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内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罗·麦德维杰夫曾经给“持不同政见者”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于任何社会（包括苏联在内）所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或道德基础都多少持有不同的见解。不仅如此，他们还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这些观点表达出来。” [323]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和搞“解冻”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后来人们把他们通称为“二十大的产儿”。例如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便是在那个时期登上文坛的。他的“大胆揭露个人崇拜时期独断专行”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于1962年在赫鲁晓夫本人的支持下在《新世界》杂志公开发表，从而使他名扬国内外。不过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持不同政见者”基本上还只是一种思潮和一些单个的人，没有形成为一个运动。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就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才开始形成。它时起时伏，几乎存在于整个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参加这一运动的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他们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的观点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一部分群众的思想情绪。因此，“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从一开始就成为困扰苏联领导人的一个棘手的社会政治问题。
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1965年9月，苏联安全机关逮捕了两名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罪名是在国外发表“旨在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的反苏宣传和鼓动”的作品。这一行动引起了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抗议。他们散发传单，要求公开审讯被捕者，并且号召在12月5日苏联宪法节那天，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举行集会。在散发传单过程中，有三名青年学生被拘留，并被送进了专门的“疯人院”。抗议集会按时举行，大约有200人参加，结果又有20人被拘留。从1965年12月至1966年2月，共出现了22份要求公开审讯的请愿书，上面签名的共有80人，其中60人是作家。1966年1月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同意苏联检察院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进行公开审理的建议”。 [324] 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等全体书记处成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1966年2月举行了公开审判，两名被告分别被判处劳动营监禁七年和五年。
普希金广场的抗议集会以及声援两位被捕作家的一系列行动，一般被看作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开端。此后，运动的规模逐渐发展，内容和形式进一步多样化，参加的人数也有所增加。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反对极权统治和个人崇拜，要求人权、民主和自由，首先是创作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1968年夏季以前，运动的主要形式是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写各种呼吁书和公开信，同时征集签名，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为在俄罗斯联邦刑法中增加具有政治性的第190条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呼吁书》和《为出现恢复斯大林名誉的倾向致勃列日涅夫的信》等。一些著名人士还以个人名义上书。如索尔仁尼琴于1967年给苏联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写信，要求废除审查制度。 [325] 据一些材料说，当时在此类文件上签名的人数共有700人之多。 [326] 此外，“持不同政见者”还通过所谓的“萨姆出版社” [327] 私自打印出版各种社会、政治和文艺性杂志以及篇幅不大的著作，向群众宣传自己的观点。
1968年夏，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以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由进行文字宣传到组织群众走上街头，并且开始成立一些组织。1968年8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以武力镇压“布拉格之春”，同时要求在国内进行激进的政治改革。以后，每年这一天都举行这样的游行。与此同时，国内出现了第一批捍卫人权的组织，例如1969年成立了苏联保卫人权倡议小组，1970年又成立了莫斯科人权委员会（著名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是发起人之一）。这个委员会不久成为国际人权组织的成员。除莫斯科以外，在苏联其他大约20个城市中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为了加强“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联系，互通情报，1968年开始出版《时事纪要》杂志。
在1968—1975年间，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些不同的思潮和派别，其中主要有三种。
第一是以萨哈罗夫院士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和派别。这一部分人崇尚和鼓吹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1968年萨哈罗夫发表了《关于进步、和平相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他认为，俄国文明落后于西方，因此社会主义应当通过和平接近资本主义的方式使两者融合成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多元化的社会。这是在苏联第一次宣扬“趋同论”。他在这篇被西方称之为“表达了精神上不可摧毁的年轻的俄罗斯意志的宣言书”的文章中指出：人类面临着各种全球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扩大人类相互隔离的行为和任何关于世界上各意识形态以及各民族不能相容的说教，都是愚蠢和有罪的”。 [328] 他认为达到全世界和谐与幸福的主要条件是“思想自由”，“这是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惟一保证”。 [329]
第二是以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这一部分人强烈抨击和批判斯大林的极权统治和压制民主、破坏法制的行为，以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们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主要缺点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以及缺乏法制和党内外民主。他们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保护个人和各民族的民主和自由，建立一种“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麦德维杰夫发表了大量著述来阐发他的政见。他说：“我认为，在我们这种情况下，民主社会主义——即容纳了多种政治力量的社会主义——是惟一可行的理论。只有那种能容忍合法地反对政府，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政党的社会主义，才能避免滑向极权主义，避免滥用权力。” [330]
第三是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思潮和派别。这一派人既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西方文明。在他们看来，两者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他们鼓吹所谓“俄罗斯民族精神”，包括村社、家庭、东正教，甚至等级君主制，主张回归到十月革命以前的社会。索尔仁尼琴在一开始所举的旗帜是反对个人崇拜，争取民主和维护人权。前面提到他于1967年曾上书作家协会要求废除书刊审查制度便是一个例子。1972年他又上书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要求实行政治大赦。后来他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1973年9月，他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信， [331] 全面阐发自己的政见。他要求摒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限制现代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开发苏联的东北部地区以恢复农业社会。在政治上他反对西方式的民主，因为它不符合俄罗斯传统。他主张极权制度，但认为这种极权制度“不应建立在无休止的阶级仇恨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上”。 [332] 他说：“俄罗斯的传统是极权制的，让它原样地保持着，不要与之斗争。但是这种极权制应当建立在统治者的真诚关怀和爱心的基础上，不是对自己，而是对自己的人民和所有邻近的人民。” [333] 在对外政策上，他主张采取孤立主义。
以上三种思潮的重大差别是显而易见的。1974年4月，萨哈罗夫对索尔仁尼琴给勃列日涅夫的信发表了评论。他一方面认为这封信本身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另一方面则批评索尔仁尼琴“过高地估计了意识形态因素在当代苏联社会中的作用”，认为他是企图以东正教取代马克思主义来拯救俄罗斯人民。萨哈罗夫写道：“索尔仁尼琴的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想及其特有的宗教和守旧的浪漫主义使他陷入严重的错误，也使他的建议具有空想和潜在的危险性质。” [334] 罗·麦德维杰夫也批评索尔仁尼琴。他写道：“当索尔仁尼琴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 [335] 中提出要在苏联建立一个专制的神权国家，将全体苏联人送到西伯利亚东北部的蛮荒之地，在那里重新开始一种没有城市、没有大工业、没有铁路、没有汽车、没有民主的新生活时；当他一方面攻击对文学作品的审查，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审查制度适用于政治书籍时，还会有谁同意他的观点呢？” [336] 至于萨哈罗夫和麦德维杰夫之间的分歧，那也是很明显的，虽然他们没有进行激烈的公开争论。
1972—1974年间，由于当局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措施，包括逮捕、驱逐一些领袖人物和骨干分子，查封一些出版物，同时也由于“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不够协调一致，运动一度进入低潮。1975年8月，作为勃列日涅夫推行与西方缓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成果，苏联与美国以及33个欧洲国家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共同签署了“欧洲合作与安全会议最后文件”，又称“赫尔辛基协定”。苏联以允许“东西方之间人民、思想与商业更自由地交换与往来”为代价，换取了西方国家对“所有欧洲的边界都不可侵犯”的承诺。这一文件的签订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再度活跃起来，以致有人把1975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称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赫尔辛基”时期。这一时期运动的特点是它的国际联系的加强，同时“捍卫人权”的口号显得更为突出。
1976年5月，尤里·奥尔洛夫等人在莫斯科成立了“监督政府履行赫尔辛基协定条款小组”（简称“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其主要任务是“收集、分析有关违反赫尔辛基协定人文方面条款的材料，并向协定各签字国政府通报”。 [337] 继莫斯科之后，在苏联其他一些城市也先后出现了类似的组织。1977年1月，在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下面建立了“调查滥用精神病工作小组”。除了新成立的组织外，原来的一些组织如20世纪70年代初期成立的“援助政治犯基金会”等也加强了活动。由于手中有了一张“国际监督”的牌，“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与此同时，西方也利用赫尔辛基协定签订以后一度出现的东西方缓和形势，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以各种方式鼓励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1976年，继1970年索尔仁尼琴之后，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77年卡特总统一上台就接见索尔仁尼琴和刚被获准赴美的另一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领导人В．布科夫斯基，并致函萨哈罗夫，声称苏联的“人权问题是美国政府主要关心的问题”。在西方社会的支持和资助下，一些流亡在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通过他们所谓的“塔姆出版社”， [338] 发表自己的著述，出版《来自苏联的信息》杂志，并向国内传播。西方国家的宣传工具开始系统地报道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情况，为运动推波助澜。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有好几个不同的流派。除了上述以争取民主和捍卫人权为主要目标的主流派以外，还有一些其他流派，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是民族运动和宗教运动。
民族运动主要表现在苏联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特别是乌克兰、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要求复兴民族文化和扩大民族自治权，乃至要求脱离苏联而独立；还表现在已经被平反了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和麦斯赫特土耳其人要求重返自己的家园，以及犹太人和日耳曼人要求移居以色列和联邦德国等。1965年12月，乌克兰族共产党人、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因为一批乌克兰青年知识分子在基辅等地被捕并被扣上“民族主义分子”帽子而给乌克兰党、政最高领导人写了题为《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的长篇意见书。这份意见书揭露了苏联当局对乌克兰采取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立场，指出“乌克兰在民族和政治上所处的地位，同苏联宪法上正式规定的作为国家的地位——即同其他社会主义共和国结成联盟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相称”，同时“乌克兰的文化和语言状况也使人感到非常不安”。 [339] 作者认为，这是“严重地违反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的必然结果”，因此“今天没有比恢复列宁主义政策更需要、更庄严、更迫切的了，因为全国各民族的命运还在未定之时”。 [340] 意见书不久便在国内外开始流传，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72年初，久巴被开除出乌克兰作家协会，4月，他被逮捕。由于少数民族的情况和处境不尽相同，因而民族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比较分散，而且规模一般都不是很大。要求扩大民族自治权乃至独立的呼声最高的是波罗的海地区各民族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强调自己的领土是根据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条款而被苏联非法吞并的，因而得到西方舆论和国内“人权分子”比较广泛的支持。
民族运动中还包括俄罗斯民族运动。其基本特点是要求恢复基督教作为俄罗斯精神生活的基础，摒弃从西方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推翻苏维埃制度，建立一个极权统治的“统一而不可分的俄国”。俄罗斯民族运动把索尔仁尼琴看作自己的精神领袖，但是在很多具体纲领和主张上走得比索尔仁尼琴更远。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俄罗斯民族运动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主要有А．费齐索夫小组、Г．希曼诺夫小组、И．奥古尔佐夫领导的全俄社会基督教人民解放联盟（列宁格勒）和В．奥西波夫主持的《市民议会》杂志等。在费齐索夫小组的纲领中有反对犹太人色彩，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混乱与秩序斗争的历史，而犹太民族则是混乱的代表；为了与混乱做斗争，必须有集权制度。 [341] 希曼诺夫认为，“集权主义如果戴上宗教的面具首先能够改造俄罗斯，其次能够改造整个世界”；“由于俄罗斯人民经受的苦难最为深重，他们已经做好准备，领导拯救世界的运动”。 [342] 奥古尔佐夫宣传“基督教社会主义”，要求在推翻苏维埃制度以后恢复“个人、社会与国家三者之间的健康的平衡”，通过俄罗斯人民精神复兴的道路建立一个民族基督教国家。 [343] 奥西波夫的主要活动是通过他的杂志宣传俄罗斯民族中心论的思想。总的来说，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的立场是主张集权，反对民主以及对国内的少数民族采取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态度，因此它和整个“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显得不大协调，只是偶尔互相开展一些联合行动。
宗教运动的规模比民族运动要小一些，主要表现在东正教和其他一些教派要求保障教徒的各种权利以及举行宗教仪式、进行宗教宣传和神学研究的自由。勃列日涅夫时期宗教运动的高涨与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推行的严厉压制宗教的政策是有关的。一位著名的宗教人士А．Э．列维金—克拉斯诺夫比较客观地指出：“正是赫鲁晓夫，使已经被忘却了的传统的反宗教运动死灰复燃，从而在实际上撕毁了斯大林与东正教会订立的协定，使得在俄罗斯又出现了关闭教堂和宣传不信神的野蛮行为。” [344]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宗教政策有较大的放松，但在不少问题上仍未能完全落实。这一时期的宗教运动的一个特点是与人权运动结合得比较紧密，而且有较多的国际联系。一些宗教组织不时给联合国和国际宗教组织等机构写信和发出各种呼吁，提出自己的要求和主张，从而为西方舆论进行反苏宣传和一些西方国家干涉苏联内部事务提供了“炮弹”和借口。
总的来说，由于苏联当局加强了镇压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不统一以及相当一部分参加者陆续移居国外，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一运动已趋于沉寂。但是它的影响并未消失。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大多数原来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一批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纷纷以“民主派”或“改革者”的身份活跃在苏联的政治舞台上，成为推动苏联演变的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二 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看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失误与教训
从上述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生、发展的评述可以看出，这个运动远不是统一的。除了民主和人权运动这一主流以外，还有不少支流，而且在同一流派中还存在不同的纲领和思潮。从运动的性质来说也很不一致，有的基本上属于共产党内部的不同意见，有的是对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现行政策不满，要求进行激进的改革，更新社会主义，也有的是对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制度怀有敌意，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是回归到沙俄时代。因此，并不是整个“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都是反动的。前面提到的一位较早的“持不同政见者”安·西尼亚夫斯基后来说：“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实质上是一种思想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反抗者。现在要问：反抗什么？回答是：并不是简单地反抗总的苏维埃制度，而是反抗苏维埃社会中思想的单一化和僵化。” [345] 当然，这只能是指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而言，而不是全部。但是这一部分应该是属于大多数。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出现和持续不断不是偶然的。其根本的原因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党和政府的工作中积累了不少问题，很多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等未能得到真正落实。苏联传统体制日趋僵化，社会积弊不断加重，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可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领导人对此却无动于衷，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人民群众的意见很大，对改革的期盼也日益强烈。“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尽管他们中有一小部分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超越体制改革的要求和采取一些违反正常情况的表达意见方式，但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还是在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和对改革的要求。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不仅在对内政策方面，还在对外政策方面，特别是针对这一时期对外政策方面的两大错误，一是1968年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二是1979年武装入侵阿富汗。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两起事件都一度激化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因此，这一运动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政策和政治思想工作有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共在这方面的问题和失误。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了控制。这在一开始时对社会和稳定起到了某些好的作用。但是以后的情况表明，这种控制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当然这种控制在程度上和方式方法上都与斯大林时期有所不同，但是对于经历了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仍是难以接受的。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在文艺创作方面采取了一种“中间”态度，即反对两个极端：既反对对社会主义“抹黑”，又反对“粉饰现实”。他在1966年3月举行的苏共二十三大上的工作报告中谈到文艺问题时也体现了这种精神。他说：“社会主义艺术应当表现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的美，表现新社会的人的伟大目标和理想。当然，这不是说只应当写好的东西。大家知道，我们有不少缺点，在艺术作品中对这些缺点进行批评是有益和必要的，它可以帮助苏联人克服这些缺点。”他同时也指责了某些“艺术匠”，“他们专门给我们的制度抹黑，专门诽谤我们英雄的人民。当然，这样的人在我们这里是个别的”。 [346] 总的来说，报告中的调子是缓和与宽松的。但是不久以后，对新闻出版和文艺领域的控制便开始逐步加强。1969年1月7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提高出版、广播、电视、电影部门和文化艺术机构领导人对出版物和演出剧目的思想政治水平的责任心的决议》。为了贯彻这一决议，加强了审查制度。被禁止出版和上演的作品日渐增多。它们往往被简单地扣上“庸俗化”、“自然主义”、“耸人听闻”或是“模仿资产阶级”一类的帽子。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对文艺产品（包括电影、剧本、小说等）的“订货”计划越来越具体，不仅规定了题目、体裁，而且指定了作者，甚至还指定了由谁来扮演哪个角色等等。
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1967年8月14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和提高它在共产主义建设中作用的措施的决议》。决议指出，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在反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冒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坚持原则”，“揭露在‘研究’苏联和苏共历史问题、世界共运、工运以及民族解放运动方面进行活动的职业反苏分子和反共分子”。 [347] 这实际上是一道对社会科学研究加强控制的紧箍咒。它束缚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和独立思考精神。
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还表现在立法上。原来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中没有对发表反政府的言论和作品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文。1966年9月，根据俄联邦最高苏维埃的命令，在刑法中增加了第190条。其中的第1款写道：“凡系统地以口头形式散布明显地诋毁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虚伪谰言者，以及以文字、印刷品或其他形式制作或散布具有上述同样内容的作品者，处以三年劳动营监禁的惩戒。” [348] 这样就便于当局把它认为是散布了反动言论的人简单地作为刑事犯而不是政治犯起诉，从而起到了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某种威慑作用。
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控制引起了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创作界的知识分子很大的不满，同时也使领导部门忽视了对他们进行正面诱导和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这样就拉大了党与知识分子的距离，加深了彼此之间在某些社会问题和创作方法问题的看法上的分歧。这种情况在客观上有利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一个很大失误是经常以行政干预的手段来解决学术上的争论问题，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线，以致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科学院苏联历史研究所以所长帕·瓦·沃洛布耶夫通讯院士为首的几名历史学家遭到了批判，因为他们对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看法。他们从俄国存在多种经济成分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强调指出了俄国资本主义形成中的独特性。沃洛布耶夫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他是经过长期的深入研究才提出自己的看法的。本来这些问题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可是有关领导部门却给沃洛布耶夫等人扣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结果，沃洛布耶夫被解除了所长职务，同时被调离研究所，并被迫长期沉默。 [349] 他的几位同事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历史学家М．格夫列尔的批判。他主编的《历史科学与某些当代问题》一书，对一些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提出了某些新的观点，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但是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人却把它看作是异端邪说。《苏维埃俄罗斯报》率先发表文章对该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且上纲上线，认为是“宣传了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并歪曲了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历史”。 [350] 这样的情况不仅在历史学界，而且在其他社会科学部门也存在。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也有一些比较宽松的方面。前面已经提到，这一时期的宗教政策比赫鲁晓夫时期有较大的放宽。1965年1月，苏共中央发表声明，公开承认在前一阶段“事实上存在”反宗教运动，并表示要纠正这种错误。1971年国家批准东正教会召开全俄宗教会议，使东正教完成了由阿列克西到皮缅的大牧首更替，推进了东正教的复兴运动。1975年颁布了新的宗教法，取代已经过时了的1929年的宗教法。新的宗教法虽然对教会仍有不少限制，但在很多方面有所松动，如承认教会有法人地位，可以拥有包括自己的建筑物在内的某些财产的所有权和附属企业的经营权。在1977年颁布的苏联新宪法中放弃了1936年旧宪法中“反宗教宣传”的提法，代之以“无神论宣传”：旧宪法第124条规定“承认所有公民都有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和进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而新宪法第52条则改为“保障苏联公民有……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无神论宣传的自由”。两者虽然只有一词之差，但其影响却是不容低估的。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一些过去被视为“禁区”的宗教问题开始在刊物上公开讨论，有关著述也开始公开发表。1967年，在生前以批评苏维埃政权著名的作家米·阿·布尔加科夫 [351] 一部被禁了30多年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公开出版，在宗教界和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是一部哲理性的讽刺作品，其中描写基督的部分说出了一些人多年来不敢说的话。这一禁书的出版，标志着过去不准谈论的宗教问题已经变得合法化，由此逐渐引发了国内“宗教热”高潮的到来。 [352] 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宗教政策比苏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进步，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在有些方面，特别是在宣传上转变得过急，从而造成了一定的失控现象。这就在客观上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活跃提供了条件。
在出现“宗教热”的同时，还出现了社会思潮的人道化倾向。这两者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不同的是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勃列日涅夫调整和纠正赫鲁晓夫时期的宗教政策的结果，而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他继承和发展了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政策的结果。在斯大林时期，人道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潮”。因此，对人道主义以及一般的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是一个禁区。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首先是哲学界和文学界开始对人道主义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展开研究。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把“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写入苏共新纲领以后，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活跃起来。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关于人道主义以及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和宣传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人文和社会科学界，而且自然科学界都重视人的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很多学者还把这种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对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的研究以及和一些全球性问题的研究联系起来。在20世纪70年代，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关于人的问题的大型综合性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有时达到一千人左右。国内出现了一股“人道主义热”和社会思潮的人道化倾向。毫无疑问，研究和弘扬人道主义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现象，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也不例外。问题在于在这种研究和热潮中有些学者往往脱离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和阶级关系的局限来抽象地研究和宣传人道主义，从而在理论上和人们的思想上造成了混乱。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正是利用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想来批评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之所以持续不断，并且得到了一部分群众直接或间接的同情，与这一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软弱无力也有很大的关系。从表面看来，这一时期很重视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但实际效果却很差。究其原因，第一在于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以对“发达社会主义”的宣传工作为例，宣传家们以至党的领导人在宣传中总是把这个“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描绘得白璧无瑕，希望以此来加强群众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对共产主义未来的向往。为此，他们只谈已经取得的成就，而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则缄默不言。这种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和对现实的粉饰，只能加剧群众的思想混乱甚至引起逆反心理。再例如，在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和腐朽没落的同时，完全无视当时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也没有注意紧密联系苏联人民的思想实际。由于当时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文化交流和人员来往的扩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了解也不断增多。当他们发现宣传的内容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时，宣传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政治思想工作软弱无力的第二个原因是方式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和简单化。在这一时期，各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以及大专院校关于加强思想教育工作的决议和指示多如牛毛，可是在实际上却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光说不做，空谈盛行，这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一种典型风气。它在政治思想工作领域同样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另外，在政治思想工作中简单化的倾向也相当普遍，遇到问题时经常不作具体的分析，不能有针对性地去做思想工作，特别是不做深入细致的解释与诱导。这就使得存在的思想问题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进一步加深，或者是被掩盖起来。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上出现了这样一种人，他们白天上班或学习时总是处处表现出与官方一致，但到了晚上就阅读地下出版物，与家人或朋友交流政治笑话，议论社会积弊，抨击当权的领导人。有人把这种人戏称为“夜间人”。他们对现实不满，但是又没有正式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种“夜间人”在当时相当普遍。 [353] 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一部分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政策和这一时期的整个政治路线一样，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勃列日涅夫既没有全部接受苏共二十大的主要精神和取向，也没有完全回归到斯大林时代。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时期在意识形态政策方面的失误和教训是严重而明显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很不成功的。这不仅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提供了部分条件，也成为以后苏联演变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