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解冻”思潮和自由化思想的泛滥
在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过程中，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是文艺界出现了“解冻”思潮和自由化的浪潮。对于“解冻”思潮，苏共领导总的来说是积极支持的，但其态度前后并不一贯，其政策也左右摇摆，时而放宽，时而收紧，“放”和“收”交替出现。赫鲁晓夫起先采取“放”的政策，积极支持“解冻”和自由化思潮，后来又企图“刹车”，但效果并不明显，而且为时已晚。从整个赫鲁晓夫时期来看，“解冻”思潮有一个两起两落的过程。客观地说，赫鲁晓夫在文化思想领域的调整和改革既有成绩，也有错误，它既对苏联社会的进步起了积极作用，又为社会主义的发展留下严重的后患。
一 “解冻”思潮的两起两落
“解冻”思潮的兴起（1953—1956年） “解冻”思潮的兴起，首先是从文艺领域开始的。1954年5月，著名作家爱伦堡在《旗帜》杂志发表名为《解冻》的中篇小说（这是第一部，第二部在1956年才发表）。这部小说一反过去那种文艺作品主要歌颂正面人物、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的传统，书中没有一个英雄模范人物，描写的事件又大都是社会的阴暗面。这部小说以冰河“解冻”来隐喻斯大林时代的结束。这部艺术水平并不算高的作品发表后，在文艺界和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一些人认为它是“诽谤性”的作品，“歪曲了生活的真实”；另一些人则对它评价很高。赫鲁晓夫后来说：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创造了一个用来描绘斯大林死后时期的流行名词”。 [139] 自此以后，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文艺作品纷纷出笼，并形成一股潮流，被称之为“解冻文学”。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十年间，“解冻文学”实际上成了苏联文学发展的主流。
应当指出，“解冻”思潮是时代的产物，是在苏联社会大动荡和大转变的情况下出现的，而且实际上是在苏共领导的号召和支持下出现的。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等人出于批判个人迷信、揭露存在问题的需要，多次强调文艺要“积极干预生活”，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当年11月19日到12月2日，苏共中央召开各共和国和地方报刊主编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报纸应该尽量尖锐地发掘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暴露缺陷。”1954年12月，苏共中央在给全苏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贺词”中，虽然同时批评“粉饰现实”和“歪曲、诽谤”苏联社会这样两种倾向，但重点是要求作家“深入研究现实”，“发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积极干预生活”。1955年5月，苏联国防部总政治部副主任沙季洛夫在全军军事文学会议上提出，要描写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他公开指责现有的文学作品把卫国战争初期“理想化了”，是“歪曲历史”。 [140] 正是在赫鲁晓夫等人的一再动员和号召之下，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便纷纷涌现出来，爱伦堡的小说《解冻》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作。
实际上，“解冻”思潮的出现比爱伦堡小说的发表还要早一些。1953年7月20日和23日，《真理报》发表奥维奇金的特写《在前方》，这部作品后来被认为是苏联文学中描写农村“阴暗面”的创始者。同年10月，《旗帜》杂志发表爱伦堡在1948年写成的《谈谈作家的工作》一文，鼓吹作家要写日常生活琐事，写“阴暗面”，随后，《新世界》杂志第11、12期发表潘诺娃的长篇小说《一年四季》，这部小说后来被一些人说成是“诽谤现实”的作品。该杂志第12期还发表波麦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一文，批判苏联文学中“粉饰现实”的种种积习和手法，呼吁作家要拿出“真诚”和“良心”，描写“生活的真实”。该文同时指出：多年来的文学“凭空杜撰永庆升平的景象”，“为树立个人迷信的形象而美化和粉饰社会生活，制造表面繁荣”。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掀起了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第一次高潮。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在谈到文艺问题的时候，指责文艺“落后于生活，落后于苏维埃现实”，批评文艺界“容忍那些枯燥乏味、粗制滥造的作品”。 [141] 赫鲁晓夫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求文艺界跟上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步伐。于是，“解冻”思潮在二十大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年的10月，《新世界》杂志发表杜金采夫描写官僚主义压制创造发明的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包》，引起强烈的反响和重大的争论。同年同月，《哲学问题》杂志第5期发表纳扎洛夫和格里德涅娃的文章，指责1936年以来没有“创作自由”，提出文艺领域应“放弃自上而下的直接的和经常的领导”，而实行“广泛的自治权”。 [142] 这一年，还发表了一连串尖锐的反官僚主义题材的小说，例如阿·雅申的《杠杆》、月·格拉宁的《个人意见》、弗·田德里亚科夫的《死结》等等。1957年1月1日，《真理报》发表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描写卫国战争“阴暗面”的《一个人的遭遇》。这部小说着意描写战争给人带来的痛苦，以及一个人遭受非人的肉体和心灵折磨后产生的创伤。这部小说后来被赫鲁晓夫赞扬为“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除此之外，一些30年代被镇压的作家的作品也公开发表了。
苏共领导开始加强控制（1957年） “解冻”思潮的发展，导致文艺界出现思想混乱和复杂局面，从而引起苏共领导的忧虑和不安。当时的背景是，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赫鲁晓夫在党内外受到批评，处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苏共领导决定加强对文艺界的控制。于是，从1957年初便开始批判错误倾向，强调党对文艺的领导。《共产党人》杂志、《真理报》和《文学报》等中央报刊不断发表文章，批判文艺界的“不健康倾向”。例如，《共产党人》杂志1957年第1期发表社论说：有些人“旨在使文学摆脱党的监督”，因此要“坚决反击想使文学脱离总路线的任何企图”，要“坚决反击所有想利用我们的困难来危害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同年5月召开的全苏作家协会理事会第三次全会，也体现了加强控制的精神。在作协理事会书记处的报告中，特别强调“党的领导”和“批判”错误倾向，并点名批判了许多作品及其作者，尤其谴责了西蒙诺夫等人“要求重新审查党在1946—1948年期间通过的关于思想问题的决议”。 [143]
接着，苏共中央于1957年5月13日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作家的会见，5月19日又举行同作家、美术家、雕刻家和作曲家的会见，7月则由赫鲁晓夫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讲话，这些讲话随后于8月28日以《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联系》为题在《真理报》上公开发表。在这些会见和讲话中，赫鲁晓夫严厉批评了文艺界的“不健康倾向”，要求文艺工作者做党的“忠实助手”，去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现实”，揭示苏联人民“伟大的改造活动”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批评某些作家“片面地和不正确地理解党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评的实质”，指责许多作家“丧失立场，离开了正确的道路”，把文学艺术的使命看作“只是寻找缺点，主要谈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和阴暗面”，并指名批评一些作家、杂志和作品。例如，他批评了杜金采夫和他的《不单单是为了面包》，说他“企图歪曲现实和颠倒黑白”，从“不怀好意的立场作了歪曲的叙述”；还批评了特瓦尔多夫斯基和他主编的《新世界》杂志、《莫斯科文学》丛刊及其编委会以及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等等。赫鲁晓夫甚至威胁说：“不接受党的观点和党的政治路线，就休想同人民一道前进。” [144]
不仅如此，苏共领导还采取行政手段来遏制“解冻”思潮的发展。1957年9月，苏共中央作出《关于〈星火〉杂志内容的严重缺点》的决议，指责该杂志过多地刊登“游记与国外旅行特写”和“没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批评该杂志主编“犯有严重的错误”。
“解冻”思潮的再度兴起（1958—1962年） 在文艺界搞了一阵批判之后，从1958年年初起，苏共领导开始改变态度，实行“放”的方针。当时的背景是，国际上的“波匈事件”已经平息，赫鲁晓夫在国内同“反党集团”的斗争已取得胜利，因而对继续推行二十大的路线充满信心。1958年2月8日，赫鲁晓夫在招待知识分子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夸奖文艺界“表现了思想上的高度成熟性”，希望作家和艺术工作者“在创作上更为勇敢，更注意对生活、对人进行观察”，“下更大的决心来面向现代生活”，“抓住现时代的重大主题”。他在讲话中赞扬了许多作家的新作品，尤其夸奖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说它“叙述一个坚强的苏维埃人的经历”；还夸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新作《山外青山天外天》，说自己“喜欢”这个“长诗中的几章”。 [145] 由于受到赫鲁晓夫的赞扬，这两部作品后来便获得1960年度的“列宁文艺奖”。
1958年5月28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纠正对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月·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评价中的错误》的决议，对联共（布）中央1948年的有关决议作了修正。决议批评斯大林当年对某些艺术作品和创作采取了“主观主义态度”，并说：把肖斯塔科维奇等一批“天才的作曲家”说成是音乐中形式主义的反人民倾向的代表，是“个人迷信时期突出的缺点的表现”。随后，肖斯塔科维奇等人被恢复了名誉，肖本人还在1960年9月14日被吸收加入苏共。
1960年7月16日，苏共领导人接见知识界代表。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说：苏共中央和知识界现在“对目标和任务的理解”已经“有着完全的一致”；党的文艺政策是“创作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文学家和艺术家“不是根据命令，而是根据自己的信仰”来创作。
在赫鲁晓夫等人的鼓励下，特别是在苏共二十二大进一步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形势促进下，“解冻”思潮也再度兴起，并涌现出一大批描写社会“阴暗面”的作品。1961年4月，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集（1909—1960）》出版了。在该书的后记中，全苏作家协会领导人苏尔科夫赞扬这位女诗人“在现代苏联诗歌中占有特殊的地位”。1962年10月叶甫图申科在《真理报》发表长诗《斯大林的继承者们》，诗中告诫人们要提防斯大林主义的复活，并说：“只要斯大林的继承者还留在地球上，我就觉得斯大林仍在陵墓中兴风作浪。”
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解冻”思潮突出的表现是一系列以斯大林时期劳动营、流放所和监狱为题材的作品纷纷出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部小说是由赫鲁晓夫亲自批准、1962年11月在《新世界》杂志公开发表的。小说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数万册杂志和小说的单行本很快销售一空，小说的内容成为街谈巷议的主题。塔斯社赞扬说，这部小说“在描写斯大林个人迷信专横行为”方面有“完满的艺术性和感染力”。《红星报》也赞扬说，这部小说有权同苏联最卓越的文学作品并列。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在同年12月的两次谈话中则说：这部小说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该书是“艺术性和政治性都很强的作品”。
当然，苏共领导这一时期对文艺界也并非完全放任自流。他们对那些过分出格的作品仍然采取压制的措施。一个典型的事件就是关于对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处理。该书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早年参加“未来派”，鼓吹“为艺术而艺术”，1948年曾受到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的批判。1954年4月，他在《旗帜》杂志发表《日瓦戈的诗》，受到一些批评。后来，他进一步写成小说《日瓦戈医生》，描述一个医生在苏维埃政权下受到迫害的悲惨遭遇。小说于1957年在意大利出版后，在西方引起了轰动。作者在1958年被授予诺贝尔奖。针对这种情况，苏联在1958年10把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还扬言要把他“驱逐出境”。在强大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在这一年的11月给赫鲁晓夫写信，“恳求不要对我采取这个极端的措施”，声明自愿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他还给《真理报》写信，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结果，他终于得到“宽恕”，未被“驱逐出境”。
苏共领导再次“刹车”（1962年12月至1963年） 文艺领域事态的发展，再次引起苏共领导的忧虑和不安。为了防止“解冻”思潮的进一步泛滥，赫鲁晓夫在“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和平共处”的口号下，再次采取压制手段，在文艺界开展批判运动。1962年12月1日，赫鲁晓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利用参观莫斯科美术展览和抽象派画展的机会，严厉批评了文艺界。赫鲁晓夫斥责美术展览的举办者“采取了自由主义”，被人“牵着鼻子走”。他抨击抽象派的画说：“这些人自称为艺术家而创作出这种‘图画’，你简直不懂得是用人的手画的，还是用驴尾巴画的！”赫鲁晓夫的批判，成了再度关紧“解冻”闸门的一个转折点。
随后，赫鲁晓夫等人在1962年12月17日会见文艺工作者。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发表了讲话，他批评抽象派绘画是“病态的矫揉造作”，是对西方“可怜的模仿”；他指责音乐界“醉心于各种外国爵士乐的怪叫”；还批评文学界“常常发表一些标新立异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某些作家“热心于在后院捡垃圾”。12月下旬，伊利切夫又在青年文艺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对一些作家模仿索尔仁尼琴表示不安。他在肯定《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书的前提下强调说：“劳动营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题材。谁对我们今天的责任心差，谁就会特别贪婪地去抢它。”他还批评叶夫图申科写了一些“迎合庸俗情绪的东西”。
1963年3月7—8日，赫鲁晓夫在同文艺工作者会见时发表讲话，表示要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和控制。他说：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迷信并不意味着“来一个放任自流的时期”，似乎“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自以为是”。他斥责有些作家“力图把一切事情都说成漆黑一团、用黑色颜料来描写”，说他们“是不正确的”，“是抹黑家”。他还批评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对个人迷信问题作了“错误的和片面的描绘”。
同年6月，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决议指责一些人在文艺中宣扬“非党性”和“绝对的创作自由”的口号。赫鲁晓夫在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和平共处”。他说：“谁要是想置身于党的政策之外，否认意识形态中的党性，那就等于组成一个非党人士的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对我们党。”他警告各个协会：“如果企图以自己的活动来反对党的政策，势必要和党、和人民发生冲突。”他还谴责“有些人号召只写反面的事物，寻找……现实中的一切肮脏东西”，说他们是“苏联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理人”。
在这种情况下，“解冻”思潮又开始收敛，并再次陷于低落。但是，这种思潮并没有消失，它只是由明而暗，变成一种潜流而已。同时，苏共领导对文艺界的控制也并非没有例外。一个典型事例，就是特瓦尔多夫斯基1963年8月在《消息报》发表长诗《焦尔金游地府》。原来，作者在1946年发表过关于焦尔金的叙事诗，该诗塑造了一个受人喜爱的苏联士兵的英雄形象。现在，作者又让焦尔金在长诗中重新出现，但他以讽刺的笔调，把斯大林时期比作“阴曹地府”。按照当时的形势，这部长诗本来是不合时宜的，它之所以能够发表，完全是最高领导人直接插手的结果。有材料说，是赫鲁晓夫的女婿、《消息报》的主编阿朱别依极力向赫鲁晓夫作了推荐，并为这部长诗写了序言，而赫鲁晓夫本人则听了作者自己的朗诵，并亲自批准了这部长诗的出版。于是，《文学报》9月12日发表文章说：“这部长诗是在党的二十大的气氛下诞生的，它充满了二十二大的蓬勃朝气”，它的发表“说明一切清规戒律已经在我国文学中遭到覆灭”。
二 “解冻”思潮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对于赫鲁晓夫时期出现的“解冻”思潮，应该作客观的、实事求是和一分为二的分析。
第一，“解冻”思潮对繁荣文艺创作有巨大的积极作用。应该说，“解冻”思潮是时代的产物，它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要求改革过去的文化思想政策的愿望。众所周知，在斯大林时期，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苏联形成一种僵化的文化体制，不但理论思想方面的教条主义盛行，而且整个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也出现严重的问题。在长时期内，知识分子缺乏起码的创作和学术自由，行政控制过于严格。一部电影、一个剧本、一篇小说、一本教科书，往往都要由党中央乃至政治局来干预或审定，并为此作出专门决议。党中央甚至出面干预某些自然科学，支持一个学派，否定另一学派。对理论家、文学家、音乐家、剧作家，动辄进行大批判，无限上纲，把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原则问题，从而挫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造成极其不良的消极后果。
赫鲁晓夫上台后，在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同时，调整了文化政策，纠正了过去联共（布）中央决议的错误，并为理论界和文艺界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和恢复名誉。与此同时，苏共领导还改变作风，开始同知识分子沟通对话，同文艺界的代表直接会面，一方面发表重要的政策性讲话，使知识分子了解党的政策，纠正某些不健康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进行说服工作。
苏共领导的这些做法，为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创造了宽松的政治气候，解除了他们的束缚，解放了他们的思想，并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出现了“解冻”思潮，文艺领域形成一种繁荣、活跃的局面。各种新的文艺刊物，如《涅瓦》、《青春》、《外国文学》、《莫斯科文学》、《文学问题》、《青年近卫军》、《俄罗斯文学》、《戏剧生活》、《苏联电影》等纷纷创办，年轻一代的作家和艺术家逐步成长起来，老的作家和艺术家也焕发了青春，各种题材、各种风格和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也大量涌现出来。总之，苏联文艺界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繁荣局面。这种繁荣局面的出现，同“解冻”思潮是密不可分的，否认“解冻”思潮的巨大积极作用显然是错误的。
第二，“解冻”思潮对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在肯定“解冻”思潮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它的消极影响。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度”，“解冻”问题也是一样。这里的问题主要是，党的领导应当掌握分寸，善于疏导，使“解冻”能够“适度”。但是，赫鲁晓夫在处理“解冻”问题时，武断而粗暴，忽左又忽右，“放”时冒险，大开闸门，“收”时轻率，紧急制动，从而导致许多失误。特别是，赫鲁晓夫在这方面也像他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一样，没有深思熟虑，没有进行全面分析，对过去否定过多，以致引起一部分人对苏共和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危机，从而对苏联社会造成严重的消极后果。
当时，在“解冻”思潮的影响下，各种政治立场、各种文艺流派和各种创作风格的作品纷纷出笼，它们相互竞争，展开激烈的斗争。于是出现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特别是有些人产生了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自由化思想，他们的作品则成了严重出格的毒草，对人民群众和社会起一种毒化的作用。而且，这种自由化思潮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下，来势汹汹，不断升温，几乎要压倒一切，危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
这种情况，连本来支持“解冻”思潮的赫鲁晓夫等人也为之吃惊。因此，赫鲁晓夫不得不两次收紧“解冻”思潮的闸门，在文艺界开展批判“不健康倾向”的运动。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赞同解冻的，但……我们有点慌张——确实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们社会的所有堤坝的浪潮。” [146]
尽管赫鲁晓夫等人后来采取“刹车”的措施，发动对错误倾向的批判运动，但效果并不理想，而且为时已晚。综观赫鲁晓夫执政的十年，“解冻”是为主的，“放”的时间很长，而“刹车”是为辅的，两次“收”的时间总共只有两年多一点时间。所以，“解冻”思潮和意识形态自由化的浪潮虽然暂时受到了抑制，但它并未消失，只是有所收敛而已。一有机会，自由化的思潮便又会复活起来。可以说，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苏联的知识界和社会上已渐渐出现一种否定苏共和否定社会主义的无形力量，这种力量当时虽然还很弱小，但它却在不断增长和发展。当时的这种力量，可以说就是后来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先驱，也可以说就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形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强大势力的一个历史源头。
第三，赫鲁晓夫等人仍保留不少传统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从前述情况可以看出，“解冻”思潮的兴起和曲折发展，基本上都是由苏共领导特别是赫鲁晓夫等人从上面发动和操纵的。推动“解冻”思潮兴起和再度兴起的是赫鲁晓夫，决定“刹车”并加强控制的也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虽然在文化政策方面做了某些调整，在对待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态度和工作方法方面有所改进，但他对传统的理论、传统的体制、传统的工作方法依然恋恋不舍，而且运用得十分自如。
例如，苏联的传统理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特别是否认人民内部存在矛盾，而当这种矛盾在文艺界产生和表现出来以后，苏共领导便大惊小怪，惊恐万状，把文艺思想问题上纲为政治原则问题，甚至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不同流派、不同认识、不同风格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时期表现得特别严重，而在赫鲁晓夫时期也依然存在。从赫鲁晓夫的思想认识来说，他根本不允许而且不承认苏联的文学艺术存在不同的流派。1957年11月14日，赫鲁晓夫在答美国记者夏皮罗时就说：“在我国的文学中，在我国的艺术中，除了苏维埃派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派别。” [147]
又如，苏联的传统体制（包括文化体制在内）具有高度集权的特点，惯于通过行政命令手段来解决文化领域的问题，甚至经常用党中央决议或最高领导人表态裁决的方式来处理文化领域的具体问题。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时期表现得特别严重，而在赫鲁晓夫时期也依然存在。1957年9月苏共中央就《星火》杂志作出的决议，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对这些问题，赫鲁晓夫在下台后多少有点觉悟，他说，“同搞创作的人打交道，行政措施总是最有害和最落后的”；“应该让读者有机会作出他们自己的评价，而不应该采取行政措施和警察手段”。 [148]
再如，从工作作风来说，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是很出名的。他的这种作风，在文艺领域的工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其实，赫鲁晓夫对文化艺术并不是内行，但他却经常发表讲话，未经认真思考和研究就对文艺界的一些具体问题表态，并作出裁决，甚至对许多文艺作品及其作者作出这样那样的评价，而且这些评价往往还出尔反尔，前后矛盾。一些重大决策，也常常撇开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不经过苏共领导的集体研究，而由赫鲁晓夫一个人说了算。关于批准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特瓦多尔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的决定，就是由赫鲁晓夫凭个人的印象和好恶作出的。在这方面，赫鲁晓夫可以说表现得比斯大林更为严重，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个人专断，凭领导人个人印象来决定文艺界具体问题和单个作品的是非，是苏联长期以来的一种传统习惯。这种传统习惯当然是很不好的，它体现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赫鲁晓夫等人不懂得，社会主义社会的文艺界存在“真善美”和“假恶丑”、存在“香花”和“毒草”是一种正常现象。他们也不懂得，如何识别、如何对待和如何处理那些“假恶丑”和“毒草”的问题，主要应当通过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对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加强思想教育并提高他们的认识、完善立法并依法治理等办法来加以解决。