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50年代中期苏共党内斗争和赫鲁晓夫权力的巩固
一 最后一次反击
反对贝利亚的斗争使斯大林死后的苏共领导人暂时地保持了名义上的一致和团结。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清除掉贝利亚是符合每个领导人的个人利益的，他们都想通过对贝利亚的清除卸掉自己应负的“大清洗”的历史责任和避免可能遭受的厄运；二是在斯大林没有指定接班人，而各个领导人在接班问题上又都不具备明显优势的情况下，谁也不想率先破门而出，站到第一线来遭受他人的攻击，所以宁愿静观事变，伺机而动。
然而，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等人都已经无法左右和控制二十大后苏联的发展局势。从政治上说，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进程已经不可遏止，并且正在越出赫鲁晓夫所设想和预计的轨道与范围。“大清洗”时期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深入并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这种被清算的历史责任就不仅仅是要斯大林来承担，或者说，斯大林一个人已经承担不了，新一代的所有的领导人都有被卷进来的危险，而且这种危险在与日俱增。
从赫鲁晓夫一方来说，他欲把一切历史责任都推给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而后者则不愿承担这种责任。从经济上说，经过和马林科夫“新方针”的较量，赫鲁晓夫通过垦荒、对农业经济领导和计划工作的改组，尤其是对机器拖拉机站和粮食征收制度的改革来提高农作物收成和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正在加紧实行，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对工业组织和领导的改革也在深入。这些改革必将在很大的程度上触及各级党的领导、影响他们掌握的权力和拥有的权势。因此，赫鲁晓夫所掌握的中央的权力和权势必然要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和权势发生矛盾和冲突。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中，莫洛托夫对赫鲁晓夫一直是持有异议的。他实际上并不同意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批判以及随之开展的对被清洗者的平反工作。他指责赫鲁晓夫是以“平反”来收买人心，是放出了严重危害社会的野兽，认为这种做法“有人称之为是人道主义，而实际上是市侩作风”。 [149] 在经济上，他反对赫鲁晓夫的垦荒和对集体农庄及工业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外交政策上，莫洛托夫坚持强硬政策，反对赫鲁晓夫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解冻”活动。与他持相同立场的是卡冈诺维奇。而马林科夫则由于被解除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处于一种不得势的地位，他深知目前的这种处境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他或者继续下沉，或者拼搏一下，恢复自己失去的地位和权力。所以，他对他的积极支持者萨布罗夫（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说过这样一句表示心境和决策的话：“应当采取行动。如果我们不撤了他们，他们就会撤了我们。” [150]
以赫鲁晓夫为一方，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为另一方的明争暗斗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到1957年6月中旬，即当莫洛托夫于1957年6月1日“辞去”了苏联外交部长之职、卡冈诺维奇于6月9日“辞去”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委员会主席之职后，这种斗争就日趋明朗化，公开的爆发就不可避免了。
首先发动这场公开斗争的却是在政治上处于明显劣势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一方。他们对赫鲁晓夫的严重指责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赫鲁晓夫不经中央的同意，随便对外宣布苏联要在今后几年内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畜产品产量方面赶上美国；二是赫鲁晓夫把农业搞糟了；三是赫鲁晓夫不经中央同意，随便发表讲话，表现出一种主观意志和新的个人迷信，违反了集体领导的原则。他们在赫鲁晓夫不在国内时准备了这场斗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参加并积极支持了他们反对赫鲁晓夫斗争的组织工作。据现在已经公布的档案资料，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1957年5月25日，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别尔乌辛开始在一起商谈除去赫鲁晓夫的事情。后来参加的有伏罗希洛夫。这些人在一起实际上就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多数。他们的意见是，取消第一书记这个职务。在这种情况下，让赫鲁晓夫去担当农业部长，苏斯洛夫任文化部长，解除谢罗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布尔加宁或帕托利切夫代替。由于朱可夫的态度不十分明朗，所以没有对他作出最后的安排。但在此期间，朱可夫曾和这些人有过频繁的接触。他也曾向他们表示：“不需要第一书记，设个管一般问题的书记就行了。”
1957年6月18日，在赫鲁晓夫由芬兰访问回国后，召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委员中有八人出席，三人缺席，候补委员中有五人出席，一人缺席，朱可夫是会议开始后两个半小时才赶来的）。会上首先剥夺了赫鲁晓夫主持会议的权力，改由布尔加宁来主持。会议的主要发言者是马林科夫，其内容是上述指责。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也进行了相同内容的指责。他们提出要在主席团会议上解决赫鲁晓夫的问题。
在这一天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处于明显的劣势。由于事前毫无防备，他无法为自己的政策进行辩解，只是坚持他的问题只能在由全体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并有中央书记参加的主席团会议上来解决。米高扬、朱可夫、勃列日涅夫和福尔采娃支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最后同意了这个建议。第二天的由苏共中央书记们参加的主席团全会进行得十分激烈。会上，除了对赫鲁晓夫的猛烈批评外，马林科夫等还明确提出了赫鲁晓夫作为苏共第一书记的去留问题，建议在全会内通过投票来决定。会议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表决。会议最后发生了有利于赫鲁晓夫的变化，反对赫鲁晓夫的人增加了，但支持他的人也增加了。
第三天，即6月20日的会议上，双方的斗争仍然不分胜负，但局势却在悄悄地发生有利于赫鲁晓夫的变化。马林科夫一方对于罢免赫鲁晓夫的问题换了一种提法，即为了实现真正的、列宁式的集体领导，为了预防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应当从根本上取消中央书记这一职务。而赫鲁晓夫一方则在应付会上斗争的同时，把全力放在会外的工作上。赫鲁晓夫通过自己的积极支持者、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和朱可夫把会议的消息扩散到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中去，并让他们采取一切办法把外地的中央委员火速运送到莫斯科。赫鲁晓夫试图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并依靠那些在二十大上当选的新的中央委员的支持，来赢得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斗争的最终胜利。
从6月18—20日，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权力，站在了被告席上。所以，多年后，莫洛托夫仍然可以说：“1957年，赫鲁晓夫被撤职三天。” [151] 然而，这种“撤职”是短暂的、不合法的。对于这一点，莫洛托夫的话是正确的：“当时只是撤掉了他会议主席的职位。其他什么也没有做成。没有撤他的职。我们是无法撤他的职的。这要由中央全会来决定。” [152]
二 最后一个“反党集团”
赫鲁晓夫的会外路线和措施取得了胜利。福尔采娃和苏斯洛夫等人帮他鼓动起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去克里姆林宫对正在开会的主席团施加压力，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谢罗夫和朱可夫把外地的中央委员在极短的时间里运进了莫斯科。当130名中央委员中的121人、122名候补中央委员中的94人、63名中央监察委员中的51人云集莫斯科时，赫鲁晓夫终于走出了主席团全会的“牢笼”。六月中央全会从22日开到29日，共举行了12次会议。这次全会所定的调子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是“反党集团”。最先定这个调子的是第一个介绍情况的苏斯洛夫，他把马林科夫等人召开主席团会议和撤掉赫鲁晓夫中央第一书记的做法与建议说成是对党的整个政策持怀疑态度，“这些同志提出这类建议，是在轻率地玩火，表现了危险的小集团倾向以及令人吃惊的，甚至是骇人听闻的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漠不关心”。 [153] 赫鲁晓夫自己也指着卡冈诺维奇说：“你们想搞一个小集团，你们有勾结。你们想撤掉中央第一书记，把关键性职位抓在手里，以便把你们需要的材料搞到手，消灭你们罪行的痕迹。” [154] 在这种情况下，会场上的中央委员也就理所当然地把“小集团”升格为“反党集团”。当时会场里乱哄哄，有人高喊“既然全会要求这个反党集团交代，我希望他们能够谈事实，讲真话”时，伏罗希洛夫当即起来反对和抗议。当时的会议记录是这么写的：“伏罗希洛夫对‘反党集团’一词反应十分强烈，在会场上一片喧嚷声里，他也在说话，但只听见几个字：这太卑鄙，捏造，没有什么反党集团。他对赫鲁晓夫说：你为什么不讲话，你是主席，你说，没有什么反党集团！” [155] 伏罗希洛夫的不同意见遭到了全会的猛烈攻击，最终也被归为“反党集团”的一分子。
在全会上，对“反党集团”批评和攻击最激烈的是朱可夫、米高扬、勃列日涅夫、谢列平等人。尤其是朱可夫，他成了置“反党集团”于死地的主要攻击手。他在全会的第一次会议上紧随苏斯洛夫后发言，指责他们应对30—4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活动负责任。在全会强大的压力下，布尔加宁在6月27日上午的会议上第一个承认有错误：“倘若我这个部长会议主席站在正确的立场上，那么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就不可能走到这一步。” [156] 在28日上午的会议上，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先后发言在不同程度上承认有错误，但他们的发言是微妙的。卡冈诺维奇说：“我犯了重大的政治错误，因为我提出了可否撤销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职务和解除赫鲁晓夫同志这一职务的问题。” [157] 当赫鲁晓夫和朱可夫等人非要卡冈诺维奇承认有反党集团、有阴谋时，他总是笼统和抽象地承认。他说他的承认错误是为了维持党的团结：“现在，我是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是努力在各种情况下减轻党的困境。我希望，那么记录下来，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为了团结的利益这是完全必要的。” [158] 马林科夫说：“我认为，会上许多同志讲的完全正确，就是我和其他同志可以批评赫鲁晓夫同志的缺点，但提出取消第一书记职位，因而也要解除赫鲁晓夫同志的这一职务的问题则是不对的。我们在自己的行为中违反了党的一切准则，我完全同意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里所讲的，这是政治错误。” [159] 莫洛托夫承认在批评赫鲁晓夫时，立场有错误，但不承认这是“集团”错误、罪行。他说：“我就某些问题进行的争论，而我们大家都进行了这些争论，仅限于中央主席团范围内”，“至于说，这些意见和建议哪些是正确的或者是不正确的，这是另一个问题，但这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会上提到的这些人并没有起草特别的纲领，而且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也没有超出中央主席团的范围”。 [160]
在他们发言时，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人不断地严词追问，要他们承认是小集团、有罪行。整个会场闹哄哄的，像是审讯时的逼供。莫洛托夫说：“我们没有想过什么小集团。” [161] “这个问题我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162] 卡冈诺维奇说得很有意思：“如果会上讲了什么，我就说我都同意，那我就是不真诚的。这便是虚伪。会上有些过火、逼问和夸大。如果去掉夸大和过火，而剩下主要的，那么中央全会委员们的声调和性质就对了。” [163]
在这天的会议上承认错误的还有谢皮洛夫、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伏罗希洛夫对全会所定的所谓反党集团，显得无可奈何。他承认自己被无辜地搅进去了，但他仍然坚持：“我不能想象，他们现在在我们的条件下，竟然纠集什么小集团和打什么小算盘。” [164] 他最后给自己作了一个近乎灰色幽默的结论：“我不仅没看出这里发生的这种地下的阴谋活动，而且就连这种起码是不能接受的、不容许的、不体面的事情也看不出来。由此可见，我的反应太迟钝，是与布尔什维克不相称的。” [165]
在6月28日下午的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长时间的发言，为自己的内政外交政策作了全面的辩护，主要是为自己的农业政策和管理改革措施辩护。他还表示自己在党内斗争中一贯（包括在“大清洗”时期）处于正确的立场。他在发言中，最终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人定性为反党集团，但他也不得不说：“反党集团实际上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最近一次会议上最终确定下来的。” [166] 他认为这个反党集团的罪状是：“首先，是改变党的政治路线”，“其次，反党集团提出了改变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党的领导班子的任务”。总起来讲，“就是要使党和国家脱离列宁主义道路，就是要诋毁近年来党在我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以及对外政策方面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167] 作为一个反党集团，应该是有个纲领的，但赫鲁晓夫并没有查到。他的解释是很巧妙的：“他们是否有纲领呢？他们有纲领。而是否已经写成了书面纲领，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难道还有什么值得他们写出书面纲领吗？他们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可要写出书面纲领，岂不等于给猫爪上钉马掌多此一举了吗？” [168]
6月29日下午的最后一次会议是戏剧性的。先是苏斯洛夫宣读了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声明。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承认错误，但对反党集团和罪行一字不提。莫洛托夫的声明措辞强烈，他重申，“在主席团的工作中存在着某些缺点，对这些缺点，中央主席团的个别委员时时予以关注，是理所当然的”，“赫鲁晓夫同志破坏集体领导的某些事实，确实是6月18日召集中央主席团会议的主要理由”，“提出撤销第一书记的职务的设置问题是没有根据的，尽管这是出于加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的愿望”，“然而，把这称之为‘搞阴谋’是没有根据的”。 [169] 随后，在会议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后，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表态赞同决议，马林科夫甚至愿意“赎罪”。但莫洛托夫不同意这一决议，他的表态很短，全文如下：“同志们，我只想说一点：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的一个主要愿望就是：当一名真正有益于我们党的、忠实于我们党的党员。” [170] 他在对决议表决时弃权。
苏共中央决议列举的“反党集团”的罪状，实际上是在外交和内政路线和方针上（尤其是农业政策，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在若干年内在牛奶、黄油和肉类生产的人均产量方面赶上美国的口号的方针）对赫鲁晓夫政策的全面辩护。但中央规定决议中的两点不得向广大人民公布，一是关于“大清洗”的文字：“现已确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同志，对于过去毫无根据的大规模镇压党务干部、苏维埃干部、经济工作干部、军事干部、共青团干部以及其他类似情况，均负有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曾指望，通过夺取党和国家的关键部门来掩盖他们自己过去罪行的痕迹，推卸他们在其过去活动时期中对革命法制所犯下的错误、歪曲和严重破坏所应承担的责任。” [171] 二是有关对布尔加宁等人的处理意见和中央决定向党内发送公开信一事。
这样的做法，可能出于多种考虑。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明显的，即人民若是知道了要向马林科夫等人追究“大清洗”的个人责任，也是要来向赫鲁晓夫追究这种个人责任的。赫鲁晓夫所担心的正是这一点，所以他要把人民的注意力集中于“反党集团”反对党的二十大的路线和方针，以便使广大群众理解、承认和接受与“反党集团”作斗争这个事实。
赫鲁晓夫所进行的这场斗争是反贝利亚之后的一场严重斗争。如果说清除贝利亚是消除了在党的体制和国家安全体制上对赫鲁晓夫的掣肘的话，那这场斗争就在经济管理体制的改变和外交政策的定向上为赫鲁晓夫进一步清除了障碍。
三 朱可夫的失败
战胜了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以后，赫鲁晓夫在掌握和巩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道路上，还有最后一个障碍，这就是朱可夫和他领导下的军队。
在反对贝利亚和反对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朱可夫都在关键时刻站到了赫鲁晓夫的一边，起到了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可以说，朱可夫两次拯救了赫鲁晓夫。朱可夫这样做有他自己的原因，一是，从其自身的经历和他服役部队的历程来说，他痛恨和谴责斯大林时期对部队的清洗和对军事领导人的镇压，因此他对于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绝对支持的，并且不希望这种进程停止下来。他在反对“反党集团”的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发言就明显体现了这种情绪和精神。他当时说，要撤掉赫鲁晓夫的人就是希望应对这种清洗负责的斯大林的人重新上台，而他们的上台将使许多中央委员面临生命之虞；二是，由于自己在二战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朱可夫不太乐意信奉和遵守“军队不干预政治”这样一个传统。他越来越认为，军队及其领导人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大作用；三是，戎马一生造就了朱可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独立性格和作风，他的自信和荣誉使他认为作为国防部长可以有权自行决定军队里的事情。但是，朱可夫对赫鲁晓夫的支持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朱可夫对赫鲁晓夫本人有什么特殊的好感，而是对执行了一条他认为是符合军队利益的路线的领导者的支持。因此，朱可夫对赫鲁晓夫的支持是军队对国家元首的支持，朱可夫和赫鲁晓夫的关系是军队和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
由军队出面在中央全会上逮捕贝利亚，这在苏联历史上是破天荒的行动。出现这样的行动主要是由于政治家处于生死边缘而不得不为之的。当时，无论是政治家的赫鲁晓夫，还是军事领导人的朱可夫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行动的后果和深远意义。不过，毕竟开始了朱可夫作为军人来干政的简短生涯。而他在反对马林科夫等人时，显然已经不是以军人身份，而是以一个权势炙手可热的政治家的面目了，所以，这时他在全会上的言行就成了包括赫鲁晓夫在内所有人都关注的对象了。
反对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一结束，这种关注就愈益招人眼目，并立即对赫鲁晓夫造成了一种威胁。赫鲁晓夫不能不考虑到一个情况：在六月中央全会前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朱可夫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明朗地支持赫鲁晓夫的。莫洛托夫在中央全会的第二次会议上曾经提及过此事：“朱可夫到我这里和其他人那里都说过，可以提出不需要第一书记这个职务的问题。让我们讨论一下，不要第一书记，而设一个主管一般问题的书记的职务。他对我，对其他人都是这么说的。这就是说，有过这种想法。他可是什么集团也没有参加，然而他也有这个想法。” [172] 还有一个能证实朱可夫这种“独立”立场的材料是他和萨布罗夫的一次谈话。萨布罗夫在第二次会议上提到了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主席谢罗夫的不信任问题。他说：“我对朱可夫也谈过，他回答说：让他试试看。我三下五除二就能把他搬掉，连卢比扬卡也一块儿端。” [173]
朱可夫的这种不忠于赫鲁晓夫的潜在想法和他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轻蔑及欲用军队来代替它的言论，不能不使赫鲁晓夫担心。赫鲁晓夫虽为名义上的苏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但军队的实际指挥大权却操纵在以朱可夫为首的一批将军和元帅手中。赫鲁晓夫需要自己的元帅和将军，以便使军队成为自己执政的强大支柱和听命于自己的统治工具。这里，显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显然想要对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作出自己的评价。因此，赫鲁晓夫和朱可夫的斗争就是必不可免的事了。这场斗争的结果除了要使朱可夫去职外，更重要的是要使习惯于听命元帅和将军的军队服从于政治家的指挥。
赫鲁晓夫的做法有两步。第一步是，使人们面对和承认一个现实：军队的强大主要不是靠技术，而是靠政治，最终指挥军队的不是元帅和将军，而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是党的领导。就在朱可夫于六月全会后大张旗鼓地对军队的结构实行变动，以便使军队适应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可能爆发的战争时，赫鲁晓夫却在军队党的组织上作了许多的安排，使一些元帅和将军们意识到朱可夫可能的“错误”。赫鲁晓夫默默地观察着朱可夫所安排和指挥的一系列军事演习，而到了10月，他就决定干预朱可夫的军事演习。这时，在基辅军区还要举行一次军事演习，仍由朱可夫指挥，赫鲁晓夫预报要亲自来观看。但就在演习即将开始时，苏共中央突然安排这位国防部长出访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朱可夫曾打电话询问此事，赫鲁晓夫的回答是：没有您我们也能安排好演习。这种安排对朱可夫无异于是一种暗示和警告：没有您的军队照样要存在。也许，朱可夫已经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但他无法不服从这样的安排。而在军事演习期间，赫鲁晓夫为撤掉朱可夫又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1957年10月19日，在朱可夫出访期间，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会。会上作出决定，撤销他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资格，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对他的主要指责是：对军队中的党和政治工作做得不够。这一点并不是无中生有。朱可夫作为一个享有盛誉的军事统帅，说话从来是不讲究言辞的，而且常常对军队中那些不能指挥作战、整天“耍嘴皮子”的政治工作人员表现出强烈的轻蔑态度。他常常反复说这样的话：“现在，在《红星报》上日复一日地刊载文章，号召提高和巩固政治工作人员的威信、批评指挥员。这种政策迟早总要把军队搞垮的。” [174] 朱可夫的这些言行自然会很快传到赫鲁晓夫那里，最终成为他的反对政治思想工作、反对党的领导的罪状。
10月26日，朱可夫回到莫斯科。第二天，《真理报》发表新闻消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元帅罗·雅·马利诺夫斯基为苏联国防部长，同时解除朱可夫的职务。公报没有对任命和解职作出任何解释。10月29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名义上的议题是：改进苏联陆海军中的党和政治工作，但实际上是对朱可夫进行总的清算。苏斯洛夫指责朱可夫蔑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不尊重党的领导。苏斯洛夫引用了一些政治工作人员有关国防部和朱可夫本人的密报。一份密报说，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前夕的一次军队政治工作人员大会上，朱可夫声称“四十年来，他们习惯了说空话，就像一些老公猫，丧失了任何嗅觉”。另一份密报说，朱可夫讲：“他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只会给人贴丑角的胡子和下刀子——他们就是想把指挥员们都给宰了。” [175]
在中央全会上，对朱可夫批评最激烈的当然是赫鲁晓夫本人和他此时的最忠实支持者勃列日涅夫。他们除了重复苏斯洛夫的指责外，还揭露他不和中央打招呼就私自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各种命令，甚至在未经中央的同意下开办“中央谍报学校”。这个学校被指责为是“恐怖分子的学校”，是一种完成秘密特殊使命的“特种部队”的雏形。赫鲁晓夫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是朱可夫怀有不可告人的“波拿巴式的意图”——朱可夫崇拜。朱可夫自然无法接受这种指责，他为自己辩护，说是他在不久前的反对“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以证明自己是服从党的领导的。这段话更激起了赫鲁晓夫的不满。他再次激烈批评朱可夫的“波拿巴式意图”，说他不仅夸大了自己在反对“反党集团”斗争中的作用，甚至夸大了自己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作用，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根本不了解新武器的作用等等。赫鲁晓夫甚至说道，朱可夫该给别人让路了。会上的发言者中，甚至有人指责朱可夫应对军队中的“大清洗”负责。
经过激烈的斗争，在强大的压力下，朱可夫笼统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愿意改正这些错误。这次中央全会作出了《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中党和政治工作》的决议。但这一决议实际上是对朱可夫的“罪行宣判书”。决议给朱可夫所列的错误是：“破坏了列宁关于党领导武装部队的原则，执行了旨在收缩党组织、政治部门和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取消党及其中央和政府对陆海军的领导和监督的路线”，“在朱可夫同志的亲自参与下，在苏联军队中开始培植对他个人的崇拜”，因此，“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撤销朱可夫同志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的资格，责成苏共中央书记处为朱可夫同志安排其他的工作”。 [176] 1957年11月5日，朱可夫被任命为苏联北极军区司令员。这一年他60岁。这次中央全会突然结束了朱可夫辉煌的政治生涯，也标志着赫鲁晓夫权力的进一步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