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一 关系的调整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对东欧国家的关系进行了调整。调整的主要特点是控制有所放松。
首先，中苏冲突，使东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加重。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前夕，即1964年4月，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发表了《罗马尼亚工人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的声明》，表达了要求中苏两党停止公开论战的强烈愿望，并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及其战略策略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本国独立自主立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声明。声明强调“国家独立和主权、权利平等、互利、同志式的互助、互不干涉内政、尊重领土完整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原则”，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外关系的准则；声明指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老子’党和什么‘儿子’党，‘上级’党和‘下级’党”；任何国家的党“都不能把它的路线和意见强加给其他的党”。 [362] 从1962年开始，罗政府分批分期地释放政治犯，其中有不少过去被称为反苏的或敌视苏联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到1965年，共释放政治犯12750名。 [363] 由于罗共的努力，1966年10月莫斯科苏共等九国党政领导人会议未能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声明。罗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一道，还对苏共策划的反对中共的会议进行了抵制。1967年，罗马尼亚不顾苏联的反对，与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后仍然保持同以色列的外交和贸易关系。两年后（1969年）还实现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对罗的访问。对所有这些行动，苏联都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调整还从华约国家在一些问题上发言权的扩大方面反映出来。1966年5月，华约在莫斯科举行国防部长会议，苏联在会上建议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常设中央理事会，由于一些东欧国家的反对而作罢。 [364] 罗马尼亚拒绝华约涉足其领土。在对西德关系问题的处理上，除了罗马尼亚外，捷克也不顾苏联的不满，积极发展与西德的接触和交往。另外，民主德国在乌布利希领导下，坚持把民德的国家利益—民德的主权和安全放在华沙条约的政策议程的优先地位，认为凡符合民德利益的就符合国际主义利益，因而也符合苏联的利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乌布利希主义”。民德政府认为西德主动向其他东欧国家伸出和平的“橄榄枝”，是为了孤立民德，从而给民德的国家地位带来危险。为了满足民德政府的要求，苏联断然放弃了赫鲁晓夫于1964年夏提出的同西德重新修好的倡议。苏联还发表声明要求西德必须满足民德提出的建立“正常化”关系的最高条件，即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365]
但是，苏联对东欧国家控制的放松是短暂的。从1968年初开始，由于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改革行动，苏联又开始对东欧国家念起“紧箍咒”。
二 镇压“布拉格之春”
1968年1月，杜布切克取代诺沃提尼担任了捷共第一书记，4月，主持制定了《捷共行动纲领》，提出了捷克斯洛伐克新的改革设想。《捷共行动纲领》的公布和实施，受到了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支持、欢迎和拥护。当时全国出现了人人过问政治、谈论政治的热潮，各种群众集会自由地讨论着国家生活的各种问题。这就是有名的“布拉格之春”。
苏联很担心捷克斯洛伐克会脱离“社会主义道路”。从1968年4月起，苏在《真理报》等报刊便相继发表文章含沙射影地批判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5月，苏军事代表团访问了捷克，要求在捷克驻军。遭到拒绝后又提出在捷克举行华沙条约国军事演习。6月，捷克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二千字宣言》，对“外国干涉的可能性”表示“极大的不安”。苏联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认为这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基础的攻击”。 [366] 苏共中央政治局以冷战思维来看待这一问题，一致认为捷右派势力，依靠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秘密的和公开的支持，准备进行反革命的政变。华约五国一致同意这一分析。 [367] 1968年侵捷前夕，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时，勃列日涅夫还理直气壮地说：“你们那里有一些人企图向舆论界证明，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灌输自己的方法、形式、经验，干涉内政……历史学家们找不到任何一条关于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灌输自己的经验的证据。是你们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结构形式，包括捷克斯洛伐克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因此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谴责苏联的。” [368] 7月，华约五国发表了致捷共中央委员会的联名信，要捷共警惕“反革命的危险”。不过，这些都没有能说明苏联骨子里的真正动机。8月，苏联在镇压“布拉格之春”后，勃列日涅夫与被抓来苏联的杜布切克等人进行了谈话。这次他完全撇开了5月以来所说的同志式的声援，包括友谊的提法，取而代之的完全是现实的政策。他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苏联安全地带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是不能放弃它的。与“布拉格之春”有关，苏领导人不能容忍捷滑向独立的方向。当捷不愿屈从于各种形式的压力时，苏联就要以武力来改变其方向。 [369]
考虑到现实的力量对比和军备状况，捷党和政府号召人民放弃武装抵抗，而进行非武装的、政治和道义上的抵抗。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声明，表示仍然拥护杜布切克；捷国民议会提出抗议，谴责华约部队的入侵“违背了国际法、华沙条约的规章以及各国间权利平等的原则”。苏强迫被绑架到莫斯科的杜布切克等人签字、画押，发表苏捷会谈公报，把苏军占领说成是“盟国军队”“暂时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以后双方又签订了《关于苏联军队驻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条件》。与1956年苏波条约和1957年苏匈条约相比，该条约是苛刻的：苏波、苏匈两个条约规定苏军在它们的驻地以外活动需经驻在国政府同意，而苏捷条约则无此项规定；对布拉格被占期间的损失，也不给予任何赔偿，还规定“苏军编制人员及其家属进入、留驻或离开捷克斯洛伐克时，免受护照或签证检查”，苏军人员和一切军用物资，包括为苏军提供的商业、生活服务用的物资，“在通过捷国境时不征税、不受海关检查和国境检查”。 [370] 这样实际上使苏军的占领合法化了。华约还对捷克的军队进行了改组。一年后，在苏联扶持下上台的胡萨克取代杜布切克，全盘否定了“布拉格之春”，完全恢复了苏联模式。在苏联的压力下，捷共中央全会对1968年事件作了这样的评价：“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军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是国际主义的声援行动，这种行动既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国际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阶级利益。” [371]
镇压“布拉格之春”事件，引起了华约内部的分裂。罗马尼亚拒绝参加对捷克的军事行动，严正谴责苏“践踏别国的自由和独立”的行动，指出这“是对欧洲和平，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威胁”。次日，罗宣布全国“处于总动员状态”，准备武力抵抗一切外来入侵。南斯拉夫谴责华约对捷的武装干涉“是侵犯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最粗暴的形式，同时也直接违反了公认的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 [372] 重申它决心抵抗一切外来压力，要求华约从捷克撤军。阿尔巴尼亚则干脆正式退出了华沙条约，从而退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三 对东欧国家控制的加强
镇压“布拉格之春”以后，苏联对东欧的控制进一步加强。
首先是对民主德国。1971年5月，在苏联的策动下，德国统一社会党撤掉乌布利希的第一书记的职务，以昂纳克取而代之。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为了推行与西方的缓和方针，准备响应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与西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乌布利希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也不赞同。勃列日涅夫对此大为不满。勃列日涅夫曾不高兴地对昂纳克说：“我发觉，乌布利希在指示我们应该怎样工作……他的狂妄自负溢于言表，他轻视别人的经验。难道不是苏联、不是苏共、不是苏联人民改变了这个世界？” [373] 在此前不久的1970年7月，勃列日涅夫和昂纳克有一次私下的谈话。他说：“现在你要把更多的事情集中到你的手中……我们早已打算，让你在他之后领导党……这个问题已经定了。”同时又警告他说：“我坦率地告诉你，换了你也一样，不能不顾及我们而进行领导……我们可有军队驻扎在你们那里。” [374] 尽管并非所有人同意昂纳克担任党的第一书记，但苏联支持他，勃列日涅夫亲自参加了德国统一工人党的十三大，保障了他的顺利上台。 [375]
与此同时，苏联还对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对它们严密注意，防止它们越轨。因为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自1968年起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旨在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和市场的作用，同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苏联担心匈牙利国内“静悄悄的改革”有偏离苏联模式的危险。而罗马尼亚奉行的独立自主政策，在外交与意识形态方面与苏联屡有不谐之音，如与联邦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展关系，在捷克斯洛伐克改革、中苏冲突、欧洲共产主义和中东战争等问题上与苏联有不同看法。苏联施加的压力产生了效果：1971—1974年，苏罗两国关系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1974年3月，匈牙利党中央全会把“匈经济改革之父”——涅尔什·雷热等改革派降了级，并着重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
为了加强对东欧的控制，苏联采取了各方面的措施。在政治上，定期召开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工人党领导人会议，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并且逐渐形成一种机制。在军事上，加强华约的活动。1969年成立华约国防部长委员会，由苏联国防部长任主席。委员会就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建议和其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研究并采取共同措施。1976年成立华约外交部长委员会。为了实现军事一体化，苏联与东欧国家经常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苏联还指使部分华约国家支持一些亚非国家的革命运动，以扩大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国际上的影响。如民主德国就向亚非国家派遣了2225名军事顾问和专家，它每年还向2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5亿马克的军援和其他援助。波捷两国也向第三世界分别提供了价值3.2亿和1.4亿美元的武器。 [376] 在经济上苏联通过经互会来加强与各成员国的联系，以实现其控制东欧的目的。1971年，经互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纲要》。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这个纲要“大大加深了我们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配合，提高了我们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补充程度”。 [377] 苏联通过经互会给东欧国家大量的援助，而且是经互会国家主要的能源供应者和各类产品的巨大销售市场。苏联在东欧各国的对外贸易中均占第一位。当然，苏联也从东欧国家获得了相应的好处。这些情况无疑使东欧国家在经济上严重依赖苏联，从而使苏联得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控制。
1980—1982年，波兰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危机，波兰反对派团结工会崛起，并发动了大罢工。苏联对此采取了强硬的态度。1980年当团结工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勃列日涅夫给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盖莱克打电话说：“你那里有反革命，要捂住他们的嘴巴，我们将会援助你。” [378] 1981年6月，《真理报》发表了苏共中央委员会致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公开信，谴责了该党领导一再向反革命势力妥协、让步，强调波兰对“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承担着“义务”，并公开支持波兰党内的亲苏派。 [379] 1980年12月，苏联召开华约政治协商会议，着重讨论波兰局势，强调波兰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牢固的一环”，“可以坚定地指望得到华约缔约国的兄弟声援和支持”；“大家庭每个国家阶级利益的国际化是现今的客观规律”，“大家庭”有责任保卫它们的“社会主义成果”。 [380]
与此同时，苏联还加强了华约在波兰边境的军事演习和调动，从东、西、南三面和海上形成了对波兰的军事包围，完成了从陆上和海上入侵波兰的准备。 [381] 1981年12月初，华约总司令库里科夫元帅主持召开了华约国防部长会议，提出：或由华约出面干预波兰局势，或由波兰自己实行军管这两个方案。12月7日，库里科夫率百余人前往华沙活动，驻波苏军也进入战时状态。后来，在苏联的压力和支持下，为了避免苏军入侵波兰的命运，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党和政府断然实行军管措施，取缔团结工会，才使这一危机得以缓解。此后，波兰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匈、民德、捷）得到贷款、原料和设备，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内的经济困难。波兰军政当局不断强调：“加强波兰与苏联的同盟关系，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波兰国家的不可动摇的立场”。 [382] 苏联直接出兵干涉的危险总算过去了。
四 关于“勃列日涅夫主义”
作为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间相互关系的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勃列日涅夫主义”是在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出兵捷克前后出台的。1968年9月26日《真理报》发表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国际主义义务》，公开指出“每个共产党不但对本国人民负责，也要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负责。无论谁忘记了这一点，只强调共产党的独立，就有片面性，他就背离了他的国际主义义务……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够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对立起来”。 [383] 这实际上是对“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最初阐述。同年11月，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他说：“存在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背离了这些普遍规律就可能离开社会主义本身。而当某一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和国外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试图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转向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当出现危及这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的威胁的时候，这就不仅仅是这一国家的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关心的事情了。” [384] 1971年3月，勃列日涅夫又谈起了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在谈到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时，他说：“生活经验再一次令人信服地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团结，是那些企图进攻和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破坏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并使之化为乌有的势力的道路上最可靠的障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向全世界清楚地表明：他们不会把自己的革命成果拱手让出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边界是牢不可破的和不可侵犯的。” [385]
勃列日涅夫的这些言论的实质就是苏联“大国责任论”，东欧“有限主权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社会主义阵营“国际专政论”，即社会主义阵营有集体干涉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的权力，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整体，任何一国的内政不可能是完全独立的，而是与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在该阵营中苏联是大国，是领袖，是家长，因而苏联负有特殊的使命，能代表并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集体专政”，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这种权力和责任，其主权也都是有限度的，只有苏联的权力和责任是无限的。这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表现。谁想抛弃苏联模式，脱离苏联经验，另搞一套，谁就有被苏联实行“国际专政”的危险。“勃列日涅夫主义”体现在1971年的苏捷条约中。它打的是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招牌，行的是大国霸权主义和大党主义之实，是大俄罗斯沙文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延续。它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间正常的关系，背弃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只能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上的原则，为苏联随意干涉和控制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是与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这种理论的阴影随时可能降临到某个不听话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就像一把高悬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头上的利剑。其影响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都是非常深远、非常恶劣的。武力镇压“布拉格之春”就是“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一个集中表现。由于苏联的这一行动，苏东关系似乎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比较平稳，在国际舞台上似乎更加团结和一致，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据苏联前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反映：“这场入侵行动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捷克斯洛伐克公众的情绪突然变得和我们对立起来。抗议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世界。甚至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也首次公开站出来反对政府。” [386] “勃列日涅夫主义”不仅给苏东关系，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而且也对苏联本身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