划指标虽经调整，但仍过高。因此，“二五”的任务，特别是在人民的福利增长方面，在部分轻工业和整个重工业发展方面，都没有完成。尽管如此，“二五”的总体结果比“一五”情况为好。
突出表现是，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提高。“一五”期间劳动生产率仅提高了41%，“二五”期间则提高了一倍。机器制造工业的机床进口从1928年总需求额的66%，缩减到1935年的14%。 [304] “二五”期间的技术进口也比“一五”期间减少了九倍以上，这使对外借贷从1931年的63亿卢布减少到了1936年的4亿卢布。 [305] 从1934年起，苏联实现了贸易的进出口平衡。国家赢得了经济独立。这时工业总产量的80%以上是从新建企业取得的。煤的开采量几乎增加一倍，石油产量增长将近1.4倍，轧板生产增长2倍。电炉炼钢和轧件生产，有色冶金和化学生产等等，都以高速度增长。 [306]
在30年代中期，苏联形成了军工综合体。1936年8月，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建立了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在该部属下，有47个航空工厂、15个炮厂、3个枪炮厂、9个光学机械厂、7个导火管厂、10座坦克厂、10座船舶制造厂、23个军事化学企业、3座生产地雷鱼雷和炸弹的工厂，以及8座精密机器制造厂，等等。此外，在该部建制下还设有57个军工、科研和实验设计机构，65所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 [307] 这实际上是一个包括各类机器制造工业、金属加工、多种化学工业和一系列辅助生产设施的巨大军工集团。
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是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进行的。一方面，国内处于“大清洗”的高潮（1937—1938），大批经济管理干部遭到清洗和镇压；另一方面，国际紧张局势和1939年9月爆发的世界大战对这个五年计划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大清洗”实际上阻滞了军事技术的研发，一些杰出的专家和设计师，如图波列夫、科罗列夫，只能在监狱中设计新的武器品种；有些设计师的被捕和致死，使他们重要的设计方案被弃置一边，贻误了新武器的生产。如天才的设计师陶宾，曾是当时一种有强大威力的航空炮的设计者，因为他的被捕和死于集中营而使这种武器未能诞生。国际紧张局势和战争的爆发，使国家不得不加大国防费用的开支，国防预算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12.7%增长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25.4%。这期间，特别注意向东部地区发展国防工业，加快在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建设国防后备工厂，以防位于西北部和中央地区的国防潜力受损而受到影响。事实证明，这种举措是及时和必要的。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一个特点，是恢复了劳动军事化的一些措施。职工不经经理部许可，无权从一个企业转到另一企业，否则，就有坐牢的危险。从1940年6月起，每个工作日从7个钟头延长至8个小时，一周则重新变为七天工作。工作人员每月如有七次迟到，即遭刑事处罚。
就整个工业化进展情况来说，虽然国家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遇到过重重困难，联共（布）党和斯大林在政策上也有严重失误乃至失败，但工业化毕竟成了一个事实。在这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如重型机器制造业、汽车和拖拉机工业、坦克和航空制造业、电力动力工程、新机床和仪器仪表以及高合金钢的生产，等等。同时，一些工业部门，如动力、黑色和有色冶金、化学和石油工业、交通运输等等，都进行了彻底的技术改造，采用了高性能的新技术。同时，也为工业培养了一支业务熟练的干部队伍，扩大了高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网，并新建了一些科学研究机构。
随着新工业区的出现，苏联的人口分布状况发生了变化。城市居民迅速增长，由1926年人口调查时的2630万，发展到1937年的5190万，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由1926年的17.9%上升到1937年的31.2%。1926年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仅86座，这样的城市1937年已发展到159座。 [308]
苏联在工业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连被驱逐出境、一向反对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对此也作出过较为客观的评价。他在1936年第一次用俄文出版、1991年在莫斯科被重印并新取名为《被出卖的革命》一书中，列举了西方各资本主义大国在1929—1935年间经济不景气状况后指出，惟独苏联的工业在此期间增长了250%，重工业增长了9倍，这引起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变化：从1925年到1935年，电力生产由世界第十一位升至第三位，煤炭开采由第十位跃升为第四位，生铁熔量由第六位升到第三位，拖拉机生产则达到了世界第一。 [309] 托洛茨基在这里是为了证明，十月革命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果。
当然，苏联的加速工业化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首先，是工业化的沉重负担让农民承担了下来，农村成了为工业积累资金的主要源泉。这主要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来实现的。比如，从集体农庄按 10卢布10戈比的价格收购1公担面粉，却按216卢布的价格卖给居民；而牛肉从集体农庄以每公斤21—55戈比的价格收购，却以零售价7卢布60戈比出售；国家1公升牛奶收购价是9—14戈比，卖出价却是1—1.5卢布。1935年仅粮食收购一项，就给国家预算带来200亿卢布以上的收入；而当年国家税收的总进项才为520亿卢布。 [310] 农产品价格如此低廉，而农民从国家手中购买的工业品却异常昂贵，这就带来农民生活水平的降低、集体农庄无力投资，影响农业长期停滞不前。
其次，工业化的负担也落到了城市居民身上。由于轻工业品和农产品供应不足，1929—1935年间对城市居民实行了票证供应制度。实施这一制度后，受名义工资和零售价格变化的影响，导致职工实际工资的大幅度降低。1932年，市场价高于票证供应价格8倍，1933年，前者高于后者12—15倍。但实际上凭票证享受国家低价供应者，仅占全国居民的一部分。在当时苏联1.65亿人口中，1934年享受粮食票证供应的仅4000万人，享受肉类票证供应的只有650万人。 [311] 其他一些居民不得不按市场高价购买。以1933年为例，市场价每公斤白面包4卢布，每公斤肉16—18卢布，香肠25卢布，黄油40—45卢布。而当时工业战线的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仅125卢布。 [312] 由此可见全国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
四 苏联经济制度的确立
在工业化过程中，苏联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经济制度。除上述有关工业化进展情况中已涉及的劳动工资等规章制度外，概括起来，苏联确立的经济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这是在十月革命后从列宁开始以至在工业化进程中确立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党在经济工作方针路线上的原则性的领导，同党对具体经济生活的包办负责和繁琐监督、干预，并不是一回事。党对经济作方针路线的领导，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并没有什么争论，而对经济生活的烦琐干预，则为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的一些领导人所反对。最初提出这一问题没有为党内多数人所重视，以致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党对经济生活事务的包办负责和烦琐干预。这从30年代初在党和政府系统经济管理机构的建制上，就可看得出来。
1930年中央书记处改组后，它在经济方面的机构设置，新增了重工业部、轻工业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和财政—计划—贸易部，而在1924年的中央书记处所属建制却没有这些机构。 [313] 这些机构实际上是同政府系统同类机构相重叠的，它们凌驾在政府同类机构之上，实际上是以党代政，包办了对具体经济工作的领导。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这一体制是在最初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彻底形成并确立起来的。有诸多因素促成了这一体制的形成，这些因素包括：（1）资源和资金匮乏，而要把这些有限资源和资金用于最优先的建设项目上，就需要集中计划、集中领导和分配；（2）政治领导体制是建立在行政命令原则基础上的；（3）国家是生产资料、主要资源和其他储备的惟一所有者，只有代表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才能对其进行集中计划管理。
在这样的体制下，企业是几乎没有独立自主性可言的。企业活动的所有基本要素，从人员构成、劳动工资定额，到原料供给和客户订单，都无不由上级决定、下达。所有工厂、企业都在其所属部委的严格领导下运转、活动，而不能越雷池一步。集中计划的内容不仅包括未来的发展纲要，而且针对目前的管理措施。计划的时限不仅是五年计划，而且包括给每个企业下达的年度任务指标。这样，僵死的计划就把企业及其管理者捆绑得死死的，很少能给其提供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空间。
但是，这一体制在苏联人力物力和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仍然发挥了特定的历史作用。它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资源，办国家急需的事业。事实证明，这一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对苏联工业化的进程，对苏联国防的巩固，对未来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发展社会生产的动力机制 苏联的计件加奖金劳动工资制度虽然也部分地提供了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机制，但主要不在于此。苏联生产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由下述三个因素组成：（1）最高党和国家机关和计划部门为保证任务完成而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任务，以及领导者个人对其负责单位所负的个人责任；（2）革命思想和道德动机的鼓舞力量；（3）惩罚机关在执行纪律当中所起的作用。应当指出，市场机制在生产发展的动力机制中是极为有限的。 [314]
部门分割的条条管理机制 到30年代末，苏联在工业部门中已由分割为21个工业人民委员部来分头管理。 [315] 对于各部门生产之产品，实际上实行部门分割、垄断，部门间的计划协调遇到种种障碍和困难。这不仅影响了最新科技成果的运用、新产品的开发，同时也造成了国家资金和大量资源的浪费。
30年代在工业化过程中确立的这套经济管理制度，在以后各个时期虽有这样那样的微调，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上一直延续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