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批判
苏共二十大最重要的内容，是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这也是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发生的头等大事，其后果和影响极为重大。因此，必须首先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一 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运动的展开
赫鲁晓夫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其间有两次高潮，一次是苏共二十大，一次是苏共二十二大。而在两次高潮之间，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运动一度有所收敛。
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掀起了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第一次高潮。这个高潮的标志，就是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本来，在苏共二十大的正式议程中，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内容并不突出。赫鲁晓夫在宣布大会开幕后曾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苏共十九大以后“丧失了的杰出领袖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和德田球一”，他还向代表们提议为他们致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也只是笼统地批判了个人迷信，并没有点斯大林的名。他说：苏共“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迷信，因为个人迷信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迷信流行的结果就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73] 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批判个人迷信的调子较为高一些。他说：“大约20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而流行着早就被马克思后来又被列宁斥责过的个人迷信，这当然不能不对党内状况和党的工作发生极不良的影响。”米高扬的发言还指名批判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当下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看法，认为斯大林关于西方“国家的生产规模将缩小”等论点“对我们未必有帮助，也未必是正确的”。 [74]
但在1956年2月25日，即苏共二十大最后一天的凌晨，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突然被紧急召集到会议大厅，由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长达四个小时、轰动世界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这个报告在批判个人迷信的旗号下，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丑化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会之后，苏联展开一场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运动，在各级组织层层传达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在思想理论战线（包括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军事学、文学艺术、教育学、语言学等等各个领域）对斯大林进行全面的批判。与此同时，文艺界也兴起了汹涌的“解冻”思潮。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在苏联国内和国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严重的思想混乱。苏共二十大刚刚开完，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就爆发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当局动用军队进行镇压，造成流血事件，死伤达数百人，并使赫鲁晓夫原定1957年对格鲁吉亚的访问也就此告吹。 [75] 国际上则出现了反苏反共浪潮，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员大批退党，还爆发了波匈事件。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则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言行进行了严肃的内部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陷入严重的困境。于是，他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的调子有所改变，态度有所收敛。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发表《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承认苏共二十大“使敌人可能钻空子”，承认批判斯大林“引起了某些暂时的困难”。决议在罗列斯大林的种种错误之后，不得不承认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始终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1956年12月31日，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新年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态度也有所改变。他强调：“斯大林是一位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战士，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自称：“我个人是在斯大林时代成长的，我们可以感到骄傲。”1957年1月17日，赫鲁晓夫在中国驻苏大使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说：“当问题涉及革命事业、涉及在革命斗争中保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反对我们阶级敌人的时候，斯大林英勇地、毫不妥协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他甚至说：“在基本的主要的方面，像俗话所说的那样，但愿上帝保佑，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像斯大林一样地战斗。”这种腔调，同“秘密报告”的说法显然已经不大相同了。当时，赫鲁晓夫甚至竭力否认有那么一个“秘密报告”。1957年5月10日，他在回答西方记者的提问时说：“我不知道您讲的是哪篇东西。我听说，在美国曾发表过美国谍报机关制造出来的一篇东西，把它冒充成是我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艾伦·杜勒斯的出版机构在苏联没有威信，我没有兴趣拜读艾伦·杜勒斯的大作。” [76] 但是，所有这些表态都不过是赫鲁晓夫暂时的收敛。结果，在1957年苏联发生所谓“反党集团”事件之后，赫鲁晓夫的态度又很快变回去了。
1961年10月17—31日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掀起了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第二次高潮。这次大会并没有像原来议程所安排的那样，去重点讨论新党纲问题，而是集中火力揭发和批判个人迷信和“反党集团”。赫鲁晓夫在大会上进一步全面地批判斯大林，把“秘密报告”中的材料全部公开抛了出来。而且，不仅赫鲁晓夫一个人对斯大林进行批判，大会上有二十多个领导人都进行了批判。他们分别从各个方面对斯大林进行揭露和批判；还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同斯大林捆在一起进行批判，谴责他们对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镇压”负有责任，说他们反对批判个人迷信，“想恢复个人迷信时期的政策和领导方法”。同时，大会还决定搬尸焚尸，作出把斯大林的灵柩从列宁墓中迁出并予以火化的决议。
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各加盟共和国相继召开党的会议，详细揭露和批判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具体情况。此外，还出版许多追述30年代各种政治案件的回忆录，在全国各地拆除斯大林的塑像和纪念碑。结果，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工厂、街道和集体农庄被纷纷改名，斯大林的照片、画像从公共场所被取走，斯大林的著作被停止出售。总之，苏联开展了一场大张旗鼓的“非斯大林化”运动。这场运动，一直延续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
二 苏共领导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
客观地说，个人迷信是斯大林时期，特别是斯大林后期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它既是苏联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从苏联国内情况来说，当时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和矛盾，出现了相当严峻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例如，政治体制存在严重弊病，个人迷信普遍流行，“大清洗”造成的冤假错案为数众多，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的压抑；经济方面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消费品工业和农业十分落后，大大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意识形态方面，理论思想僵化，教条主义严重，整个社会缺乏新鲜感和创新精神，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文化领域的创作和学术自由也受到严格的限制。种种情况说明，在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调整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因此，苏共新领导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批判个人迷信，对斯大林作某种重新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对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病进行改革，才能对国内外政策中不符合形势发展要求的部分进行调整。在这方面，采取故步自封和“凡是”主义的态度是行不通的。在这一点上，苏共新领导集团（包括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在内）当初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
因此，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几乎立即开始对个人迷信进行批判。有材料说，就在斯大林葬礼后于1953年3月10日举行的第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马林科夫在批评中央报刊时就说：“我认为，个人迷信政策必须加以制止。” [77] 当然，马林科夫所说的话，当时还不为人们所知，而且他所说的“个人迷信”，也不过是指在礼仪方面对领袖人物的过分颂扬，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形成一个特定的概念。此后不久，1953年6月10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共产党是苏联人民的指导力量和领导力量》的未署名文章，不仅指责个人迷信是“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且批评苏联国内“直到最近仍在宣传工作中”传播个人迷信，还强调党和国家领导的集体性是“最高原则”。
苏联正式开始批判个人迷信的标志，是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这次全会的决议虽然一直没有公布，但从后来透露的情况来看，这次全会在揭露和处理贝利亚问题的同时，也讨论了经济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严厉批判了个人迷信。据阿里斯托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说：“1953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揭发了因个人迷信而对党的最重要领导原则的严重破坏，并要求从上到下贯彻列宁关于党的集体领导……的指示。” [78] 苏共中央1956年6月30日《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也说：“三年多以来，我们党坚持不渝地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坚决克服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这“三年多以来”的提法，充分说明批判个人迷信早在1953年七月全会的时候就已开始，甚至还要更早一些。这一点，从苏共中央1991年披露的材料可以得到新的证明。据说，马林科夫当时在七月全会上说：“斯大林同志的个人迷信在日常实际领导中达到病态的地步，集体领导方法被抛弃……这种丑恶的个人迷信导致武断的个人决定，近年来开始给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79] 从上可见，批判个人迷信并非始于苏共二十大，它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很快就已拉开了序幕。而且，从七月全会的情况来看，批判个人迷信和强调集体领导正是苏共新领导集团的共同要求和一致意见。
1953年七月全会之后，直到苏共二十大之前，苏联报刊连续不断地发表文章，批判个人迷信，批判教条主义，并开始批判斯大林的某些理论观点，如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点（见《共产党人》杂志1954年第6期的文章）和有关哲学和语言学的论点等等。但当时并未公开点名批判斯大林，也未把个人迷信同斯大林直接联系起来。报刊上甚至经常引用斯大林自己的言论来批判个人迷信，斯大林还是一个正面形象。而且直到1955年9月19日，赫鲁晓夫在同民主德国政府代表团会谈时，还最后一次把斯大林同马克思、列宁并列，说苏共是“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的党”。 [80] 当时对斯大林的批判，只限于党内上层；批判的内容，主要是斯大林在战后的错误；即使公开批判个人迷信，也主要同强调集体领导联系起来，尚未涉及破坏法制、“大清洗”等问题。这一时期，苏共领导集团在批判个人迷信问题上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他们在内外政策问题上已经出现严重分歧，但这些分歧基本上未曾影响对个人迷信的批判。
苏共领导集团对批判个人迷信的分歧，大体上开始于苏共二十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评价上以及批判的方法和掌握的分寸上。也就是说，他们在批判斯大林批到什么程度，走得多远方面，特别是在作不作“秘密报告”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莫洛托夫当时曾说：“在大事情里总会有坏的东西和好的东西”，“类似的行动是可能发生的，将来也还可能重演”。 [81] 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也都批判了个人迷信，但他们的调子同赫鲁晓夫有所不同。例如，莫洛托夫的发言只讲个人迷信“在一定时期内起了不良影响”。 [82] 他们所激烈反对的，主要是赫鲁晓夫要作“秘密报告”这件事。他们认为，“秘密报告”一作就会泄露出去，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的影响和后果。但赫鲁晓夫坚持要作这个“秘密报告”，声称即使其他人反对，自己也有权“以个人名义”来作这个报告。鉴于这种情况，经过激烈争论，苏共领导层达成某种妥协。主席团决定：不在苏共二十大的正式会议上，而在非正式的内部会议上另作批判斯大林的报告；这个报告不以赫鲁晓夫个人的名义，而要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以后，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来作。四个月后，苏共中央在1956年6月30日又发表《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这个决议在批判斯大林的同时，对产生个人迷信的原因和历史条件作了分析，它的调子虽和“秘密报告”大不一样，但实际上公开承认了有这样一个“秘密报告”，并以苏共中央的名义承担了责任。
由此可见，人们对苏共领导集团在反对个人迷信问题上的表现，应当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必须肯定，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基本上是苏共领导集团的集体行动，无论是成绩，还是错误，都不仅仅是赫鲁晓夫一个人的事。既不能把反对个人迷信的积极作用完全归功于赫鲁晓夫，也不能把这一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全部归咎于赫鲁晓夫。另一方面也应当肯定，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过程中起了突出的作用，从而使整个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带有浓厚的赫鲁晓夫的个人色彩。事实证明，正是赫鲁晓夫定下了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基调，也正是赫鲁晓夫坚持要作那个“秘密报告”。所以，苏联在反对个人迷信的过程中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赫鲁晓夫个人要负主要的责任。
三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错误
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是一个专门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报告，内容松散杂乱，结构体系也不甚合理，但主旨十分明确。归纳起来，这个“秘密报告”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七点。
第一，揭露和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报告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语录，批判斯大林利用《斯大林传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颂扬个人，利用颁发斯大林奖金、建立斯大林纪念碑以及以个人名字命名企业和城市等等助长个人迷信。还宣读了列宁1922年12月给俄共（布）十三大的信，信中批评斯大林太粗暴，建议调动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公布了列宁1923年3月5日给斯大林的信，信中要斯大林为自己的粗暴行为对克鲁普斯卡娅赔礼道歉，否则将同斯大林断绝关系。
第二，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违反法制、进行大规模镇压的错误。报告揭露30年代的“大清洗”首先从镇压党内反对派开始，当时采用“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把思想斗争变成镇压敌人和肉体消灭；同时列举联共（布）十七大的代表和中央委员被清洗的材料以及其他许多案件，并联系批判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点和批准使用肉刑的做法，把大规模镇压的责任归罪于斯大林；甚至暗示“基洛夫案件”是斯大林幕后策划制造的。报告还列举“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件”等等材料，说斯大林晚年“有一个消灭政治局内老同志的计划”。
第三，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错误。报告揭露斯大林对战争缺乏警惕，不相信许多预先说明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加强防御，加上“大清洗”又无辜杀害了大批军队干部，削弱了苏联红军的战斗力，从而造成卫国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报告说：初战失利后，斯大林又完全丧失信心，认为“一切都完了”，甚至“完全撒手不管”；在后来的战争中，斯大林的指挥也犯了严重错误，只是“按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使哈尔科夫战役损失几十万士兵等等。总之，报告不讲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只讲错误和失利，而且把一切问题归罪于斯大林。
第四，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报告说，在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把车臣—印古什、卡尔梅克等几个少数民族强行迁徙，使整个整个民族从其故乡集体驱逐到远方，这些民族的自治共和国建制也被取消。
第五，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在处理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方面的错误。报告说，战后苏南两国发生纠纷，最后导致决裂，斯大林在这方面“扮演了可耻的角色”，并说斯大林曾声称“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
第六，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中的错误。报告说，斯大林对农村情况根本不了解，几十年不访问农村，“只是从电影上看农村和农业”，还反对提高畜产品的收购价格，主张增加农业税的数额，从而造成苏联农业的困难和落后。
第七，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违背集体领导原则，实行个人专断。报告说：斯大林没有按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十八大和十九大之间“相隔了15年”；党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也很少召开，整个卫国战争期间没有开过一次中央全会；斯大林晚年不仅不开中央全会，连政治局会议“也只是偶尔开过几次”，等等。
客观地讲，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确实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有些错误的确是骇人听闻和前所未闻的。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这些错误，对于吸取教训、纠正错误、改进今后的工作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同时也应肯定，赫鲁晓夫在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时候，并没有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没有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历次党内斗争的评价方面，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实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方面，甚至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方面，赫鲁晓夫同斯大林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这些基本问题上，赫鲁晓夫的观点同后来戈尔巴乔夫等人的观点有根本的区别。
但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包含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秘密报告”这种方式本身就有严重错误。本来，揭露和批判斯大林这样的大事，党内应该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领导层先要集体商讨，统一意见，作出一致决定，报告的文本也应仔细研究，反复推敲。但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却是在领导层意见很不一致、党内外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抛出来的，报告文本也是在党代表大会的进行过程中草草写成的，未经党中央主席团审查，其中还夹杂了许多赫鲁晓夫个人的即兴发挥，因此可以说是一种突然袭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非深思熟虑和理智分析的结果，而是感情激动的控诉，带有心血来潮的因素。赫鲁晓夫的态度也很不慎重，十分轻率，根本不考虑影响和后果，只图一时痛快。
从当时的情况看，赫鲁晓夫之所以要作这个“秘密报告”，其中显然包含权力斗争的因素。例如，他在批判斯大林的时候，多次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同斯大林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他在谈到哈尔科夫战役问题时，就说斯大林的错误命令是由马林科夫在电话中下达的。他在谈到30年代的“大清洗”时，就说斯大林指派叶若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和敦促加紧清洗的电报，是打给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的。赫鲁晓夫大谈贝利亚和“列宁格勒案件”，实际上也是间接攻击马林科夫，因为当时苏共党内许多人已经得到消息，知道马林科夫同贝利亚有牵连，对“列宁格勒案件”负有责任。再联系到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不指名地批判莫洛托夫，说“个别工作人员在言论中竟错误地认为，似乎我们直到现在仅仅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等等， [83] 赫鲁晓夫利用苏共二十大和批判个人迷信来进行权力斗争的意图就更加清楚了。
第二，“秘密报告”的许多内容严重失实。赫鲁晓夫所批判的斯大林的错误，有些确是事实，但有些则是过分夸大，甚至是随意捏造，根本不符合事实真相。这里仅举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关于基洛夫事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说：基洛夫事件“是一件非常令人怀疑的事件”，其中“隐藏着许多无法说明、无法理解的地方”；凶手可能得到警卫的“协助”，基洛夫的保卫人员在被带去询问的途中突然“死于汽车事故”，而同车人无一伤亡，列宁格勒的内务干部随后又被“全部枪毙”，大概是为了“消灭人证”等等。明眼人可以清楚地看出，赫鲁晓夫显然是暗示斯大林在幕后策划杀害了基洛夫。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根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怀疑斯大林。有材料说，苏共中央为搞清“基洛夫案件”曾在1956年成立一个委员会，其中有莫洛托夫、苏斯洛夫、卡冈诺维奇、福尔采娃等12个人参加，他们看了许多文件，研究了“得到的和可能读到的全部材料”，但“没有找到任何对斯大林不利的材料”。“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与杀害基洛夫案件无关。但赫鲁晓夫不让公布这个结论，因为这个结论对他不利。” [84]
第二件事是关于哈尔科夫战役。这个战役发生在1942年。有关材料说，赫鲁晓夫当时作为西南方面军的军事委员参与制定了这个战役的计划。由于计划和指挥的失误，苏联红军落入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包围，损失了几十万人。据德方宣布，仅俘虏就有20万人。为此，赫鲁晓夫被从前线召回莫斯科进行审查。斯大林告诉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沙皇的军队在东普鲁士陷入包围，遭到失败，指挥军队的将军后来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被处绞刑。赫鲁晓夫因此特别害怕，担心自己会受到严肃的处理。但不久斯大林又让赫鲁晓夫上了前线。这本来是赫鲁晓夫历史上的一大错误，可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却说，他早就建议停止这次战役的作战行动，曾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不接，却让马林科夫在电话中告诉自己“一切按原计划执行”，结果使战役遭到失败。这样，赫鲁晓夫就推卸了自己的责任，把错误归之于斯大林。事情的真相如何呢？据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说：发动这次战役的确是斯大林的主意，朱可夫曾表示反对，赫鲁晓夫则竭力支持；赫鲁晓夫并未在灾难发生之前试图取消这场进攻；斯大林之所以没有取消哈尔科夫战役，仅仅是因为前线司令部自己低估了情况的危险性并认为可以继续进攻。 [85] 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则说：由于当时的电话谈话没有留下记录，因此今天很难弄清真相。 [86] 可见，赫鲁晓夫在哈尔科夫战役问题上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四 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错误的积极意义
个人迷信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剥削制度的产物，是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应该说，个人迷信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下简称“国际共运”）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所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表现了极大的勇气。这种勇气，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应当肯定，这是一场重大的斗争，对苏联国内政局、世界形势和国际共运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一点，人们不应否认，也不能低估。如果苏联当时不批判个人迷信，让个人迷信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其后果将会更加严重。
关于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错误的积极意义，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说得非常清楚并作了充分肯定。文章说：“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苏共二十大“展开的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障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苏共二十大对坚持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迷信“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也肯定了苏共对个人迷信的批判，还说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
苏联当时批判个人迷信的积极意义，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批判个人迷信起了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个人迷信的严重危害之一，就是强化教条主义，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长期以来，斯大林的思想和言论被绝对化和神圣化了，以致被看作是“绝对真理”，不容置疑。斯大林的一切结论都被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苏联的理论研究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学术著作往往只是大量引证斯大林的言论，或论证斯大林所作出的结论。人们普遍认为，凡是斯大林提出和肯定的理论和政策，都是正确的，凡是斯大林反对和否定的观点和措施，都是错误的。而批判个人迷信，则打破了这种神化主义和“凡是”主义，揭开了盖子，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这是一种伟大的解放。从此以后，人们敢于讲话了，敢于独立思考了，思想不那么僵化了。斯大林的许多理论观点以及某些政策，不再被人们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而被放到历史的实践中加以检验。事实证明，批判个人迷信有助于苏联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发挥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改变思想僵化的状态，活跃理论的研究和探讨，显示创新精神和解放思想。这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为苏联后来调整和变革传统体制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二，批判个人迷信促进了苏联内外政策的调整和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主义社会是需要不断进行改革的。恩格斯早就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87] 人们看到，苏联内外政策的调整和政治经济体制的某些变革，正是随着批判个人迷信的逐步开展而不断进行的。批判个人迷信开展得越深入，调整和变革也进行得越广泛。例如，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批判个人迷信之后，苏联便在政治、经济以及对外关系方面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其中包括：加强集体领导，定期召开党中央全会和主席团（政治局）会议；改组内务机关，为大批冤假错案和无辜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平反和恢复名誉，健全法制；扩大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权限，提出加速发展消费品工业的方针；强调物质利益，改变农业计划体制；调整对外政策，改善苏南关系；等等。如果没有七月全会对个人迷信的批判，以上种种变化是不可能发生的。又如，在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个人迷信之后，调整和变革便更加全面地展开了。其中包括：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建立干部更新制度；加强人民监督；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撤销机器拖拉机站；开展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改革司法制度；实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等等。尽管这些调整和变革也有不成功和错误的东西，但批判个人迷信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即使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这种积极作用也继续存在。
这里特别要谈谈平反和恢复名誉的问题。在斯大林时期，个人迷信所导致的最严重错误之一，就是破坏法制，搞大规模镇压，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使大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遭受迫害。当时，这种镇压的规模和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受害者的人数有各种不同的统计和说法。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1990年公布的材料：1930—1953年因反革命国家罪被判罪的有3378234人，其中被处决的有786098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消灭富农”运动中的受害者。 [88] 又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1991年宣布：在1920—1953年期间，苏联约有420万人受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被镇压的。 [89] 赫鲁晓夫在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同时，对这些受害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和恢复名誉。这对纠正过去的错误、恢复和加强法制、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也许是赫鲁晓夫时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第三，批判个人迷信推动了国际共运的发展。赫鲁晓夫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形成了一次强大的冲击波，为国际资产阶级提供了反共炮弹，给各国共产党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国际共运内部出现了思想混乱和动荡。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使国际共运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众所周知，战后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共运，已经发生许多重大变化。斯大林关于国际共运的那一套理论和政策，“情报局”那种干涉或指挥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做法，早已不适合新的发展形势。可以说，个人迷信的流行已严重影响并束缚了国际共运的发展。但是，“盖子”主要应由苏共自己来揭，斯大林的错误主要应由苏共自己来批判。在这方面，苏共领导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正是苏联批判了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错误，便使人们打开了眼界，开始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利弊得失重新进行思考。人们认识到：苏联模式并非惟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每个党都应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社会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国际共运不应当服从一个中心的指挥，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之间应当是平等和互利合作的关系；国际共运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只能通过各国共产党共同讨论和协商的办法来加以解决，只能通过历史的实践来加以检验。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就在苏共二十大后不久，“情报局”在1956年4月18日正式宣布解散，这对国际共运的新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总之，从国际共运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苏联批判个人迷信所起的主要作用是积极的，它客观上推动了各社会主义国家走上探索和改革的道路，实际上开辟了国际共运发展的新阶段。
五 赫鲁晓夫在批判个人迷信方面的错误
苏共领导批判个人迷信虽然具有积极意义，但在批判的过程中却犯有重大错误，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些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斯大林缺乏全面和公正的评价，没有确立斯大林应有的历史地位。斯大林是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近30年之久，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斯大林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斯大林的一生来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错误。所以，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并确立斯大林应有的历史地位。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批判，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功绩。对斯大林的一生，应作全面的、公正的评价。即使对于斯大林的错误，也应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放在客观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采取的正确态度。
但是，赫鲁晓夫不是这样。他对斯大林不是进行公正的、全面的、历史的评价，而是不分是非，一味谴责。他不是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他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进行人身攻击，肆意辱骂，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甚至把任意编造的所谓错误硬栽在斯大林身上。他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只是从电影上来研究国内情况和农业”，“按照地球仪计划战役”，并把斯大林时期说成是一个阴森恐怖的“个人迷信时期”。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错误说过了头，同时又拒绝肯定斯大林的基本成绩，这实际上是给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抹黑，为否定社会主义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思潮打开了闸门和这一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应当看到，赫鲁晓夫过分夸大斯大林的错误对苏联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非常大的。后来对苏联的垮台负有重大责任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一大批“掘墓人”，就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大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政治生涯也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例如戈尔巴乔夫，他在30岁时就已经是苏共二十二大的代表，举手赞成过苏共二十二大的决议。
第二，拒绝承担责任，不作自我批评。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期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长期深得斯大林的信任，积极推行斯大林的路线和政策。无论是斯大林时期的成绩，还是错误，赫鲁晓夫照理都有自己的一份，都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赫鲁晓夫却把一切错误推给斯大林，而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完全不作自我批评。
其实，赫鲁晓夫过去就曾鼓吹“天才论”，百般颂扬斯大林，特别起劲地推动个人迷信的发展。30年代初，“领袖”的称呼在苏联还不普遍，而赫鲁晓夫却在1932年6月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上把斯大林称为“党的领袖”， [90] 随后又称之为“伟大领袖”。可以说，称斯大林为“天才”者，赫鲁晓夫是最早、最积极的人物之一。在1934年的联共（布）十七大上，只有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称作“天才的领袖”。 [91] 也正是赫鲁晓夫，在1936年12月全苏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坚持主张把1936年的苏联宪法称为“斯大林宪法”，说这部“宪法从头至尾都是斯大林同志亲手写的”，“现在领导我们党的是天才的斯大林”。 [92] 1937年1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红场一次有2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最能说明问题。他在讲话中谴责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人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也就是攻击人类所拥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因为斯大林就是希望，就是期待，就是全体进步人类的灯塔。斯大林是我们的旗帜！斯大林是我们的意志！斯大林是我们的胜利！” [93] 后来，赫鲁晓夫的调门又不断提高，进一步称斯大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在联共（布）十八大上）， [94] “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人物”（1939年12月斯大林60寿辰时）， [95] “伟大的领袖和统帅”（1944年10月）， [96] 乃至称斯大林为“自己生身的父亲”。由此可见，在鼓吹个人迷信和颂扬斯大林方面，赫鲁晓夫的调门最高；用词最肉麻，他几乎用尽了人间一切最美好的词汇。然而，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而且根本不做任何自我批评。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 [97] 1957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苏共‘二十大’以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 [98] 这个分析是很深刻的。
赫鲁晓夫也曾积极推行斯大林的肃反政策，在莫斯科和乌克兰实行“大清洗”，冤枉了大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例如1937年6月6日，他在莫斯科州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党一定毫不容情地粉碎叛徒匪帮，把整个托洛茨基——右派集团从地面上消除掉。……我们将一个也不留地全部消灭敌人，要焚尸扬灰。” [99] 1938年1月赫鲁晓夫到乌克兰担任领导工作后，对乌克兰的大规模镇压也负有重大责任。有材料说，1937年6月3日乌克兰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66人，到1938年6月19日乌共十四大（即赫鲁晓夫上任五个月）时，只有三人继续当选，其余大部分人都被清洗或处决了。正如1938年5月26日赫鲁晓夫在基辅市选民大会上所说：“今年是一个粉碎工人阶级敌人的特别年”，苏联人民为在斯大林和叶若夫领导下铲除“托洛茨基—布哈林败类而欢呼”。 [100] 关于这个问题，莫洛托夫有一个说法值得注意。有人在一次谈话中说：“有许多文件记载，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千上万名共产党员被屠杀了。在莫斯科委员会和乌克兰他都给斯大林开过名单。”莫洛托夫立即回答说：“当然，毫无疑问。否则，他就不会被提拔了。” [101] 然而，赫鲁晓夫在这些问题上从来不作自我批评。他的理由是：自己受了骗。赫鲁晓夫在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在同卡冈诺维奇辩论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投过许多次票，而且，比如说，把亚基尔斥为叛徒。我相信了，因为我认为你们查清了他是敌人，可是你们欺骗了我们的信任。” [102]
赫鲁晓夫对于自己的错误，不但不做自我批评，而且极力推卸责任，甚至给自己涂脂抹粉，暗示自己抵制了斯大林的错误。有材料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在一次大会上接到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你们身为政治局委员，怎么能容忍国内出现如此严重的罪行呢？”赫鲁晓夫大声念了字条，问：“谁写的，站起来！”当会场上无人敢站起来时，他说：“写这张字条的人害怕了。我们当时也是全都害怕同斯大林作对。” [103] 这个回答一方面说明，赫鲁晓夫当时不是不知道大规模镇压的错误，而是没有勇气起来反对这个错误；另一方面也说明，赫鲁晓夫拒绝承担自己的责任。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的决议，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个决议一方面说：要反对斯大林，“在当时已经形成的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可能的”，“这里的问题完全不在于个人勇气不够”；另一方面又说：在斯大林犯错误时，中央委员会内有着一个“已经形成的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他们抵制了斯大林的错误，限制了斯大林的错误。其实，这完全是骗人的谎言，根本无法自圆其说，是企图给自己脸上贴金，也是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反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又搞自己的个人迷信。赫鲁晓夫一方面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另一方面却竭力培植对自己的个人迷信。当时的苏联，一方面把斯大林踩在脚下，另一方面又把赫鲁晓夫捧到天上。特别是在赫鲁晓夫的后期，无原则的吹捧和个人迷信现象已经司空见惯，甚嚣尘上。例如，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国内战争时期只是红军的低级政工人员，竟被吹捧为苏联“红军的缔造者”。 [104] 卫国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又被归功于他，赫鲁晓夫被说成是“斯大林格勒人的灵魂”，说什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十分经常地听到赫鲁晓夫的声音”。 [105] 苏联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的成绩，也被归功于他，赫鲁晓夫被说成是“宇宙之父”。 [106] 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依，竟还在苏共二十二大的发言中肉麻地吹捧赫鲁晓夫，把赫鲁晓夫1961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敲皮鞋的不文明行为，说成是“表现了外交的灵活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关于这个问题，苏斯洛夫在1964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赫鲁晓夫“肆无忌惮地鼓动对他个人的吹捧。他逐渐地越来越强烈地期望能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和照片。于是，那些对他阿谀奉承之辈就全力以赴做到每天不是发表他的冗长讲话，就是大量刊登有关他的新闻图片”；赫鲁晓夫“这些不当行为，只能说明他竭力在搞对他的个人迷信”。 [107]
第四，没有抓住要害，把个人迷信同政治体制的弊病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实际上，赫鲁晓夫批判个人迷信并没有批到点子上。他没有能科学地回答产生个人迷信的根源问题，只把问题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1957年8月，赫鲁晓夫在接见文艺界人士时说：斯大林的错误，“在许多方面是他的个性，他的性格中的重大缺点所造成的”。 [108] 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当然，个人品质在一定条件下会起某种作用，但过分强调个人作用，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的实质。
其实，个人迷信固然同领导人的思想作风和个人品质有关，但政治体制，首先是党政领导体制方面的问题更为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苏联的问题在于，由于长期实行过分的集权体制，使权力高度集中在个人手里，以致在体制上为个人迷信的盛行创造了条件。因此，撇开党政领导体制的改革，便不可能找到防止个人迷信重演的正确道路。赫鲁晓夫后期以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之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又反复重演了相当程度的个人迷信，其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