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发表和斯大林思想独尊地位的确立
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以持续多年的批判攻占意识形态阵地，而以对史学阵地发起的攻击为最多，持续斗争的时间也最长。在夺取史学阵地的同时，又以数年的努力，由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亲自领导了联共（布）党史的编写，最后于1938年9月在《真理报》上连载发表了经斯大林亲自审定、批准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为在全党、全国掀起学习这部著作的高潮，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于9月28日至10月1日召开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宣传工作者和党的意识形态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又破例地先后发表两次讲话，阐明出版《简明教程》的指导思想和该著的中心内容，并且提出了有关国家等理论问题。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之所以围绕《简明教程》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其用意正像俄罗斯史学家所揭示的，在于“形成并确立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斯大林的党史思想体系”。 [419] 事实正是这样，把《简明教程》作为联共（布）党史的惟一标定范本、惟一指南而定于一尊，就是确立斯大林思想、确立斯大林是非标准的独尊地位。所以，《简明教程》的发表，标志着斯大林意识形态、斯大林体制和斯大林模式的最终确立。
一 联共（布）中央标定的意识形态范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发表
斯大林当政后，随着党内一次次激烈的斗争，随着大量新党员拥入党内，其最为关注的事情之一，是编订一部能够集中体现他的党史思想体系的标准党史教科书，用以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同时，将20年代出版的、与确立其历史地位相违背的多种党史著作淘汰出局，将其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有原理”，集中纳入“统一的教科书和统一的教程”， [420] 并将其定于一尊，用以改组全党全国的宣传教育工作，这便是出版《简明教程》的指导思想和初衷。
经过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转变”，特别是经过意识形态“大转变”，攻取和占领史学阵地，组织并形成理论队伍，这就为编撰党史教科书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935年10月，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在其召开的红色教授学院教师会议上提出了编订联共（布）党史新教科书的议题。这一议题立即得到了联共（布）中央的赞许，于是成立了以联共（布）中央书记亚·亚·日丹诺夫为首的教科书筹备委员会。而具体执笔撰写的则是由В．Г．克诺林、П．Н．波斯彼洛夫和Е．М．雅罗斯拉夫斯基领导的写作集体。
编写这部党史教科书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灌输斯大林意图及其指导思想的过程。1935—1937年编写集体曾数易其稿，但都没有达到斯大林的要求。其中包括克诺林在内的一些写作成员，在编写过程中因坚持自己的史学观点，未能领悟并贯彻斯大林的意图而先后遭到清洗。因此，编写这部党史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编写集体不断清洗的过程。
1937年初，斯大林致信写作集体，提出在这部教科书中不能“仅限于叙述和简单地描写各种派别斗争的事件和事实”，而应当对它们作“必要的”说明。因此，他对教科书的篇章结构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并提供了全书十二章的写作大纲。 [421] 在成书过程中，他亲笔写了第四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节，并捉笔定稿，对重要章节作了修改和增补。其重要增补主要在以下几个地方：
1．关于1912年布拉格党代表会议的评价。
斯大林把党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前的整个时期，称“为形成布尔什维克党而斗争的时期”或“布尔什维克党的准备时期”。在他看来，布尔什维克在这个时期仅是“一个政治派别”，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只是从1912年布拉格会议时起，布尔什维克才“由一个政治派别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 [422]
斯大林增补有关布拉格会议的这一段话，只不过用了200来字，就连续使用了四次“独立的政党”或“新的政党” [423] ，以强调只是在这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才“形成”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存在” [424] 。这与列宁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 [425]
2．关于反动年代党内的思想斗争。
斯大林以极“左”的观点批判了经验批判主义者，把他们定性为“仇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上的“两面派”。 [426] 列宁对他们的评价却不是这样，只是把他们视为思想上、哲学上的一个错误的派别。
3．关于实行农业集体化和由限制富农到消灭富农的政策的转变。
如果说斯大林在20年代中后期谈到集体化，即在农业中实行集体农庄制度时，还对列宁的合作制思想有所顾忌，免不了要把二者联系起来（虽则这种联系有些牵强附会），那么到30年代，连这一点顾忌也烟消云散了。他把剥夺富农同1918年剥夺资本家相提并论，认为农业集体化及其对富农的剥夺，是“一个极深刻的革命，是从社会的旧质态转变到新质态的突变，按其结果来说，它是与1917年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 [427] 。这就是说，斯大林把他自己实行的这场农业集体化运动同列宁领导实现的伟大十月革命相提并论，而把他同列宁放到了并列的地位。这不仅是对农业集体化言过其实的评价，对他本人的评价也失实了。
4．把1926—1929年称“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期”。 [428]
这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国家工业化实际上几乎是与农业集体化同步，是在1930—1934年间实现的。斯大林把工业化时期提前到20年代下半期，明显是不尊重历史事实和对国家工业化成就的不实评价。
从斯大林对《简明教程》初稿所进行的修改和增补，从他对党内斗争所作的解释和说明，可以看出他向该书灌输的思想意图。概括起来说，他的这些思想意图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1）所谓党史就是一部党内斗争史，几乎将全部篇幅都用于叙述同反对派的斗争，而对于党的整个活动和党的建设，则没有着笔或着笔甚少。党内各个反对派在作者笔下也一一变成了“仇视马克思主义”、“仇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因此，在他们看来，“理所当然”地应一一遭到镇压。
（2）按斯大林本人的说明和解释改写的党史，明显在以下主要之点上违背了历史真实：
①与列宁的思想相反，把布尔什维克作为政党存在的时间由1903年推迟到1912年的布拉格会议，其用意明显是为俄国革命制造所谓“两个领袖”、“两个中心”的理论。所谓“两个领袖”，就是列宁与斯大林，所谓“两个中心”，就是“国外中心”（以列宁为首）和“俄罗斯国内中心”（以斯大林为首）。这就把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夸大到了与列宁并列的党的“创始人”的地位。事实上，斯大林在1912年的布拉格会议上才刚刚成为中央委员，进入党中央。也正是这个缘故，他才把布拉格会议夸大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②《简明教程》按照伏罗希洛夫的说法——“哪里有斯大林，哪里就有功勋；哪里有斯大林，哪里就是胜利。”——这样所写的国内战争部分，就把斯大林塑造成了整个国内战争胜利的泉源和鼓舞者；事实上，当时斯大林仅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负责方面军一级的工作，他不可能对整个战局、整个内战的胜利起决定性的影响。
③把一部《简明教程》变成了阐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论的历史。工业化的实际步骤几乎是与农业集体化同时，在1930—1934年实施的，而斯大林则把它前移到1926—1929年，独立定为一章；对于农业集体化，斯大林则把这个运动和消灭富农的政策，看作是对先前限制富农的政策和列宁合作制的发展，这里的用意，都在突出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作的贡献。实际上，这是突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论。
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如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解释之一，则不失为一篇简明扼要的阐释之作，但若作为标定的惟一“经典读本”，则有简单化、教条化的偏颇。其突出表现是，在辩证法部分忽略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只强调斗争性而忽略统一性，把唯物辩证法简单化；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则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阶级和群众关系的理论，为个人崇拜提供了理论根据。
《简明教程》于1938年出版后，联共（布）中央通过专门决议，在全党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在这次学习运动中，在此后半个世纪的历史上，这部党史教程事实上被定为一尊，变成了一部独一无二的“经典教本”，并且把它作为“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提高到了与马、恩、列著作并列的“经典著作”地位，加以推崇。自此之后，苏共党史、苏联哲学和各社会科学只能对它“照本宣科”，而不可能从理论上对它有所突破。这样，《简明教程》便成了衡量苏联理论思想正确与否的标尺和法绳，顺之者存，违之者亡；这样，苏联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便在《简明教程》的高大壁垒前停顿下来，走上了僵化和停滞的道路。
二 斯大林关于国家的理论
在30年代，斯大林提出了关于国家的理论。有关这一理论，他曾这样说：列宁因为早逝，未能根据苏维埃政权存在的经验写出《国家与革命》的续篇，“来进一步探讨和发展关于国家的理论”，而“列宁所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业，应该由他的学生们来完成”。 [429] 显而易见，斯大林在这里讲到国家理论问题时，是以“列宁学生”的身份，以发展列宁国家学说的姿态出现的。正是这个缘故，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国家的理论一经提出，立即被称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天才的发展”。
事实上，斯大林提出国家问题并不是自“十八大”始。早在1933年1月就提出了“最大限度加强国家政权”的思想，五年后，在联共（布）中央就《简明教程》出版召开的宣传工作者和意识形态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他又集中讲述了国家问题，提出“在共产主义时期也要保存国家”的观点。由于这是一个内部秘密讲话，并不打算公开发表，所以用语十分坦率，它对理解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观点提供了宝贵的、直接的资料。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沉淀，我们今天再来平心静气地研究一下斯大林有关国家问题的理论，可以更客观地评价它给我们提供的新内容，也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它对苏联的政治体制、政治实践产生的实际影响。
概括来说，斯大林关于国家的理论既包含着他从苏联政治实践出发所作出的冷静观察和思考，也表现着他因提前宣布消灭阶级，超阶段地实现社会主义而陷入的理论困境；同时也表明，他真正付诸实践的行动，是把“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与“最大限度加强国家政权”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而在政治实践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首先，看看这一理论所包含的新内容。斯大林从长期领导党和国家的实际经验出发，他所指出的关于国家对内镇压剥削阶级，对外保卫国家、防范外来侵略，以及组织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三个职能，这不啻是深刻的。他特别提出，随着从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起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在苏联当时历史时期，即30年代末这一阶段，国家对内镇压的职能为第二、第三个职能所取代，即主要转向了保卫国家、防止侵略和组织经济文化的职能。但是，斯大林这时所说，国家“在国内实行武力镇压的职能已经消失了，消亡了”，在理论上是不确切的，在实践上是与事实相违背的。这一提法与苏联的历史现实并不相符。这个时期，苏联的“大清洗”余波未息，怎么能说国家对内“镇压的职能已经消失”？应该说斯大林看到了剥削阶级随着生产资料的被剥夺，在经济上（仅仅在经济上）作为剥削阶级的被消灭，苏维埃国家出现了对内镇压职能削弱的趋势，但他在理论上并没有把这一点确切表述出来，在实践上更没有把这一点付诸行动。
然而，斯大林违背实际地提前宣布在苏联消灭阶级，超阶段地建成社会主义，使他不得不陷入了理论上的困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随着阶级镇压、“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的消除，国家也将“自行消灭”。 [430]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成”论，似乎使他当时维护国家、保存国家的政治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国家理论发生了背离，所以当时在苏联干部中发生了国家为什么还不消亡的疑问。斯大林为了消除他们的疑问，打破这一理论困境，于是提出了关于国家的理论。
斯大林强调“资本主义包围”，强调国际因素，因而主张即使“在共产主义时期”，倘若“资本主义的包围尚未消灭”，“外来的武装侵犯危险尚未消除”，国家还是“要保存下来”的。 [431] 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作为学者”，“按照实验室的方法研究国家政权的内部发展规律”，因而得出了“未考虑国际环境”因素的“结论”。所以，他说：“我们不能拘泥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国家问题的这种提法。” [432]
但实际上，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学说，在理解上是有偏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共产主义时期或共产主义社会时，向来不是指一国的局部情况，而是就整个世界范围，从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而谈的。斯大林声称，马、恩离开“国际环境”而讲国家消亡，而在理论上带有“一般的抽象的性质”， [433] 显然是他圄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而误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事实上，斯大林也没能深刻理解列宁在国家消亡问题上对马克思国家学说的精辟阐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一章中说：“很清楚，确定未来的‘消亡’的日期，这是无从谈起的，何况它显然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又说，“国家消亡”“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指出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434] 列宁在这里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共产主义的一定时期内，还会保留国家。斯大林在这里似乎发现了国家消亡的“新”理论，实际上并未超出列宁论述的范围。其不同点仅在于，列宁侧重于从国内因素说明保留国家的必要，而斯大林则从外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
斯大林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其实又是同他的“一国社会主义”论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相矛盾的。早在1926年，当反对派对他的“一国社会主义”做出反应时，就曾指出，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是不能打破资本主义包围的，这种情况使无产阶级国家根本不可能“自动消亡”。他们所持的理由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一国社会主义”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派关于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国家不能消亡的这一观点，同斯大林的国家理论存在的这种殊途同归和不谋而合，这无疑又使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大为减色。
尤其是，斯大林的国家理论中关于国家对内职能消亡的观点，与他关于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是无论如何不能相容的。1933年1月，斯大林在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时，有关国家和阶级斗争问题是这样论述的：“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并组织国防去抵御还远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不会很快就被消灭掉的资本主义包围。” [435] 显然，斯大林这个时候还是在提倡“加强”阶级斗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而经过短短的5—6年之后，“大清洗”的余波未息，在“军内”的镇压还在继续当中，竟提出了关于国家消亡的“新理论”，认为国家对内镇压的职能已经“消失”，这明显是理论背离实践，用美妙的理论来描绘严酷的现实。
事实上，斯大林在国家问题上这种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理论中，最本质、最重要的、被作为指导思想真正贯彻到实践中去的，是加剧阶级斗争和“最大限度加强”国家政权的思想。无需多说，正像前面章节中大量事实所表明的，斯大林在1933年提出这一思想之后，从1934年到1938年的整个政治实践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恰是这一理论，加强了苏联的国家机器及其对内镇压职能，直接对国家的政治实践和政治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