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斯大林时期政治体制的最终确立
从1936年宪法同1924年宪法在国家制度和体制结构方面所作的不同规定上，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30年代苏联党和国家体制同20年代，特别是同1922—1923年以前的差别来。但这只是一个约略的梗概。为了对斯大林时期的政治体制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需要进一步展开，对下述几个问题分别加以阐述。
一 国家行政权力向党内的转移和集中
联共（布）以党代政行使权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党的机关掌握国家行政和经济管理部门的人事干部任免权，一是党的机关代行国家行政和经济部门的实际业务领导权。
有关党的机关掌握行政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干部任免权，上述在官职等级名录制度中已经作了阐述，这里再看看中央书记处所辖人事组织部门的组成和管辖范围，就更加具体、更加清楚了。
早在1923年十二大后扩大中央登记分配部的时候，就在该部辖下建立过七个分别负责审定各国家行政和经济机构干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1924年，中央登记分配部与中央组织指导部合并，组成中央组织分配部。这样，该部在任免国家行政领导干部方面便握有了更大的权力。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组联共（布）中央机构》的决议，按职能特点划分了党内机构。 [366] 按照这个原则，中央组织分配部又一分为二：（1）组织指导部，专管对党内机关干部的任命和调配；（2）行政管理和工会干部分配部，专司对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入录”干部的任免和分配。该部下设重工业司、轻工业司、交通运输司、农业司、苏维埃机构司、国外干部司等机构。根据上述决议，中央宣传鼓动部也划分为两个独立的部：（1）文化宣传部；（2）鼓动和群众运动部。到1932年为止，中央文化宣传部下辖包括国民教育司、科研机构司、文学司、艺术司等12个业务部门。从党内机构的这种设置情况看，它们与政府机构的设置几乎完全重叠。这就不可避免地代行了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
联共（布）代行国家行政权力，起初主要表现为削弱人民委员会，并仅仅把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或最高苏维埃视为最高权力机关的象征。列宁在世时，向来以政府（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名义发布文告和命令，主张加强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的作用。与列宁的做法相反，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削弱人民委员会的措施。首先，向来不把在党内具有崇高威望、握有实际权力的强有力人物安排在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列宁生前曾亲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并曾几次提名托洛茨基、李可夫、加米涅夫等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列宁去世后，托、加作为反对派首领遭到罢黜。这时，斯大林先后把党内地位不高的李可夫、加里宁和莫洛托夫安置在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其目的，就是弱化国家行政权力。至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后来的最高苏维埃，向来仅有象征性的权力，从来没有履行过真正的立法权，它们所发布的所有法令和文告实际上几乎全是由党的高层机构和领导，以它们的名义捉笔制定的。这是人人皆知的惯例和通则。
30年代，以党代政具有日趋严重的趋势。如果说党的机关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还仅限于掌管行政管理机构的人事权，那么，到1932年以后则开始扩大到了业务领导权范围。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在《组织问题决议》中，就中央、省、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组织机构问题曾作出如下规定：“取消现有的职能部门，设立完整的负责生产的业务部。” [367] 在这一决议精神指导下，原来建制在中央书记处行政管理和工会干部分配部下的司，提升建制为部，这样，在1934年改组后，中央书记处属下机构的设置就变为：（1）农业部；（2）工业部；（3）交通运输部；（4）计划—财政—贸易部；（5）政治行政部；（6）党的领导机关部；（7）文化宣传部；（8）特别部；（9）事务管理部。 [368] 后来又设学校部、高校部等。党的机构这样建制，几乎完全与政府各人民委员部平行重叠，党的机构成为权力中枢，政府行政机关则几乎变成了党内机关的职能办事机构。
二 国家行政权力由各加盟共和国向联盟中央的转移和集中
在立法和司法、行政和文化教育权力方面，1936年宪法把1924年宪法中一些原属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转移集中到了联盟中央。
在立法、司法权方面，以前批准在各加盟共和国设立新自治机构（共和国、自治州），组织属于各加盟共和国本身的保险事业，确立它们在劳动立法等方面的权力；现在这种权力则被转移到了联盟中央。相应的，也从各加盟共和国取消了颁布法典的权力、立法审判的权力、解决劳动立法的权力，以及确定行政疆域组织机构的权力。这样，就扩大了联盟中央的权力，使其管理权向着更加集中化的方向发展。
在行政权方面，原属各加盟共和国的一些权力也转移、集中到了联盟中央。这从联盟中央政府机构设置的数量和管辖范围的扩大就清楚显示了出来。根据1924年宪法，联盟中央政府（苏联人民委员会）仅设置10个部，到1938年，它增加到21个部和若干部级委员会。 [369] 当然，这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部门的复杂化相关，但显然也反映了联盟中央政府行政管辖权力的扩大。
这里最明显的是，把原属各加盟共和国在文化教育方面相当部分的自主权，集中到了联盟中央。由于各加盟共和国和民族地区民族语言不同，存在着风俗习惯的差异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化教育是最需要体现民族特点的领域。因此，在成立苏联时，建立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在整个苏维埃国家机构中是惟一没有全联盟权限的机构。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只协调全联盟的有关事务（通过联席会议形式），并没有领导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权限，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都保有相当的自主权。由于当时教育人民委员部管辖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包括了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电影广播、出版发行、图书档案等等有关文化教育的一切部门，所以，当时各加盟共和国在这个领域的自主权是很广泛的。经过30年代初文化教育领域的清洗和改组，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基本上实现了组织机构的统一、文化政策的统一和国民教育体制的统一。这为赋予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以全联盟权限提供了条件。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对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清洗和改组，一方面缩小了它的一些职权范围，把国家学术委员会、艺术和群众政治教育管理部门从它的建制下撤出；另一方面，对于它所保留的一些管辖范围，主要是中小学教育的管理职权，却向着全联盟更加集权的方向发展。根据联共（布）中央决议，1936年又对全苏各教育人民委员部进行了改组和调整，正式把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置于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直接领导之下。这就改变了先前它们与后者同属平行的加盟共和国机构的法律地位，与此同时，在3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具有全联盟职权的机构，如全苏高等学校委员会、全苏艺术委员会、全苏电影委员会和全苏无线电广播委员会等，又把这些部门的领导权全都集中到了联盟中央。这样，就最终完成了对整个文化教育领域的集中化过程。
在各经济部门，在司法、卫生保健、社会保险等部门，也都采取了类似的集中化步骤，但以文化教育领域的集中化为最突出，也最具有代表性。
在各加盟共和国权力向联盟中央集中，而削弱地方权力的同时，社会团体也被大量解散，其职能也受到了严重削弱。我们根据俄罗斯学术界研究社会团体最有权威的专家Т．П．科尔日欣娜教授掌握的资料统计，到30年代末，有95.5%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92.9%的文艺创作团体和69%的普通文化教育团体，以及48%的自然科学技术学会，都被明令禁止或被迫停止了活动。 [370] 而官方建立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社会文化和学术团体，也都大多走上了统一化、行政化和国家化的道路。
三 30年代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策机制
斯大林出任总书记后，建立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权力结构，即中央书记处以各省委为“支柱”，以官职等级名录制度为核心构架，从中央到地方全面任命干部，从上到下运作党和国家的权力机制，这就构成了书记处“决定一切”，总书记具有“无限权力”的权力结构体系。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季诺维耶夫等，早在1922—1923年就从各自角度不同程度地对这种权力结构有所觉察，并对它提出了批评，尽管他们每个人对此认识的深浅程度不一，了解的深层细节也各不相同。
上述这种权力结构体系，只揭示了权力运作的传输机制和各主要权力机件的组成及其关联结构，并未说明这部权力机器的动力源。而不说明这个关键之点，对了解这一政治体制结构来说是很不完整的。
权力机器的动力源，实际上是一个权力核心问题。它涉及权力结构的最深层面。在苏联严格的保密制度下，这个问题以前很少为人们所知。近几年，随着30年代档案的解密，这个斯大林体制的最深层面、最重要问题，渐渐为学术界所揭开。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20—30年代，直到1952年十九大以前，只设政治局为其权力核心，并没有设立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0—30年代，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尽管所设委员不多， [371] 但政治局委员实际上并非最高权力最核心成员。从1922年斯大林出任总书记时起，以总书记为首的这个最核心领导集团一般只有3—5人，并且是处在不断变动当中。由于20年代尚保留某种政治信息的公开性，从1922—1928年期间，这个核心的变化一般是为世人所知的：1922—1924年，是包括斯、季、加的所谓“三驾马车”，1925—1927年则变为斯大林、布哈林、莫洛托夫等。随着反“右倾”斗争和布哈林的倒台，新的最高权力核心变换成了由斯大林、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泽和米高扬组成的一圈人。据很知情的前中央登记分配部长、自1926年起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瑟尔佐夫在1930年讲，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并不出席讨论最实质性问题的会议，这种会议通常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前蔡特金住宅举行，出席者除上述几个人外，有时还有不是政治局委员的亚·雅科夫列夫和波斯蒂舍夫；而合法的政治局委员古比雪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卢祖塔克却被排除到了这种会议之外。 [372] 按照瑟尔佐夫的说法，合法的政治局形同虚设，而上述一圈实权人物则经常开会协商，决定最重大、最实质的问题。——这是在30年代初的情况。
随着30年代初和30年代上半期国内形势的复杂化，上述领导核心发生了变化。比较明显的是，奥尔忠尼启泽因在洛米纳泽等问题上同斯大林发生分歧，开始被排斥在这个核心之外。在十七大召开前后，日丹诺夫被迅速提拔上来，以非政治局委员身份进入书记处，而且加入领导核心。从十七大后，在1934年6月4日中央书记间的分工情况看，这时的核心领导包括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 [373] 从这一年来访斯大林办公室的密度看，这个核心中自然还包括莫洛托夫。 [374]
大约8—9个月后，这个核心又发生变化。从1935年3月10日再次进行的各中央书记分工情况看， [375] 卡冈诺维奇开始失去在党内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把手地位，他原主管的很大一部分权力转交给了安德烈耶夫，但他并未离开最核心领导集团；与此同时，叶若夫作为主管干部的中央书记，开始进入最核心圈儿。
1937年2—3月中央全会后，政治局于4月14日通过《关于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准备提案问题》的决议，由斯大林提议成立两个常设专门委员会为政治局准备提案：一个是有关特别紧急和机密问题的常设专门委员会，成员包括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另一个是有关当前急迫经济问题的常设专门委员会，组成为莫洛托夫、斯大林、丘巴尔、米高扬、卡冈诺维奇。 [376] 这就是说，一切最紧急、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先经由这两个专门委员会讨论提出，然后再拿到政治局去通过的。实际上，这是通过这一狭小的决策层面，用半合法的形式限制了政治局的实际权力。
经过1937—1938年的“大清洗”，从上述权力核心中清除了丘巴尔和叶若夫之后，有一段时间实际上是“五人团”主政。1939年11—12月间，斯大林在一个关于禁止从库存中提取有色金属和橡胶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建议政治局委员（五人团）”周知执行，接着在该报告上签名的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 [377] 这个时期，也正是这个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五人团”最常在政治局决议上署名，而他们与斯大林来往之密，也为斯大林办公室1939年日志所证明。不过该日志显示，这一年出入斯大林办公室次数最多的几个人中，还有贝利亚和日丹诺夫。 [378] 如果“五人团”再加上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当时苏联的最核心领导成员。
但从十八大（1939年）之后到整个战前时期，由于伏罗希洛夫作为国防人民委员对苏芬战争失利负有重大责任，因而失去了原来的核心决策地位，而在30年代下半期开始跃升的贝利亚、沃兹涅先斯基、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作为苏维埃地平线上出现的政治新星开始冉冉上升，他们在战后初期开始取代斯大林身边的老一代战友，而成了政治局内最核心的领导成员。
从上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最核心领导成员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它不像政治局那样，是经由选举程序产生的固定合法机构；它在几乎整个斯大林时期的变动，实际上是随各个成员在每个阶段跟随最高领导的紧密亲疏程度而变动不居的。这里没有任何选举程序，完全是依从斯大林个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的。这个核心领导集团在其作为“三人小组”、“五人团”或其他非固定形式而存在时，实际上类乎政治局常委会的组织，而当其成员扩大时，与选举出来的那个政治局并列而存在，实际上这是一个掌握实际权力的政治局核心集团。
以1934年1月的十七大为界限，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30年代中前期和中后期的活动存在着下述差别：（1）30年代前半期政治局例会召开得较为频繁，平均每月召开4.7次，30年代后半期例会明显减少，定期例会遭到破坏，仅以1936年为例，全年仅召开9次例会，有三个月根本没开会，平均每月召开0.75次。 [379] （2）30年代前半期例会记录较为齐全，也比较规范，而且通过决议的方式有明确记录；30年代后半期则记录不全，通过决议的方式也含糊不清，决议是在政治局全体例会上通过的，还是以斯大林个人抑或几个人名义批准的，都缺乏清楚记录。从这里可以看出，30年代下半期，政治局集体的作用明显降低，而斯大林个人及其身边亲信核心的作用，则明显得到了加强。
具体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30年代中前期，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不顾及政治局多数而做决断的地步。这个时期，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等还敢坚持不同意见，还能在某些场合阻止斯大林意图的贯彻，加上当时温和派倾向在政治局内占据上风，连当时在党内居二把手地位，为斯大林最信赖的卡冈诺维奇，也因同奥尔忠尼启泽、雅戈达保持友谊而未必事事依从斯大林的心意。当时政治局绝大多数的立场也反映在十七大和十七大召开过程中的一些政治动向上。但是“胜利者大会”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1934年一年内，确切些说是2月20日至12月27日，共召集十七届政治局例会16次，其中在9月和11月仅召开一次，而10月份就根本没有召开。 [380] 政治局例会的明显减少，说明削弱了政治局的集体领导作用。现有1934年政治局决议原始文本表明，有较大部分决议没有提及表决的政治局委员，但可能其中一些决议的相关文件还保存在现今总统档案馆内，然而有许多决议原始文本上指明，此外根本没有其他文件。据此情况，研究者认为，“相当部分的政治局决议完全没有经过政治局委员表决”，只是经最高层某个人（通常是斯大林）口授，由秘书记录而成。 [381] 在1934年9月的许多决议上明确注明：“没征询意见。”这些决议上往往只有卡冈诺维奇或日丹诺夫一个人的签名（这时斯大林在休假）。 [382]
随着1934年12月基洛夫被杀，翌年1月古比雪夫病逝，随着1935年2—3月卡冈诺维奇被限制权力后更加顺从听话，斯大林个人的决断便有了更大的分量。1935—1936年的政治局文件，同以前已有很大区别，在文件上已看不出各位政治局委员对决议表决所显示的具体态度：如声明辞职、拒作报告、涉及部门利益时作最后通牒，等等。起码，这时的政治局委员看来更加谨慎了，也更多了一些纪律。这个时期，斯大林对政治局工作的细节也关注得更多。逢斯大林休假之时，往往按照他的一封电报就可通过决议。撤掉雅戈达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职务而任命叶若夫，就是这样通过的。这样重大的任命几乎由斯大林一人独断，可见其个人权力膨胀到了何等地步。而随着1937年1月政治局内惟一敢于据理力争，企图阻止斯大林“大清洗”的奥尔忠尼启泽自杀身亡，斯大林推行其“大清洗”的意图便更加畅通无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