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外政策的调整
在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关注和操作范围都大为扩展，开始真正具有全球性。同时，由于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两极格局最终形成了，苏联获得了与美国大体相当的全球大国地位。这一时期，赫鲁晓夫提出了一系列相对于斯大林时代的新的对外政策理论观点。 [204] 在这些理论观点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不同以往的对外部世界的新政策和新策略：以战争可以避免论与和平共处论为理论纲领，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国际环境，变立足于战争为立足于建设；通过首脑会晤，特别是苏美两国首脑会晤，探讨各大国、各集团之间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共同点，同时利用北约集团内部可以利用的矛盾，分而对之，以积极对话谋取苏联外交的新进展；调整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的关系，变高压政策为允许一定程度的各存己见；通过各种形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介入亚非拉事务，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扩张。
一 积极开展东西方对话
签订对奥和约 1938年被希特勒德国吞并的奥地利，根据1945年2月雅尔塔协定的原则，在1945年7月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在对奥和约签订之前，四国可以保留它们在奥地利的部队。战后十年间，由于苏联坚持“德国—奥地利问题一揽子解决”的方案和西方三国在德国问题上采取另建联邦德国的政策，奥地利问题的解决一直没有取得进展。1954年10月，决定吸收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巴黎协定》签署之后，苏联担心西方可能按照联邦德国的模式，在奥地利西占区建立一个分立政权，并使其加入北约，从而增加对东欧各国的威胁。因此，苏联政府正式宣布不再坚持“一揽子解决”的方案。1955年3月26日，苏联政府表示同意召开四大国代表会议单独解决对奥和约问题，并在3月29日发出邀请奥地利总理访问苏联的信息。4月12—15日，苏奥两国总理会谈后，5月2日，苏、美、英、法四国驻奥大使邀请奥地利代表参加，共同拟定和核检了对奥和约草案，5月5日上述五国的外长在维也纳签订了《对奥和约》。同年7月末，该条约经过有关国家议会批准开始生效。10月，奥地利国家议会通过了体现《对奥和约》精神的中立宪法。在奥地利及其首都的外国驻军也基本上开始同时陆续撤出。美国同意这种处置的原因是，苏军撤出奥地利可以使西方国家对其东欧邻国施加更大的影响。 [205]
参加四大国首脑会议 《对奥和约》签署以后，英国提议召开四大国首脑会议讨论德国和裁军问题，得到了苏联的积极响应。会议于1955年7月18日至8月21日在日内瓦召开。经过协商确定的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德国问题、裁军问题和加强东西方相互接触的问题。
关于德国问题，苏联方面提出在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过程中分两个阶段解决该问题。第一阶段承认两个德国是权力平等的两个国家，分别参加两大集团，双方签署和约，保证用和平方式解决与双方有关的问题。第二阶段，取消两大集团，建立欧洲安全体系。而西方的立场则是，在德国统一之前无法考虑建立欧安体系，主张通过自由选举来谋求德国统一，而且不保证统一后的德国实行中立。由于双方各持己见，在德国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在裁军问题上苏联重申了自己在1955年5月10日提出的裁军方案，即苏美各保留100万至150万军队，英法各保留65万，同时用禁止使用和禁止生产两个阶段来解决核武器的问题。苏联的方案遭到西方三国的拒绝。美国总统关于“开放天空”的计划也同样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断然拒绝。最后四方一致同意将裁军问题在联合国范围内继续讨论。四国一致同意加强相互交流和接触。因而，尽管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谈未取得任何具体成果，但仍在国际关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结束了战后十年来四大国首脑互不往来的历史，是东西方建立对话关系的开端。
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 苏联代表虽然参加了1951年9月的旧金山和会，但并没有在对日和约上签字，这就意味着在法律上两国的战争状态还没有解除。1955年6—9月间两国就此问题在伦敦举行了战后第一轮谈判，其间，苏联方面曾作出让步，表示在苏日和约签署及外国驻军全部撤走后，可以考虑归还北方四岛中的齿午和色丹，日本方面则进一步提出北千岛和库页岛南部的归属问题由国际会议解决。因此，双方在1956年初举行的第二轮会谈同样没有任何结果。
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积极谋求改善与日关系。1956年5月，两国签署了《苏日渔业条约》和《海上营救协定》。苏联还表示两国可先建交，后解决争议问题。但1956年7月在莫斯科的建交谈判又因领土问题而中断。日本政府在国内的压力下，不得不最终接受了苏方提出的建交与领土问题分开的原则。1956年10月，两国签署了《苏日联合宣言》，其中规定：双方解除战争状态，恢复外交关系，加强经济和政治合作，苏联同意在苏日和约签订以后将齿午和色丹两岛归还日本。
修筑柏林墙 1958年10月27日，民主德国领导人发表声明，指责西方三国违背了有关使战后德国非军事化的协议，无权继续留在西柏林，柏林应该统一，成为民主德国的首都。苏联政府也发出照会要求尽快举行会谈，西方三国予以拒绝。同年11月27日，苏联方面再次发出照会，建议将西柏林作为自由市，西方国家与该市的交通问题与民主德国协商解决。如果六个月内不能就西柏林问题达成协议，苏联将与民主德国单独签约解决战后遗留问题。 [206] 西方史学家根据近年新公开的档案材料认为：“赫鲁晓夫发动柏林危机的意图显然包括稳定和加强民主德国，放慢或停止联邦德国的核子化进程，以及使西方大国承认苏联在解决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地位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在东欧的获得是合法的。” [207] 西方三国紧急磋商后也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照会。1959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赴美度假之时带去的苏联政府的备忘录表示苏联方面放弃六个月的期限，西方则同意当年5月召开外长会议，并邀请两个德国的代表参加，这次外长会议仍然由于各方立场差别太大而毫无结果。赫鲁晓夫在1959年秋季访问美国后，苏美两国领导人商定在1960年5月召开四国首脑会议来讨论欧洲局势和西柏林问题。但这次首脑会议因“U—2飞机事件”而流产。
1960年9月，联邦德国准备在西柏林召开德国难民组织大会，民主德国对此强烈反对并部分封锁了西柏林的交通，这再次引发了柏林危机和苏美之间新一轮措辞强硬的照会战。1961年6月3—4日，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在维也纳举行了会谈。赫鲁晓夫交给美国总统一份苏联关于德国和柏林问题的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美国如不愿意与两个德国签订一个和约，可以签订两个和约，而其他对德参战国可任选一个签约。另外，苏联方面再次提出解决西柏林问题的六个月期限，在此之后，苏联将与愿意缔约的国家缔结和约，并规定西柏林的自由城市地位。 [208] 美国方面的照会则措辞强硬地表示将坚决维护西方在西柏林的权益。在这种尖锐对峙的情况下，苏联采取了折中的办法。经过一段准备之后，苏联驻军在1961年8月13日，开始修筑柏林墙（最初是用铁丝网），即围绕整个西柏林164公里长的四周建起只留一些固定通道的屏障。应当指出，修筑柏林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避免东西方激剧对抗，保留对话余地的灵活措施。它的灵活性在于它不是完全的交通封锁，不致引起东西方的对抗，但却是严格的交通管制，持有特别通行证才能在通道口通行。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最棘手的民主德国大量科技人员经过西柏林外逃的问题。在此之后，苏联方面也不再坚持签订和约的期限问题。
二 苏美关系
解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对苏联的经济封锁和贸易歧视是这个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个时期的西方国家对苏东国家的贸易仍然受到美国操纵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严格控制，其禁运货单虽然经过英法等国的一再提议而有所缩减，但美国政府所控制的美国方面对苏联的贸易没有丝毫的改善。
1959年9月14—27日，赫鲁晓夫应邀访问美国是苏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也是十月革命以后苏联领导人第一次访美。美国政府邀请赫鲁晓夫访问的缘由是1958年出现的战后第二次柏林危机中，苏联政府扬言要与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约，这必然要使美国处于外交上的被动，为了避免苏联与东德单独签约，美国总统决定与赫鲁晓夫直接探讨当时美苏关系中的迫切问题。访问期间苏美两国领导人重点讨论了柏林问题、裁军问题和禁止核试验问题。在柏林问题上，虽然赫鲁晓夫放弃了关于在六个月内解决西柏林问题的期限，但美国方面态度依然非常强硬，双方只是商定在1960年春举行四大国首脑会议上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赫鲁晓夫表示取消与民主德国单独签约的意向。
在裁军问题上，赫鲁晓夫根据当时苏联在核技术和外层空间技术方面的暂时领先的情况，主张大幅度地裁减常规军备，撤回各国在海外的驻军，撤销外国军事基地，停止核试验。而美国则主张首先就停止核试验问题建立国际监督，企图全面掌握和监视苏联的核武器发展水平和实力。50年代的最后几年里，美国一直想利用它先进的高空侦察技术探知苏联的核实力。结果双方的提议都被对方拒绝。
尽管此次访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在形式上正好迎合了苏联通过苏美两大国首脑对话协商决定国际事务的设想和由苏美来保证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和平的思想。因此，苏联的新闻机构在访问之后大肆宣传所谓“戴维营精神”，似乎美苏之间已经建立起来信任和合作关系，但事实表明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有些一厢情愿。1960年5月1日，美国“U—2”无人驾驶高空喷气侦察机在苏联中部上空进行间谍侦察时被击落。苏联领导人为了抓住一切时机推动战后欧洲遗留问题的解决，仍然决定出席5月中旬在巴黎举行的四大国首脑会谈，但美国总统拒绝按照赫鲁晓夫的要求，对“U—2”事件作出道歉，赫鲁晓夫退出会议，并取消了对美国总统访苏的邀请。
古巴导弹危机是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苏美之间最为严重的冲突。1959年1月古巴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由于其国内的土地改革政策和对外国企业的政策触动了美国的利益，美古关系日益恶化。1960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访问古巴以后，苏联对古巴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迅速增加。1961年5月美国支持并武装古巴的政治流亡者用武力推翻古巴新政权的努力失败后，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决定加大军援力度。1962年7—8月，3000—4000名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和军事顾问先后到达古巴，负责指导古巴方面安装和使用运往古巴的中程核导弹、轰炸机、防空导弹和其他一些技术装备。根据卡斯特罗后来的回忆，当时苏联在古巴的军事技术和作战部队总人数已高达4万人。 [209] 同年10月中旬，美国国防部终于根据高空侦察机拍下的照片发现了部署在古巴的核导弹和其他重武器。经过一周的准备，美国出动了大量军舰和飞机封锁了古巴沿海。1962年10月22日起，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每天相互通信，阐明本国立场。10月27日，赫鲁晓夫在信中提出苏联撤出核导弹的两个先决条件：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和美国保证不侵犯古巴。肯尼迪一方面只答应如苏联撤出导弹，美国将解除封锁并保证不再进攻古巴，另一方面则通过其他官员向苏联暗示，美国在此之前就想撤出在土耳其的导弹。 [210] 10月28日，苏美两国领导人就苏联撤出导弹，美国解除封锁达成口头协议。11月8—11日，苏联从古巴撤出了42枚中程导弹，12月1—6日撤走了42架重型轰炸机。美国解除了对古巴沿海的封锁。
三 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总体来说，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政策，较之斯大林时期已经大为宽松，但仍然实施了严格的控制，直至直接出兵。
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 1955年5月，在美国的极力鼓动下，西欧有关国家纷纷批准了关于建立有联邦德国参加的西欧联盟的《巴黎协定》。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认为，这等于将联邦德国拉入北约。因而，苏联联合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八国于1955年5月11—14日在华沙举行会议，宣布成立华沙条约组织，组建各国武装部队的联合司令部，进行集体防卫。该条约组织还建立了政治协商委员会。同年5—6月，东欧各国立法机构先后批准了关于成立该组织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华沙条约组织的主要机构政治协商委员会和联合武装部队司令部以及联合参谋部均设在莫斯科。司令部的历届总司令、第一副总司令和参谋长、政治协商委员会的秘书长、国防部长委员会主席等要职也一律由苏联人担任。在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中，南斯拉夫从未参加过该组织，在罗马尼亚的强烈要求下，苏联驻军1958年从罗撤出。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后，1961年，阿与华沙条约组织断绝了关系。
苏南关系 这个时期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的政策，反映了苏联对东欧政策的特点。1955年5月，为了维护阵营内的团结，赫鲁晓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在苏南两国和两党领导人谈判期间，南斯拉夫方面毫不退让，赫鲁晓夫为了修补苏南关系，在会谈之后发表的两国政府宣言中更多地体现了南斯拉夫方面的立场。《宣言》中特别强调了“互相尊重，不以任何理由干涉他国内政”，“发展社会主义不同的具体形式问题完全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等原则。这次访问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1956年6月，南共领导人访问苏联，在两党领导人签署的文件中再次强调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的观点。此次访问实现了两党关系的正常化。但此后，苏南关系再次出现了反复。由于不满意南共领导人拒绝在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上签字，拒不承认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提法，从1957年末到1958年，苏联再次大规模地批判南斯拉夫的内外政策。直至1960年9月，苏南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又开始恢复。1962年10月和12月苏联和南斯拉夫领导人再次互访。此后，南斯拉夫还参加了经互会的工作，但是始终拒绝参加华沙条约组织。
对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政策 受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影响，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新领导人开始在国内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人民群众中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呼声也日渐高涨。1956年6月28日，波兰军警武装镇压了16000名工人举行的游行。事件发生后苏波两党对其评价完全不同，苏波关系开始变得紧张。1956年10月，在波党召开八中全会期间，赫鲁晓夫率领苏共代表团未经邀请来到华沙，力图干预波党新领导班子的人事安排，阻止其对苏联的离心倾向。驻波苏军奉命向华沙推进。两党领导人的争论在10月19日从机场持续到深夜，结果是双方互作让步。波兰方面表示，波兰的国内政策不会妨碍与苏联的结盟关系，波兰不会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并同意签订一项特别协定解决驻波苏军的地位问题。苏联方面不再干预波兰的人事安排，苏联安排的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调回苏联。
波兰问题刚刚平息，匈牙利也出现了类似的事态。苏共二十大以后，匈牙利国内要求改革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呼声不断高涨。1956年7月，匈牙利劳动人民选举出了新的领导人。同年10月，关于波兰事态的报道开始在匈牙利播出后，匈牙利一些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向匈牙利党中央提出了进行国内改革、撤走苏联驻军的十点要求。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出现了人数达十余万人的群众游行。匈牙利党中央决定恢复在1955年被撤职的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的职务，邀请苏军进入首都维护秩序。苏联军队在与匈牙利群众发生流血冲突后控制了局势。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基础的宣言》，其中指出，苏联与南斯拉夫恢复党和国家关系时确定的那些原则，应当成为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宣言中还提出将研究从东欧国家撤走苏军的问题。10月30日，也即苏联军队撤离匈牙利首都的当天，匈牙利国内的武装分子袭击了首都布达佩斯市府大楼，大量共产党人被杀害。11月3日，苏联扶持的匈牙利新政府成立，再次要苏军帮助维持秩序。11月4日，苏军再次进入匈牙利首都用武力平息了事态。1957年3月，苏匈发表的联合公报说，苏军驻扎在匈牙利是防御帝国主义者侵略阴谋的“决定性因素”。1957年5月27日，苏联与匈牙利签署了《关于苏军暂驻匈牙利境内法律地位的协定》。
四 对第三世界的政策
赫鲁晓夫执政年代正值战后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苏联的国力也已经完全从战争的损失中恢复过来，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打着同民族独立国家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旗帜，以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为主要手段，逐步向亚非拉地区进行和平渗透，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个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援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4—1957年。1954年1月27日苏联给予阿富汗350万美元贷款的协定的签署，标志着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助的开始。1955年2月，苏联与印度签署比莱协定，决定援助修建一个年产量为100万吨钢的大型企业（比莱钢厂），向印度提供为期12年的5亿卢布低息贷款。据苏联自己的统计，1955—1956年，苏联同阿富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锡兰、缅甸、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乌拉圭、几内亚和加纳等国缔结了和比莱协定基本相同的协定。这个时期援助的特点是，援助形式主要是数额在1亿卢布以上的大宗长期贷款。
1958—1961年是经济援助的第二阶段，其援助范围开始向在地理上具有一定战略意义的国家转移和扩大。例如这个时期接受援助较多的非洲国家有埃塞俄比亚、几内亚、马里、加纳和索马里。在这个时期，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和古巴也得到了苏联的援助。这样，苏联援助的受援国已达到22个，协议援助金额已折合30.2亿美元。
1961—1964年可以看作是援助的第三阶段，其特点是苏联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贸易贷款（即为受援国支付苏联向它们出口的商品的款项而提供的贷款）有了较大的增长，这种贷款的目的之一很显然是促进受援国扩大与苏联的贸易。到赫鲁晓夫执政的末期，得到苏联经济援助的第三世界非社会主义国家已达27个（不包括古巴），援助金额折合40亿美元以上。 [211]
苏联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主要目的是，瓦解美国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苏联周边地区建立起来的反苏军事联盟网络。1955年9月，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埃及提供的军事援助是苏联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第一批军事援助。1956年，苏联向阿富汗和叙利亚提供了军事援助。50年代下半期，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印度尼西亚和伊拉克也得到了军事援助。在60年代初期，苏联向几内亚、摩洛哥、刚国（利）和阿尔及利亚提供了数目不大的军事援助。在60年代上半期，苏联军事援助的最大受援国是印度和古巴，对后者的核导弹输出直接导致了苏美之间剑拔弩张的加勒比海危机，而这场危机使苏联吞下外交苦果，使苏联开始了与美国的大规模军备竞赛。苏联当时的驻美大使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军队利用这一经历为其自身求得了一个新的、大规模的核武器发展计划。这就使美苏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它所造成的影响长达30年之久。” [212]
五 对华政策和中苏关系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中苏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53—1958年蜜月阶段，1958—1964年矛盾增多直至党和国家关系彻底破裂的阶段。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开始纠正斯大林对华政策中的错误，以比较平等和真诚的态度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中苏关系中出现了一个蜜月时期。1953年5月15日，关于苏联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个工业企业的协定在莫斯科签订。1954年9月末，赫鲁晓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期间，苏联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一系列新的协议，充分地在一些问题上考虑了中方的立场，并加大了对华经济援助规模。双方签订了关于苏军自旅大撤出，当地海军设施有偿移交中方，关于将苏中四个合营股份公司的苏联股份有偿移交给中国，苏联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贷款，将苏联对华援建项目增加到156项的协定；签署了关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联合公报和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的联合公报。
1958年4月和7月出现的两个问题，使得本来因苏共二十大出现的两党两国关系的裂痕扩大了。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致函中国国防部长，提出苏中两国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用于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中国方面的答复是，苏联方面提供技术帮助，中国提供全部费用并拥有所有权，两国根据协定共同使用。苏联方面坚持在使用器材和时间上各占50%，被中国拒绝。1958年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向毛泽东主席提出，苏中两国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遭到了毛泽东的严词拒绝，中国政府认为苏联的上述两个建议都是苏联力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企图。此后，两党两国矛盾逐渐增多。1959年6月20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中止执行苏中两国在1957年10月签署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1959年9月9日，苏联塔斯社授权发表声明，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遗憾，这种表面上的中立主义立场在中国方面看来是偏袒蚕食中国领土的印度。1959年9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的庆祝活动，访问期间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争论，分歧难以弥合。新公开的档案材料表明，尽管赫鲁晓夫确实想通过此次访问改善苏中关系，在这次会晤之前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指示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起草的背景报告，就曾经认为苏中关系，由于双方分歧严重，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213]
60年代以后，由于苏联将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中苏关系完全破裂。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外交部，苏联方面决定将全部在华专家在同年8月末以前撤回苏联，并带走全部技术资料。1962年4—5月间，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策动伊犁和塔城地区6万多名中国公民出走苏联，1962年底，赫鲁晓夫还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上指责中国的对印反击战。1963年7月5—20日，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高级会谈是双方消除分歧的最后尝试，会谈破裂后，两党开始公开论战，两党两国关系完全破裂。
苏联新的对外战略实施的结果，使整个国际局势由尖锐冷战过渡到有限缓和，由两大阵营间的对抗过渡到彼此间的对话，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遗留问题的逐步解决，苏联与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也有了一些调整，在第三世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但是，这个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和失误。这些问题和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低估了两极状态下缓和两大阵营间矛盾的困难程度，把改善苏美关系所能达到的目标过于理想化，对于与美国在各领域建立全面合作与和平竞赛关系存在幻想，看不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体系的基本矛盾。当时在这方面它充其量只能达到一种有限的缓和，这一方面是由两大社会体系的基本矛盾决定的，另一方面又是两极结构的国际条件决定的。
第二，在裁军谈判没有取得明显进展的情况下，苏联也陷入了军备竞赛的泥潭。其原因客观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苏联周边地区拼凑一系列遏制苏联的军事联盟集团，主观上是苏联自己的谋求军事力量优势以控制世界的政策原则所致。
第三，在美国在第三世界拼凑一系列地区性军事集团的情况下，苏联在其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活动中也表现了忽视这些国家的民族特点和利益，急于将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的阵营体系，并在这些国家推广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倾向，反映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大规模的武器输出，既造成了地区性冲突的加剧，也引起了苏美两国对抗的加剧。
第四，赫鲁晓夫关于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完全错误的。按照这种思想，苏美有权干涉世界各地区的任何问题的解决，这就必然导致苏美干涉别国事务，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忽视和损害第三国利益的霸权主义和支配主义倾向。
第五，赫鲁晓夫时期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苏联的有关政策，虽然在某些方面比斯大林时期有所进步，但仍然严重存在着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那一套，有时甚至比斯大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